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趙本身是後周的大將，跟隨周世宗多年，深得信任與器重，如今奪了故主天下，還要把幼主殺掉，那就太過分了，不殺也體現他的仁慈，便於人心歸順，最關鍵的是孤兒寡母沒有能力影響新生政權，總之，諸多因素，導致趙匡胤沒殺幼主。

“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胎的時候，就有了罪”——《聖經》

每一個個人或者是組織都有自己的原罪，生而俱來、洗脫不掉。宋太祖趙匡胤曾於殿中為繼位者勒石為戒：“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宋論》卷一《太祖三》”此戒幾乎成為貫穿整個宋朝的憲法，也成為北宋、南宋滅亡深層次的原因。

趙匡胤、趙匡義兄弟為什麼在陳橋兵變後沒有殺後周的皇帝柴氏子孫呢？這就要從趙氏兄弟兵變奪權說起。趙氏兄弟透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號稱是兵不血刃的將後周變成了大宋。雖然在五代十國時期，武將弒主奪權的事情也不是沒有，但是多少弒主奪權的武將當上皇帝又被後來的武將殺死？老大不是那麼好乾的，如果你自己是弒主奪權稱帝的，你再怎麼要求你的臣子忠孝節義呢？雖然陳橋兵變的時候後周的皇帝是柴宗訓，但是柴宗訓此時還只是一個剛繼承帝位的七歲的孩子呀。柴宗訓的老爹柴世宗在位期間，整軍練卒、裁汰冗弱、招撫流亡、減少賦稅，那可是政治清明、百姓富庶，從百姓到臣子那可都是承受了浩蕩皇恩的。陳橋兵變這事本來就有點愧對柴世宗，此時如果要將柴氏滅族，會不會有更多的臣子對柴氏心懷愧疚？會不會有臣子對趙氏兄弟心有不忿？答案都是肯定的。那麼趙氏兄弟能殺後周的臣子嗎？所有趙氏兄弟的部下包括趙氏兄弟自己都曾經是後周的臣子，殺光了後周的臣子，趙氏兄弟也就真成了孤家寡人了。且不說北方大遼虎視眈眈，中原大地上也還有後蜀、 北漢、 南唐、 吳越、 南漢、 荊南與 五代十國湖南 武平軍 周行逢、閩南 清源軍 留從效等勢力割據呢。怎麼辦？攘外必先安內！剛剛取得政權的趙宋就像一個襁褓中孩子，真是經不得一點的風雨了。而此時，後周柴氏是孤兒寡母，對於手握兵權的趙氏兄弟來說幾乎是沒有威脅的。所以最好的方案肯定不是殺，而是好好的供（ruan）養(jin)起來。如果是柴世宗還活著，那這事就沒得商量，柴世宗族必須直接殺！所以好好的供（ruan）養(jin)柴氏孤兒寡母是安撫群臣穩定內部政局最好的方案。所以殺不殺後周皇帝和趙氏兄弟仁義不仁義毛關係都沒有，這是政治鬥爭的需要。

同理，“不殺士大夫”和“不加農田之賦”同樣都是當時穩定政局的措施之一。當然了，趙匡胤留給後代子孫的三條戒律對於大宋對於自己也有著不同的意義。其中，“保全柴氏子孫”解決了政權合法性的問題的同時，也奠定了了“忠孝節義”的社會倫理根基，必須要完成從兵變奪權到要求臣民忠君的理論解釋嘛。其次是“不殺士大夫”，自己是武人干政奪權嘛，所以自己上位後第一個要防的就是“武人干政奪權”的問題，第二就是要實現怎麼讓文人集團擁護的問題。所以不殺士大夫其實是貫穿整個南北宋的重文抑武的國策問題，就是防“武人干政奪權”的問題，也是一個導致南北宋滅亡的背後的思想邏輯問題。最後“不加農田之賦”，這就純粹是當時穩定政局穩定民心的權宜之計了。五代十國時期，連年戰亂，田賦是賦稅的主要形式。但是到了大一統的宋朝，各種商業、外貿是一年比一年發達，商業稅、外貿稅是翻著翻的漲。從宋太宗趙匡義時期到北宋末年，整個國家的稅收已經增長了三倍。

