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祿山出生於西域康居國，後父親早逝，母親阿史德氏改嫁於右羽林大將軍安波注之兄安延偃，安祿山跟隨母親來到安家，從此改為安姓。

安祿山是唐朝玄宗時期的最有權力胡人節度使。在他身上有具六個有關鍵意義的官職為:范陽節度使、平盧節度使、河東節度使，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處置使、平盧、河北轉運並管內採訪等使以及知群牧總監。

安祿山擔任河北轉運並管內採訪使，在一定程度上為他提供了河北地區的行政權與財政權，從而強化了安祿山對河北的控制，也為之後的安史之亂奠定了基礎。

公元741年（唐·開元二十九年），安祿山最初就任的節度使是平盧節度使。

公元744年（唐·天寶三年），裴寬辭去范陽節度使職務，隨後安祿山繼任此職務，安祿山便成為東北軍事最高指揮官。

公元751年（唐·天寶十年），作為右羽林大將軍的安祿山，但任了河東節度使。

安祿山身兼三鎮，獨守北疆，在叛亂之時擁有著極為強大的權勢。

擔任河東節度使後，接管北方戰線的安祿山獲得了節制北方各部族的權力。至此，安祿山的統治範圍幾乎包括了整個北方的各少數民族，而這些民族也為安祿山的軍事實力提供了充足的作戰力量。

所以，安祿山部隊:少部分漢人、胡人、蒙古、同羅部、奚部、和契丹組成，因此，這些部落成為安祿山部的精銳。手下的將領基本是由胡人或胡化漢人組成。

藩兵藩將——即少數民族將士，一直是唐軍的重要組成部分。安祿山作為唐玄宗時期北方三大軍鎮（范陽、平盧、河東）的統帥，麾下的唐軍自然也是多民族組成的，不過其中胡人比例的比較高。

公元630年，唐太宗滅東突厥，周邊各少數民族政權紛紛進朝，尊李世民為“天可汗”；而作為藩屬國，其後唐軍對外積極進攻時，這些政權連同被降服的突厥人，經常會被要求一同出戰。以突厥阿史那社爾、鐵勒契苾何力為代表，大量歸順的少數民族將領、士兵，更是成為了編制內正兒八經的唐軍。

比如，在公元644年，李世民準備御駕親征高句麗，當時的唐軍組成是這樣的：

刑部尚書張亮擔任平壤道行軍大總管，率領江、淮、嶺、硤兵（江南擅長水戰區域）四萬，長安、洛陽招募的壯士三千，從海路進軍；

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從陸路殺向遼東。

可見，此時隊伍中有一定數目的胡人將士；右衛大將軍李思摩（即突厥首領阿史那思摩），將軍契苾何力都在其中，兩人甚至都在白巖城之戰中光榮負傷。他倆都在，他們麾下的部族將士自然也會隨行。

此外，藩屬國的軍隊也被勒令配合唐軍的行動：

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其中，新羅、百濟是高句麗南邊的半島政權，契丹我們比較熟悉，那時它和奚族，都是東北地區的小部落。

當時，在唐太宗的經營下，大唐府兵制完善，軍人閒時為農，戰時入伍；唐軍對外作戰雖頻繁，但基本採用以精兵突擊的方式，每次軍隊規模不需要很大，將士們能得到適當休整。同時，中原承接南北朝的風氣，加上皇帝本人出身軍旅，軍人地位較高，尤其那些宿衛皇宮的府兵更是廣受尊重。所以那時的軍人身份代表著榮耀，能參軍的都是“良家子弟”。

因此，那時的唐軍的主力還是漢人，胡人將士只是被視為有益補充。

但到了唐高宗後期、武則天時期，對外壓力日趨加大，戰事日趨頻繁、對外防禦線過長，兵役日趨繁重，原本還可以輪休的府兵此時已經被強留在軍隊，多年難以回鄉；同時家中該承擔的徭役卻並沒有被豁免，導致府兵家庭越來越難熬，以至於發生了很多人逃亡的情況：

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

同時，土地兼併日趨嚴重，府兵制存在的基礎也被逐漸破壞。在擅長破壞規則、刻意打壓傳統軍隊勢力的武則天掌權後，情況進一步惡化：原本尊貴無比的皇宮衛士，竟然淪為被貴族當家丁役使的地步，府兵社會地位一落千丈，百姓紛紛以當府兵為恥。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後，公元722年，採用宰相張說的建議，全面推行募兵制：

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從此始矣。

也就是說，從這時開始，唐軍逐漸與農業脫鉤、趨向專業化。而招募的物件，主要集中於尚武精神濃厚的關中、河朔等漢人地區，以及自幼弓馬嫻熟、以作戰為樂趣、不適應農耕的內附少數民族。

