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代佛教的基礎上，唐代佛教全面發展。由於唐代政治清明，社會開放，所以社會環境比隋代來說較穩定，經濟發達，國力強大，政權延續的時間也比較長，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都有長足的進步。這些都與政治環境有關。佛教也是如此。唐代佛教在經典翻譯、人才培養、宗派的形成、寺院規制建設等許多方面都超過了前代。

唐代統治者對佛教的態度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高祖、太宗時期。太宗執政的後期受玄奘的影響略有變化。高祖初期也循例事佛，舍宅建寺。後來針對社會影響強大的佛教，另也因為新朝初立，而李姓並非傳統的中原貴族，需要強化君權神授的觀念，就改變了對各教的態度。武德八年(625年)，高祖幸國學，宣佈了對三教的基本政策，即道先、儒後、末佛：“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教後興，宜從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次年，曾有清理整飭佛道二教的命令，因“玄武門事變”驟發而沒有執行。但道先、儒後、末佛的態度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成為李唐王朝有關宗教的基本國策。太宗繼承了這一政策的基本精神。變化在於，根據國內政局的穩定，太宗吸取了前代的教訓，休養生息，行政清明，採取了“文治”的治國方略。正如太宗在所著《小池賦》中所表述的那樣：“竹分叢而合響，草異色而同芳。”貞觀三年(629年)就下令建立了李唐王朝的第一所佛教經典翻譯館，請西方高僧波頗為譯主，但對三教的基本態度沒有改變。如儘管太宗對玄奘非常欽佩，但不改變三教政治地位的排序，曾引起玄奘的不滿。

第二個階段，從高宗、則天到文宗時期。這一個階段是佛教大發展的階段。高宗才能平庸，體弱多病，但恪守祖訓，堅持道先佛後的基本國策。不久大權旁落，則天取得執政地位。尤其在改唐為周後，頒佈了明確的政策，佛教“爰開革命之階，方啟維新之運”，所以“自今以後，釋教宜在道法之上，緇服處黃冠之前”。如隋文帝取得政權不合傳統一樣，則天也借佛教勢力自張其軍，改道先佛後為佛先道後。之後的中宗、睿宗也都大力支援佛教，上行下效，崇佛成風，嚴重影響到國家的經濟秩序。一些官員紛紛上書諫勸，如：“今天下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甚矣，用度過之矣。”“今道人私度者，幾至數十萬……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徵行租稅，何以備之?”“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取宏博，競崇瑰麗，大則費耗百十萬，小者尚用三五萬，略計都用資材，動至．千萬以上。”玄宗即位，佛教勢力太大，曾採取了抑制的態度，頒佈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如《禁僧道不守戒律詔》、《禁僧道掩匿詔》、《禁建立寺觀詔》、《禁坊市鑄佛寫經詔》、《分散化度寺無盡藏財物詔》、《禁僧徒斂財詔》、《禁僧徒往還詔》等等。“安史之亂”起，以大興善寺印度密教高僧不空為代表的佛教勢力，積極配合朝廷平亂，肅、代、德三帝極為賞識，使得密宗大為流行。

第三個階段是唐武宗執政時期。唐武宗時期(841—846年)是一個特殊的階段。武宗好道術，加之佛教經長期的大發展，僧尼人數遽增，寺院經濟膨脹，國家賦稅減少，大臣李德裕等也建議抑制佛教，於是決定了禁止佛教信仰和流傳。這就是“唐武宗禁佛”，佛教內則稱為“會昌法難”。武宗在《毀佛寺勒僧尼還俗制》中說明了禁止佛教的原因：“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力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這段話有三層意思，一是經濟，二是綱常名教，三是人丁。這次禁佛，大寺拆了四千六百餘所，小廟拆了四萬多所，勒令還俗的僧尼達二十六萬餘人。另外還有大量的奴婢、土地。宣宗即位，認為佛教：“雖雲異方之教，無損為政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宏。”立即下令恢復佛教的地位。但經過武宗禁佛的打擊，北方佛教元氣大傷。

