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的作者是吳趼人，不是吳研人。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小說透過“九死一生”二十年的遭遇和見聞，從為父親奔喪開始，到經商失敗結束。描述了殖民地化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狀況、道德面貌、社會風尚以及世態人情，揭露了晚清社會和封建制度行將滅亡、無可挽救的歷史命運。

其他三部譴責小說是：

《官場現形記》李寶嘉著，這是中國近代第一部在報刊上連載並取得社會轟動效應的長篇章回小說，開創了近代小說批判現實的風氣。小說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太后，下至佐雜小吏等一百多個大小官吏，並將這些形形色色的官僚們的各種惡行醜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們或侵吞公款，貪贓枉法；或賣官鬻爵，大發橫財；或名“剿匪”，實則害民；或冒名得官，寡廉鮮恥；或媚外懼洋，奴性十足。

《老殘遊記》劉鶚著。小說以一個搖串鈴的江湖醫生老殘（鐵英）為主人公，敘寫其在中國北方遊歷期間的見聞和活動，對清政府的腐朽黑暗，官吏的殘暴昏庸，百姓的貧困交迫等等，都有所暴露，表達了作者對社會、國家危亡現實的強烈憂患意識。

《老殘遊記》的藝術成就很高。首先高超的描寫技巧，無論狀物、寫景，還是敘事，都能歷歷如繪，如千佛山、大明湖的景緻，明湖居說書，桃花山月下夜行等，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其次是它的心理描寫和心理分析，能用貼切的語言，出色地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其三、精巧的結構藝術。小說以遊記的形式，以遊歷為線索，以老殘為中心人物，以散文的筆法敘事狀物，將沿途的所見、所聞、所思、所做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了小說獨特的結構特點。

《孽海花》曾樸著。是一部具有歷史、政治小說特點的長篇小說。金汮中狀元后在蘇州納名妓傅彩云為妾；後奉命出使俄、德、奧、荷等國，帶傅彩雲同往；歸國後，金病死北京，傅彩雲離開金家，赴上海重操舊業，改名曹夢蘭；後又到天津為妓，稱賽金花。小說以金雯青和傅彩雲的故事為主線，生動地描寫了從同治至光緒30多年間的歷史文化的推移和政治社會的變遷。作者工於細節描寫，詞采華美，寥寥數筆，就能使人物的神態畢肖，故魯迅稱讚它“結構工巧，文采斐然”。

晚清的譴責小說或多或少受到了《儒林外史》影響。《儒林外史》是清代現實主義小說家吳敬梓創作的長篇章回小說，開創了以小說直接評價現實生活的範例，代表著中國古代諷刺小說的高峰。 作者以寫實主義描繪了各類人士對於“功名富貴”的不同表現，一方面揭示人性被腐蝕的過程和原因，從而批判當時吏治的腐敗、科舉的弊端和禮教的虛偽；一方面歌頌少數人物堅持自我、守護人性，以此寄寓作者的理想。

類似的有如長篇譴責小說《孽海花》(近代曾樸作)，《老殘遊記》(近代劉鶚作，此小說作對封建統治和義和革命的態度應加以批判)，長篇公案小說《大紅袍》、《小紅袍》(清代無名氏作)、《鏡花緣》(長篇小說、清代李汝珍作)，等可看。

推薦《儒林外史》、《老殘遊記》、《官場現形記》和《孽海花》。

其中《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與後三者並稱為晚晴四大譴責小說。

《儒林外史》是清代吳敬梓創作的長篇小說，成書於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現以抄本傳世，初刻於嘉慶八年（1803年）。全書五十六回，以寫實主義描繪各類人士對於“功名富貴”的不同表現，一方面真實的揭示人性被腐蝕的過程和原因，從而對當時吏治的腐敗、科舉的弊端禮教的虛偽等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諷；一方面熱情地歌頌了少數人物以堅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對於人性的守護，從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小說白話的運用已趨純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畫也頗為深入細膩，尤其是採用高超的諷刺手法，使該書成為中國古典諷刺文學的佳作。

