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時代，許多將士都講究一個“忠”字。這樣的文化氛圍薰陶下，更是有許多士人、將士被一種“士為知己者死”的思想引領著自己的行動。

從《史記》的刺客列傳中的四大刺客就可以看出，春秋戰國時期十分重視“忠義”。雖說春秋戰國禮崩樂壞，但整個周朝八百年的文化早就浸潤在了這些士人心裡。“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更是描寫的當時荊軻去刺殺秦王，為救燕國的悲壯場面。

在《荊軻刺秦王》中，有這樣一段描述：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

樊將軍為了感念燕王收留之恩，說自殺，就立即揮刀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這樣一個“重情義輕生死”的文化氛圍之下，自然很少會有手握重兵的將領去選擇謀權篡位，這樣風險十分高的行為。

有絕對的實力擊滅群雄時，諸侯國是不會去代周而自立的。曹孟德翦滅群雄，唯有劉備、孫權沒有剿滅，故他不稱帝而僅僅稱王；朱重八採用“廣積糧、緩稱王”的策略最終取得天下，這都是同一個道理，沒有絕對的實力，就不做絕對的事！取代天子而沒有絕對的實力，只能是自掘墳墓。

周王室徹底淪為天下諸侯眼中的一塊牌坊，誰有實力誰就可以用這塊牌坊，天下就在這個時候拉開了諸侯爭霸的時代，但是有趣的是這個時候諸侯勢力都差不多，沒有實力特別強的諸侯國，有能力爭霸的諸侯國也相互牽制，爆發戰爭的話就需要有正義的理由，又因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秩序，使得周天子還有利用價值，各國之間爆發戰爭，誰能獲得天子的支援，誰就能站在道德的最高點譴責別人，最終獲取戰爭的勝利，戰爭有正義的理由才能鼓舞士氣，令軍隊所向披靡。楚國實力比齊國強大的多，但是齊桓公挾天子令諸侯，組織各國聯軍與楚國對抗，有周天子支援，佔領了道德的最高點，最終逼迫楚成王不得不認慫，然而他們發動戰爭的理由也是相當的搞笑，居然是楚國不向周天子進貢祭祀用的苞茅草，用這樣一個無關痛癢的理由，在加上週天子的名號，發動一場正義的戰爭，扛起“尊王攘夷”的大旗。

你要把春秋、戰國分開才行。

春秋很少有國家被顛覆的，但君主被臣下弒殺的可不少。隨便翻翻春秋，弒君的記載隨處可見。

士大夫掌權後（甚至是刺殺）能弒殺諸侯，卻不能取而代之，因為其他國的諸侯不允許，這便是春秋的潛規則——你看主君不順眼，可以隨便換人，但必須是諸侯的血親。

其他諸侯都在防備被卿大夫篡權。

當然，這也跟制度有關——爵位都是永久承襲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諸侯是諸侯，卿大夫是卿大夫，周天子是周天子。

陳勝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真的是劃時代的口號。

改變這中情況是需要時間的。三家分晉、田氏篡齊都是謀劃、運作上百年才成功的，因為沒有經驗可以借鑑。

曹操扭扭捏捏，先是丞相，後是魏公、魏王，不敢一步登天，因為沒有經驗，他在一步步試探。

因此魏晉之間的權力更迭，往往需要數代人的經營。

直到南北朝，大家已經習慣了，因此一代的時間便能改朝換代。劉裕、蕭道成、楊堅等人無不如此。

再回到謀反這個話題上。

謀反是個技術活，武將能帶兵打仗，不代表能“控制”這支軍隊。軍隊的武器裝備、糧草、軍餉以及人員補充都歸“後方”管理，而非武將本人。

先不說武將能不能讓士兵跟自己一起造反，就說武將怎麼補充武器裝備、糧草、軍餉吧？

武器裝備需要冶煉坊，糧草需要土地以及農民，軍餉需要稅收，你讓武將去哪裡弄？

所以武將造反，在中樞權力鼎盛的時候是不可能成功的。

唐朝中晚期藩鎮割據嚴重，可也挺過了100多年，藩鎮怎麼也比其他的“造反”武將實力強吧。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第一，春秋戰國時期是貴族社會，實行世卿世祿制，能夠出任將領的人基本上本身都是貴族，自家人，一般不會造自家的反。

第二，秦國實行軍功爵制，很多平民出生的人脫穎而出，成為制度改革的收益者，他們也不會輕易造反，也不願造反。

第三，領兵將領兵權收到有效牽制，統兵權與調兵權分離，並且有人質制度，而且將領兵權收到部下將領的種種牽制。

第四，那時候將領不同於後世的軍閥，沒有人事任免權，沒有財政權，沒有行政權，無法形成割據勢力。

第五，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眾多，將領割據自立，勢單力孤，容易受到其它諸侯國勢力攻擊，從而導致覆滅。

