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最差，察舉制有一定的民主雛形，相對要好，但是也基本上限於名門望族，科舉制更加的公平，使得一些小地主階級可以有了鯉魚躍龍門的機會，但是在普及教育沒有實施之前，普通農民肯定也是沒有機會的，現在的高考其實相當於科舉的升級版，加上基礎教育的普及才顯得至少在考試階段是公平的。

自然是進步的，簡而言之，徵辟察舉幾乎是全盤面向門閥氏族，甭說一般老百姓就是一般家族也是插不上手的，當時以及後來的王朝為了避免門閥氏族壯大危及自身統治，有鑑於此，科舉制將選官任人的範圍擴大到廣大民間，窮書生十年寒窗也能夠邁入更高的臺階，他們獲得治權，統治者獲得“統權”，兩相得宜，然而時也勢也，什麼都不是一塵不變的，長期的固話的科考穩定了王朝卻也禁錮了心智，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以史為鑑，今人且行且珍惜

是的，科舉制比任命制有更大的優勢。比較科學的選拔全國精英人才。遏制裙帶關係和黨派勢力。由於最精英的人才是由皇帝親自選拔，稀釋了大臣傭兵擁權自重，尾大不掉的弊端。及時給皇帝輸送頂尖人才，為國家效力。興起全民學習的動力，提高全民族的知識水平。及時在現代科舉制仍是科學的公平的選拔制度。當然，有些懷才不遇的進行任命制補充。但是任命制絕對不能成主流，會助長買官賣官的惡習，打擊全民學子求學的上進心。

錢穆先生的感嘆，中國古代政治只是人事好，可惜沒有立下好的制度。什麼叫人事好？這就涉及如何選拔人才了。一個王朝是否興旺，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把底層人才源源不斷吸引到上層權力系統中來。說中國的政治人事好，就是因為有一套非常成熟的人才選拔制度。

古代的人才選拔制度發展有三個階段。第一個是漢代的察舉制；第二個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第三個是開始於隋唐、成熟於北宋、延續到清末的科舉制。簡單地說，察舉制是以德行取人，九品中正制是以出身取人，科舉制是以才華取人。

古代中國選拔精英的制度，為什麼會從察舉制，中間經過九品中正制的過渡，最後定型為我們非常熟悉的科舉制？科舉制確立之後，難道真的徹底解決人才選拔問題了嗎？

從察舉到科舉

在古代，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不是軍人政治，就是貴族政治。當官的，要麼是有顯赫軍功的武將，要麼是出身於世襲貴族的名門之後。唯獨中國，在兩千多年前的漢代就確立了一套文官政治，這是中國的一大驕傲。文官制度歐洲可是到了近代才有。

文官政府中的官員從哪裡來？漢代開始的察舉制度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建立的。

所謂察舉，就是地方官把民間口碑好，有道德又有才幹的人才推薦給朝廷。有德又有才，這個標準基本上就來自儒家對君子的定義。察舉制度可以說在漢朝立了大功。大一統帝國最頭痛的問題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在古代中國曆朝歷代中，漢朝可以說是這個問題解決得最好的，就是因為察舉制能夠平衡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讓朝廷有權力，郡縣也有活力。

為什麼呢？

察舉制跟後來的科舉制不一樣，它不是由上而下選拔官員，而是由下而上，讓地方來推薦人才。這樣就能把地方的人才籠絡到中央，然後再有計劃地讓這些人出任地方官。朝廷就在保持中央權威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跟地方共享權力。地方上的精英，包括豪強和士人集團等等民間勢力也有了發展壯大的空間，成了漢代民間社會的中堅力量。

但是，察舉制也有它天然的問題。地方官憑什麼標準推薦人才？任人唯親行不行？不行。地方官是伯樂，但千里馬的標準不是他說了算。當年沒有民主票選，是由鄉間德高望重之輩來評點推薦，所以察舉制又叫作“鄉舉裡選”。選拔精英既然不是由上面說了算，而是由民間輿論說了算，那麼，民間被誰把持？當然不會是平頭百姓，而是那些地方精英。等到像袁紹這樣四世三公的世家大族崛起，他們逐漸壟斷了精英的選拔權。

到了魏晉南北朝，官場成為豪族的天下，誰能往上流動，不是看德性和能力，而是家族出身，於是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豪族”的階層固化格局。這樣，只看門第的九品中正制就出現了，這個制度是和當時天下分裂、貴族比較牛、王權比較弱是有密切關係的。

