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為百日維新感到惋惜，可事實上如果沒有慈禧的干涉，變法會成功的讓中國繁榮富強麼？顯然答案沒有想象的那麼輕鬆！我們先看變法的用人。眾所周知變法的主要倡導者是康有為，康有為其人人品如何相信大家也都有所耳聞。這裡我們主要談能力。光緒透過乃師翁同龢的推薦接見了康有為，並暫時任命為上書房行走。可以隨時見到皇帝，慈禧一開始對於變法也是支援的。只不過後面康黨說一定要有絕對的權利，想透過政變幹掉慈禧，觸及了慈禧的底線，導致變法失敗。我們且看如果慈禧不管，光緒能否透過變法改變國運。這裡面重要的內容基本上史書上都有說過，這裡就不贅述了。且看康有為做了哪些驚天動地的事？經康有為研究英吉利帝國之所以強大是因為聯邦政府，所以他也想建立東方聯邦，下一步就是去找到日本自己下野的首相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是誰？就是當年甲午戰爭時期日本首相。他居然試圖透過伊藤博文牽線日本當局，想中國和日本共結聯邦。這也是抓住了光緒急於求成不甘當亡國之君的心理。當時日本接觸西方比中國的時間長，如果草草簽了聯邦協議，說不定提前一百年把中國拱手賣給了日本，根本不會有侵華戰爭了。直接就被日本不費吹灰之力就吃下了。還有一點沒有實權，很多改革的措施貫徹不下去。比如裁撤冗員發展新軍一些措施還是很好的。其實很多的措施損害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勳貴老臣基本都不買賬。後來變法失敗康有為假借光緒密詔到處招搖撞騙，後來回國又擁護宣統復辟，因為沒有被封為軍機大臣而耍小脾氣，真是可笑至極。所以想要變法成功依靠康有為這種人不可能成功的！

很多方面，我說幾個方面吧。首先，以康有為等人為首主張的變法，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沒有計劃性，全憑一時頭腦發熱，任何改革都得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再一個，當時所謂的變革，大多都是一些無關痛癢的，有些就太激進，觸動保守派的利益。再一個就是，變法的根本大法是在保持皇帝的最高權力，最高利息。根本就是治標不治本。所以，變法失敗是必然的。補充一句，慈禧最開始其實是支援變法的，只是，後面發現這樣的變法就是胡鬧。

光緒，某種程度上就是監國。類似乾隆和嘉慶的關係！

相對同治來說，他的合法性較弱！只是在同治死後無子，才得以被慈禧抱養！同治是正兒八百的正統皇帝，他的存在，不光中央還有地方，都會形成一股非常強的實力，這股力量可以嚴重威脅到慈禧的地位！皇室內部也不會懷疑他的正當性！因為清王朝的皇帝培養，雖然以孝治天下，那是不涉及某些問題，先是皇帝后是兒子！

光緒就有很大的削弱。因為他的皇位是承繼來的，本身就是慈禧一脈的，之前皇族內部沒有異議，現在是皇族內部威脅慈禧一脈了。在地方，忠於慈禧附帶忠於皇帝！不過，名義上大家還是忠於皇帝的！但是皇帝不管事，也沒辦法！此時，某種程度上，透過一個正統的皇帝過渡到慈禧的權位更加穩固！以母權侵蝕帶有子權的皇權！

綜上所述，光緒在皇族內部是孤立的，他所得到的支援來自慈禧一脈，和名義上皇帝大義！如果不是慈禧罩著他，他會發現他所做的每一步，都會是錯誤的！

如果他背叛慈禧一脈的集團利益，加上他皇帝身份，他所餡的孤立，甚至能顛覆清王朝的國本。因為集權制度，皇帝就是王朝，王朝就是皇帝！全國在政治上與皇帝對立，王朝還能維持麼？所以他拋卻慈禧的影響，可能立刻玩完！

現在說一下，明治。

明治出身不用說了，只是皇權被臣權侵蝕！但大義還在！倒幕運動，就是地方反對中央執政的幕府！是徹底大洗牌，新勢力代替舊勢力！

地方弱小，需要團結在天皇周圍來反對中央。地方同樣是國家機構的一部分，同時同時做大又形成制衡，加上天皇，以及一些思想開放一直的領袖！導致新政府的性質有別於舊幕府！成功後的日本，對待外界事物的態度不同，能夠有效的行使國家能力。明治也是知恥而後勇！

