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慶曆新政中有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杜衍等一系列名人。慶曆新政失敗有多重原因：皇帝趙禎過於軟弱、支援力度不夠，新政自身有弊病，新政觸犯皇室及官僚集團利益，隊伍建設欠缺，新政人物留有餘地等等。
然而，慶曆新政失敗的導火線卻是由一些非著名人物引發的。
慶曆新政期間，杜衍、范仲淹、富弼等人為推行新政，舉薦、提拔過不少人，也得罪過很多人。
得罪得最厲害的就是夏竦。歐陽修、石介的大嘴巴，將夏竦置於奸臣之地。
夏竦不能接受，他的一計陰招，使得范仲淹、富弼、石介及諫官們紛紛離朝。這種變動卻沒有引起這些新進人物的警覺——還是太年輕！他們根本不知道一張黑網準備籠罩過來。
這進奏院相當於駐京辦。但跟今天不同的是，此時的進奏院官員是由中央委派的，主要是向地方傳達政令、順帶負責收集一些地方的報告。什麼邸報、詔令、奏章等等，都要從這過一手，所以廢紙很多、資訊很豐富，總之能賣個好價錢。
這次牽頭組織活動的是監進奏院的右班殿直劉巽和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蘇舜欽。其他參與的人有：
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待講、史館檢討王洙，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刁約，殿中丞、集賢校理江休復，殿中丞、集賢校理王益柔，太常博士周延雋，太常丞、集賢校理章岷，著作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溱，殿中丞周延讓，校書郎、館閣校勘宋敏求，將作監丞徐綬。
這中間，組織者蘇舜欽是杜衍的女婿，並由范仲淹舉薦擔任館職；王益柔（王曙之子）也受過范仲淹的舉薦之恩。
這些年輕人基本上都是有著大好前程的館閣人員。但狂歡了一夜的他們不知道，這將是他們在京的最後的一頓聚餐。
御史中丞王拱辰早就看不慣這些輕狂書生的作為了。王拱辰自己是1030年的狀元，還是歐陽修的連襟，可滕子京吃喝案中兩人反目成仇，導致他從支援新政轉為反對。
在他看來，這些進奏院的人，和歐陽修等諫官差不多，仗著能說會寫，老是抨擊朝廷當權者，簡直把進奏院當作第二個諫院。
現在，終於被他逮住機會了。看看，這些人利用進奏院活動，都幹了些什麼！
倒賣公家資產自不用說，他們還毫不收斂，居然找妓女一起飲樂！而且有的還在服喪期間！王益柔還狂歌長嘯，做詩說“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將神仙、皇帝、聖賢全部罵了一遍，簡直是不顧禮制、無法無天！還有臉說自己是讀書人，自詡為名士！
王拱辰吩咐御史魚周詢、劉元瑜上奏彈劾。趙禎令開封府審問。
事實俱在，無可抵賴，怎麼處理？
首相章得象不置可否；杜衍為避嫌不好相救，范仲淹、富弼出使在外無法搭救；賈昌朝支援王拱辰，而宋祁、張方平等人力主誅殺王益柔，以牽連杜衍、范仲淹。
只有韓琦還能指望一下。韓琦說，他們就是吃飽了、喝醉了惹事，王益柔更是少年狂語，陛下素來聖德仁厚，怎好重罰？
他提醒趙禎，得去留意背後的故事！
最終，這些人死罪可逃、活罪難免：蘇舜欽、劉巽因盜賣公家財產被削籍為民；王洙因與妓女行為不檢被免職務，外貶為知濠州；王益柔貶為監復州稅；其餘諸人，全部外貶。
看著這些新進官員一個個灰溜溜地離開京城，王拱辰絲毫不理會旁人的議論，他沾沾自喜地說，我將他們一網打盡了！
進奏院之獄案一出，趙禎很震怒。
本想推行新政開創一個太平盛世，可沒想到富國強兵的影還沒看到，卻招來一些追名逐利之人，說什麼按資排輩不好，要任用賢能，實際上背地裡搞一些陰招賄賂、相互結交、沽名釣譽的事，任用的是些什麼人？盡知道詆譭聖人、放浪形骸，還自鳴得意！
趙禎下詔，中書、御史臺要密切關注這些行為並及時上報！
新政岌岌可危。
出使在外的范仲淹、富弼見到皇帝措辭嚴厲的詔書，再也坐不住了。新政已經不能推行下去了，風雨欲來，只能求罷。
范仲淹就此被罷參知政事，改任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富弼被罷樞密副使，改任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
就在這一晚，富弼來回徘徊，思緒萬千，夜不能寐。
他想起了改革之初的一件事。
