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劇作品：2019年《攀登者》，2014年《西藏天空》， 2003年《塵埃落定》。文學作品：阿來1982年開始詩歌創作，80年代中後期轉向小說創作。2000年，其第一部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第5屆茅盾文學獎，為該獎項有史以來首位得獎藏族作家。2018年，作品《蘑菇圈》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他由此成為四川文學史上首位獲得茅獎、魯獎的雙冠王。2019年2月17日，編劇電影《攀登者》已經開拍。2019年5月26日，以汶川浩劫為主題的 《雲中記》創作完成。擴充套件資料：創作特點阿來的小說創作一直執著地書寫他生活的嘉絨地區。嘉絨地區的地理脈息構成了阿來小說創作的基礎性因素。阿來創作的大部分小說故事背景都發生在中原與西藏的過渡地帶。阿來以地貌文化為背景，對處於地理與文化的過渡地帶的藏區文明進行深描。文化從來與地理相關，不一樣的地理意味著新的精神啟迪，而複雜多樣的地貌文化往往預示著別樣的生活方式和多維文化的存在。阿來對處在漢藏兩大生態——文化板塊之間過渡帶上的嘉絨藏區及其歷史、文化有深入的瞭解，對“過渡帶”上的各種複雜的文化關係也是體悟頗深。阿來以新歷史主義的創作態度用現代人的思維科學評判歷史，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以全知全能的視角進入歷史。新歷史主義之“新”主要表現在對傳統歷史觀的顛覆。中國的新歷史主義從發生語境到創作實踐到理論批評都呈現了複雜的特點。新歷史主義主張將背景放在社會化大語境中考察，提倡研究文學中的歷史意識。隨著新歷史主義在中國的接受和發展，阿來的創作已經有意顯現出新歷史主義的創作傾向，對藏族地區的歷史進行了形象的演繹。 ------------- 如果我回答對你有幫助，請關注我一下。或有其他問題也可以關注我，給我發私信

阿來的《雲中記》問世，源於汶川大地震十週年全城致哀的嘶鳴聲

每一次回老家，作家阿來都會路過汶川，他總會停下來看一看，他惦念著當年作家們一起捐建的學校是否還好，孩子們是否還好。這個月，汶川“8·20”強降雨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已致9人遇難，35人失聯，阿來的心又緊緊揪了起來。這塊土地，還有這塊土地上的人，從未離開過他的視線。

阿來的《雲中記》問世 不僅僅是地震死難者的安魂曲

阿來《雲中記》讀者見面會

“十年前，地震發生後不久，不少人一窩蜂寫地震，我當然也有衝動寫。但是我每次有衝動開寫的時候，我就會反問自己，還有沒有更好的寫法。”阿來記得2018年5月12日的那個下午，汶川大地震十週年那天，成都全城響起致哀的號笛。長長的嘶鳴聲中，阿來突然淚流滿面，他一動不動坐在那裡，“想起在地震中失去的那麼多生命，不禁熱淚盈眶，我覺得開寫的時刻真正到來了。”他把手頭寫得很順的一部長篇小說放下，開始動筆寫這部《雲中記》。

在阿來看來，汶川災區的道路、橋樑、房屋重建在震後兩三年後就完成了，但那是物質層面的建設。“大部分家庭都有死亡、傷殘，相對而言，心理重建更艱難、更漫長。”他越來越多地看到，有的家庭孩子在震中死去，若再生一個，卻讓活著的人有負疚感，因為他們想這是不是意味著會忘記過去的孩子。兩個破碎的家庭重組，但依然有過去的親人影子在，他們擔心過於親近，是不是因此忘記了過去的人。阿來說，他同樣帶著這些陰影、傷痛來寫這部書，當終於寫出來時，他覺得如釋重負，那些感同身受的傷痛在那一刻徹底疏解。

由中國作協創研部、四川省作家協會、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聯合主辦的阿來長篇小說《雲中記》研討會日前在北京舉行。

研討會上，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吉狄馬加說，《雲中記》像不斷迴旋的復調，把現實、夢境、神話與地震過程中每個人感受到的具體細節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對地震災難直接性的描寫，而是更深刻地反映災難發生之後民族文化的歷史記憶與民族精神臍帶斷裂後的溯望，可以說是5.12大地震之後沉澱下來的具有經典意義的作品，是近年來不可多得的一部長篇小說。