不要過多的相信高尚的道德，更多的從講政治的角度看歷史，才能明白很多歷史人物背後的行為邏輯。

這個問題我感覺是講明白了，但是總覺得這樣講講歷史還不過癮。如果我們不能從歷史中學習，不能讓歷史指導我們的學習、生活和工作，學習歷史又有什麼用呢？

我就思考我自己所在的單位我身邊的人，他們的行為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呢？曾有個朋友A，是一個小老闆，說是小老闆，其實年收入千萬應該也不是問題。這個朋友A有些行為我一直感覺很奇怪，比如公司儲備的所有招待用的酒水呀禮品呀什麼的，都要放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日常就堆很多，弄得這個朋友A的辦公室像倉庫一樣。後來偶然得知，A童年生活非常不好，最差的時候連吃飯都緊張。這樣就可以解釋了，窮怕了嘛，雖然現在有錢了，但是把東西堆在自己看得見的地方才踏實嘛。後來我拿這事和A開玩笑，他自己也是猛然一驚，就是這種心態呀，自己隨時能夠看到才踏實嘛，不喜歡辦公室裡空蕩蕩的嘛。所以這種背後的邏輯這種原罪，可能連你自己都意識不到，但是他一直在你心裡，伴隨和影響你的一生。

行王道，施仁政。

儒家突出了“德”的政治意義，主要包括寬惠使民和實行仁政，認為“德”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民力的主要方法；二是抬高了“德”的地位，認為“德”高於君主的權力，高於國家及法律，是區分“仁君”與“暴君”的標準，是執政、司法的指導方針。

為政以德，是指以道德原則治理國家，就像北極星一樣處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會圍繞著它。它代表了孔子的為政的思想，強調道德對政治生活的決定作用，主張以道德教化為治國的原則。這是孔子學說中較有價值的部分，表明儒家治國的基本原則是德治，而非嚴刑峻法。

孟子認為人性本善，孟子曾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每個人也有不忍人之心，若看見小孩將要掉入井中，並不因為交情、聲譽等利害關係而救人，而是因為內心“善”的本質自然流露而救人。

孟子認為“善”的本質分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為“四端”。“端”是起點的意思，孟子認為只要努力地把四端擴充，即道德實踐，就可成就德性。然而，既然“善”早已存在心中，還有人行惡，孟子認為人之所以不善，是因為受到私慾所矇蔽，孟子認為人應該放棄私利，儲存仁義。

人人都有“惻隱之心”，作為統治者，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於掌上”是件輕鬆易舉的事，“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提醒統治者要施行“仁政”。為政必須依仁而行，不仁只能自取滅亡。仁政是孟子政治學說和他的社會理想的最基本內容，而性善論則作為其內在的依據做著最好的闡釋。通俗一點的說，在孟子看來，正是由於人性的善良——尤其是那些統治者本身善良，仁政才有實現的可能。

仁政的理想最終指向了“王道”，這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在其著述中精闢地闡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相傳太祖趙匡胤曾在石碑上（一說為鐵塊上）刻下留給子孫的遺言，宋朝歷任皇帝在即位時，都必須拜讀這份遺訓；不過，這份遺訓至為機密，除了特定宮中人士之外，甚至連宰相都不知道。後來金朝打敗宋朝，佔領皇宮時，才發現這份檔案的存在。遺訓記載的內容有下列三點：

（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

（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三）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朝的皇帝基本上都遵守了誓碑遺訓，從柴家子孫與南宋共存亡，以及在新舊黨爭當中失勢的官員並沒有被殺，還可能會隨著政局的演變由罷黜而回到中央這兩點就可以證明。趙匡胤溫厚的個性透過這個石碑遺訓，表現在整個宋王朝的政治上。

王夫之《宋論》卷一《太祖三》：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

宋葉夢得《避暑漫抄》曾記載道：宋太祖於建隆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平時用銷金黃幔遮蔽，門鑰封閉甚嚴。太祖命令有關部門，唯太廟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時方可啟封，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屆時只有一名不識字的小黃門跟隨，其餘皆遠立庭中，不敢仰視。天子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然後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北宋的各代皇帝“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洩漏”。

直到靖康之變，金人將祭祀禮器席捲而去，太廟之門洞開，人們方得看到此碑。誓碑高七、八尺，闊四尺餘，上刻誓詞三行：一為“柴氏（周世宗）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一般認為，宋太祖及其後繼者，確實比較嚴格地遵守著不殺大臣和言官這條誓言，對臣下較為寬容，和各朝相比，誅殺很少。慶曆三年，范仲淹曾由衷地讚歎道:“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譜》)。