那時，恰好淮南有民變，將要路經高郵，當地知軍（高郵的軍事長官）晁仲約見不能敵，就讓富商大賈拿出金銀布帛、牛羊美酒，在城外敲鑼打鼓、大擺筵席，大犒強盜。心滿意足的作亂分子，果然沒有再為難高郵就繞城而去。
朝廷震怒。此時正在推行新政，富弼要求，必須嚴明法令、嚴懲不貸、誅殺晁仲約。
但不知為什麼，力主整頓吏治的范仲淹居然想要寬恕晁仲約。他的理由是，雖然晁仲約按法當誅，但高郵城內既無士兵，又無武器，最終老百姓破財消災，穩定了大局；如果真的誅殺了晁仲約，恐怕也不是法律的本意。
趙禎覺得有理，就放過了晁仲約。
富弼簡直氣死了，他質問范仲淹說，現在就怕有法不依，所以才要執法必嚴，不然，新政怎麼推行？
范仲淹私底下告訴他，太祖太宗以來，都沒有輕殺臣下，我們不要輕易破壞這個規矩；再說，咱倆在這推行新政，但環顧朝內，志同道合的同僚有幾個？就是皇帝都心意未定！如果這次讓他誅戮臣下，它日手滑，咱們的性命可就難以自保了！
聽罷他的解釋，富弼不以為然。直到今晚，他總算明白范仲淹的苦心了，小心駛得萬年船。
朝堂之上，首相章得象和晏殊、賈昌朝等人身居高位卻碌碌無為。這麼多資歷、職務都高過范仲淹的，憑什麼就讓他來推行新政？其他人就甘心做旁觀者，心安理得地打醬油？
再看皇帝，一如既往地耳根子軟，經常拿不到主意，他根本做不到用人不疑。思想混亂是最大的問題啊！
如果沒有他強力堅定的支援，沒有其它宰執的鼎力相助，就靠一個參知政事、一個樞密副使在那吆喝，能夠平穩推行新政嗎？
就像現在，帝國已無戰事威脅，趙禎對新政的決心和想法就大不一樣了。一旦皇帝動搖，自己始用終棄的命運就已註定。
帝國最大的憂患不在契丹，不在西夏，而就在皇帝的決心，就在宰執們的身上！
想到這，富弼不禁後怕，如果當日真的誅殺了晁仲約，那今日輪到的可就是自己！看來，改革不僅需要大無畏的勇氣，更需要靈活變通的政治智慧。范仲淹正是看透了這點，才留有餘地、預備後路。做人做事還是謹慎小心一點好，保守為妙！
他為范仲淹的深謀遠慮而感嘆，范仲淹，真乃聖人也！
也就在這一晚，為相120天的杜衍同時被罷。
很快，韓琦被罷樞密副使，調為知揚州。
一番變動之後，章得象、賈昌朝為宰相兼樞密使；王貽永為樞密使，陳執中、宋庠為參知政事，吳育、龐籍為樞密副使。
范仲淹、富弼、杜衍、韓琦相繼被罷外放，歐陽修則被生活作風問題鬧得灰頭土臉，也可以說是被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匆匆變幻的宰執班子，曇花一現的新政命運就此決定了。
1045年二月，監察御史劉元瑜以新政造成朋黨、助長跑官之風為由，求罷磨勘考課之法、擇官長之法，選人用人重回原軌道；之後，抑僥倖之法同樣被廢除，宗室大臣的利益重新得到保障。
改革吏治的願望就此落空，帝國已無新政。
身心俱疲的范仲淹，將新政失敗的苦楚深埋心底。按照他的本意，帝國的強盛不在一朝一夕，必須花數年時間方可平定西陲、威懾契丹，這是持久戰。
但新政一罷，韓琦專心戍邊，富弼治理地方，杜衍閒居直至離世，歐陽修等人寄情山水，所有的持久戰戰略都煙消雲散，只剩下和議帶來的苟且，剩下居安忘危。
再是聖賢，他也沒有辦法改變現實。這讓他頗有一種壯志未酬、英雄遲暮之感。
1046年，被貶嶽州的滕子京重修了岳陽樓，將唐宋前賢有關詩賦刻在上面。
范仲淹應邀寫下千古名文《岳陽樓記》，將滿腔情懷注入其中。
人生和仕途都是悲喜交集的歷程，起起落落反而是常態。有一份情懷，就能讓你心有所屬，保持心靈的淡定。心中有祖國山河、天下大任，你就不會孤獨、不會寂寞。
生活可以平淡，思想必求高遠。
從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格言被千古銘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情懷被廣為相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追求被世代膜拜。
再之後，種世衡、滕子京、尹洙、蘇舜欽等好友相繼辭世。1052年，范仲淹也辭別人世。
雖然新政功敗垂成、淺嘗輒止，但他九死不悔。他的道德文章無懈可擊，事業功績可與日月同輝，人格魅力堪稱萬世師表。
斯人已去，精神常在。他點燃的火種總會有後來者。
如有更多興趣，敬請關注本號，將會連載《北宋王朝盛世夢》，對北宋歷史進行更深解讀。
北宋慶曆新政中有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杜衍等一系列名人。慶曆新政失敗有多重原因：皇帝趙禎過於軟弱、支援力度不夠，新政自身有弊病，新政觸犯皇室及官僚集團利益，隊伍建設欠缺，新政人物留有餘地等等。
