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京派”，“京派”都有哪些人？

“京派”是學院派，“京派”是自由文人。20世紀20年代有老“京派”，30年代有新“京派”，“京派”是五四人文主義思想的自然發展和歷史豐沛。

“京派”有胡適，朱自清和周作人是典型的“京派”文人，廢名和沈從文是“京派”文學的代表作家，凌叔華是五四“閨秀派”才女，林徽因是30年代“京派”的靈魂，蕭乾是“京派”最活躍的小老弟，朱光潛和劉西渭是30年代“京派”的優秀批評家，汪曾祺是“京派”遺留的最後一個文人作家，他也是沈從文的徒弟，他們的文學創作和批評著述已成為經典。

看看“京派”這些大佬們，汪曾祺的作品難說超越這些大師們吧！

他的作品在於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於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他的作品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就在於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絕不把個人與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

他說：“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對於生活，我的樸素的信念是：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即便在人生低谷，他都還能感覺到生活的詩意，發出“生活是很好玩的”的感慨，成為他相信人可能“歡悅的活著”的根源。

在這樣的理念支配下，他的作品從小處著手，從最基本的生活層面找出詩意和美感。

汪曾祺的小說被公認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說創作上的成就最高，散文，戲劇，民間文學也有深入研究。成就斐然文壇。最負盛名的如《大淖紀事》《故里三陳》《沙家浜》等等。一方面，他的作品中表現了濃濃的古典主義士大夫的情感價值取向。尋訪古蹟、追慕先賢懷舊心理、欣賞自然界一切美好的風物。因此，有人將汪曾祺稱為“本世紀最後一個士大夫”。而另一方面，他的文本里也充滿風俗民情，凡人小事，蘊含著俗世文化的精神傳統。如《故鄉的食物》，描述了各種民間小吃。但是與中國文人雅士在“吃”上表現的享受人生，品味人生不同，作者對這些食物所發的感喟，隱含了中國下層貧民內心深處沉重的危機感與憂患意識，面對這些普通的食物，作者不由自主地感慨“炒米和焦屑和我家鄉的貧窮和長期戰亂是有關係的”。悲憫情懷昭然若揭。再之，他的小說充滿了對小人物命運的人文關懷，直戮人性的弱點，驚世駭俗。主要體現在《大淖紀事》，《故里三陳》中的《陳小手》中。每每讀之，由不得你不坐玄策不寧，仰天浩嘆。同時，他又是一位負有擔當與責任感的作家，崇敬所有給生活帶來美的人物又真誠而饒有興趣地欣賞和辨析著民間傳說，加以改造。其中體現出來的傳統價值觀念和精神之火，構成了他相對完整的精神風貌，在當今現實社會日益物化，人文精神日益失落的語境裡自有一股感人的獨特魅力。

首先來說一說京派文學。

京派文學是指20世紀30年代以北方城市為中心的文學創作流派，其作品以描寫真善美為主。京派文學的作家追求文學藝術的獨立和自由，反對文學從屬於政治和商業化。追求古樸，純真的人性，描寫清新脫俗的自然，有著悲天憫人的情懷。京派文學關注的是人生，關注平民，與政治鬥爭保持一定的距離，講究純正的文學。代表作家有沈從文、廢名、朱光潛等。

京派文學的藝術特色

一、描寫純樸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比如沈從文在《邊城》中的對人物的描寫，淳厚，善良的爺爺；真摯，可愛的翠翠；心胸寬廣，敢作敢為的天保；心地善良，敢於追求的儺送。每一個人物的身上都有閃光點，無不透露出古樸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二、詩情畫意與鄉風民俗的融合。

傳統小說以故事情節為主，在京派文學中多了一份散文的意味，寫實中又透露著浪漫。

比如《邊城》中翠翠和爺爺端午節到城裡看賽龍舟，翠翠和儺送一見鍾情也是就是在熱鬧的端午節。對傳統節日的描寫，突出了人與自然、社會環境的完美融合，形成了獨特的人文景觀。

三、語言簡約，古樸，明淨。

“翠翠在風日裡長養著，把面板變得黑黑的，觸目的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如一隻小獸物。”這是《邊城》中對翠翠的描寫，簡單語言，一個健康，美麗的翠翠就展現在讀者面前。

對京派文學瞭解之後，再來看一看汪曾祺先生。

汪曾祺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也是沈從文的學生，可以說是青出於藍勝於藍。汪曾祺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汪曾祺先生寫過很多小說和散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篇小說就是《受戒》，這本小說一問世，引起了文壇上很大的轟動，《受戒》是最能夠突出汪曾祺小說的藝術特色的代表作。