綜上所述，以上多種原因牽制了將領的兵權，束縛了將領謀反之心，造成了春秋戰國時期很少有將領割據叛亂的局面。

為啥春秋戰國很少有將領領兵謀反的？只有三家分晉？

春秋戰國其實可以說是分開兩個時期，但是他們的分水嶺，就是在文章提到的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這個階段。

可以說縱觀整個中國歷史春秋戰國時期，確實是將軍領兵謀反的比較少見，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春秋戰國是在西周的分封制度發展下來的。可以用現代話來比喻，就是諸侯國就是西周在當時中國的代理分公司，給了你一個職位和一些人，你就自己去到當地發展和管理人口。可以說當時的很多諸侯國都是小國家比較多，而管理下的人口並不像後世統一後的廣大，有些國家地方最多等於現在一個市而已，而且當時的人口也不是很多，對外需要開拓土地和蠻族對抗，對內則需要耕作公田進行糧食儲備，軍隊的結構是部分貴族子弟為軍事指揮官，老百姓軍隊輔助，職業軍人是比較少的，而集結模式也是戰時才會集結，不像後世一樣有職業軍人跟著將領同住同吃，造成變成自己的私兵謀反。

第二：西周到東周，名義上各地諸侯的軍隊是有限制的，例如對各諸侯國的軍隊人數是有嚴格的規定，不同的諸侯等級不同擁有的軍隊是不同。諸侯動用軍隊，是在戰時需要才進行集合和發放武器裝備。諸侯王還有一個義務，就是在周王需要的時候，集合起來去勤王。這種的模式，其實很大限制了將領擁有自己部隊的可能性。

第三：由於當時大的諸侯還會分封自己的土地給部曲去管理，而這些管理者也就成了土皇帝，他掌握下的土地和人口，又組合成軍隊幫助自己的諸侯王戰鬥，而由於常備的部隊不多，諸侯之間打仗還需要約定時間，集合部隊，並且還需要進行廟算和占卜，最後，才有各個掌權家族抽出一些精英，經過國君的授命才帶部隊去打仗。很多時候，部隊調動是需要國君的信物才可以調動，可以在竊符救趙的故事中體現出來。部隊如果沒有國君的信符，可以拒絕調動，和後世漢唐宋明清那樣，將領有對軍隊有著巨大的掌控力完全是不同的。

第四：當時的戰役戰爭時間都不算非常的長，到了戰國後期，像李牧帶兵守邊，還有長平之戰的那樣的長期帶領部隊的不多，所以戰爭以後，很多部隊會迴歸到社會，繼續自己需要的耕作和日常生活，等到有了戰事再度集中。在吳起以後魏國才出現了一批魏武卒，但是在全國的軍隊比例上看，這隻特種部隊的人數不是很多，對於謀反會相當困難，因為這些軍隊的補給都是來自於國君如果沒有了國家的支援，這隻常備的職業部隊，就會失去了根基。

第五：來自當時的社會思想，當時是一個以道義和道德為準則的社會，在周朝的禮教管理下，忠君愛國是標杆，社會對那些忠於自己國君的人，哪怕這個國君已經滅亡，也是

極度推崇，因為這就是當時的社會風氣。而如果一個將領帶著軍隊謀反，那麼是會遭到各個諸侯國和人民的唾棄，很難在社會立足。

這個其實，就和分封制度有關係了。有當時的制度是為分封制度為主，而國君例如晉國，會把一些土地封給有社會有貢獻和戰功的臣子，臣子對土地有著非常大的管理權力，並且到了歷代的發展，有些家族自己地方的實力上越來越強，並且最後影響到了自己國君的地位，最後國君的被自己的臣子架空，實力越來越弱，成為了像東周君一樣的名義上的君主而已，特別是晉國在幾代晉君的騷操作下，宗室的實力大減，而臣子的實力很強，變成在幾家相互達成協議以後，三家分了晉國。

所以當時跟本不會存在將領謀反，指存在諸侯奪權。

晉是春秋戰國時期唯一的抑制宗室重用大臣的諸侯國。晉歷史上諸公子爭位最為著名，公子繼位後大都打擊公室（即王室宗親），重用卿室（卿大夫），造成王室勢力逐漸式微，而卿大夫勢力壯大。三家分晉之前，晉國有實力的卿大夫近十家，透過兼併形成三家，彼此勢力差不多。而其他諸侯國，大都是公室勢力主宰，不會出現外姓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