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來看，中國二十四史，包括《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明史》等二十四部正史。這其中，“記”、“書”、“志”、“史”等稱謂不盡相同，都有著特定的含義和本質的區別。

在司馬遷寫作《史記》的西漢時期，“史”、“書”、“記”概念比較混淆，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分。“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例如《左傳》、《國語》、《戰國策》等都可以統稱為史記（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後來的所有史書都可稱為“史”）。司馬遷《史記》成書後，沒有固定的書名，有的稱“太史公書”，有的叫“太史公記”，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在當時，“書”和“記”的差別不大。需要指出的是，《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到了東漢，班固之父班彪作為一代大儒，有感於司馬遷寫的史記是一部通史，而且《史記》成書時才是西漢的中期，並沒能完整記錄下整個西漢歷史，所以班彪寫《史記後傳》以作補充，書未完身已死。班固繼承父親遺志，以《史記後傳》為藍本，撰成《漢書》（一部分由其妹班昭續寫完成）。

由於《漢書》是記錄西漢時期歷史人物事件的史書，為一個朝代（西漢）的斷代史，有別於司馬遷《史記》是通史，後代史學界便把班固寫的這部紀傳體斷代史稱為“漢書”（當然，這裡面還有其它一些內容，但不在本問題敘述範偉之內），而把司馬遷寫的紀傳體通史正式命名為“史記”（《史記》遂成為獨有的專用名詞，特指司馬遷寫的這部通史）。《漢書》開中國紀傳體斷代史之先河，而後的紀傳體正史皆為斷代史（不過其中還有細緻區分，下面會提到）。

再後來，《後漢書》（東漢）、《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魏）、《北齊書》、《周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這些正史跟班固寫的《漢書》一樣，皆為記訴一個完整朝代的斷代史，所以無一例外統統用“書”字來命名。只是因為國號重複以及創作時間等緣由，故某些史書有南北、舊新之分。

但唐代李延壽根據南北朝時期通寫的《南史》和《北史》，以及北宋薛居正、歐陽修等人編撰的舊、新兩部《五代史》，雖然也是斷代史，卻跟前面所提到的史書有著一定的區別和不同。前面的斷代史都是以一個朝代為主體中心寫就的歷史，而南、北史和五代史是縱貫幾個朝代連續一體的史書，所以僅從這點上講，南、北史和五代史更像《史記》一樣，只不過是一部“壓縮版”的縱向通史而已。所以史學界認為再用“書”來命名這四部正史，顯然不準確。所以便改用“史”來命名，藉以和前面的斷代史劃分區別。

到了元代脫脫等編撰《宋史》、《遼史》和《金史》時，雖然這三部史書都是分別記錄一個朝代的斷代史，跟《漢書》、《唐書》等史書沒有什麼兩樣，但因為之前有一部《宋書》是寫南朝劉姓宋朝的，跟趙姓宋朝國名重複，又不便把《宋史》稱為《趙宋書》而把前面的改為《劉宋書》（以姓來命名史書沒有先例），南北、新舊定名更不準確。基於此，為方便起見，故把《宋史》、《遼史》、《金史》統統以“史”來定名。後面的《元史》、《明史》等便都通用“史”字，沿承至今。（還有一點可能跟趙宋的歷史定位有關，但也不在本問題討論之內。）

這裡要特殊強調的是《三國志》，它和前面提到的所有史書都不同。既不是通史，也不是以一個朝代為主體的“書”或連續記述幾個朝代的“史”。怎麼說呢？《三國志》是記錄某一個特定時期三個不同國家的“國別體斷代史”。雖然也可用“史”來稱呼（注意，絕不能用“書”命名，道理同上），但用“志”更能體現出其特有的歷史原貌。因為“志”本身就帶有橫向比較的意思。

解釋了這麼多，中心思想無外乎一個，即“史”、“書”在一定前提下可通用，但絕不是完全等同。其中的“史”可以代表統稱一切史書，但“書”只能代表以一個朝代為主體中心記述的歷史。換言之，“史”包括“書”，但“書”不等同“史”。