就從《受戒》分析汪曾祺小說的藝術特徵，看一看汪曾祺和京派文學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一、故事情節平淡，自然。

《受戒》講述的是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朦朧的愛情故事。作者用平淡，自然的語調從容的講述故事的開始經過和結尾。明海十三歲就出家了，在他的家鄉出家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當和尚只是一種謀生去，而明海是很小就確定要出家，明海在荸薺庵很清閒，早起開庵門，掃院子，燒香，再就是念早經和晚經。小英子和明海的相遇也是自然而然，英子並不避諱出家的明海，明海也不忌諱自己是和尚，兩個成了好夥伴，產生了一段朦朧的愛情。

二、詩意與和諧相結合的藝術風格

《受戒》中，明海第一次出遠門，人來人往，熱鬧繁雜的縣城，“過了一個大湖。好大一個湖，穿過一個縣城。縣城真熱鬧：官鹽店，稅務局，肉鋪裡掛著成邊的豬……”明海什麼都想看看，但舅舅一個勁的推他快走。明海看得眼花繚亂，應接不暇，這一段把一個涉世未深的小男孩描寫的淋漓盡致，在我們的眼前浮現出一個東張西望的小男孩。“她挎著一籃子荸薺回去了，在柔軟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腳印。明海看著她的腳印，傻了。五個小小的趾頭，腳掌平平的，腳跟細細的，腳弓部分缺了一塊。明海身上有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感覺，他覺得心裡癢癢的。這一串美麗的腳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亂了。”這一段富有詩意的描寫，把明海情竇初開的樣子，細膩的表現出來。《受戒》還體現出人與自然的和諧，佛門與世俗的和諧，在這裡的和尚，不講清規戒律，可以娶妻生子，可以吃豬肉，打麻將。

三、散文化的結構與簡潔的語言風格。

《受戒》的結構比較鬆散，多了一些生活場景和細節的描寫。《受戒》語言簡潔明暢，並且加入地富有地方特色的語言，比如“荸薺的筆直的小蔥一樣的圓葉子裡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嗶嗶地響。”讀起來生動有趣。

賈平凹在一首詩中這樣評價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

汪曾祺開創了小說散文化的先河，打破了傳統小說結構嚴謹的風格。

汪曾祺在小說風格上，結構上，主題思想都有所進步。汪曾祺昇華了小說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是更加的貼近生活，給我們展示出的是健康的人性與和諧的美。

我覺得與其說是汪曾祺超越了京派文學，不如說汪曾祺繼承和更好的發展了京派文學的寫作風格。

京派小說其實是沈從文首先提出來的，並在之後掀起了所謂的京派與海派之爭。從沈從文以及老舍等人來看，京派更注重於底層的考察，對芸芸眾生充滿憐憫和悲歌式的關懷。比如沈從文的《邊城》，既有對純樸人性的讚美,又有對人生困境的無奈 ，是天使微笑中夾雜著綿長嘆息。老舍的《四世同堂》,《月牙兒》都以沉重的筆調描摹出動蕩舊社會的歷史畫面,堪稱具有“史詩”的特質。總之,與海派的醉心於大都市的紙醉金迷,歌舞昇平相較而言,"京派”的確是腳踏大地的，儘管表現的角度和手法不盡相同。

汪曾祺在意境的幽美,詩意的氛圍營造,人間煙火的浸染上與沈從文等京派作家有一脈相承之風。但可能是社會的變化,人們不再是匍匐於黑域之中的螻蟻的緣故吧，汪曾祺的小說和散文都多了一份悠遊自在的閒逸之氣，少了一份命運多舛的悲涼之感。《受戒》中的小和尚的那種朦朧戀愛，像一灘清澈的泉水汩汩而流,再也不像翠翠那樣幽咽滯澀。可能正是這種濃濃的隱逸之氣，汪曾祺才被冠以了“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的頭銜吧!

我有一本汪曾祺《汪曾祺作品自選集》灕江出版社的。時常的翻閱，覺得汪老的作品己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有獨特的視覺抓住社會與人，自然與社會真實的面貌，臂如說汪老1982年來伊犁，寫賽里木湖抓住了一個“藍”字，藍色的賽里木湖，住伊犁賓館又抓住了“斑鳩”，說伊犁賓館樹林裡斑鳩多，此地必多雨水，又看見伊犁河邊的蒲草多伊犁多蚊子，又一番引據，站在伊犁河邊又想起林公則徐來伊犁住的城已被水毀，不是在現在的惠遠城。我想這些就構成了汪老作品的特色，總能讓讀者從作品中有新的發現，新的感悟。從生活細微處領悟大千世界，有一種溫馨的人性關懷，還有就是讀汪曾祺，再讀王世襄，更能感受汪老作品裡的人世間的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