第四個階段，宣宗之後至唐末。這一階段沒有大的變化。其中懿宗時曾大迎佛骨，掀起了一陣祟佛熱潮。由於李唐王室是出身於西部的關隴貴族，思想意識上比傳統的中原貴族開放，在領導國家的實踐上比較實際。基於以上唐代各帝對佛教的態度，表現在對佛教的政策上各個時期相比有不同的特點。高祖、太宗時期表現為限制，高宗到文宗是支援，武宗時期是打擊，宣宗至唐末平穩發展，支持者居多。唐代佛道二教政治地位的變化軌跡也證明了這一點。據《唐會要》的“僧道立位”記載：“貞觀十一年正月十五日，詔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至上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辛丑，詔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為先後。至天授二年四月二日，敕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至景雲二年四月八日詔：自今以後，僧尼道士女冠，並宜齊行並集。”

和隋代不同的是，唐代的官員們對佛教的態度經常不一致，對唐代的佛教政策有直接的影響。如高祖、太宗時的大臣傅奕屢屢上書請廢佛法，與另一大臣蕭璟爭辯不息，引起了高祖、太宗的重視。高宗時，為了維護道先釋後的原則，同時也為了強化皇權，下了佛道二教應向君和親行跪拜之禮的詔書。這道詔書不但引起了佛道兩教信徒的不滿，同時在朝廷官員中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聚訟紛紜，莫衷一是。高宗乃令“大集文武官僚九品以上幷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在這次中臺答辯論中，一千多位官員各自發表了意見。最後在統汁意見時，同意和支援高宗詔書的有354人，而反對的竟有1539人。由於大多數官員反對，竟迫使高宗收回了成命。即使在則天、中宗、睿宗、玄宗時期，佛教勢力高漲之時，一些朝廷大臣仍不斷上書呼籲，揭露偽濫僧尼所造成的種種弊端，如狄仁傑、張廷圭、姚崇等。這些都對朝廷的政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關於禪宗，我這裡來詳細說說：

一、禪宗的起源

1.禪的意思

禪宗創始於北朝,正式形成於唐高宗、武則天之際,到了唐肅宗、唐代宗時,便成為中土佛教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教派了。“禪是天竺之語,具雲禪那,中華謂之思維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宗密《禪源諸銓集都序》)

因為這一宗的開山祖達磨重視禪法,曾面壁九年,故而稱這一宗為禪宗。由於這一宗強調即心即佛,因此亦稱“心宗”。又此宗初以《楞伽經》為傳法的標記,所以又曾稱之為“楞伽宗”。

2.禪宗與達磨

天竺的大小乘佛教,都重視禪定的宗教修養工夫,但在五天竺,並沒有形成像禪宗那樣的教派。中土的禪宗僧侶,為了說他們這一教派是佛教的最上乘,於是偽造出這樣一個故事來:說佛快死去前,在涅槃會上,拈花示眾,眾皆默然,只有佛的大弟子摩訶迦葉破顏微笑,佛對摩訶迦葉說:“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傳授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景德傳燈錄》卷一)這就是契機,這就是禪宗以心傳心的起源傳說。

後來禪宗僧侶又偽造出在天竺從佛到菩提達磨的二十八祖的世系來。菩提達磨,南天竺人,南天竺是大乘龍樹中觀宗的發祥地,因此達磨的教理,可能偏近於空宗。他從海道由南天竺來到中土,在南朝的首都建康見過樑武帝,梁武帝對他誇耀自己如何崇佛,並問他:“朕造寺度人,寫經鑄像,有何功德?”達磨說:“並無功德”,“此乃有為之善,非真功德。”(《歷代法寶記》)

梁武帝聽了大不高興,達磨也認為機緣不契,就渡江去北魏了。關於達磨見梁武帝的事情,有人懷疑是禪宗偽造的,但在敦煌發現的古寫本《六祖壇經》中,已經談到,可見就是捏造也捏造得很早,不過後來如《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等書中,把這一事加以誇大渲染罷了。