同時列強面臨主要威脅就是中國，就是因為中國的不斷衰落，不斷的錯誤，而導致她們為所欲為！日本民族近代所做的努力！現在看來，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如果當時的局面得到維持，列強在東方可能就不是後來的樣子了！

明治維新，雖然名字上有他，並且有明治的巨大貢獻，但是在戰略上，在具體執行層面上，也有其他人的巨大貢獻！現在的人只能考慮他成功的因素，畢竟沒有失敗，所以說，也不說其他！

中、日兩國的維新政變，有如此不同的結局，常是近代歷史學界探討的課題。先論兩者的相似之處：日本的維新志士是一群外藩的青年藩士，痛感於外來武力威脅及當時德川政權的無能，聚集於吉田松蔭（1830—1859）的門下，研討如何救亡圖存。同樣的情形，一群遠在南方的青年人，痛感外患日重，清廷應付無力，群聚於康有為的萬木草堂，尋求挽回中國敗亡的命運。

日本的九州諸藩，遠離關東的幕府權力中心，但又經由對外貿易獲得利益及有關西洋事務的知識。長崎一埠，長期有荷蘭及西洋商船寄泊，也有西洋人在此居住。源自長崎的“蘭學”，是日本學習西洋事務的來源。九州藩士，實是日本最熟諳當世國際事務的人士。在中國方面，澳門於明代被葡萄牙人借居後，明清兩代的耶穌會會士入華，均由此進出。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割讓香港，使香港成為英商及其他外商對華貿易的基地。廣州雖偏居南方，但密邇港、澳，於是粵籍人士直接間接最易獲得西洋事務的知識，也最能深刻痛切地感受到危機。廣東雖是中國最富庶省份之一，卻又遠離清廷的權力中心北京，其情勢與日本九州諸藩相似。

明治是從全無實權的天皇，為維新志士擁戴忽然成為新政的權力象徵。光緒為慈禧從醇親王藩邸迎入宮中，繼承皇位，長期在太后垂簾的陰影下成長，一旦親政，銳志改革，希冀中國迅速復興，遂乾綱獨斷，完全信任這一批新進文臣。日本是明揭“尊王攘夷”口號，援春秋大義，確立明治維新的合法性。光緒的皇位，也有其合法性，以致慈禧嘗試廢立，終因東南督撫堅持“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阻止了慈禧的計劃。

戊戌變法與明治維新的差異 以上中日情勢的諸項相同處，確使人詫異，為何二者一成一敗，竟如此懸殊？而且，其下一步的發展，又使中、日兩國的近代歷史，走上完全不同途徑！此處當試述二者發展過程的差異：

首先，明治與光緒的處境不同。在“尊王攘夷”的口號下，德川只是篡竊天皇權力的權臣，正主既出現了，德川幕府再難有其合法性。光緒則是慈禧的繼子，親子一倫在倫理差序位階最高，即使是皇帝也得在親子關係上垂手。

其次，德川幕府執政之初，遍植親藩於關東為武家藩屏，但執政日久，那些大藩坐收戶額租地，耽於逸樂，已失去戰鬥力。德川末代將軍的部下，也已只見宮廷寵臣，不見武勇之士。於是，九州諸藩挾其實力，要求武家奉還大政，德川實已沒有抗拒能力。

反之，中國在太平天國之役後，南北諸省都迅速“武化”，尤以北京大門的直隸總督，手握重兵，舉足輕重。戊戌維新時，慈禧任命親信榮祿擔任直隸總督，即使譚嗣同當真能夠勸動袁世凱支援光緒，袁軍也沒有抵抗榮祿的勝算。當時東南督撫，除了湖南巡撫陳寶箴支援維新外，都不做左右袒。

光緒缺少有力奧援，而慈禧則有直督的實力為後盾，是以光緒處境與明治的形勢相比，可謂主客之勢完全不同。 更須注意者，日本的藩士乃是依附於封建制度的身份，他們都是藩主的武士，平日聚集在藩主的城堡，本身並沒有社會基礎。德川幕府手上曾有過重兵，但執政既久，武士已轉化為官僚系統中的大小官吏，他們寄生於幕府，卻不能動員社會資源支援武家。

德川幕府外無強大親藩的支援，內無有力藩士發動社會力量，其不能自存，已明白可見。普魯士的鄉紳（Junkers）是“在鄉軍人”，身份與中唐以前的府兵相似。這些鄉紳乃是支援重建日耳曼民族主權國家的重要基石。若以日本武士與普魯士鄉紳相比，其最大差別在於武士寄生宮城，不在鄉村掌握地方的實力。