不過呢，等到隋唐重建了大一統，權力重心上移以後，情況就不同了。一統天下的皇帝要樹立自己的權威，沒有自己人是不行的。貴族出身的都很高傲，不聽皇帝的，只有平民出身的才會聽話。所以，隋唐需要一個新的人才選拔制度，不是看出身，而是看才華。誰的詩文寫得好，就能平步青雲。於是，科舉制度就出現了。

一直要到北宋，科舉制度才完全成熟。原因很簡單，貴族門閥徹底解體了，皇帝打敗了最大的敵人貴族，可以集中大權，按照自己的標準選拔精英了。原來通向官場的兩條跑道，門第這一條徹底關閉，只剩下了科舉一途。對於廣大底層的讀書人來說，科舉制打通了社會的上升通道，考卷面前人人平等，底層精英與世家弟子可以在考場上平等競爭了。不過，你要知道，科舉制度形成的新的精英，跟過去那些有顯赫家世的貴族精英不同，他們不敢在皇帝面前過於囂張。權力的天平，就越來越偏向皇帝一邊。

實質合理與形式合理

察舉制和科舉制，一個重德行，一個重才華。選拔標準的不同，會帶來選拔方式的差異。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吧，察舉制有點像如今的提前錄取，綜合考察全面的素質；而科舉呢，有點像普通的高考，一張考卷定終身。

哪種方式更好呢？在我看來，察舉制是一種形式不合理、實質合理的機制；科舉制正好倒過來，是一種形式合理、實質不合理的機制。

不妨比較一下。先看察舉制。察舉制從道德素養、知識水平和治理能力三個方面綜合考量人才，還特別重視鄉間輿論對他的評價，這當然很好。但問題是，察舉制在執行層面缺乏客觀標準，是真人才還是假冒貨，完全取決於地方官的主觀意志。是否真的有伯樂的眼光，是否能夠秉公無私？察舉制對主持選拔的官員道德要求很高，一旦官場風氣腐敗，察舉制就沒了制度約束。

察舉制因為缺乏一個剛性的客觀標準，就不免讓各級官員有營私舞弊的機會，吃虧的往往是底層的貧寒子弟。所以，察舉制後來蛻變為只講門第的九品中正制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在九品中正制度之下，當底層精英缺乏往上層流動的管道時，很容易鋌而走險走入反朝廷的江湖社會。

隋唐、特別是北宋以後建立的剛性的科舉制度，要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有了科舉，選拔官員就有了一個相對客觀的評價體系，不用被其他標準影響。科舉考試，連考生的名字都要糊住，甚至還要僱人重抄一遍，讓考官看不出筆跡。這樣，不管你有沒有背景，只要題答得好，就有機會改變命運、平步青雲。到了明清時期，科舉場上的成功者，據統計有一半是平民出身，三代以上沒有功名。科舉制解決了大一統王朝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透過社會流動來維持政治的穩定。只要平民精英還有機會往上流動，哪怕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哪怕有再多的不滿也只是說說而已，在行動上還是一門心思考科舉，渴望金榜題名啊！

不過，科舉的形式合理，是以犧牲實質合理為代價的。宋代以後，科舉考試為了防止徇私舞弊，變得越來越嚴格，越來越規範。考卷面前人人平等，形式化的應試標準建立起來了，逐漸形成了一套越來越僵硬死板的考試方式。明清以後，在內容上考的是朱熹作注的四書，在形式上用的是八股文。

你看，形式合理的應試標準，未必實質也是合理的，它可以防止濫竽充數的庸才渾水摸魚，但真正有想法、有個性的人才，也很容易被阻擋在門外。那些拼命讀書的考生們，感興趣的不是知識和道德，在乎的是書中自有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

所以，古代不少大儒痛心疾首，感嘆科舉敗壞風氣，功名場上出不了人才，也培養不出儒家所希望的君子人格。為了培養既有博雅知識又有高尚德性的純正儒生，我們前面提到的朱熹、王陽明這些大儒們，紛紛開辦民間書院，比如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等等。

有意思的是，就在科舉制成熟的宋明兩朝，也是書院最發達的時代。書院與科舉的區別在哪裡？對了，科舉導致的是應試教育，而書院呢，重視的是素質教育，以儒家的道德人格教育為中心，不再把寫好八股文當成唯一的標準。

今日得到

形式合理與實質合理很多時候都是衝突的。究竟察舉制好還是科舉制好，這是一個永恆的難題。

今日思考

其實，今天公司的人才招聘也存在類似問題。如何制定一套合理的選拔標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