然而，慶曆新政失敗的導火線卻是由一些非著名人物引發的。
進奏院之獄案慶曆新政期間，杜衍、范仲淹、富弼等人為推行新政，舉薦、提拔過不少人，也得罪過很多人。
得罪得最厲害的就是夏竦。歐陽修、石介的大嘴巴，將夏竦置於奸臣之地。
夏竦不能接受，他的一計陰招，使得范仲淹、富弼、石介及諫官們紛紛離朝。這種變動卻沒有引起這些新進人物的警覺——還是太年輕！他們根本不知道一張黑網準備籠罩過來。
這進奏院相當於駐京辦。但跟今天不同的是，此時的進奏院官員是由中央委派的，主要是向地方傳達政令、順帶負責收集一些地方的報告。什麼邸報、詔令、奏章等等，都要從這過一手，所以廢紙很多、資訊很豐富，總之能賣個好價錢。
這次牽頭組織活動的是監進奏院的右班殿直劉巽和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蘇舜欽。其他參與的人有：
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待講、史館檢討王洙，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刁約，殿中丞、集賢校理江休復，殿中丞、集賢校理王益柔，太常博士周延雋，太常丞、集賢校理章岷，著作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溱，殿中丞周延讓，校書郎、館閣校勘宋敏求，將作監丞徐綬。
這中間，組織者蘇舜欽是杜衍的女婿，並由范仲淹舉薦擔任館職；王益柔（王曙之子）也受過范仲淹的舉薦之恩。
這些年輕人基本上都是有著大好前程的館閣人員。但狂歡了一夜的他們不知道，這將是他們在京的最後的一頓聚餐。
御史中丞王拱辰早就看不慣這些輕狂書生的作為了。王拱辰自己是1030年的狀元，還是歐陽修的連襟，可滕子京吃喝案中兩人反目成仇，導致他從支援新政轉為反對。
在他看來，這些進奏院的人，和歐陽修等諫官差不多，仗著能說會寫，老是抨擊朝廷當權者，簡直把進奏院當作第二個諫院。
現在，終於被他逮住機會了。看看，這些人利用進奏院活動，都幹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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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拱辰吩咐御史魚周詢、劉元瑜上奏彈劾。趙禎令開封府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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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章得象不置可否；杜衍為避嫌不好相救，范仲淹、富弼出使在外無法搭救；賈昌朝支援王拱辰，而宋祁、張方平等人力主誅殺王益柔，以牽連杜衍、范仲淹。
只有韓琦還能指望一下。韓琦說，他們就是吃飽了、喝醉了惹事，王益柔更是少年狂語，陛下素來聖德仁厚，怎好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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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這些新進官員一個個灰溜溜地離開京城，王拱辰絲毫不理會旁人的議論，他沾沾自喜地說，我將他們一網打盡了！
中樞洗牌進奏院之獄案一出，趙禎很震怒。
本想推行新政開創一個太平盛世，可沒想到富國強兵的影還沒看到，卻招來一些追名逐利之人，說什麼按資排輩不好，要任用賢能，實際上背地裡搞一些陰招賄賂、相互結交、沽名釣譽的事，任用的是些什麼人？盡知道詆譭聖人、放浪形骸，還自鳴得意！
趙禎下詔，中書、御史臺要密切關注這些行為並及時上報！
新政岌岌可危。
出使在外的范仲淹、富弼見到皇帝措辭嚴厲的詔書，再也坐不住了。新政已經不能推行下去了，風雨欲來，只能求罷。
范仲淹就此被罷參知政事，改任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富弼被罷樞密副使，改任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