宋代重文抑武，以文臣駕馭武將的國策是毋庸懷疑的，這就反映出其存在重用且優待文臣的一些祖宗家法，並被歷朝皇帝所認真執行。上引范仲淹在慶曆年間的言論，《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就應如何處置一大臣之事而起，范仲淹主張免死而寬有之，富弼不同意，所以範質問道u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

侯延慶《退齋筆錄》載，在神宗陝西甩兵失利，準備斬一嘈臣之時，宰相蔡確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史·呂大防傳》也載，哲宗朝，宰相呂大防說:“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黝，此寬仁之法也。”

此外，《長編》卷四九五，大臣曾布有類似言論；《宋史·章悴傳》，宋哲宗也有類似說法。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發著文臣士大夫的愛國熱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權的文臣無所顧忌，有的甚至橫行不法。當國家和君主利益受到威脅及損害時，統治者是可以將家法放在一邊而開殺戒，因為家法“不殺”不等於絕對不能殺，然而誅殺大臣確實不是北宋統治國策的主流。

因此，即使沒有太祖誓碑，與碑文類似的祖宗家法的有關誓約，看來還是存在的。

要穩固江山，兵變之後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除掉後周的皇族實力，那麼趙匡胤有沒有對自己最大的政治敵人進行殘酷的政治屠殺？沒有。為什麼沒有？我們看看這樣幾年事情。　　

趙匡胤帶兵攻入都城，經過一番激戰之後打入皇宮。這時候符太后和周恭帝，也就是七歲的柴宗訓已經知道大勢已去，於是相擁而泣，之後都換上白色的衣服乘轎子離開王宮，避居天清寺。趙匡胤和眾將湧入皇宮，四處搜掠，宮女紛紛閃避、跪拜。這時候趙匡胤看到有位宮女帶著兩個小男孩，衣飾不同，於是盤問，宮女說，這是世宗的兩位王子。

面對這種情況有兩種版本，一種版本是趙匡胤問眾人：“這怎麼辦呢？”趙普回答說：“帶走吧。”一種版本是趙匡胤自己回頭對眾人說：“還等什麼呢？”於是左右把孩子抓走了。兩種版本雖然不同，但都表現出趙匡胤的真實內心，想殺盡周世宗後人，斬草除根。只是第一則含蓄一點，想必是後人為尊者諱，不好說的太直接，把惡人讓給趙普去做了。第二種就直接多了。從趙匡胤的生平、性格看，第二種更符合武將出身的趙匡胤的風格。

兩種版本的故事後來都提到一個人物，叫潘美。潘美在楊家將裡，也叫做潘仁美，是一個大奸大惡之輩，是朝廷裡反派人物的代表。而在歷史上的潘美則是北宋初期一位驍勇善戰的名將，在北宋平定南漢、北漢的時候建立了赫赫功勳。而面對急於清楚後周皇族勢力的趙匡胤，眾將皆附和，唯獨潘美默不作聲。趙匡胤就問為什麼。潘美答道：“臣和陛下都北面服侍世宗，勸陛下殺掉世宗之子，則有負世宗；勸陛下不殺世宗之子，就有負陛下。”還有一個版本，潘美回答：“臣豈敢以為不可，只是於理未安。”

兩種版本都表現出潘美是一個有自己獨立主見的人。第一種直言進諫，並且點明殺世宗之子有負世宗，這是作為臣子的不忠。一開始我很懷疑這種回答的真實性，以為第二種更貼近真實，因為表意更加含蓄，對趙匡胤的進諫也更加委婉，只是於理未安，按理當然是不能殺的，而理是什麼，就是趙匡胤曾經是後周的臣子，至少是周世宗提拔、信任的臣子。

不過仔細想想，或許第一種才是真實。潘美此人出名極早，在高平一戰之中就立下功勳，之後雖然名位不如趙匡胤，卻是趙匡胤不可忽視的重要助手，和趙關係不錯。而此時還是趙匡胤進入都城的時刻，說話當還有幾分兄弟語氣，且大家都感念周世宗的恩情，因此直言不諱。趙匡胤當然會越來越反感兄弟們的這種語氣，於是之後就有了“杯酒釋兵權”，確立君臣之分了。　　

無論怎樣，趙匡胤在兵變之初，曾經想過殺掉甚至殺盡後周皇室，以確保自己皇位的穩固，但是他也明白的意識到，所有自己的親信，都曾經是周世宗柴榮重用、信任的將領，對周世宗都懷有刻骨銘心的感恩之心，如果進行屠殺，明顯會危及自己的地位。