《老殘遊記》是清末文學家劉鶚的代表作。這篇小說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殘的遊歷為主線，對社會矛盾開掘很深，尤其是他在書中敢於直斥清官（清官中的酷吏）誤國，清官害民，獨具慧眼地指出清官的昏庸常常比貪官更甚。同時，小說在民族傳統文化精華提煉、生活哲學及藝術、女性審美和平等、人物心理及音樂景物描寫等多方面皆達到了極其高超的境界。

《官場現形記》是晚清文學家李伯元創作的長篇小說。小說最早在陳所發行的《世界繁華報》上連載，共五編60回，是中國近代第一部在報刊上連載並取得社會轟動效應的長篇章回小說。它由30多個相對獨立的官場故事聯綴起來，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下至佐雜小吏等，開創了近代小說批判現實的風氣。

《孽海花》是清朝金松岑、曾樸創作的長篇譴責小說。全書35回，最早見於《江蘇》雜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後由曾樸續寫而成於1928年前後。小說採用隱喻的手法，以蘇州狀元金汮和名妓傅彩雲的經歷為線索，展現了同治初年至甲午戰爭三十年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的歷史變遷。書中筆墨最為集中也最成功的是對封建知識分子與官僚士大夫的刻畫，突出虛偽造作和庸腐無能。

這幾部小說都是晚清古典小說的代表，對晚清社會風貌人情刻畫的淋漓盡致，值得一讀。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清末吳趼人所著，它是一部著名的暴露封建專制制度末期政治和社會黑暗的小說。而寫得最好的暴露官場的諷刺小說，除《官場現形記》外，當推《檮杌萃編》。

《檮杌萃編》的作者誕叟又名錢錫寶，字叔楚，浙江杭州人，生平不詳。該書前有懺綺詞人作於1916年（丙辰）序，序稱“聞是書成於光緒乙巳，”即1905年。它正式出卻是在十多年後，即民國五年（1916），由漢口中亞印書館印行。書中有些史實發生在1915年的前後，如書中提及的南九鐵路（南昌至九江）通車，這是1915年的事。據此有人認為此書當寫在1915年。我們認為懺綺詞人的序稱此書作於1905年是可信的，也許是開始寫作或完成初稿的時間，後又經修改，摻入1905年以後的某些史實，1916年正式出版，懺綺詞人序也作於正式出版之時。另外，該書在民國七年（1918年）的武昌鉛印本的題名為《宦海鍾》。

《檮杌萃編》分為：禹、鑄、鼎、溫、燃、犀、抉、隱、伏、警、貪、痴十二編，每編兩回，共二十四回。這十二編即：禹鑄鼎、溫燃犀、抉隱伏、警貪痴。大禹鑄鼎以照神奸，溫嶠燃犀洞察奸邪，作者的意圖就是揭露官場的黑暗，照出魑魅魍魎的原形，敲起宦海鍾，進行勸諭，以警貪焚，讓混跡官場中的人們及早抽身，“利鎖名韁能解脫，江天海國自寬閒”。

我們看到的《官場現形記》是寫貪官，而《老殘遊記》是寫名為清官的酷吏，還有一本書名為《宦海》則寫好官，但在晚清官場中好官不易做。在晚清眾多的反映改良主義政治的譴責小說中，寫官僚內部矛盾傾軋的首推《宦海》。

《宦海》二十回，於宣統元年1909年由環球社印行。作者張春帆，筆名漱六山房，江蘇常熟人。

《宦海》是一部揭露清末廣東官場內幕的譴責小說。全片由若干相對獨立的短篇故事蟬聯而成。一個官員寫完，接寫另一個官員，有的好幾回，有的只有一兩回，它專寫廣東官場並擴充套件到豪紳勢力。最主要特色是把貪汙的中心，建築在賭場方面，並藉以說明廣東何以多盜。

我想推薦《朗讀者》。推薦的原因除了此書文字非常精彩以外，另外本書的作者是學法律出生，而本人第一學歷也為法學，又有共同的愛好——寫作，可能基於這些原因，我推薦了這本書。

