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在資治通鑑開篇說: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

他以這麼一通話作為這部皇皇鉅著的序言，其核心思想強調只要人人遵守封建秩序，國家自然河清海晏、江山永固。而唐朝自安史之亂後，卻處在“禮崩樂壞”、秩序蕩然無存的局面。

不管國家統治秩序穩定或者混亂，本質都是利益格局的調整。唐朝打敗史朝義後，為酬謝平叛出力的功臣，便大肆分封這些人為節度使，藩鎮制度便從邊疆推廣到內地。當時的中國，唐王朝其實就是個佔據中央旗號的大山頭，那些藩鎮儼然一個個小山頭。擁有稱雄的硬實力後，那些節度使當然想更進一步，要麼圖謀世襲、要麼想擴充地盤甚至覬覦社稷。朝廷為了維護權威，當然不會乖乖滿足他們的野望。朝廷和藩鎮的矛盾便成不可調和之勢，彼此之間的鬥爭貫穿了中晚唐時期。

己之不正，何以正人。朝廷雖然衰微，但終究是正統，代表整個國家。那些節度使固然勢力強大，可他們背叛朝廷的行為畢竟是踐踏封建傳統政治道德的，是不得人心的，所以他們根本拿不出有效的理論說服部下效忠自己。手下將領追隨主帥同朝廷對抗，看在眼裡、記在心頭，自然有樣學樣，抓住機會自己當家做主豈不更好。在那個專制的年代，政治更迭還沒有進步到民主選舉，殺戮便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許多節度使最後以血腥收場再正常不過了。

權力的魅力是無窮的。這些武人出生入死為的就是這個，所以前任的結局再悽慘也是擋不住人的進去之心，節度使不可能沒人乾的。這些新上位者，沒幾個人為了國家大義，個人的功名利祿才是唯一的目的。前任之所思亦是他們之所想，因此蕭規曹隨就是兵變的必然結果。那些藩鎮只是換了頭目，割據小集團的綱領、實力不會有一絲一毫改變、削弱，唐朝想根除藩鎮肯定就是難於上青天的事了。

節度使制度確實給唐朝帶來了非常大的一個便利，尤其是在古代，通訊並不是很發達，一旦發生戰事節度使可以立刻反應，在組織士兵應對的同時，再向朝廷傳遞情報。這樣不僅不會造成自己的被動，還起到了很好的防禦作用，所以，一度邊疆線上都非常的安靜，即使有小規模的騷擾，但是並不影響到國內整體的和平。而最後導致李唐王朝由盛轉衰，便是安史之亂，也是由節度使發動，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節度使的制度是不好的，只不過最後結論是失去了控制，某些地方的節度使的權力太大。有了其他的想法，從而發動叛亂，想要取皇帝而代。縱觀唐朝歷史一個都沒有成功，而結局是節度使整族被殺！所以說節度使確實是高危職業！

節制一方守疆土，

貪功部下謀弒主。

事成一代開國帝，

兵敗懸頭棄白骨。

要說唐朝節度使的權力大，那也主要是在中晚唐時期（特別是安史之亂後）。因為中央政府的實力被嚴重削弱了，對帝國的控制也大不如以前了，從而造成各藩鎮的節度使擁兵自重，不聽號令的局面！而說到在唐朝當節度使，特別危險、屢屢死於非命，我個人來看，這是他們咎由自取的結果！為什麼呢？請繼續看下去。

綜觀整個中晚唐時期，那些死於非命的節度使們大都是被自己人（兄弟，子侄，親信）幹掉的，符合堡壘最容易被從內部攻破的定律！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利益誘惑肯定是一大因素，而另一個因素也不能忽略——那就是他們違背了古代統治思想核心之一的三綱五常理論。

三綱五常說的主要精髓就是位有尊卑和長幼有序，可是這些節度使們或者說軍閥們是如何對待他們應該尊崇的唐天子呢？妄自尊大，蠻橫無理，胡做非為，一點也不把唐天子放在眼裡！那麼好了，上行下效，你作為臣子敢冒犯天子，那麼你的部屬們還會把你這個節度使當回事嗎？那之後會發生什麼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說人沒有了敬畏之心，也是很可怕的！

政治學裡說到國家統治，要考慮兩方面因素，一個叫“迴應性”，一個叫“可統治性”。考慮“迴應性”，就需要授予地方官員較大的自主權，讓他們根據本地實際情況，迴應本地民眾訴求，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考慮“可統治性”，中央政府可採取簡單粗暴的做法，基於一致性和標準化的原則建立“一刀切”的制度。

大唐為了加強擴張並強化邊防，從唐玄宗起增加了地方節度使的權力，讓他們因地制宜地調動資源和制定政策，任用官員、徵兵、收稅、使用財稅等都委託給節度使了，這就是採用了“迴應性”策略。但結果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亂來了，隨後藩鎮割據就來了。後來，明代為了防備蒙古採用了藩王戍邊，結果導致了靖難之役。清代讓各地自行組織力量對抗太平天國，最終導致了地方事實上獨立。“迴應性”策略的採用，天然就會導致地方權力加大甚至失控。