達磨到了北魏,住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人謂之壁觀婆羅門。所謂“壁觀”,主要是“安心”。《續高僧傳·習禪篇齊鄴下南天竺僧菩提達磨傳》稱:“如是安心,謂壁觀也。”當時一般僧侶認為達磨的禪定,是舊禪法的異端,因此“多生譏謗”。時有僧人慧可,曾從達磨“從學六載”《續高僧傳·習禪篇·齊鄴中釋僧可傳》曾記載他向達磨求法,他說:“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磨說“將心來,與汝安。”慧可說:“覓心了不可得。”達磨說:“我與汝安心竟。”這些話都是契機。達磨臨死前,把他從天竺帶來的金縷僧伽梨衣(袈裟)一領,交付給慧可,所謂“內傳心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景德傳燈錄》卷三),“以為法信”《歷代法寶記》)。

另外,達磨還把從建康帶來的《楞伽經》四卷授予慧可。後來禪宗尊奉達磨為中土禪宗的第一世祖。據傳說,達磨也是被另一教派僧徒下毒毒死的。唐釋道宜著《續高僧傳》,有《齊鄴下南天竺僧菩提達磨傳》,好像達磨是死在鄴城的,但嵩山少林寺後來有達磨塔,那麼達磨是死在少林寺,葬在嵩山少室,並沒有隨東魏遷都去鄴城。

3.唐以前的禪宗世系

早期的禪宗,不是一個大教派,有些資料缺乏就無法考定了。達磨的弟子慧可(二祖),在東魏北齊之際,居於北齊的首都鄴城,唐釋道宣《續高僧傳》稱之為《齊鄴中釋僧可》。他也被其他教派所排擠,稱之謂“魔語”。《景德傳燈錄》稱他是在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公元593年),為管城縣(今河南鄭州)縣令翟仲侃所殺,時年一百零七歲。我認為慧可的年壽和死於開皇中,疑問也很多,像隋文帝統治年代一個一百零七歲的禪僧,被縣令處死,這是不可思議的事件。

釋道宣在《續高僧傳》裡不記載這件事,大概也認為這傳說需要進一步證實。慧可傳僧璨(三祖,死於隋大業二年,即公元608年),僧璨住舒州(治懷寧,今安徽潛山)皖公山(今潛山西)。僧璨傳道信(四祖,公元580至651年),住蘄州黃梅縣之破頭山(亦稱雙峰)。道信傳法融及弘忍。

法融(公元594至657年)住建業牛頭山(今江蘇南京南),稱“牛頭禪”。弘忍(五祖,公元601至674年)仍居蘄州破頭山之東山寺,稱“東山法門”。禪宗在法融、弘忍時期,廣收門徒,可以說已經形成了。但真正發揚光大這一教派的,還是弘忍的弟子慧能(六祖)。

二、禪宗的光大

1.慧能的身世

慧能(公元638至713年),俗姓盧,本籍范陽。父行瑫,《六祖大師法寶壇經》附錄法海(慧能弟子)所著《六祖大師緣記外紀》中,稱“行瑫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治新興,今廣東新興)”。《六祖大師法寶壇經》中稱:“慧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按武德三年,唐的勢力還沒有到達嶺南。

這時嶺南還是蕭銑控制的地區,到唐武德四年,唐擊敗蕭銑,才在嶺南確立統治權。很可能慧能的父親盧行瑫曾參加了蕭銑的反隋活動,蕭銑失敗,所以盧行瑫也就被降為新州百姓了。慧能三歲喪父,隨母由新州移居南海(今廣東廣州),生活“艱辛貧乏”,既長,不識書字,“於市賣柴”。

二十四歲那一年,到蘄州黃梅東山寺去見弘忍。弘忍問他:“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答:“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弘忍說:“汝是嶺南人,又是獵尞,若為(如何的意思)堪作佛!”慧能答:“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獵尞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弘忍就叫慧能到槽廠去“破柴、踏碓”,人稱為“盧行者”（帶髮修行而不是正式的和尚稱行者)。

八個多月以後,有一天,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在走廊牆壁上寫了一首偈,偈雲:“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弘忍看了,說神秀“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六祖大師法寶壇經》)。過了兩天,慧能也聽到了神秀的偈語,說:“美則美矣!了則未了!”(《景德傳燈錄》卷三)這天晚上,慧能就請人替他在神秀偈旁,也寫了一偈,偈雲:“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第二天弘忍看到了,大為欣賞。當時也不作聲,用鞋把慧能的偈擦了,晚上叫慧能來到僧房,密授衣法。並恐怕其他門徒因妒忌而殺害他,所以叫他即時回返嶺南。