不過這本書的文字的確非常精彩！雖然這本書在世界書評中，並不按經典歸類。但它正如書序曹文軒所言，它至少具有經典的品質。這本書讀起來讓人覺得很莊重，同時也很沉重，很多部分都自然的啟迪人去思考、去反省，對戰爭的，對教育的，對戰爭後兩代人之間代溝的等等，甚至對愛情的思考與反省。

事實上，世界上但凡經典著作，文字都帶有莊重的風氣。在我們這個浮躁的年代更需要潛下心來品讀這種帶有莊重色彩的文字著作。當下中國是這個世界上一個超級享樂主義的大國，在我們周遭流氣四散，到處是低階趣味的笑話，到處是赤裸裸的段子，到處是俗不可耐的直播，說話沒正經已經成為風尚，生活不規範已經成為習慣。慢慢消失信仰的人們，已變得更加的肆無忌憚。我們已經很難再有進入莊重氛圍的機會。在這樣的語境中，我們來讀這樣一部莊重的文字，實在是一種調整，一種洗禮。

除了本書文字的莊重以外，它的情節也非常動人。我們會不時被情節帶動地陷入那種巨大而美麗的悲情之中。每一次聽到那不絕於耳的深情並茂的朗讀，都會把我們推向不同感動的高度。我們在感動中得到了昇華——情感上的昇華與精神上、人性上的昇華。

我特別喜歡裡面那句話——人不因為曾做罪惡的事而完全是魔鬼。

相信你讀了這本書以後，你過去的很多觀點都有可能被顛覆，至少多了一個選項，你得重新去找答案。難道還有比這更有意義的去讀一本書嗎？

四大譴責小說。

另外還有一些諷刺類的小說推薦如下:

儒林外史，控訴八股取試對於讀書人的迫害。

海上花列傳，講了一對兄妹從農村進入城市之後的墮落之路。

醒世姻緣傳，藉助輪迴因果來反應當時社會黑暗。

目前只記得以上幾部小說了，其他小說沒看過名字也忘了。

循跡 · 用文化給生活另一種可能 圖：法華人所繪1907年饑荒圖

在佚名所著的《二百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書中，記載著這樣一種怪物：“中原有獸焉，名曰大疽，豕首人身，其音如梟，每遇大荒，便啖子食人。”

這段話大概意思是說，在中原地區有一種名叫“大疽”的怪獸，頂著野豬的腦袋卻長了一副人的身體，聲音如夜梟一般刺耳難聽，每每遇到大的災難，就會吃掉自己的孩子和人。

有些圖樣讀者會問，我長這麼大，怎麼就沒見過這種生物？你編故事唬人的吧。

筆者只能對這些朋友說：平時啊（提一提腰帶），多看看循跡曉講（扶一下黑框眼鏡），努力提高自己的歷史文化姿勢水平。

事實上，當我們回看在這片浸滿祖先血淚的土地上發生的故事時，就會發現，近代以來，這種大疽獸如同幽靈一樣時而出現在廟堂，時而出現在江湖。百年後，不僅沒有滅絕，而且還繁衍了無數的後代。

◎ 華北五省成了人間煉獄

1875年2月25日，年幼的愛新覺羅·載湉登基，年號光緒。這位自清軍入關後的第九位皇帝，其短暫的一生可以用兩個字來形容——悲劇。

然而，上蒼對這個真·悲劇平男和他（名義上）治下的百姓沒有絲毫憐憫，一場由人禍（至於為什麼是人禍，後文會解答）引起的“國朝二百餘年未有”的特大天災，就是給這個小皇帝和華北五省億兆黎民迎接新君的“見面禮”。