採用“可統治性”策略，用一刀切的做法，雖然效率低，但是對維護國家的權威卻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宋朝。雖然岳飛急切地要反攻金國，想要就地自籌糧餉以利於軍事行動，但是宋高宗就是不同意。雖然整個宋朝的軍事給人感覺都很弱，但是大宋王朝是一直在的。一刀切解決了大規模國家可統治性問題。

有了這些基礎，我們回來看唐朝節度使。

安史之亂後的節度使，基本上就是土皇帝。因此權力很大，不是表面上大，而是真的很大。像任用官員、徵兵、收稅、使用財稅等事，都是節度使說了算；地方行政司法全在節度使控制之下，還有生殺予奪的大權。

這個位置這麼好，當然就迎來了覬覦者，節度使被殺的危險就來了。

首先這個危險來自於節度使控制範圍的內部。

節度使所轄軍隊都是職業軍人，而不是府兵。這些職業軍人的利益從哪裡來？當然是從軍隊來。那麼軍隊的首腦---節度使---能否滿足他們的訴求，就是這些職業軍人是否支援這個節度使的前提。一旦不能滿足，則軍人譁變，殺了在任節度使，另立新節度使，這幾乎成了中晚唐各藩鎮的家常便飯。“兵痞”這個詞就是形容唐末各藩鎮中的經常譁變計程車兵。

內部還有另一個力量，就是節度使本人的親屬、心腹，他們也覬覦這個職位。找機會就要發動政變，取而代之。像安史之亂的主謀安祿山，死於其子之手；史思明，死於其子之手。

其次，危險來自於外部其他節度使的進攻。

大唐中央權威的急劇下滑，地方節度使早已看出來，什麼公平正義不能指望朝廷，只能靠自己。因此有野心的就厲兵秣馬，主動出擊搶佔地盤。886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派出川西的羌族軍隊襲擊東川節度使高仁厚，高仁厚沒有防備，被其所殺。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總之，節度使這個職位的危險性，在於其權勢地位過於隆盛，太引人覬覦；各方力量有機會都要伸手去搶一下。因此說它是最危險的職業，不為過。

接下來回答題主第二個問題。

大唐不能根除藩鎮割據，主要是因為節度使勢力已成，同時朝廷經過安史之亂後沒有掃平藩鎮的實力。

回到開頭的“迴應性”問題，為了拓邊和固邊而設立的、集軍政財權於一體的藩鎮，日益坐大。而安史之亂加劇了地方力量的強化。

雖然其中有大唐朝廷對藩鎮的壓制，但是始終見效不大。從唐德宗開始，姑息河朔三鎮的獨立和父死子繼的局面。唐憲宗經過努力平定淮西藩鎮之後，卻無力繼續一一掃平各藩鎮；而且各藩鎮既然表面上紛紛表示歸順朝廷，唐憲宗也就滿意了。從唐憲宗之後，大唐朝廷再也無力出動武力解決藩鎮問題了，藩鎮勢力由此日益發展。有野心的節度使暗中積蓄力量，尋機擴張地盤。

黃巢起義軍的攻掠，算是對節度使勢力的一次洗牌。後來的朱溫、李克用之類的軍閥，都是在鎮壓黃巢起義過程中崛起的。這些大軍閥主要在中原關中地區爭奪，形成了梁唐晉漢週五代更替。反而偏遠的四川、南方相對平和，但也發生了較多節度使之間的戰爭，最終形成了南吳（南唐）、南漢、吳越、閩越、前蜀、後蜀等國家。這些獨立的國家多是由當初大唐封的節度使建立。如南吳太祖楊行密是淮南節度使，吳越國王錢鏐是浙西節度使，後蜀開國者孟知詳是西川節度副使，等等。

藩鎮制度是大唐創立，最終也是這個制度毀了大唐。

實際上，節度使和藩鎮的存在，類似於西周的分封制。分封諸侯本是未來拱衛周王，但是春秋戰國紛爭幾百年，最終周朝被推翻。

節度使和藩鎮，本是用來幫助大唐拓邊戍邊，但是藩鎮割據導致天下紛亂，最終大唐被推翻。

兩者何其類似！

政治學中“迴應性”策略的採用，天然就會導致地方權力加大甚至失控，最終導致分裂。

後來的宋朝吸取了教訓，徹底採用“可統治性”策略，用了一刀切的做法。雖然效率會低，但是對維護國家的權威卻是行之有效的。宋朝兵無恆將，面對西夏大理這樣的小國都無法解決；岳飛急切地要反攻金國，想要就地自籌糧餉以利於軍事行動，但是宋高宗就是不同意。雖然整個宋朝的軍事給人感覺都很弱，但是大宋王朝是一直在的。一刀切解決了大規模國家的可統治性問題。