小時候讀書也產生過這個問題，經年以來，因為讀書少的緣故，也沒有找到很好的答案。自己想來，或許，這和“漢唐間史學的發展”有關。

大體，梁以前，似乎並沒有以“某史”為書名的習慣。紀傳體稱書稱記，編年體稱春秋稱紀。今可考的後漢史凡十三種，多名“後漢書”、“後漢記”，並沒有稱“後漢史”的。各家三國史、晉史、十六國史等大體如此，紀傳體稱“書”為主，不稱“史”。所謂《三國志》，其實是“魏吳蜀三書六十五篇，號三國志”（《華陽國志·後賢傳》）。直到梁時才有變化。蕭子顯有《晉史略》、江淹有《齊史》、吳均之有《通史》，之後陳許亨有《梁史》、隋牛弘有《周史》。但這些只是當時史學作品中的個別情況，其他各家所撰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史，並不名之以“某史”。隋唐以降，史家逐漸習慣以“某史”來命名史學作品尤其是紀傳體作品。如唐初修梁陳北齊周隋史，有《五代史》之名，李延壽南北史則為今人所熟知。似乎，唐宋時，“某史”、“某書”的用法並存。元修三史，用“宋史”之名，以區別於記載南朝宋的《宋書》，這以後“某書”這樣的古稱雖然還可以見到，卻已經不是最常見的命名方式了（以上大體據金毓黻《中國史學史》）。

這一現象之前學者亦有注意。如楊聯陞認為“涵蓋數朝的史書叫做‘史’”，“僅及一朝的叫做書”。至於其中例外，或江淹《齊史》、許亨《梁史》，或者其中作品未有定名，或者還未成定稿，而元修三史則以南北史為典範，於是《元史》、《明史》其實是“因襲錯誤的先例”。這一說法有其道理。似乎還有一些不足。楊聯陞認為涵蓋數朝的做法延續自《史記》，固然不錯，但《史記》不稱“某史”，以“某史”為書名，實為晚出（此見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亦當有以解釋。

大體“某書”之稱，本於《尚書》中虞夏商周書。以“書”作為“政事之紀”（《荀子·勸學》），這是史學尚未獨立之前的習慣。換而言之，以一朝的史籍為“某書”，其實遵循了諸經的傳統。《漢書》之所謂稱“漢”稱“書”，“其義並不在標榜斷代”，而在於“尊漢”，即以漢室接續唐虞三代（徐復觀《〈史〉、〈漢〉比較研究之一例》）。事實上，班固的時代，經學與史學並未真正分離，對於班固來說，《漢書》之作並不是後世所謂的史學作品，而是“準天地、統陰陽”的思想偉業，一如司馬遷《太史公（書）》，以“成一家之言”為己任，與《荀子》、《孟子》如出一轍（錢穆《太史公考釋》）。班固以後，後來史家大體因循，故“某書”為斷代紀傳體史書的書名，也就成為定製。其實，漢以前史官地位甚卑，用“某史”作為書名對於當事人來說恐怕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漢唐間史學大興，漸次與經學並立（週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特點》）。“史部”既然從經學中獨立出來，史學作品也就不一定要附以或“書”、或“春秋“的經名，“某史”作為書名也就漸漸為作者採用。

換而言之，史書命名習慣的轉變，其實是經、史關係變化發展的一種體現。當然，因為書名的選取往往是傳承有序的，這其中的轉變，相對於彼時的思想世界而言，是遠遠滯後的。例如，從著作分類來說，西晉《中經新簿》就已經把史學作品就已經擺脫了作為經部附庸的地位而獨立為一部了。但“某史”取代“某書”作為紀傳體正史之名、以史學家選取的“通鑑”取代“春秋”作為編年體之名，庶幾在近千年之後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兩唐書乃至清人《元書》的題名，倒有一些思想史上的“化石”的味道了

《二十四史》包含中國古代各朝撰寫的二十四部史書的總稱。它上起傳說中的黃帝（前2550年），止於明朝崇禎十七年（1644年），計3213卷，約4000萬字，用統一的有本紀、列傳的紀傳體編寫。

在司馬遷寫作《史記》的西漢時期，“史”、“書”、“記”概念比較混淆，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分。“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例如《左傳》、《國語》、《戰國策》等都可以統稱為史記（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後來的所有史書都可稱為“史”）。司馬遷《史記》成書後，沒有固定的書名，有的稱“太史公書”，有的叫“太史公記”，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在當時，“書”和“記”的差別不大。

需要指出的是，《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到了東漢，班固之父班彪作為一代大儒，有感於司馬遷寫的史記是一部通史，而且《史記》成書時才是西漢的中期，並沒能完整記錄下整個西漢歷史，所以班彪寫《史記後傳》以作補充，書未完身已死。班固繼承父親遺志，以《史記後傳》為藍本，撰成《漢書》（一部分由其妹班昭續寫完成）。