據《清史紀事本末》記載，光緒初元“夏四月，京師大旱”。緊接著“畿甫旱，日色赤”“直（隸）、（山）東久旱”···。

而從1876至1878年，一場持續三年，覆蓋山西、河南、山西、直隸、山東（波及甘肅東部、安徽北部、江蘇北部、四川北部）的特大旱災降臨了。

◎ 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年－1934年）

在美華人馬士（Morrison George Erest，在1877-1878年期間，先後供職於天津海關和北京的總稅務司署，可以接觸到官方的統計數字）所著《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估計，這場特大旱災毀滅了“山西省一半居民”，並使“陝西和河南兩省好幾百萬人淪為餓殍”，因此，“直接由於饑荒和感染斑疹傷寒等原因而喪失的生命，總數不會少於一千萬人（另有約兩千餘萬人逃荒）”。

而在鹹同兩朝持續十多年的內戰中，直接死於兵燹的人口保守估計約有二千萬。從結果來看，在短短三年的時間裡，這場災難所造成的人口損失比遠超清軍與天平軍、捻軍之間的殘酷戰爭。

甚至可以毫不誇張的說，當時的華北五省就是名副其實的人間煉獄。因此，在後世相關記載中，這場造成華北五省千萬人口死亡的災難又被稱為——丁戍奇荒。

那些親身經歷了大清“百年不遇”的西方人（主要是傳教士），在他們的日記中有對此次災情詳細的記錄。

◎ 李提摩太(1845年10月10日－1919年4月17日)，字菩嶽，英國傳教士

1878年，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就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裡：

經過了四個躺在路上的死人。還有一個人四肢著地在爬行，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了;碰上一個葬禮：一位母親肩上扛著已經死去的大約十歲的兒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喪者，把孩子放在了城牆外的雪地裡。

2月2日，太原以南530裡：

在下一個城市是我所見過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門。門的一邊是一堆男裸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堆在一起。門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堆屍體，全是女屍。她們的衣服被扒走換吃的去了。有馬車把屍體運到兩個大坑旁，人們把男屍扔到一個坑裡，把女屍扔到另一個坑裡。這一帶路上的樹都呈白色，從根部往上10尺到20尺的樹皮全被剝光充作食物。

◎ 圖為1942年，河南災民在剝樹皮

幸運的是，在這段日子裡，李提摩太並沒有遭到大疽獸的攻擊，大概是它們也餓得奄奄一息，連眼皮都懶得動一下，自然不能把這個英華人怎麼樣，於是只好眼睜睜的看著“居心叵測”的英華人把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寫在日記裡，並發表在租界的英文報紙上。

事實上，除了這些深入災區的西方傳教士對災情有詳細記錄之外，類似的文字也見諸於地方誌或主政官吏的公文書信上。

陝西同州地方誌記錄下了光緒三年（1877）當地的受災情況：

“六月以來，民間蔥、蒜、萊菔、黃花根皆以作飯；棗、柿甫結子即食屑，榆不棄粗皮，或造粉餅持賣；桃杏、桑乾葉、油渣、棉子、酸棗、麥、谷、草亦磨為面；槐實、馬蘭根、幹瓜皮即為佳品···近山有食石面者，多致死，嚴禁乃止···牛馬多殺···取斷爛皮繩、鞋底、廢皮浸煮糟麴塵，和為粥···繩頭、破布、灰炭皆強吞嚼”

把能果腹的食物都吃掉以後，同州百姓就開始吃觀音土、廢皮鞋底，餓極了甚至連麻繩，破布，灰炭都通通吃掉。相比於同時期鄰省的同胞，同州百姓至少還有麻繩充飢。

◎ 閻敬銘（1817~1892），字丹初，陝西朝邑趙渡鎮（今陝西省大荔縣朝邑鎮）人

同年，欽差閻敬銘在山西看到的是如下一幅畫面：“往來二三千里，目之所見皆系鵠面鳩形，耳之所聞無非男啼女哭。冬令北風怒號，林谷冰凍···甚至枯骨塞途，繞車而過，殘喘呼救，望地而疆。統計一省之內，每日餓斃何止千人。”