據史料記載，到了公元742年，大唐共置十節度、經略使，鎮兵共四十九萬人，馬八萬多匹，越靠北、西，隊伍中蕃兵的比例就越高。

不過那時的唐軍統帥還是以漢人為主。後來，李隆基忌憚邊將與朝內勢力（尤其是太子）聯合、威脅自己地位；宰相李林甫則擔心邊將入朝為相影響自己權位，倆人一拍即合，大量起用藩將掌握軍鎮大權。

安祿山之所以發家，正是由於這一原因：

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鹹戍北邊。

除了安祿山外，當時的著名將領哥舒翰、李光弼、安思順、高仙芝等都出自少數民族。雖然他們大部分人都視自己為唐人、對大唐忠心耿耿（其後多人參與了平叛），可惜的是，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掌握了北方三大軍鎮的安祿山，足以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壞。

安祿山兼任范陽、平盧、河東三大節度使，其中前兩個主要任務是鎮撫奚、契丹、室韋、靺鞨等東北少數民族，蕃兵佔據了較大比例。安祿山本人，自稱是“父胡，母突厥”，即為：雜胡；而其種族的學名，則是粟特人，出自“昭武九姓”。（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原住祁連山北昭武城，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故稱昭武九姓）

安祿山掌握北方軍權後，早就心懷異志，也為此進行了多年的準備。

《新唐書》稱他策劃謀逆十餘年，對投降大唐的各少數民族人員恩威並用。對其中願意為自己服務的，他親自鬆綁、安撫，精神、物資上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把他們轉化為自己個人的武裝力量，“躬自尉撫，皆釋俘囚為戰士”；不服自己的，則赤裸裸的以武力威脅。他甚至還建立了一支特種兵：曳落河，意思是胡語中的“壯士”，主要人員來自他招降的同羅、奚、契丹等部族。

再加上安祿山本人精通胡語，與胡人將士溝通交流毫無障礙，在他多年的苦心經營下，手下將士對其極為忠心：“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

公元754年，打定主意反叛後，安祿山刻意找李隆基要了500個將軍、2000箇中郎將的名額，用來加封給自己的親信將領。

公元755年十月，安祿山正式起兵，當時他手下的兵員情況是這樣：

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眾，號二十萬。

其中有不少漢人將士，筆者的依據如下：

其一，安祿山的軍師嚴莊、高尚，將領崔乾祐（在潼關擊敗哥舒翰大軍）、田承嗣（安史之亂後擔任了微博節度使）等，都是漢人。

其二，安祿山宣佈以討伐楊國忠為名起兵時，手下將領的反應是：“愕然相顧，莫敢異言”，也就是很震驚，但沒人敢表態；其後安祿山下令，有人敢提出異議，將被“斬及三族”。

於是，全部人馬被他裹挾著南下，將鼎盛大唐腰斬的“安史之亂”就此開始。

在安史之亂後，蕃兵藩將的地位逐漸下降。但在晚唐，由於形勢的需要，沙陀人李克用一族逐漸崛起，甚至在五代十國時期成了主宰中原的頭號力量。大唐的開放政策並無不妥，但這一政策的基本前提，是自身得有足夠的實力，以及穩定、清明的政治，否則無異於引狼入室、玩火自焚。

安祿山手下的叛軍，是否都是胡人？不是，身為唐軍，構成比較多元

藩兵藩將——即少數民族將士，一直是唐軍的重要組成部分。安祿山作為唐玄宗時期北方三大軍鎮（范陽、平盧、河東）的統帥，麾下的唐軍自然也是多民族組成的，不過其中胡人比例的比較高。

初唐，蕃兵是唐軍的有效補充

公元630年，唐太宗滅東突厥，周邊各少數民族政權紛紛進朝，尊李世民為“天可汗”；而作為藩屬國，其後唐軍對外積極進攻時，這些政權連同被降服的突厥人，經常會被要求一同出戰。以突厥阿史那社爾、鐵勒契苾何力為代表，大量歸順的少數民族將領、士兵，更是成為了編制內正兒八經的唐軍。

比如，在公元644年，李世民準備御駕親征高句麗，當時的唐軍組成是這樣的：

刑部尚書張亮擔任平壤道行軍大總管，率領江、淮、嶺、硤兵（江南擅長水戰區域）四萬，長安、洛陽招募的壯士三千，從海路進軍；

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從陸路殺向遼東。

可見，此時隊伍中有一定數目的胡人將士；右衛大將軍李思摩（即突厥首領阿史那思摩），將軍契苾何力都在其中，兩人甚至都在白巖城之戰中光榮負傷。他倆都在，他們麾下的部族將士自然也會隨行。

此外，藩屬國的軍隊也被勒令配合唐軍的行動：

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其中，新羅、百濟是高句麗南邊的半島政權，契丹我們比較熟悉，那時它和奚族，都是東北地區的小部落。

