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正月，李世民巡遊到山西，特意到山西晉祠去了一趟。山西晉祠是他和他父親一起祝禱，起兵反隋的地方。

這一年，李世民已經接近五十歲了，眼中看到晉祠這般光景，不禁感慨萬千，想起年輕戎馬歲月，與父親一起建立不世功勳的往事，崢嶸歲月，戎馬倥傯。於是，李世民便在晉祠揮筆寫下了那幅中國歷史上第一塊行書刻碑作品——《晉祠 溫泉銘》。

然而，或許令唐太宗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曾經標記這塊碑石存在於世的拓片，卻在一千年後，帶著頗為“屈辱”的姿態，被掠奪到了海外，現存於法國博物館裡。

這塊曾經見證太宗皇帝建立一生不世功勳起點的拓片，卻也見證了晚清時期的敦煌，一段屈辱而又讓人無可奈何的傷心往事

二

同樣在繁盛的唐宋時代，也同樣是在一個堪稱強盛的國家，毀滅藝術的災難不是沒有。

清人王昶曾在他的金石學著作《金石萃編》中，援引明代大文人解縉的著作《春雨集》中一段關於唐代碑帖《化度寺》的記載：

慶曆初，其高王父開府公諱雍舉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視之乃此塔銘稱，嘆以為至寶。既而寺僧誤以為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石失所在，問之僧，以實對，公求得之，為三斷矣。乃以數十縑易之以歸，置裡第賜書閣。靖康之亂，諸父取藏之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椎榻數十本已，乃碎其石，恐流散浙右者皆是物也。

這段話較為完整的描述並且解釋了為什麼我們今天看到的《化度寺》是如此的模糊不清。

北宋慶曆年間，一個有才學的地方官，看到南山佛寺中，《化度寺》碑石就這樣隨隨便便的被當作普通石頭，他是個懂行的人，所以一見到這塊碑石，便大加讚賞，對佛寺的僧侶說，這塊碑石裡面有寶貝，讚歎他的藝術價值。但是佛寺僧侶一心只聽到了石頭裡面有寶貝，等這位地方官走後，就迫不及待地敲碎石頭，尋求寶物，結果什麼什麼都沒有，他們大失所望，將石頭丟棄在寺廟後面。

過了幾天，這位地方官再次來到化度寺，見到碑石不存在了，連忙詢問緣由，僧侶就實話實說了，等到這位地方官見到被試的時候，已經殘破斷成三部分了。

有意思的是，這塊碑石雖然在北宋遭到了毀壞，卻在很早的時候，就留存有一段完整的碑石拓片。但是很不幸，這塊碑石拓片當時被發現在敦煌，而現存於世的《化度寺》清晰拓本，也被永遠收藏在了法國國立博物館中了。

據說，帶走這批拓片的法華人，還曾經把他們拍攝的照片寄回中國，就這樣，文物沒有了，只留下幾卷照片，頗讓人感到諷刺。

三

晚清著名學者、國學大師陳寅恪曾經在他的著作中，提到這樣一句話，而這句話，也被當作一個恥辱的縮影，它精煉而又準確的概括出了當時一眾文物悲慘的命運和下落，同時也是中國眾多散失文物命運起伏的縮影：

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敦煌學”一詞，最早是在1925年由日本敦煌學家石濱純太郎在其《敦煌石室的遺書（懷德堂夏朝講演）》一書中首先提出的。日本人視敦煌為文化故土（像歐洲人稱希臘為文化故鄉一樣），敦煌在日本家喻戶曉，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訪問敦煌講話時稱，“中國是日本文化的源頭和日本人的精神故鄉”，日本人一聽到敦煌，長安這些詞就激動不已，許多日本人去敦煌如同朝聖一般，參觀離開時甚至有人流淚。敦煌學在日本研究成果豐碩，尤其是他們將敦煌與絲綢之路的研究結合在一起，完整詳細的展現了當時絲綢之路沿線文化的發展脈絡。

1、要做研究，首先得有大量的敦煌文獻，我們來了解下日本人是怎麼獲得大量的敦煌洞藏文獻的。

1908年，日本西本願寺門主大谷光瑞組織了三次在中亞和新疆等地的探險活動，名為探險，其實主要目的就是搜尋各種珍貴的文物，其中的探險隊員吉川小一郎，1911年在敦煌期間向藏經洞道士王圓籙騙購了大約600多件精品文物，包括佛經，洞窟拓片，還盜走了兩身彩塑。