◎ 《河南饑荒鐵淚圖》災民剝樹皮、挖草根

◎ 鵠面鳩形迎風倒斃《豫飢鐵淚圖》

◎ 《饑荒鐵淚圖》

與此同時，時任山西巡撫的曾國荃在奏議中寫到：“晉省···赤地千有餘裡，饑民至五六百萬口之多”，“樹皮草根之可食者，莫不飯茹殆盡。且多掘觀音白泥以充飢者，苟延一息之殘喘，不數日間，泥性發脹，腹破腸摧，同歸於盡”。

當身邊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讓人吃的時候，“人相食”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 曾國荃（1824年—1890年9月），字沅甫，曾國藩的九弟 ，晚清名將，湘軍主要將領之一，官至兩江總督、太子太保。

在光緒四年（1878）山西巡撫曾國荃的奏議中就有這樣的文字：“今日晉省災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豈非人倫之大變哉？”同年，曾國荃寫信給兩廣總督劉坤一：“以今日觀之，直無異地獄之變相。”

而時人所作《丁丑奇荒記》對山西的災情也有如下記載。

“小孩棄於道，或父母親提而擲之溝中者，死則竊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臠如宰豬羊者。有御人於不見之地而殺之，或食或賣者。有婦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或懸餓死之人於富室之門，或竟割其首擲之內索詐者。層見疊出，駭人聽聞。”

當然，人相食的慘劇不僅僅在山西一省發生，在受災同樣嚴重的豫省，甚至留下了“割煮親長之屍，並有生啖者”的恐怖記載。

◎ 雖曰天災，實為人禍

我們知道，在古代中國，當天下出現“百年不遇”的天災，民間出現“人相食”的情況，接受儒教訓練出身的官員是有義務向天子問責的，而作為天子也有向天下臣民頒佈“罪己詔”的責任。

然而，這場讓華北五省淪為人間煉獄的災禍，並沒有延續這個古老的傳統。大清上下沒有哪個官員敢向皇帝討一份“罪己詔”，是不敢，也是不能。

◎ 圖/網路

因為這場“國朝二百餘年未有”的特大天災，確實是由人禍所引起。

讓我們把時間拉到二十年前。在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後，中國白銀開始大量外流。而白銀大量外流的直接後果，就是造成清廷的財政開始入不敷出，於是，清廷開始允許並鼓勵農民種植鴉片。

◎ 1909年，四川的罌粟田

那麼，為什麼要種植鴉片呢？

這裡面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洋藥不能禁其來”不如“開洋藥之禁以相抵制”，就是說既然我們阻止不了洋菸土的進口，與其眼巴巴看著洋人賺走大把銀子，不如讓農民自己種，利用中國產煙土的人口和製造成本優勢與洋菸土抗衡；其二種植鴉片的經濟附加值要遠高於種糧食，農民不僅種植積極性很高，而且朝廷可以大幅增加賦稅，進而彌補財政窟窿。

這樣一舉多得的好事，心動不如行動，很快1859年，清廷就頒佈《徵收土藥稅釐條例》，把國內鴉片種植合法化。

◎ 陳忠實所著的小說《白鹿原》，其背景所在的晚清民國，正是全國鴉片流毒最嚴重的時期，而陝西地區又因為優越的地理條件，成為北方種煙吸菸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以至於當時流傳著“十個陝西人，十一個大煙鬼”的戲言

幾年後，全國各省幾乎都有鴉片種植，而華北五省地區更是種植生產鴉片的重要產區。拿山西省來說，在1877年（災情最嚴重一年），全省耕地面積約為530萬畝，其中就有60萬畝好地在種鴉片。所謂“棄田之半以種罌粟”，“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種罌粟，而五穀反置諸磽瘠之區”正是當時山西農村的真實寫照。

雖然經濟附加值高，但種植鴉片不僅侵佔良田和勞力，造成糧食產量和儲備逐年下降，而且讓相當一部分農民染上吸食鴉片的習慣。據1830年，清廷戶部檢查糧倉儲備時發現，實存糧僅1400萬石，缺額達1800萬石。到了1860年，全國只存523萬石。