明白了這些，可以回答題主的問題：唐朝始終不能根除藩鎮這個毒瘤，不是因為節度使的存在（節度使與藩鎮是一體的），而是因為設立藩鎮這個制度，天然帶有分裂的基因。

唐朝對外戰爭的需要，在邊境軍事重地留有駐軍，管理幾州軍物。唐玄宗天寶年間，掌管軍事的主官逐漸擁有財政，軍事，行政大權。節度使儼然如獨立王國，天寶十四年(755年)，范陽、平盧，河東節度使安祿山發動叛亂。節度使的權力是非常大的，但其危險性也非常大，唐朝的節度使有很多被部將或牙兵叛亂殺死。

唐朝的節度使開始時只擁有軍權，地方行政事務由採訪使擔任。如果二者協調不利，節度使領兵打仗時，後勤糧草供應不上，影響軍事行動的勝利。唐玄宗天寶年間，軍權和行政權，時政權由節度使一人說了算。比如安祿山擔任范陽，平盧，河東節度使，同時還擔任河北採訪使。地方上形成一個表面聽從中央的獨立王國。

節度使擁有軍，財政大權嚴重危脅中央政府安權。安史之亂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叛亂平定後，唐朝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節度使擁兵自重問題。節度使固戰功可出將入相，這些宰相是靠實力上位的，更不可能削弱節度使的權力。節度使招募軍隊，軍人對節度使有嚴重的依賴性。"唯知其將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

節度使對內可以任免官吏，擁有無上的權力，節度使死了由兒子或部將擔任，事後唐朝中央政府只宣佈任命詔書走一走形式，但節度使的職業危脅性也是非常高的。節度使為保衛自已的安全組建一支親衛部隊叫牙兵。這些人戰鬥力強悍，軍餉等各方面待遇高於一般計程車兵。他們為自已利益形成一個特殊利益群體，飛揚撥僱，違法亂紀，地方官吏素手無策。

節度使使對牙兵的違法亂紀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安史之亂降將擔任的節度使內訌尤為嚴重。魏博節度使史憲誠被唐朝調到河中任節度使，他比較貪財想把府庫中的錢糧全部帶走。牙兵發動爆亂，殺死史憲誠，打跑新到任的節度使，自節選舉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做藩帥，唐朝中央只能事後成認其合法性。

在唐朝歷史上，有多個節度被部將殺死後，取而代之。這個問題困撓唐朝一百多年沒有得到解決。五代十國時期的開國皇帝大都是節度使出身。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取得政權後，用杯酒釋兵權的辦法剝奪地方節度使兵權，派文官到各地做知州，軍政職能分開，節度使後遺症才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為什麼節度使看似大權在握，其實非常危險呢，是因為藩鎮的動亂性。

“逐帥殺帥，是為常事”——《廿二史札記》。

張國剛著《唐代藩鎮研究》中記載：

廣德、乾符年間唐朝藩鎮共發生的171起動亂中，與中央發起的衝突不過22起，只佔13％；部下驅逐或殺節度使達99起，佔60％； 節度使殺部下14起，佔7％； 其餘將校作亂等內部火拼37起，佔20％。 透過上面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出，87％的藩鎮動亂都是內亂，80％的藩鎮動亂都是部下對節度使發動的叛亂。

所以節度使看似大權在握，但其實是非常危險的職業。

土地兼併府兵變成募兵，是節度使演變成割據勢力的一個因素，但不是充分條件。

權力的收放是個永久性難題，無論什麼環境都有一管就死、一放就亂這種困境。難度在於收與放的平衡。

管理是個技術活，目前我黨的黨政雙重管理目測還是不錯地。美國的重要部門也有政務官和事務官配合。

管理的核心就是兩個字-收稅，再加上狀語就是持久地、低成本地收稅。

無論是誰都能比較容易地對農耕民族收稅，因糧食長在地裡，農民也象莊稼一樣長在地裡，所以即便是國土遼闊，收稅也不是很難的技術。

難的是對遊牧經濟和商業經濟收稅。我們的中國帝國一直就解決不好對多種經濟形態的管理問題。一有遊牧民族或者後來的商業經濟的入侵，會不會亡國基本靠運氣。如果對方體量小，全靠肉大身沉挺過去。我不知道中華文明有什麼可值得驕傲的。

中華民族存續到現在，確實是不容易，可仔細一想其實是個偶然。農耕經濟雖然穩定，但是保護財產的能力不如遊牧民族，創造財富的效率不如商業文明。若沒有封閉的地理環境作為保護，僅僅靠種地，早就淘汰出局了。

中華文明是種地的種久了滋生出來的社會規範，談不上好不好，就象人一生下來就會呼吸空氣，你說會喘氣這算什麼優點。好的文明得有相容性。一碰到異質文明就失去彈性了，那就應該淘汰。

從這個角度講滿清能徹底解決北方邊患，其政治智慧就遠超漢人，但也僅限於此。唐王朝來自關隴集團，再上溯至鮮卑，也是遊牧民族，他怎麼就不會搞二元經濟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