弘忍自己把櫓送他到九江驛,慧能請弘忍坐了,他來搖櫓,弘忍說“合是吾渡汝!”慧能答:“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慧能……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均見《六祖大師法寶壇經》這些都是帶有機譏諷性的語言。

2.禪宗的南、北宗的

慧能去嶺南後,後稱南宗。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在弘忍死後,居荊州江陵當陽山度門寺,稱為北宗。在開始,禪宗仍以北宗為正統,這一宗在神秀時期,勢力正是全盛。神秀,《宋高僧傳·習禪篇·唐荊州當陽山度門寺神秀傳》稱他“少覽經史,博綜多聞”,是一個以“義學沙門”姿態出現的僧侶。又稱“四海緇徒(指僧侶),向風而靡”,可見他聲譽很高。武則天還召他到東都內道場講經。當時“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競至禮謁,望塵拜伏,日有萬計”。他死後,張說為他作《大通禪師碑》,在碑文中,稱他為“兩京法主,三帝(則天、中宗、睿宗)國師”,所以當時他的門徒們尊他為禪宗的六祖。

神秀的門徒普寂,以少林寺為北宗的根據地,也顯赫一時。普寂在開元二十七年死後諡為大慧禪師,門徒尊之為七祖。神秀另徒義福,居長安慈恩寺,開元二十年死後,諡為大智禪師。一門三國師,禪宗北統在神秀、普寂時代,可以說已經非常興盛了。

但後來,南宗慧能系的勢力,向北發展,取代了禪宗的正統地位,北宗就逐漸衰落下來了。慧能回到嶺南之後,有時住在漁村裡,有時又參加獵人的隊伍,這樣過了十五六年之久。有一天,到廣州法性寺聽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剎幡,聞二僧對論”(《景德傳燈錄》卷五),“一僧曰風動,一僧曰幡動,議論不已。慧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寺主印宗聽了他的一套主觀唯心主義論點,大為心折,並知悉慧能是傳授弘忍衣法的人,於是為慧能落髮剃度。慧能後來居曹溪(今廣東韶關東南)之寶林寺,傳佈禪宗的頓悟學說,歷三四十年之久。禪宗教派在他傳佈之下,發展得非常迅速。

他有許多門徒,其中著名者有洛陽荷澤寺僧神會、衡嶽般若寺僧懷讓、吉州青原山靜居寺僧行思等。其中神會對禪宗南統的發展,影響較大。

在神秀、慧能時期,禪門還以北宗為禪宗正統,到了神會居洛陽,南北二宗開始爭奪禪宗的正統地位。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神會在滑臺大雲寺開無遮大會時,正式宣稱北宗“師承是傍,法門是漸”(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慧能親受弘忍衣法,因此禪宗的正統應該是南宗。

開始北宗的勢力還強大,因此遭到他們的反擊。到了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經濟困難,出賣“度牒”,以供軍用,這時神會年齡已經很高,就在洛陽幫政府推銷度牒。《宋高僧傳·習禪篇·唐洛京荷澤寺神會傳》稱:“所獲財帛,頓支軍費,代宗郭子儀收復兩京,會之濟用,頗有力焉。”

這樣,唐政府就轉而扶植南宗,此後南宗便成為禪宗的正統,慧能也就成為禪宗的“六祖”了。禪宗從達磨以來,內傳心印,外付法衣(金縷袈裟),祖師爺的心法是由一個僧侶指定另一個僧侶來繼承的,這對教派的大發展是不利的。

到了慧能時期,南宗在曹溪講禪學,一時高材生輩出,其門徒著名者有四十三人之多。為了符合當時禪宗南宗的發展形勢,就廢止了傳袈裟這個制度,因此南宗就沒有七祖,所謂“先祖人傳一人,後代放任千燈千照”(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確實也只有這樣做,南宗發展的速度才更快。這件金縷袈裟的下落呢?唐肅宗在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曾宣旨取進宮內道場去供養,後來又退還給曹溪寺,但它除了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以外,已經沒有實際的以傳法信內容了。