再加上各省河務廢弛，官府貪墨無度，朝廷賑災機制形同虛設，沒有足夠的糧食儲備，一旦遇上天災，這些廣泛種植鴉片的地方就會變成一個個活棺材。

山西巡撫曾國荃曾說：“此次晉省荒歉，雖曰天災，實由人事。自境內廣種罌粟以來，民間蓄積漸耗，幾無半歲之種，猝遇凶荒，遂至可無措乎。”而繼任山西巡撫張之洞也指出：“晉民好種罌粟，最盛者二十餘廳州縣，其餘多少不等，幾於無縣無之，曠土傷農，以致畝無棲糧，家無儲粟，丁戊奇荒，其禍實中於此”。“垣曲（山西運城境內）產煙最多，餓斃者亦最多。”

正如曾國荃所說，造成這場災難的正是人，那麼，是哪個人呢？曾國荃和張之洞們敢品，但不敢說。

◎ 大疽獸出現

如果說擁有全球第一的人口數量，是大清帝國面對太平天國這種怪物衝擊依然能存活下來的“天然優勢”的話，那在面對“丁戍奇荒”這種級別的打擊時，之前的人口優勢就會變成壓在帝國統治者肩上沉重的負擔。

面對萬千災民，清廷能拿出的賑災款實在捉襟見肘，因此不得不依靠地方士紳，富戶自發籌款賑災，甚至對傳教士的賑災活動也採取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 李提摩太和妻子的旗裝合影

彼時，在山東農村發放救濟金的李提摩太不僅要面對數量龐大的災民，而且還要對付大疽獸。

1877年，李提摩太在去受災嚴重的山東昌樂縣時，就因為大疽獸的作祟而險些喪命。

因為手中的救濟金有限，李提摩太打算先救助昌樂縣的秀才們。等到後續資金到手，李提摩太決定救助昌樂縣周邊受災最嚴重的幾個村。

而整個救濟程式非常清晰明確：先把這些村裡的貧困戶登記在冊，然後把手中的銀兩換成銅錢，再僱傭三輛馬車把銅錢運送到目的地，按名單發放救濟金。

本來，這一切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著。可是，“警惕維多利亞這個老孃們兒打賑災牌”的念頭，在昌樂縣知縣李毓珍腦海裡劈啪作響，使他坐立難安。

他認為這個英國鬼子先是借“救濟金”“收買”了縣裡的讀書人，然後今天再讓他“收買”貧苦農民的詭計得逞，那麼，這個英國鬼子最終目的（鼓動他們造反）就成了。“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你跟我講吃樹皮觀音土？絕不能讓英國鬼子的陰毛得逞！”一頭大疽獸就這麼產生了。

◎ 丁戍奇荒間接催生出中國近代民間慈善救濟組織 圖為：活躍於民國時期的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縮寫為CIFRC)

於是，就在李提摩太的“運鈔車”隊經過昌樂縣城時，化身大疽獸的李毓珍衝著街上的人喊道：“這洋人到我們這裡來，插手我們的事務，究竟居心何在？如果他遭到搶劫，那可不關我的事。”左右得了李毓珍的暗示後，就分頭採取行動。

中午時分，當李提摩太用過午飯，準備前往目的地時，一大群氣勢洶洶的人就把他們連人帶車都給圍住了，並動手開始搶劫車裡的銅錢。

眼下，擺在這個32歲英華人面前的絕不僅僅是“救濟金”車隊被困一件事。如果他不能帶著錢如約趕往目的地，在那裡等待的上千災民絕不會讓他輕易走掉；此外，如果他把實情告知災民，飢餓的他們絕不會吃李毓珍的這一套，很可能讓這位小知縣的“擔憂”變成現實。

不過，在大清國生活的這些年，讓李提摩太懂得如何處理這樣棘手的問題。

他首先讓助手帶著馬車躲進旅館，保證救濟金的安全；然後他“單刀赴會”，一個人前往發放救濟金的村子，向那幾千災民說明情況；最後，為了安撫災民躁動情緒，保證救濟金的安全，李提摩太和助手商量下決定，在門口張貼一張告示。