由於《漢書》是記錄西漢時期歷史人物事件的史書，為一個朝代（西漢）的斷代史，有別於司馬遷《史記》是通史，後代史學界便把班固寫的這部紀傳體斷代史稱為“漢書”，而把司馬遷寫的紀傳體通史正式命名為“史記”（《史記》遂成為獨有的專用名詞，特指司馬遷寫的這部通史）。

《漢書》開中國紀傳體斷代史之先河，而後的紀傳體正史皆為斷代史（不過其中還有細緻區分，下面會提到）。再後來，《後漢書》（東漢）、《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魏）、《北齊書》、《周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這些正史跟班固寫的《漢書》一樣，皆為記述一個完整朝代的斷代史，所以無一例外統統用“書”字來命名。只是因為國號重複以及創作時間等緣由，故某些史書有南北、舊新之分。

但唐代李延壽根據南北朝時期通寫的《南史》和《北史》，以及北宋薛居正、歐陽修等人編撰的舊、新兩部《五代史》，雖然也是斷代史，卻跟前面所提到的史書有著一定的區別和不同。前面的斷代史都是以一個朝代為主體中心寫就的歷史，而南、北史和五代史是縱貫幾個朝代連續一體的史書，所以僅從這點上講，南、北史和五代史更像《史記》一樣，只不過是一部“壓縮版”的縱向通史而已。所以史學界認為再用“書”來命名這四部正史，顯然不準確。所以便改用“史”來命名，藉以和前面的斷代史劃分區別。 　　

到了元代脫脫等編撰《宋史》、《遼史》和《金史》時，雖然這三部史書都是分別記錄一個朝代的斷代史，跟《漢書》、《唐書》等史書沒有什麼兩樣，但因為之前有一部《宋書》是寫南朝劉姓宋朝的，跟趙姓宋朝國名重複，又不便把《宋史》稱為《趙宋書》而把前面的改為《劉宋書》（以姓來命名史書沒有先例），南北、新舊定名更不準確。基於此，為方便起見，故把《宋史》、《遼史》、《金史》統統以“史”來定名。後面的《元史》、《明史》等便都通用“史”字，沿承至今。

這裡要特殊強調的是《三國志》，它和前面提到的所有史書都不同。既不是通史，也不是以一個朝代為主體的“書”或連續記述幾個朝代的“史”。怎麼說呢？《三國志》是記錄某一個特定時期三個不同國家的“國別體斷代史”。雖然也可用“史”來稱呼（注意，絕不能用“書”命名，道理同上），但用“志”更能體現出其特有的歷史原貌。因為“志”本身就帶有橫向比較的意思。 　　

總之，由於歷史和朝代的原因，“史”、“書”在一定前提下可通用，但絕不是完全等同。其中的“史”可以代表統稱一切史書，但“書”只能代表以一個朝代為主體中心記述的歷史。換言之，“史”包括“書”，但“書”不等同“史”。

當今二十四史中的書名，是後代的習慣命名，不全部是原來的書名。比如《史記》，最初的書名是《太史公書》，被稱為《史記》是東漢末年後的事。《三國志》原本不是一本書，而是分開成三本，分別是《魏志》、《蜀志》和《吳志》，後世把三本合併為一體，稱為《三國志》。在唐以前，史書是私人所著，《史記》是司馬遷私人著作，而《漢書》也是班固私人所著，曾因此被告發“私改國史”而下獄。後來，中央政府重視修史工作，都是官修史，就基本上都帶“史”字。

補充一下：《三國志》原來是分開著作，陳壽本身沒有刻意以誰為正統的意圖，三國的體裁，也是明顯的以本國國主為記，後世合併之後，宋人才爭論說以陳壽以魏為正統是本人入晉之故。同樣，元修遼、宋、金三史分開，也是借鑑陳壽的做法，豈料後有多事之人，又掀正統之爭。

早期的史書大都，是一個人寫的比如班固的《漢書》，司馬遷的《史記》和劉燁的《後漢書》。而到都來的史書都是有專門政府機構負責編寫的，比如翰林院的職責就是編寫史書，而且中國有一個傳統，就是新朝一建立就會馬上去編纂前朝的史書，以總結前朝滅亡的教訓。比如《明史》是由清朝編的。 我認為，無論是較早的“書”還是後來的“史”，其寫作的格式都是嚴格按照漢代太史公司馬遷的紀傳體來完成的，不能越雷池半步，只不過是名稱不同罷了，都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