唐宗宋祖，都是牛掰的帝王。宋太祖趙匡胤為人比較忠厚，杯酒釋兵權，不殺功臣，在開國君主也算是頂尖人物。

後周世宗柴榮對趙匡胤也是非常不錯的，英雄惜英雄。趙匡胤雖說不殺一人得天下，神話了。但是絕對是少殺人。

柴榮死後，後周孤兒寡母的，趙匡胤做為英雄，不齒欺負，免得後世名聲不好。再說，後周兵權全部都在趙匡胤手中，殺周氏子孫，完全沒有必要，只會留下汙名。當然更主要是趙匡胤雄才大略，氣量大，能容天下人。根本不怕後周子孫造反。後來事實證明，柴氏家族從來沒有造反的心思。

可惜一代豪傑枉死在弟弟趙光義手中。如果沒死，北宋不會積弱積貧，一定能收復幽雲十六州。漢人也不會被蠻族統治了。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宋太祖可以算得上是聖德之君主。君子善推以廣其德，善人不待推而自生於心。據葉夢得的《避暑漫抄》記載宋太祖立重誓“子孫後代不得殺柴氏”。君子坦蕩蕩，宋太祖厚柴氏、禮降王、行賑貸、禁淫刑、重士人、尚儒教等仁政舉措奠定了宋朝輝煌篇章。為國家他殫精竭慮，為了蒼生利益，他身為開國君王卻躬履儉約。一直秉持“治世莫若愛民，修身莫若寡慾”之道，在封建帝王中，像宋太祖這樣的君主罕見！

登基之後，趙匡胤封柴宗訓為鄭王，柴榮的妻子為周太后，讓他們搬到西宮去住。不久，趙匡胤在宮裡看到一個不認識的小孩，經詢問知道是柴榮的小兒子，就問大臣們怎麼處置。

趙普主張處死，潘美后退不說話。趙匡胤一再追問，潘美才小心的說：“我與皇上曾經共同輔佐柴榮，如果主張殺，就是有負柴榮；如果主張不殺，皇上您必定會懷疑我。”

趙匡胤當即說：“即人之位，殺人之子，這種事情我不忍心做”，就把這嬰兒送給潘美撫養，以後也沒再問起過此事，潘美也一直沒有向趙匡胤提起這嬰兒。這嬰兒成人後，取名惟吉，官至刺史。於是立下優待柴氏的家法。趙氏家法一共三條，全部內容在一百六十八年後才以一種悲壯的形式為世人所知。趙匡胤曾在石碑上（一說為鐵塊上）刻下留給子孫的遺言，宋朝歷任皇帝在即位時，都必須拜讀這份遺訓；不過，這份遺訓至為機密，除了特定宮中人士之外，甚至連宰相都不知道。後來金朝打敗宋朝，佔領皇宮時，才發現這份檔案的存在。遺訓記載的內容有下列三點：

（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

（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三）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朝的皇帝基本上都遵守了誓碑遺訓，從柴家子孫與南宋共存亡，以及在新舊黨爭當中失勢的官員並沒有被殺，還可能會隨著政局的演變由罷黜而回到中央這兩點就可以證明。趙匡胤溫厚的個性透過這個石碑遺訓，表現在整個宋王朝的政治上。他的後代如宋仁宗，也是有大胸襟大氣度的君主。有一回某官員奏，自己手下一個小兵士的胳膊上長了一條龍狀的東西。這在過去是嚴重犯忌的，要是在秦始皇手裡，這人不但會被處死，連他家的祖墳都要刨了，還得滅族株連不知道多少人。官員將這個小兵士抓起來，等候皇帝的處理。宋仁宗聞奏，說：這算什麼罪啊！人家身上長了個東西也犯法？將他放了吧。

　　歷來科舉，解決了出身寒微的讀書人的上進之路，也使朝廷有納新的機制，讓天下的人才有了念想和希望——這很重要，希望與念想不一定非要兌換成現實；但沒希望沒念想，人才不在體制內，就永遠沒有參與國家治理的機會和希望，這很危險，那些人才和自認為人才的人常常就會成為國家的對抗力量，成為政府力量的對抗者和消耗者。所以，科舉對於古代中國的穩定和發展貢獻非常大。可畢竟能成功考取功名的永遠是少數人，沒考取的人，難免憤憤不平，這也是人之常情。有一次，成都府接到一個讀書人獻的一首詩，其中有兩句：“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這明明是一首煽動造反、煽動鬧獨立的詩！這還了得？知府將這個人抓了，彙報給朝廷。宋仁宗遠在千里之外的深宮，看了奏摺，輕淡地批覆道：這是不得志的老秀才的牢騷，你們不要那麼緊張，也別治他的罪。看看有沒有司戶參軍的位子，給他安頓一下，讓他有飯吃，都不容易。

