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筆法

簡單點說，就是孔子記載春秋時，對於一些事物，能肖則肖，暗中褒貶，文中雖然不直接述說對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卻透過細節描寫，和選材時的傾向，隱晦的表達作者主觀看法，所以又稱春秋筆法

春秋筆法”由孔子開創，後人總結，簡言之，就是“常事不書”、“諱書”、“一字褒貶”三原則。它們大多成為史官撰史的一般原則，被撰史者廣泛採用。而“一字褒貶”是透過一個字的運用來傳達對某些人和事的評價，在其中最具特色。

個人認為運用春秋筆法，最出色的，莫過於史記

史記雖然是紀傳體通史，然而也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

然而看待史記時，也可以看出，其中的春秋筆法

如記載漢高帝劉邦和項籍時，特別明顯

如劉邦敗時，大書特書，項籍敗的時候，則是因為隊友，每次楚軍敗的時候，項籍似乎都不在，只是最後一戰，垓下之戰的時候存在，劉邦敗著敗著，就得天下了，項籍贏著贏著就自殺，劉邦就只會靠別人，然而就這個只會靠人的人，卻是成為天下最高貴的人，皇帝！

其中這段最為明顯，似乎劉邦毫無廉恥，居然說出這種話，然而卻沒看見項籍拿人家人逼迫，劉邦是卑鄙小人，而項籍是豪傑大英雄，然而這個大英雄卻有著拿別人家人威逼的先列

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 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 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只益禍耳。」項王從之。

就在這個時候,彭越幾次往返梁地,斷絕了楚軍的糧食,項王為此深感憂慮.他做了一張高腿案板,把漢王父親太公擱置在上面,向漢王宣告說：“現在你如果不趕快投降,我就把太公煮死.”漢王說：“我和項羽作為臣子一塊接受了懷王的命令,曾說‘相約結為兄弟’,這樣說來,我的老子也就是你的老子,如果你一定要煮了你的老子,就希望你能分給我一杯肉湯.”項王大怒,要殺太公.項伯說：“天下事還不知道怎麼樣,再說要奪天下的人是不顧及家的,即使殺了他也不會有什麼好處,只會增加禍患罷了.”項王聽從了項伯的話.

還有史記當中記載李廣時的記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餘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意思是說，太史公說：《論語》裡說：“在上位的人自身行為端正，不下命令事情也能實行；自身行為不正，發下命令也沒人聽從。”這就是說的李將軍吧！我所看到的李將軍，老實厚道像個鄉下人，開口不善講話，可在他死的那天，天下人不論認識他的還是不認識他的，都為他盡情哀痛。他那忠實的品格確實得到了將士們的信賴！

然而翻開史書，則會發現其中的記載，李廣並沒有那麼完美，李廣為人睚眥必報，而且除卻保衛戰外，對外的戰績算不上光彩，這些春秋筆法，導致後世出現了一些特別的言論，當然除卻這些外，太史公的史記，可以說的上是偉大，因為這些記載，可以看出漢初和先秦時的事蹟

如王維就在自己的詩句當中，毫不掩飾的說，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這等言論

老將行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得胡馬騎。

射殺中山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

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

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崩騰畏蒺藜。

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

自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

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

路旁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

蒼茫古木連窮巷，寥落寒山對虛牖。

誓令疏勒出飛泉，不似潁川空使酒。

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

節使三河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

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

願得燕弓射大將，恥令越甲鳴吾軍。

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取功勳。

“春秋筆法”，亦稱“微言大義”，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歷史敘述方式和技巧。大多認為由孔子首創，即在文章的記敘之中表現出作者的思想傾向，而不是透過議論性文辭表達出來。成語詞典上對“春秋筆法”的解釋是：“春秋筆法”指寓褒貶於曲折的文筆之中。

該詞出處為《春秋》。《春秋》是春秋時期魯國的編年體史書，相傳為孔子所作。《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用不太明顯的字眼委婉的表達自己的傾向，沒有像一般的史書那樣直接的點明褒貶。

“春秋筆法”理論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中左丘明最先對這種筆法作了精當的概括：“《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賢人誰能修之？”；西漢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第一個結合《春秋》例項解說了這種筆法；而晉代的杜預最終完成了“春秋筆法”的普及工作，他的著作《春秋左傳集解》根據《左傳》的論述，結合《春秋》的例項，逐條加以解說，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微而顯”——杜預在《春秋左氏傳》中解釋：“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例如《為了忘卻的紀念》“她的體質是弱的，也並不美麗”。魯迅先生意在表明“意志是強的，思想美麗”。