中國明清的縉紳，並不具武士性質，卻是地方社群的精英。他們有一定的領導能力，又憑藉同族、同寅、同事、戚誼等種種關係，編織為龐大的網路，大則涵蓋全國，小則籠罩一鄉。縉紳士大夫的向背，在皇朝嬗代、政局轉變之際，都有決定性的作用。清代末季，政府執政能力已相當不足，但儒家君臣倫理的強大約束力還在，以致曾國藩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後，手握重兵，雄踞東南，還是恪守臣節，解散了湘軍。

這種情勢，若不是從下而上的革命，縉紳為主體成分的官僚體系，殆難與虎謀皮，由內部發動翻天覆地的巨大變革。 戊戌維新代表的理念，在當時還有保守與洋務兩派思維方式作為選項。保守派，例如倭仁、王先謙等都堅決相信中國傳統方式是“千古不易”的正道，任何學習西洋的改革均是“離經叛道”，不宜施行。

洋務派，例如張之洞及大多數的督撫，致力購械設廠，希望中國能夠有堅船利炮，甚至振興實業，希望中國能利不外溢，但其理念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並不贊成國家制度也轉變為西洋模式。這兩種主張，在當時是縉紳士大夫的主要思想，持維新改革理念的人反而不佔多數。是以，光緒與康、梁無法轉移龐大的縉紳力量支援維新運動，各省督撫在慈禧反撲時大多不聲援光緒，當是因為他們大多隻是持洋務派的觀點，還不能接受維新之論。

百日維新失敗，保守分子借用義和團的“本土運動”，扶清滅洋，惹起八國聯軍。大難之後，不少人思想轉向改革，清廷才有預備立憲之議，可謂戊戌維新的一段延伸。數年之後，辛亥革命，清廷所謂立憲也成了空話。 從維新到立憲，這次短暫、不全面的清末改革，僅是歷史潮流的漣漪。然而，沈家本（1840—1913）奉命改訂的清律，移植歐洲大陸法系法典，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成文法。

歷史已是過去，不必再作懸測。倒是日本的明治維新雖然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的日本，可是從1925年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日本的右派與少壯軍人狙殺了五位首相中之三人、三位藏相（財政部長）中之二人；另有一位首相的兄弟被誤認而死於狙擊，那位首相僥倖逃過一劫。

這些主張和平開放的自由主義政治人物，一個一個倒下，日本軍人遂控制了日本天皇與政權，形成實質的軍閥專政，斬斷了日本正在發展的君主憲政。日本遂中風狂走、武力擴張，終於一步一步走向戰爭，也一步一步走向敗亡。明治維新是由一群青年藩士推動的，他們的“武士道”本性終於遺留了黷武的行為基因，以致有此歷史的轉向。中、日兩次維新的歷史因緣，長程短程都可有不同的理解與詮釋。

首先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並不是同時發生的。

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洋務運動幾乎是同時的。

中國的洋務運動只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沒有學習西方新的政治制度，腐朽的封建統治並沒有改變。

而日本的明治維新，進行的改革較為徹底。

而且在當時西方的侵略目標主要是中國，所以對日本的侵略較少。日本又有了足夠的發展機會。

這樣的結果就是中國的洋務運動替日本的改革吸引了火力，最終失敗。而日本的改革成功。

等日本明治維新改革成功30年之後，中國才再次開始了較為徹底的改革，也就是戊戌變法。

但是此時已經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基本完成了第2次工業革命，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

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之後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外的侵略方式由商品輸出變為資本輸出，對外侵略慾望更加強大。

作為帝國主義國家眼中的肥肉，各帝國主義國家是絕對不能允許中國透過改革走向富強的。

所以，中國已經沒有機會透過改革完成獨立富強。

日本，因為中國一直替他吸引著火力，獲得了一個較為寬鬆的國際環境。當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帝國主義階段，日本由於中央集權，也較快的實現了壟斷資本主義，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避免了被侵略被瓜分。

所以這就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成功，而中國的戊戌變法失敗。

中國喪失了有利的時機，一步遲，步步遲。

公元1943年日本南京汪偽政權成立中華電影公司，拍攝了拍攝了幾十部顛倒黑白的漢奸電影，藉此宣傳“大東亞共榮圈”。到了1944年，戰場形勢逆轉，日軍逐漸處於下風時，這個電影公司依然在運作，並拍攝了一部講述清朝太平天國的電影《春江遺恨》。