就在這一晚，富弼來回徘徊，思緒萬千，夜不能寐。
他想起了改革之初的一件事。
那時，恰好淮南有民變，將要路經高郵，當地知軍（高郵的軍事長官）晁仲約見不能敵，就讓富商大賈拿出金銀布帛、牛羊美酒，在城外敲鑼打鼓、大擺筵席，大犒強盜。心滿意足的作亂分子，果然沒有再為難高郵就繞城而去。
朝廷震怒。此時正在推行新政，富弼要求，必須嚴明法令、嚴懲不貸、誅殺晁仲約。
但不知為什麼，力主整頓吏治的范仲淹居然想要寬恕晁仲約。他的理由是，雖然晁仲約按法當誅，但高郵城內既無士兵，又無武器，最終老百姓破財消災，穩定了大局；如果真的誅殺了晁仲約，恐怕也不是法律的本意。
趙禎覺得有理，就放過了晁仲約。
富弼簡直氣死了，他質問范仲淹說，現在就怕有法不依，所以才要執法必嚴，不然，新政怎麼推行？
范仲淹私底下告訴他，太祖太宗以來，都沒有輕殺臣下，我們不要輕易破壞這個規矩；再說，咱倆在這推行新政，但環顧朝內，志同道合的同僚有幾個？就是皇帝都心意未定！如果這次讓他誅戮臣下，它日手滑，咱們的性命可就難以自保了！
聽罷他的解釋，富弼不以為然。直到今晚，他總算明白范仲淹的苦心了，小心駛得萬年船。
朝堂之上，首相章得象和晏殊、賈昌朝等人身居高位卻碌碌無為。這麼多資歷、職務都高過范仲淹的，憑什麼就讓他來推行新政？其他人就甘心做旁觀者，心安理得地打醬油？
再看皇帝，一如既往地耳根子軟，經常拿不到主意，他根本做不到用人不疑。思想混亂是最大的問題啊！
如果沒有他強力堅定的支援，沒有其它宰執的鼎力相助，就靠一個參知政事、一個樞密副使在那吆喝，能夠平穩推行新政嗎？
就像現在，帝國已無戰事威脅，趙禎對新政的決心和想法就大不一樣了。一旦皇帝動搖，自己始用終棄的命運就已註定。
帝國最大的憂患不在契丹，不在西夏，而就在皇帝的決心，就在宰執們的身上！
想到這，富弼不禁後怕，如果當日真的誅殺了晁仲約，那今日輪到的可就是自己！看來，改革不僅需要大無畏的勇氣，更需要靈活變通的政治智慧。范仲淹正是看透了這點，才留有餘地、預備後路。做人做事還是謹慎小心一點好，保守為妙！
他為范仲淹的深謀遠慮而感嘆，范仲淹，真乃聖人也！
也就在這一晚，為相120天的杜衍同時被罷。
很快，韓琦被罷樞密副使，調為知揚州。
一番變動之後，章得象、賈昌朝為宰相兼樞密使；王貽永為樞密使，陳執中、宋庠為參知政事，吳育、龐籍為樞密副使。
范仲淹、富弼、杜衍、韓琦相繼被罷外放，歐陽修則被生活作風問題鬧得灰頭土臉，也可以說是被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匆匆變幻的宰執班子，曇花一現的新政命運就此決定了。
范仲淹的苦楚1045年二月，監察御史劉元瑜以新政造成朋黨、助長跑官之風為由，求罷磨勘考課之法、擇官長之法，選人用人重回原軌道；之後，抑僥倖之法同樣被廢除，宗室大臣的利益重新得到保障。
改革吏治的願望就此落空，帝國已無新政。
身心俱疲的范仲淹，將新政失敗的苦楚深埋心底。按照他的本意，帝國的強盛不在一朝一夕，必須花數年時間方可平定西陲、威懾契丹，這是持久戰。
但新政一罷，韓琦專心戍邊，富弼治理地方，杜衍閒居直至離世，歐陽修等人寄情山水，所有的持久戰戰略都煙消雲散，只剩下和議帶來的苟且，剩下居安忘危。
再是聖賢，他也沒有辦法改變現實。這讓他頗有一種壯志未酬、英雄遲暮之感。
1046年，被貶嶽州的滕子京重修了岳陽樓，將唐宋前賢有關詩賦刻在上面。
范仲淹應邀寫下千古名文《岳陽樓記》，將滿腔情懷注入其中。
人生和仕途都是悲喜交集的歷程，起起落落反而是常態。有一份情懷，就能讓你心有所屬，保持心靈的淡定。心中有祖國山河、天下大任，你就不會孤獨、不會寂寞。
生活可以平淡，思想必求高遠。
從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格言被千古銘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情懷被廣為相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追求被世代膜拜。
再之後，種世衡、滕子京、尹洙、蘇舜欽等好友相繼辭世。1052年，范仲淹也辭別人世。
雖然新政功敗垂成、淺嘗輒止，但他九死不悔。他的道德文章無懈可擊，事業功績可與日月同輝，人格魅力堪稱萬世師表。
斯人已去，精神常在。他點燃的火種總會有後來者。
如有更多興趣，敬請關注本號，將會連載《北宋王朝盛世夢》，對北宋歷史進行更深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