◎ 關於李提摩太在中國的故事，可以參看這本書

告示的內容是：“由於不可預料的變故，很抱歉不能再允諾的時間內把救濟金帶來，建議大家儘快地先回各自的村子去，以免繼續受凍。每個村留下兩三個老人，我將同他們一起安排如何儘快地把救濟金送到他們村上。”

結果證明，這個點子非常管用。很快，所有人都悄悄地散去，李提摩太和各村的老人約定了時間和地點，把各村的救濟金髮放到位。

大疽獸李毓珍的努力付之東流。但是，除了這種耍小聰明的大疽獸以外，最讓人感到恐懼是謝家福這種地方士紳組成大疽獸集團。

在華北饑荒發生時，剛從太平天國蹂躪中恢復生機的江南地區，被洋教信徒支配的恐怖記憶，依然歷歷在目。

◎ 太平天國給江南民眾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

因此，當謝家福得知西人東賑後，立即產生出強烈的牴觸情緒。報著“為敵夷，不為賑災”的大疽意識，謝家福接下來的行動才順理成章。

1877年，當看到西方傳教士開始救助災孩後，他終於坐不住了，開始聯手蘇州當地計程車紳同道，“大發慈悲”救助受災兒童，試與西人慾比高。

這是謝氏和江南士紳們可憐災孩們嗎？並不是，他們幫助這些孩子的真正原因，是因為“兒童智識未開，不懂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大義，更容易被異族蠱惑。”

蘇州士紳袁遂在給謝氏的信中明言：“山東災民中之嬰孩，前閱《申報》，西人慾領養，······因思彼處嬰孩無以存活者不知凡幾，倘能收養一名，既免飢死一名，既少入教一名，功德尤大”。而當地一位名叫尤春畦的紳商也認為“小孩餓死尚小，為天主教誘去，則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卻甚好。”

◎ 民國初年的天主教"育嬰堂"，修女和孩子（絕大部分是女孩）

這種強烈的大疽意識貫穿謝家福們的一生，謝氏甚至在晚年仍稱“生平最恨人稱善長，並請善安。區區心中但為中國保自主之權，無所謂善事也。”可見，他所做的義賑，完全出於大疽意識。

也正是在謝家福們的不懈努力下，大疽獸開始出現人傳人現象，河南地區部分災民也開始抗拒傳教士的賑濟。例如在河南開封居民聞知傳教士花國香等人到達，竟遍貼告白，上書“寧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

以至於，河南地區成了傳教士的賑災款項無法“染指”的處女地。

◎ 結語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在當時的社會，由於剛剛經歷過太平天國之亂，上到紫禁城下到基層士紳對傳教士的態度上往往顧慮頗深。例如河南學政瞿鴻禨聽聞傳教士賑災，不僅上奏朝廷，而且指責傳教士“居心則險不可測”。

大疽獸們普遍認為傳教士們表面上是“救災恤鄰”實則“收拾人心”，如果繼續任由傳教士這麼搞下去就會“民心外屬，異教橫恣，為中國之大患。”再搞出一個“太平地國”如何是好？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基於這種恐懼的大疽意識，讓各地主政官員和士紳階層面對出現在災區的洋人時，往往如芒刺背、如坐針氈、如臨大敵。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平陽府計程車紳們給救濟過當地災民的西方傳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和德治安（John Turner）立了一塊碑。

在這塊碑的最後，有這樣一段文字：“維吾皇萬歲，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鹹來投誠，共舒民艱。”

大疽獸隨著災荒的消退隱匿了身形，雙蠅獸又出現了。

最後，放點現在的大疽獸們的獸行（不喜勿看）。

相關家屬迴應：

參考資料：

《“丁戊奇荒”十九世紀後期中國的天災與賑濟》楊國強

《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英-李提摩太著李憲堂侯林莉譯

《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三版）顧長聲著

《晚清“丁戊奇荒”餓死千萬人，為何沒發生農民起義》短史記--諶旭彬

《晚清“丁戍奇荒”中鄉村義賑慈善組織的政治整合功能探究》賴祥周，劉志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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