三、禪宗光大的原因

禪宗頓悟學說,當時風靡一時,這不能當作偶然的現象,是有其必然原因的。唐代武則天以後至唐玄宗以迄唐德宗時中國封建社會內部,有很大變化,即世族地主經濟逐漸衰落下來了,均田制已日趨崩潰了,庶族地主經濟開始佔統治地位,土地的買賣進一步合法化了。階級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階級矛盾更日益尖銳起來。

在這樣情況下,過去為世族地主服務的一套佛教神學,也必須相應地要有所改變,以適應庶族地主階級統治的需要,禪宗正是這種應運而生的教派。在世族地主經濟佔統治地位的時候,在均田制度尚未崩潰的時候,中土的佛教,一方面有它的寺院的雄厚經濟基礎,一方面它又受著當時天竺佛教界那種極端煩瑣的經院哲學的影響,無論哪一種教派,都形成極端煩瑣的學風。

如天台宗的智顓,一解釋“止觀”兩字,搖筆便是幾十萬言;三論宗的吉藏,也不甘落後,解釋他的四重兩諦,又是洋洋灑灑數十萬言;法相宗的玄奘,去五天竺取經的時候,正是五天竺大乘瑜伽宗唯識哲學很抬頭的時候,所以玄奘在翻譯《瑜伽師地論》的時候,僅分析心法就分到六百六十法,玄奘自己在《成唯識論》中,還根據《百法明門論》,把宇宙萬有,分之為百法,約之為五位,這種煩瑣的分析,分析得愈細膩,也就愈益支離破碎;後來華嚴宗出來,它綜合中土大乘空、有二宗的說法,形成了自己的教派,在它的教義裡,固然出現了一些新的東西,但由於它不能完全擺脫當時經院哲學那種煩瑣學風的深刻影響,所以這一派的論師法藏,也是著作等身,並不輸於上述幾個教派的大師。

宗教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武器之一,如果要別人讀了幾十萬言、幾百萬言,才明瞭他所要介紹的佛教教義,那末這一思想武器,就很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了。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庶族地主階級本身利益來講,就必須另扶植一種麻醉藥性比較猛烈的佛教教派,來幫助他們鞏固統治。禪宗的出現,正適應了封建社會內部新的統治階級的需要。

從禪宗的本身發展來講,這一教派,雖然創始於北朝,它一開始,強調簡單的禪法壁觀,看輕切文字魔障，強調直指本心,使人們已經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但是在當時瀰漫的煩瑣學風侵襲之下,禪宗的內部也無例外,不能不受當時煩瑣學風的影響,因此如北宗神秀,著《五方便論》,就反映了煩瑣學風在禪宗內也在滋長起來這一傾向。南宗慧能師徒一出來,不但掃除了一切文字障和儀式障,甚至把禪定也掃而空了,它用最簡明的語言,教人頓悟,直指本心,見性成佛。

這對當時佛教流於煩瑣的學風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改革。從此,禪宗的南宗奠定了在佛教界的有利地位,會昌滅佛之後,中土佛教的各種教派都衰微不振了,只有禪宗的勢力席捲全國,成為五代宋元明時代中士佛教中最有勢力的一個教派。

（正文完）

2500年前，佛祖拈花，迦葉微笑，於是誕生了“禪。”

南朝梁武帝時一位印度高僧達摩將禪帶到了中國，在當時被認為是中國的禪宗的初祖。唐代初期經六祖惠能神秀創立了南北禪宗，在唐代中期佔據了統冶地位。對唐代初、中期的書法、繪畫、詩文及其美學思想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如詩人蘇軾、王維、白居易、李白等。

隨著封建政冶經濟的由鼎盛走向衰落，到中晚期的唐代，在當時社會適宜的氣候土壤環境中代替了當時以“唯識”“華嚴”兩宗在禪宗的統冶地位。在當時禪宗成為道儒與佛結合的三合士。

禪宗在唐代的出現和興盛影響中國文化達千年之久，對中國美學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