《春江遺恨》是透過一個日本武士高杉晉作的視野，描繪了同治元年之後一段時期的中國上海。當然這部“漢奸”電影的宣傳方向，主要就是講“中日一家親”，我們是兄弟要聯手抵抗外國殖民者之類的扭曲歷史的觀念。

筆者在此提到這部電影，主要是想說一說高杉晉作這個人。

高杉晉作是日本長州藩尊王討幕的領袖之一，而在1861年，他確實也到了中國上海做過考察，主要目的是考察西方殖民者強迫開啟關門之後的中國現狀，以及收集當時的太平軍的情報。高杉晉作看到中國，已經早已不是當初的天朝上國，而是一個西方人橫行霸道，大量華人吸食鴉片，中國的風貌已不復存在，同時他指出：“上海之勢可謂大英屬國矣！”

高杉晉作回到長崎後，有了深深地危機感，自主主張匆忙代表本藩與荷蘭人草簽了購買軍艦的協定，這不僅被藩裡拒絕，其行為也一度傳為笑柄。第二個月，他在斡旋日本公家和武家合體的而進京的藩主們詳細敘述了中國的形勢，然後就前往江戶，不久之後就參加了倒幕運動。

說道這裡，其實大部分朋友應該能明白，筆者為何要介紹高杉晉作的這一段經歷。日本的明治維新，並非一個孤立的事件，也不是天皇一聲令下，就開展了一場自上而下的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它其實與中國的戊戌變法有著本質的區別。

從美國海軍進入日本江戶，強迫日本簽下一系列不平等通商條約後。而這些條約都是在德川幕府的主持下籤訂的，因此從19世紀60年開始，德川幕府就成為了日本社會的討伐物件，幕府統治最嚴重的危機接踵而至。

日本封建陣營出現了分化，中下級武士要求改革的成為了革新勢力，號召尊王攘夷，這些人主要集中在日本長州、薩摩、土佐、肥前幾個西南強藩。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陰、高杉晉作、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人的。

尊王攘夷，有點像戊戌變法裡公車上書，要求將權力迴歸給天皇，展開變法來實現國家富強，這跟康有為等人提倡的依靠實權皇帝光緒來變法一定程度上講有些相似之處。

然後轟轟烈烈的“尊王攘夷”運動最終失敗了，於是以長州、薩摩、土佐、肥前四個西南強藩為根據地，開始了倒幕運動，同時爆發了戊辰戰爭，最終幕府倒臺，四藩尊王重新統一了日本，這才使得日本走上了明治維新的道路。

日本的明治維新，並不是一場溫和的變革，而是在推翻一個政權的基礎上，重新建立新政府才得以順利進行的。它標誌著幕府時代的結束，藩國各自為政的局面終結，西南四藩從封建藩主轉化為了中央勢力。

而當時的戊戌變法，光緒即便掌握實權，慈禧不阻撓，或者她直接掛掉，變法也無法成功。當日本在倒幕的時候，大清也在洋務運動。但洋務運動只是一場在原有政治制度的基礎上引進西方思想和技術的運動，其作用有限。

舊的政府制度不被徹底終結，那麼變法是無法成功的。秦國商鞅變法也是在消滅了大小封君的前提下才得以實現的。而戊戌變法要成功，起碼就要終結兩百年以來的“首崇尚滿洲”的國策方針，使得整個帝國擁有平等的民族政策，獲取中下層社會的支援，以對抗上層既得利益者的阻撓。

但這只是基礎的要求而已，文人士大夫們或許會支援維新，但維新不能給大部分人帶來切實的利益，其實最終也只是紙上畫餅，空中樓閣而已。

明治維新的成功是在於，他凝聚了中下層武士平民的力量，將其從封建制度中解放出來，使其獲得了一定的利益，遂才能成功的。

當時四萬萬民眾的大清，有多少人知道維新，又有多少人理解什麼是君主立憲？

我覺得用明治維新來對比戊戌變法，有所不妥，應該是以明治維新對比洋務運動+戊戌變法。

這個問題是學界的一個非常熱門的課題，不過分析往往聚焦具體操作的層面，比如慈禧太后的影響，光緒皇帝沒有實權，改革的先後順序有問題等等。

不過，我個人認為應該從更加宏觀的政治結構與文化及民族意識上去分析，下面會主要說日本的情況，因為中國的情況大家比較熟悉：

1、日本的強地方，弱中央的政治結構更適應改革。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屬於德川幕府的統治下，德川幕府的統治是非常鬆散的結構。核心是德川幕府，外圍是德川家的直系親屬分封的大名，世代侍奉德川家的譜系大名拱衛，另外還存在著島津、毛利等遠藩。