四川省作協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侯志明代表四川省作家協會向長期以來關注四川文學發展的各位專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研討會上，文學評論家圍繞《雲中記》展開了討論。包明德認為，阿來以交響樂般的敘事展示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呈現了民族文化本質的意義。《雲中記》豐富了中國當代文學的表達，具備廣闊的人類視野、鮮明的家國情懷以及時代意識。潘凱雄認為，《雲中記》整體結構的編織非常嚴謹精緻，這樣的結構大大打開了作品的空間性以及藝術含量。不管是情緒控制或語言表達，還是對人類終極問題的思考，《雲中記》所闡述的都是登峰造極的，這是一部值得繼續研究的作品。

白燁很喜歡小說中仁欽這個人物，他認為這個人物傳遞著人性的亮光與溫暖。他認為《雲中記》是當下長篇小說的重要突破。在張清華看來，《雲中記》是一部自然力量復現的書，一部生存寓言之書，一部悲劇的抒情史詩，一場不可複述的長歌，它就是一部安魂曲。

每一次回老家，作家阿來都會路過汶川，他總會停下來看一看，他惦念著當年作家們一起捐建的學校是否還好，孩子們是否還好。這個月，汶川“8·20”強降雨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已致9人遇難，35人失聯，阿來的心又緊緊揪了起來。這塊土地，還有這塊土地上的人，從未離開過他的視線。

阿來《雲中記》讀者見面會

“十年前，地震發生後不久，不少人一窩蜂寫地震，我當然也有衝動寫。但是我每次有衝動開寫的時候，我就會反問自己，還有沒有更好的寫法。”阿來記得2018年5月12日的那個下午，汶川大地震十週年那天，成都全城響起致哀的號笛。長長的嘶鳴聲中，阿來突然淚流滿面，他一動不動坐在那裡，“想起在地震中失去的那麼多生命，不禁熱淚盈眶，我覺得開寫的時刻真正到來了。”他把手頭寫得很順的一部長篇小說放下，開始動筆寫這部《雲中記》。

在阿來看來，汶川災區的道路、橋樑、房屋重建在震後兩三年後就完成了，但那是物質層面的建設。“大部分家庭都有死亡、傷殘，相對而言，心理重建更艱難、更漫長。”他越來越多地看到，有的家庭孩子在震中死去，若再生一個，卻讓活著的人有負疚感，因為他們想這是不是意味著會忘記過去的孩子。兩個破碎的家庭重組，但依然有過去的親人影子在，他們擔心過於親近，是不是因此忘記了過去的人。阿來說，他同樣帶著這些陰影、傷痛來寫這部書，當終於寫出來時，他覺得如釋重負，那些感同身受的傷痛在那一刻徹底疏解。

去年5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編輯王淑紅去成都見阿來，她第一次聽到了《雲中記》這個寫作計劃。阿來對她說了自己的寫作構想：一個千年的藏族村落，在地震中傷亡了一百多人，因處在滑坡帶上，全村搬遷到了一個新的地方。“他特別向我解釋，每一個藏族村子，都有一個巫師。但過了幾年後，這個巫師內心越來越不安，總在想，活著的人都有政府照顧，那死去的人呢？”阿來說，萬一他們是有靈魂的，若沒人照顧，多可憐呢。於是巫師就準備回到原來的村子，去照顧那萬一存在的靈魂。

王淑紅第一次看到《雲中記》全文，是在去年國慶節後。“第一天，我只讀了電腦檔案的四五十頁，就看到了晚上很晚。”她讀得很慢，因為她會不由自主地沉浸在某個場景、某個細節不斷回味

《雲中記》雖然寫的是一個祭師的故事，卻沒有神鬼，只有自然力量下人性的光輝，在這種角力下，人和自然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煥發出神性之美。

阿巴是一個苯教祭師，但他一開始並沒有真正接受這個職業。阿巴上過中學，當過村裡最早的發電員，直到政府開始重視傳統文化，他又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但掛著傳承人名頭的阿巴，並未從早逝的祭師父親那裡學到過任何東西，連祭祀儀式都學自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班。

地震之前，阿巴一直在準備恢復傳統的苯教祭山儀式，災難卻在祭山儀式前幾天發生了，自然的力量並未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地震之後，無法承受巨大的傷亡，人們的感情開始崩潰。被扔到第一線的阿巴被迫承擔起撫慰人心的職責。他主持了祭祀亡靈的儀式，開始認同自己的祭師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