吉川小一郎

還有一批是在1910年，清學部為保護敦煌文物，撥款6000兩白銀電令甘肅布政使何彥升收購敦煌經卷，但當時的大清政權已經腐敗昏庸到了極點，款項被地方政府層層剋扣，僅僅整理收購了6004卷（而與此對比，1907年法華人伯希和只用了500兩就換走早期發現中最為珍貴的6000多卷文物）。這批文物在運輸途中上還被一路上的大小官員順手牽走了不少，到達北京後，這批經卷被何彥升兒子何震彝的岳父，大藏書家李盛鐸和劉廷琛，方爾謙等大量私自截留，具體數量已經不得而知，李盛鐸在之後一次性以八萬日元賣給日本人432卷（荒唐的是，負責押送經卷的官員在之後為了使上繳數量和起運的6004卷相符，把很多剩下的經卷一撕為二，最後收入京師圖書館時數量居然變成8697卷）。

敦煌經卷

2、在獲得大量敦煌文獻後，日本國內對敦煌的研究一直就沒有中斷過，眾多學者做出了極多的著述，研究成果豐富多樣，不勝列舉，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翻查《敦煌藝術論著目錄類編》，書中收集了1900年一2010年期間中國和日本發表的關於敦煌的論文和專著題錄8310條。

在日本的敦煌研究中，比較重要的是著名學者羽田亨的名著《西域文化研究》6卷7冊，結合敦煌文獻勾勒出了整個西域地區各民族的歷史變遷史和宗教信仰發展史。

日本大東出版社出版的集體鉅著《講座敦煌》9卷，由榎一雄任總主編，集合了幾乎全日本有名的敦煌學者參與編撰，顯示了日本敦煌學的全貌和最高水準。

日本歷史作家井上靖創作的宏篇鉅製歷史小說《敦煌》，曾翻拍為電影，在敦煌還留有當時建造的影視城。

敦煌音樂方面，日本學者岸邊成雄影響巨大，深入研究過敦煌樂舞的內容，表演形式，風俗特徵及對中原音樂的影響。日本作曲家喜多郎創作發表了《敦煌》，其中的樂曲《絲綢之路》風靡全球。

總的來說，日本在敦煌學的很多領域中，研究深度和廣度上都是遠超其它國家的。

說起敦煌學，就繞不開日本。還有那段著名的公案：“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這句話出現在1981年，開始被認為是來南開大學演講的日本教授藤枝晃所言。當時著實觸痛了很多華人的民族感情。而實際上，這句話是主持那次演講的吳廷璆教授講的，更像是對改變敦煌學在中國的落後狀況的呼籲。在那年的一次採訪中，吳先生還講了日本學界的一件事：日本有一部很有名的《三經義疏》，歷來被公認為是公元六、七世紀間日本聖徳太子所寫。而藤枝晃教授在研究敦煌寫經鈔本中發現，這三部佛經中的《勝鬘經》義疏原來是魏晉時代華人所寫。此事引起了日本學術界的震動。正是這件事，讓吳廷璆教授心生感慨，認識到了本國史學研究與鄰國的差距。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無論是否中聽，你都無法否認這個事實：整個20世紀，日本都是敦煌學研究的執牛耳者。實際上，中國和日本的敦煌學研究幾乎同時起步。1909年，羅振玉發表《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現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錄》；同年，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發表《敦煌石室發見物》一文，被視為日本敦煌學第一篇歷史性文獻。從同一條起跑線上出發，中國和日本的敦煌學研究卻慢慢拉開了距離。日本學者有更多的資金支援，方便前往歐美國家收集資料，而與歐美學者比起來，漢學水平又要高很多。所以，日本學者的敦煌學研究成果十分顯著。上世紀50年代，石濱純太郎彙編《西域文化研究》，是日本敦煌學研究的第一個高峰。1980年至1992年，由幾乎全日本敦煌學家參與編纂而成的《講座敦煌》，顯示了日本敦煌學的全貌和最高水準。至今為止，在很多領域的研究深度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與日本相比。