當時，在唐太宗的經營下，大唐府兵制完善，軍人閒時為農，戰時入伍；唐軍對外作戰雖頻繁，但基本採用以精兵突擊的方式，每次軍隊規模不需要很大，將士們能得到適當休整。同時，中原承接南北朝的風氣，加上皇帝本人出身軍旅，軍人地位較高，尤其那些宿衛皇宮的府兵更是廣受尊重。所以那時的軍人身份代表著榮耀，能參軍的都是“良家子弟”。

因此，那時的唐軍的主力還是漢人，胡人將士只是被視為有益補充。

到了唐玄宗時期，番兵藩將角色一步步吃重

但到了唐高宗後期、武則天時期，對外壓力日趨加大，戰事日趨頻繁、對外防禦線過長，兵役日趨繁重，原本還可以輪休的府兵此時已經被強留在軍隊，多年難以回鄉；同時家中該承擔的徭役卻並沒有被豁免，導致府兵家庭越來越難熬，以至於發生了很多人逃亡的情況：

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

同時，土地兼併日趨嚴重，府兵制存在的基礎也被逐漸破壞。在擅長破壞規則、刻意打壓傳統軍隊勢力的武則天掌權後，情況進一步惡化：原本尊貴無比的皇宮衛士，竟然淪為被貴族當家丁役使的地步，府兵社會地位一落千丈，百姓紛紛以當府兵為恥。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後，公元722年，採用宰相張說的建議，全面推行募兵制：

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從此始矣。

也就是說，從這時開始，唐軍逐漸與農業脫鉤、趨向專業化。而招募的物件，主要集中於尚武精神濃厚的關中、河朔等漢人地區，以及自幼弓馬嫻熟、以作戰為樂趣、不適應農耕的內附少數民族。

據史料記載，到了公元742年，大唐共置十節度、經略使，鎮兵共四十九萬人，馬八萬多匹，越靠北、西，隊伍中蕃兵的比例就越高。

不過那時的唐軍統帥還是以漢人為主。後來，李隆基忌憚邊將與朝內勢力（尤其是太子）聯合、威脅自己地位；宰相李林甫則擔心邊將入朝為相影響自己權位，倆人一拍即合，大量起用藩將掌握軍鎮大權。

安祿山之所以發家，正是由於這一原因：

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鹹戍北邊。

除了安祿山外，當時的著名將領哥舒翰、李光弼、安思順、高仙芝等都出自少數民族。雖然他們大部分人都視自己為唐人、對大唐忠心耿耿（其後多人參與了平叛），可惜的是，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掌握了北方三大軍鎮的安祿山，足以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壞。

安祿山手下蕃漢並存

安祿山兼任范陽、平盧、河東三大節度使，其中前兩個主要任務是鎮撫奚、契丹、室韋、靺鞨等東北少數民族，蕃兵佔據了較大比例。安祿山本人，自稱是“父胡，母突厥”，即為：雜胡；而其種族的學名，則是粟特人，出自“昭武九姓”。（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原住祁連山北昭武城，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故稱昭武九姓）

安祿山掌握北方軍權後，早就心懷異志，也為此進行了多年的準備。

《新唐書》稱他策劃謀逆十餘年，對投降大唐的各少數民族人員恩威並用。對其中願意為自己服務的，他親自鬆綁、安撫，精神、物資上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把他們轉化為自己個人的武裝力量，“躬自尉撫，皆釋俘囚為戰士”；不服自己的，則赤裸裸的以武力威脅。他甚至還建立了一支特種兵：曳落河，意思是胡語中的“壯士”，主要人員來自他招降的同羅、奚、契丹等部族。

再加上安祿山本人精通胡語，與胡人將士溝通交流毫無障礙，在他多年的苦心經營下，手下將士對其極為忠心：“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

公元754年，打定主意反叛後，安祿山刻意找李隆基要了500個將軍、2000箇中郎將的名額，用來加封給自己的親信將領。

公元755年十月，安祿山正式起兵，當時他手下的兵員情況是這樣：

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眾，號二十萬。

其中有不少漢人將士，筆者的依據如下：

其一，安祿山的軍師嚴莊、高尚，將領崔乾祐（在潼關擊敗哥舒翰大軍）、田承嗣（安史之亂後擔任了微博節度使）等，都是漢人。

其二，安祿山宣佈以討伐楊國忠為名起兵時，手下將領的反應是：“愕然相顧，莫敢異言”，也就是很震驚，但沒人敢表態；其後安祿山下令，有人敢提出異議，將被“斬及三族”。

於是，全部人馬被他裹挾著南下，將鼎盛大唐腰斬的“安史之亂”就此開始。

在安史之亂後，蕃兵藩將的地位逐漸下降。但在晚唐，由於形勢的需要，沙陀人李克用一族逐漸崛起，甚至在五代十國時期成了主宰中原的頭號力量。大唐的開放政策並無不妥，但這一政策的基本前提，是自身得有足夠的實力，以及穩定、清明的政治，否則無異於引狼入室、玩火自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