漢武帝時期，可以說是整個大漢王朝四百多年裡，最為繁榮昌盛的一個時期！而漢武帝的文治武功，也是得到了後代史學家的承認。漢武帝時期，漢朝的版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大，那麼，漢武帝時期，文學為何出現了極盛的局面？主要有下面幾個原因：

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學說得到了大力發展，漢武帝這一舉措，為漢朝的文學極盛，打下了深厚的基礎。為了扶持儒家學說，漢武帝將諸子百家的其他學說，全部取締。並以《詩》、《書》、《禮》、《易》、《春秋》，作為儒家文學的典範。設立了“五經博士”，地位崇高，甚至可以參議政事。儒家學說得到漢武帝的扶持，並對儒家學說集大成者，給予豐厚的待遇。

二、建立太學：

漢武帝在京師建立了太學，由博士作為太學的老師，而最開始能夠入太學的學子，只有50名。朝廷入太學的學子要求極高，品貌雙全，對於年齡，也有嚴格的要求。太學建立之後，得到了蓬勃發展。為了實現“挑選優秀的人才”的目的，在地方施行郡縣察舉，以郡縣為範圍，進行推薦優異的學子，經過朝廷的考量，得以進入太學學習。郡縣察舉的考生，來自五湖四海，這就為文化傳播，起到了很大的推進作用。很多偏僻的小地方，只要學子足夠優秀，都能夠有機會進入太學，甚至成為天子門生。這一時期，文學極盛，也是學子們爭相學習的原因。太學對於文學的傳播，起到巨大作用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太學學子從最初的的50名，到末期足足有3萬名學子。

三、漢武帝本身對於文學的喜愛，促進了辭賦文學的發展

漢武帝時期文學極盛，一大部分體現在對於儒家學說的傳播，另一部分，就體現在對於“賦”的發展之上。賦本身並非是漢朝創造，卻在漢朝興盛，從“漢賦”這個詞語的產生，就能感受到，在漢朝時期“賦”文學的發展，得到了極大的推崇。“賦”文學輾轉流傳了幾千年，在漢武帝時期到達了歷史的高潮，漢武帝本人就曾寫下過《李夫人賦》、《秋風辭》等經典的漢賦。傳唱至今，仍有其巨大的文學價值。

漢武帝時期，政通人和，百廢待興，儒家思想的大一統，更加激發起大家建功立業的情緒氛圍，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寫照，所以，相對發達。

漢武帝時期出現了兩個方面

1.在文化上，重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此影響了整個中國的文化走向，儒學成為了中國正統學派，對華人民民族性格、道德觀念有著重大影響，華人民在思想有了同一歸宿。

2.在武學上，非抗擊匈奴莫屬，確立了中國寬闊的疆域，確定新疆為我中華領土，增強了中國多民族建設，促進了民族融合。

文化極盛主要三個原因

1.社會富厚有餘欲以求智識之增進。

2.君主之好尚，中央之崇尚，候國之倡導（如楚之詩，梁之辭賦，淮南之鼓吹老莊，河間四王之鼓吹儒教等）。

3.鄉學之發達，自孔子講學泗水，學者相承，教育之 權，禪於草野。漢初，田何、伏生、申公、轅固等，各以其學教授生徒甚眾。

蝶戀花·葉落西風秋已暮

葉落西風秋已暮，

白水寒光，草樹多幽獨。

露冷禿枝無著處，

哀哀啼亂徵鴻去。

欲向東籬憐瘦菊，

堆積黃花，不見當時路。

滿腹別情誰與訴？

憑欄隻影張慌顧。

漢武帝時代，是漢朝的極盛時代，也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繁榮時代。其時文士輩出，佳作迭見。千百年後，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盛開的文學之花卻從未凋零。那些動人心魄的篇章，是真正傳諸久遠的歷史主演。

漢武帝劉徹，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也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位時才16歲，到公元前87年他逝世為止，總共做了54年皇帝，佔了整個西漢王朝四分之一的時間。

漢武帝在位期間，西漢的社會經濟在文景之治的基礎之上繼續發展，國力更加強盛，達到了鼎盛時期。漢武帝所實行的許多政策和措施，對於以後歷史的發展都有很大的影響。

漢武帝為了加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採納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鞏固了國家的統一和中央集權，對後來的歷史產生了長久的影響。

自藩國而宮廷的文學創作

　　漢初，高祖劉邦分封同姓為諸侯王，鎮守東方六國故地。諸侯王傾心養士，奠定了漢代文學大廈的初基。

文學侍從的政論文

　　漢武帝即位以後正值青春壯盛、豪爽豁達，尤醉心文藝，身邊聚集了一批以文章知名者，如嚴助、朱買臣、徐樂、嚴安、終軍、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等輩。漢武帝令他們於宮中金馬門待詔，隨時準備接受召見。

　　文學侍從們位置近密、才學出眾，日常既為漢武帝宴遊之際助興，也對國家方略發表意見。由此形成一批精彩的政論文，不減賈誼《過秦》《治安》諸篇，其中以徐樂、嚴安所論最具代表性，千載之後讀來仍有啟示意義。

漢武時代的詩歌

　　先秦詩歌以四言為主，至漢代楚歌興盛，宮廷之中好為楚聲，民間則多以五言為詩。漢武帝時代，頗有經典詩歌流傳至今，吟誦之時，想見其時氣象，或婉轉，或抑揚，或豪邁，或俊逸，無愧乎興觀群怨。

大概就這幾個原因。

漢武帝時期至西漢末期，文學上的成就主要表現為樂府機關的設計和擴充套件，以及辭賦創作的繁榮。漢高祖時期，叔孫通制定朝儀，使漢高祖體會到了“為皇帝之貴”，也使他認識到制禮作樂對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漢初設立的樂府，其主要職能就是為了管理郊廟、朝會的樂章。

但由於“大漢初定，目不暇給”，還無力進行大規模的“定製度，興禮樂”的工作。漢武帝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以興太平”為目的，把樂府規模和職能加以擴大，大規模蒐集各地的民間歌謠，以豐富朝廷樂章。所謂“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反映了當時制禮作樂的實際情況。

樂府機關的設立和擴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記錄、集中和提高的條件，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它對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西漢樂府所演奏的樂章，除了漢高祖唐山夫人以“楚聲”為基礎創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漢武帝時的《郊祀歌》外，據《漢書.藝文志》所記載還有遍及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各地民歌五十五首。

除了《鐃歌十八曲》外，大部分都沒有流傳下來，《鐃歌十八曲》是漢武帝時吸收北方民族音樂所創作的軍樂，它的歌詞由於文字衍誤過多，大都難於讀通，其中少數言情和反映現場慘象的篇章，明白可誦，有一定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