以深厚的學術研究為基礎，敦煌文化也在日本民間得到了很好的傳播和普及。紀錄片《絲綢之路》在NHK電視臺播出，喚醒了民眾對絲綢之路和敦煌的興趣。據說這部紀錄片在日本播出時，收視率達到了21%，熱情堪比華人看春晚。而《絲綢之路》的拍攝計劃，又來自於一本暢銷書的影響：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說《敦煌》。這是井上靖根據莫高窟藏經洞內發現的一卷《般若心經》後補記的短文，以嚴謹治學的態度查閱資料，虛構出來的一個歷史故事。小說出版之後，風靡整個日本。因為《敦煌》，無數人帶著文化朝聖的心理前往敦煌旅行。其實，受井上靖影響的，又豈止是日本人。冰心在為《井上靖西域小說選》作序時說：“我要從井上靖先生這本歷史小說中來認識、瞭解我自己國家西北地區……我感謝井上先生，他使我更加體會到中國國土之遼闊、中國歷史之悠久、中國文化之優美。

那麼，日本人為何對敦煌如此著迷？大抵，就是因為“故鄉”吧。日本人研究的不僅是敦煌，而是對自己文化源頭的追溯。日本畫家加山又造曾說：“日本文化起源於外來文化。從宏觀上來看，無論古代（7世紀以前）也好，近代（7世紀至16世紀）也好，日本文化只不過是中國文明圈的一個地方文化而已。”從七世紀開始，在日本就普遍存在一種對中國文化的崇拜心理。而日本人對自身文明的來歷，又一直存有不解。敦煌儲存了大量的文物和遺址，成為了歷史尋根的絕佳現場。加山又造就是一位本著文化交流進行實證的畫家，他曾表達這樣的理念：“我想抓住一切有根源的東西，我想了解它們。這些只有靠自己去感受才能得到。”或許，這也正是無數前往敦煌朝聖的日本人的心態吧。

日本研究敦煌文化，也是希望從兼收幷蓄的文明方式中獲得啟示。歷史上，敦煌是歐亞大陸文明互動的交匯點，多民族往來共存，多元文化相容幷蓄。敦煌所代表的文明的開放和融合的態度，與日本從大化改新到明治維新的文化態度是不謀而合的。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文化藝術也曾出現“西化”風潮，為了模仿西方風格，甚至放棄了傳統的浮世繪。但在經歷過浮躁和陣痛之後，日本人也開始反思，試圖重新尋找傳統的價值。這時，他們感受到了千里之外的敦煌。敦煌在召喚，但是隻有熱心迴應的人才能聽得到。

與日本的敦煌學研究比起來，佔有本土優勢的中國，久久處於落後狀態。國內動盪時期，沒有多少人重視敦煌。常書鴻在留學法國的時候知道了敦煌，回國之後投入敦煌石窟的保護和研究工作，以大半生的清貧和寂寞，守護著這份文明瑰寶。在那段時期內，中國的敦煌學大多是靠個人的愛國情懷，孤軍奮戰來支撐的。既令人動容，也令人痛切。敦煌學曲高和寡，民間無動於衷，甚至一度把傳統視為糟粕。當整個民族都對自己的文明缺乏擔當的時候，敦煌不會得到它應有的對待。敦煌被冷落，折射的是整個民族的淒涼。

時至今日，人們已經意識到敦煌的重要性，不過大多時候關心的還是“保護”層面：如何保護洞窟的環境，保護壁畫不褪色，以及對流失文物追索的可能性……保護，當然是首要義務。人們會說：要在我們手裡保護好，然後留給後代子孫。但是就像書架上擺著的《詩經》《楚辭》，傳是傳下來了，如果都不去讀它，那麼它的意義在哪裡呢？保護，是對歷史的敬重。而一份文化遺產的生命力的延續，更來自於當代人的“研究”與“表達”。

透過研究，去發現敦煌的靈魂，理解文化的內涵與特質，重塑我們的思維、想象力和精神價值，找到它對本民族與全世界的意義，指引我們的當下。以深度的研究為根基，恰到其分的表達和傳播，能夠產生廣泛的社會效應，在不斷的認知和反思中，探索民族特性，汲取新的創造力量。無論是日本敦煌學者的學術鉅著，還是影響廣泛的流行文藝佳作，都給了我們很多啟示。當日本人把敦煌視為精神故鄉的時候，作為華人，除了那點可能會產生的沾沾自喜的虛榮，更多需要的還是自省吧。所以，敦煌對華人，意味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