從本質上說德川幕府建立在農業賦稅的基礎上，德川家控制大面積的耕地，耕地產出的糧食可以供養更多的武士與士兵，憑此維持軍事上的優勢，壓制其他大名。

在日本開國後，情況迅速逆轉，薩摩、長州、土佐等藩，具備更好的貿易條件，很快累積了相當的財富，並且開始學習西方的軍事知識，購買武器裝備。各藩發現，自己只要使用西方的方式訓練並武裝軍隊，在軍隊戰鬥力上很快就能超越以武士為主的幕府。

德川幕府在這種條件下，不得不選擇大政奉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鬆散的政治結構，產生了類似中國戰國時期的效果，藩與幕府之間，相互的競爭逼迫，刺激雙方都有變法圖強的強大動力。同時也因為政治權力相對比較分散，所以各藩在早期有很大的自主權，各藩的勢力與藩內的豪商結合，在各個不同的角度去探索革新，也有助於地方民營資本的發展。

同時，日本中央政府的權力基本屬於完全重建，天皇原本毫無實權，後轉為類似普魯士的君主立憲制度，各藩向天皇讓渡了相當的權力，並在大政奉還，德川模式崩潰後全新構建了整套的政治體制。

我們反觀清政府採用的是高度中央集權，自乾隆之後，清政府的擁有強大的中央實力，內部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日本是地方倒逼中央改革，清政府則基本沒有這個壓力，只要中央不主動放權，體制的改革就無法推進。

明治天皇的維新舉措，基本是在地方政權認可的一個大框架內進行（船中八策），這個框架是天皇本人，甚至換任意一個政府都不能跳出這個框架，所以改革方可堅定的推行下去。

2、當時日本的民族意識遠超過清帝國

日本民族自元之後，再沒有受到過異族入侵的挑戰。其民族認同感透過神道教和武士道逐步的凝聚，忠誠愛國的思想，從對主君轉換為對國家與天皇。

當時日本被迫開國後連續簽訂不平等條約，很快激起全民族同仇敵愾的意識。在德川幕府仍然控制全國大部分土地，且實力佔優的情況下，全國各藩為了和平交接權力，避免內戰讓外敵有可乘之機，一致支援大政奉還。

此後的長崎時間，全日本更是引為國恥，全國傾力建設海軍，希望擊沉鎮遠報仇雪恨。

經歷了清朝兩百年的異族統治，清政府在早期對民族意識和知識分子的思想進行殘酷的打壓與摧毀。在洋務運動至戊戌變法時期，中國的民族意識非常薄弱，絕大部分民眾和知識分子處於極度麻木的狀態。

對於普通民眾而言，清的統治，本身讓整個漢民族處於亡國奴的狀態，所以即便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對民眾的喚醒作用依舊有限。比如甲午海戰中，北洋水師與日軍激戰，屬於廣東水師臨時徵調的廣甲號臨陣脫逃，其管代認為日軍是與北洋作戰與南洋無關。不管是甲午戰爭還是兩次鴉片戰爭，都有不少清朝民眾為入侵者提供便利。

且不說上層在改革上沒有形成統一的綱領和意志，即便上層有統一的綱領，下層的人民也沒有足夠的呼應。

3、日本在文化上更傾向於學習外部知識

日本一直處於東亞文化圈的邊緣位置，數千年來受到中國的影響，學習漢學，之後又受到歐洲的影響發展出了蘭學。日本在文化上一直有外來的知識優於本土知識的心態，所以在文化上持續秉持開放的心態。明治維新的開放學習西方，不過就是唐時全面學習中國的一次重複，並沒有很大的心理障礙，也沒有額外的政治負擔。

中國一直處於東亞文化圈的中心地位，根據中國的天下觀，中原王朝在核心，周邊是王朝附屬的藩國，再之外是周邊已開化的朝貢國，最外部是未開化的蠻夷。中國文化中，只有文化輸出的概念，沒有文化輸入的概念。所以一旦這個體系遭遇衝擊的時候，中國的整個文化中是尋找不到對外學習的基因和思想基礎的。

同時，基於天下觀念，中國擁有眾多的朝貢國，如果放棄天下觀念，就失去了朝貢制度的合理性，也有不小的政治風險。

暈๑_๑日本才多少人。。。日本天皇在國內有絕對統治權是日本的最高元首。光緒在清政府的作用可能都沒李鴻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