　　王道本乎人情，不通人情者，必然自私偏狹，必然沒有仁者心懷，其胸襟氣度必然不寬廣，雖為帝王，強權在握，刀劍橫列，手段狠戾，也不會長久。《中庸》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對於試圖抵抗的韓通，趙匡胤追封他為中書令，下令厚葬。對於殺韓通的王彥升，趙匡胤很生氣，打算給他一個擅殺忠臣的罪名，大臣們勸諫說開國之初，下罪不吉利，這才勉強罷免，王彥升也因此終身沒有當上節度使。有一次，趙匡胤在開寶寺中看到韓通的畫像，就命人塗掉，這說明在韓通面前，趙匡胤是自知有愧於後周的。

趙匡胤器量寬宏，不以殺戮服人。趙匡胤嗜酒，沒有當皇帝以前，他是後周世宗手下的大將，有一次想喝酒，周世宗的一位親吏曹彬掌管御酒，曹彬跟趙匡胤關係也不錯。但是，他說什麼也不給趙匡胤酒喝。趙匡胤有點不高興，說你這人怎麼那麼矯情？咱倆這關係，你給我點好酒應該不是問題吧？曹彬說：這是官酒，我不能隨便送人。趙匡胤說：你怎麼這麼死心眼兒？曹彬說什麼也不答應，最後自己花錢買了瓶好酒給趙匡胤。

　　聖明之君，必然胸襟廣大。趙匡胤是從後周得來的天下，立國之初，也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即人心還沒有完全統一和認可他的正統地位。一般的神經質皇帝，當此時必採取緊張戒嚴的治理模式，而趙匡胤不，他反而很放鬆。有一次，他設宴招待群臣，其中有一個翰林學士王著，原先是後周世宗柴榮信任的臣子，由於喝醉了酒，思念故主，當眾喧譁起來。群臣大驚，都為他捏一把汗。宋太祖卻毫不怪罪，命人將他扶出去休息。王著不肯出去，掩在屏風後面大聲痛哭，好容易才被左右攙扶出去。第二天，有人上奏說王著當眾大哭，思念周世宗，應當嚴懲。宋太祖說：“他喝醉了。世宗在時，我和他同朝為臣，熟悉他的脾氣。他一個書生，哭哭故主，也不會出什麼大問題，讓他去吧。”

對於太祖誓碑之約，後人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太祖行武出身，但酷愛讀書，重視文化，北宋皇帝確實遵循這一誓約，對臣下比較寬容。范仲淹曾讚嘆道:「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王夫之說：「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當代學者余英時先生對太祖誓碑深信不疑。

另一種認為，「誓碑」之事純屬子虛烏有，根本不存在。這是當代學者杜文玉在1986年發表的《太祖誓碑質疑》一文中提出的質疑，理由有二，一是太祖在位總計殺了88人，其中謀反罪22人，坐贓罪25人，失職罪33人，其他8人，有殿前都虞侯、州刺史、監察御史、縣令等；二是誓約內容完全可以公開，以顯示統治者的仁德寬厚，達到收買人心的效果，讓士大夫們感恩戴德，忠心維護趙氏的江山，何必隱藏得如此神秘？

趙匡胤在陳橋兵變後，沒有殺掉後周的皇帝，是他綜合考慮的決定

一、為了取得政權的合法性，他逼迫後周的皇帝來演一場皇位禪讓的大戲，從而使自己名正言順地取得後周的政權；

二、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聲，後周之前的皇帝柴榮對趙匡胤不薄，他趙匡胤在道義上不能欺負柴榮的老婆孩子，為了不擔上忘恩負義，弒君的壞名聲，而沒有殺後周的小皇帝；

三、後周皇帝，孤兒寡母，而趙匡胤手握重兵，他們對趙匡胤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威脅；

四、透過禪讓，和平交權，趙匡胤可以利益最大化，防止因為弒君導致後周其他將士的不滿，而引起內訌，從而削弱自己的力量。

總之，趙匡胤不殺後周皇帝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謂的黃袍加身，都是騙人的，十足的偽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