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由來孔子曰性相近，承認有人性，但未說人性是什麼。孟子說,人性善。《孟子·告子上》中，孟子提出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則；民之秉彝也，好是懿德。” 等觀點，翻譯：孟子說：“水的確無所謂向東流向西流，但是，也無所謂向上流向下流嗎？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人性沒有不善良的，水沒有不向低處流的。當然，如果水受拍打而飛濺起來，能使它高過額頭；加壓迫使它倒行，能使它流上山崗。這難道是水的本性嗎？形勢迫使它如此的。人的可以迫使他做壞事，本性的改變也像這樣。”解析：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孟子的雄辯風範。隨口接過論敵的論據而加以發揮，以水為喻就以水為喻。就好比我們格鬥時說，你用刀咱們就用刀，你用槍咱們就用槍。欲擒故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平？”一語殺入穴道，只需要輕輕一轉，其論證便堅不可移，使讀者讀來，不得不束手就擒。於是，我們便都是性善論者了。只不過，當我們放下書本而面對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邪惡時，的確又會發出疑問：人性真如孟老夫子所描述的那般善良，那般純潔得一塵不染嗎？這種時候，我們即便不會成為荀子“性惡論”的信徒，多半也會同意告子的觀點了罷：“人性之無分於善不時， 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三字經》又提出 人之初，性本善的觀點和荀子的人性本惡論，告子的無所謂善惡論一直爭論至今。何為人性儒家是一個完整的哲學系統，以人性論為其核心，上承天命觀，下啟倫理學與各種應用哲學。《中庸》開宗明義肯定這一系統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中理解之關鍵在於：“何謂人性?”關於“何謂人性”一問題，古今各家各派言人人殊，難求共識。儒家的看法呢?論者常以“性善”或“人性本善”答之：這若不是用詞不當，就是欠缺考慮，不然竟是不負責任了。任何哲學理論皆須兼顧三條件：基於經驗觀察，合乎理性反省，指示理想途徑。而“人性本善”豈能漠視人類與個人的罪行惡跡，豈能合理說明人在面對善惡時之掙扎，又豈能昭示人群行善避惡之必要與人生幸福之所依?因此，儒家（指古典儒家，主要包括《論語》、《孟子》、《荀子》、《易傳》、《中庸》五書）對於人性的看法是“人性向善論”。以下依次說明：何謂人性向善?其正確性，亦即符合儒家原典的程度，如何?以及就其適用性而言，能否對實際人生產生啟發作用，甚至對現代化發生一定的助力?人性向善談到人性，立即面臨一個明顯的詭辯，就是：一方面人有共同的本性，另一方面這個本性又難以掌握，因為它顯示為一種趨向。以下略作說明。我們對於人類以外的天下萬物，都可以問：“它是什麼?”因為萬物不論是具有物質，具有生命，或具有意識，如礦物、植物或動物，都有明確的“本質”，可以讓人清楚理解。唯獨對於人，不能詢問：“人是什麼”因為人的意識達到反省階段，展現自我意識，可以以自我為中心，從事自由的選擇。人的選擇構成了人的內涵，因此若由先天界定“人是什麼”並無多大意義。如果詢問：“人是什麼?”就等於在隱然中假定人與萬物無異，是某種具有固定不移的本質的東西。這樣問，完全忽略了人的特性正在於人的自由，可以選擇“成為”這樣或那樣的人。換言之，我們只能對人詢問：“人能夠成為什麼?”其次，人性在於“能夠成為”的動態變化中，亦即在於自由選擇的能力中，但是這種自由選擇不是沒有方向，沒有目標的。人的自由不是盲目任意、為所欲為的，而是以“良知”之“安不安”與“忍不忍”作為引線的。那麼，什麼是“良知”?良知不能離開人的行動來孤立地加以理解。你不行動則已，你一行動則良知隨之表現或強或弱、或明或暗的反應。人的行動中，有部分與良知無關，如出自生物本能的需要之滿足，餓了要吃，困了要睡；我們無法從這一類行動看出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性。但是，除此之外的行動，則大多生於自由抉擇，結果則或是符合良知或是背離良知。我們經常在判斷別人，也在判斷自己；我們常為某些人的行為覺得遺憾，也常為自己的行為覺得後悔。我們當然也有歡欣快樂的時候，但是真正的滿足往往並非得之於外，而是得之於內的。因此，“人能夠成為什麼?”對這個問題的省思已經告訴我們：人性是一種趨向，是開放的、動態的，是等待被實現的潛能。趨向什麼呢?趨向於“善”。前面說過，人性的趨向受到良知指示，現在又說人性是趨向於善；那麼，良知與善有何關係?它們若是同一，則無異於說人性本善，並且難脫迴圈互證之嫌。它們若有別異，又當如何理解?首先，良知不宜以善惡規定，因為良知只是人所特有的高階本能，無所謂善惡，但是卻在一直髮生“安不安”與“忍不忍”，由此而對各種實存處境提出因應之要求。這種要求則與善有關，是為“善端”。但是什麼是“善”？簡單說來，“善”是兩個主體之間適當關係之滿全。若無“兩個主體”（引申至多數主體），則無善可言，譬如漂流到荒島上的魯賓遜就無善可行亦無惡可避；若“適當關係”不明，搞不清楚兩者之間是父子還是兄弟還是朋友，又豈能談應該如何；若未能“滿全”，則是一種缺乏與遺憾，由此滋生“惡”。如果對於“善端”旦旦而伐之，則惡行積累，習為自然，非謂人性有惡。良知可以被遮蔽、扭曲、模糊，但絕不會消失；只須給它機會，仍舊會發出呼聲。但是終究有些人冥頑不靈，無動於衷，這時謂其“非人”可也，把他們排斥於人類之外，而保障了“人”的界說之普遍有效。如此定義之“善”，已超出人性本善論的窠臼。換言之，善之動力與要求是來自內在良知的，但是善之內容與判斷準則必須兼顧外在處境，如參考每一傳統的既成規範，如禮樂制度。孔子強調學習，立於禮樂，正因為禮樂是成就善行的條件。無禮樂，則人與人之間的適當關係無從定位，行善的內在動力亦無由實現。禮樂是外在的規範，亦是相對的，會隨著時代而興革損益，因此必須時時以內在的動力去貞定之。但是若無禮樂，則民無所措其手足，更談不上實現人性了。因此，人性向善論不僅掌握人與萬物的差異，而且肯定教育學習與社會規範之意義，同時儲存內在良知的特殊價值，以之界定人格的尊嚴與人生的幸福。

不見得，有一種孩子從小就很壞，看到小動物就會用石頭木棒去打小動物，而且對待別的小朋友也兇狠。堯帝明聖，卻生不肖之兒；瞽叟愚頑，反生大孝之子。不一定壞的父母就生壞孩子，好的父母不一定生下的就是好孩子。總之，不是人性本善，一粒米養千萬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