在中學教材《廉頗藺相如列傳》的“完璧歸趙”一節中，全部以“相如”稱呼，而單在“引趙使者藺相如”中用了“藺”這個姓，就體現了秦王前倨後恭，急切想要得到玉璧的心態。

“志而晦”——記載史實而含蓄深遠，文字簡約，但表達的意思卻很含蓄隱晦。例如《周語下》中對於殺的描述：“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二年，晉殺三都。十三年，晉侯弒……齊人殺國武子” 。 “殺”的物件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動物。可以是有罪之人，也可以是無罪之人；“弒”下殺上之義，其本義為臣下殺死君主，子女殺死父母，物件只能是人不能是物；“誅”在古籍中通常是殺有罪之人，可以是下殺上，也可以是上殺下；“戮”的物件可以是有罪之人，也可以是無罪之人，同時還可以解釋為羞辱。雖然只是一個字，但差別是巨大的，內涵相當深刻。

“婉而成章”——委婉，避諱。一指語言表達方式婉轉委屈。比如《鄒忌諷齊威王納諫》中鄒忌以自己的外貌作比喻，勸諫齊王要透過表象、虛心納諫，注意了方式方法的婉轉迂迴，最終達到了勸諫的目的。另一方面表現為避諱。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這是中國古代的特有現象。另外還表現在措辭委婉上。

“盡而不汙”——客觀詳盡的記錄，不偏離，歪曲，隱瞞。例如《紀念劉和珍君》“從背部入，斜穿心肺”。“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撲”。從背部入表明偷襲，屠殺，其一是手槍表明有軍官參與，是有組織，有預謀的。

“懲惡而勸善”。——不僅記敘，還進行主觀評價，使善者名垂青史，惡者遺臭萬年。例如：《五人墓碑記》對被殺五人應在歷史留下印記，不厭其煩的記錄了五人的名字”顏佩韋、楊念如、沈揚、馬傑、周文元。而魏忠賢卻以“魏閹”、“大閹”來稱呼。

春秋筆法

《 史記· 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解析

譯文：孔子在司寇職位上審理訴訟案件時，判詞若有可以和別人共同商量的地方，就不獨自決定判詞。至於撰作《春秋》，他認為該寫的就寫，該刪的就刪，即使是子夏之流的高足弟子也不能建議一字一句。弟子們聽孔子授講《春秋》時，孔子說：“後代瞭解我憑的是這部《春秋》，而怪罪我也憑的是這部《春秋》。”（史家講求秉筆直書，但孔子卻利用不太明顯的字眼等隱諱的寫法，暗暗將自己的主觀看法加入其中，對歷史人物進行評價。後世對此有褒有貶。）

註釋：子夏，孔子弟子。以才思敏捷，文學著稱。所以，孔子經常跟子夏探討文學創作。孔子身後，大多儒家經典是由子夏傳下的。但就寫《春秋》而言，孔子是不肯讓子夏發表意見的。

文學解釋

所謂“春秋筆法”，也叫“春秋書法”或“微言大義”，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歷史敘述方法和技巧。顧名思義，一種筆法而已，或者說一種使用語言的藝術，是孔子首創的一種文章寫法，即在文章的記敘之中表現出作者的思想傾向，而不是透過議論性文辭表達出來。左丘明概括為“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

春秋筆法作為中國歷史敘述的一個傳統，來源於據傳《 春秋》。《春秋》， 魯國史書。相傳為孔子所修。 經學家認為它每用一字，必寓褒貶。歷史上， 左丘明發微探幽，最先對這種筆法作了精當的概括：“《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賢人誰能修之？”（譯文：《春秋》的記述，用詞細密而意思顯明，記載史實而含蓄深遠， 婉轉而順理成章，窮盡而無所歪曲，警誡邪惡而褒獎善良。如果不是聖人誰能夠編寫？）

由於孔子編寫《春秋》，在記述歷史時，暗含褒貶，行文中雖然不直接闡述對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卻透過細節描寫，修辭手法（例如詞彙的選取）和材料的篩選，委婉而微妙地表達作者主觀看法。後世作者為了闡述孔子的思想，撰寫了專門的著作以解釋《春秋》的內在涵義，特別是其中涉及禮的一些細節。

如“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既然已經殺掉了他（關其思），就沒必要再用對人的謙稱--“子”了

後世應用

微而顯：

杜預在《春秋左氏傳》中解釋：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例如《為了忘卻的紀念》“她的體質是弱的，也並不美麗”。魯迅先生意在表明“意志是強的，思想美麗”。

志而晦：

文字簡約，含義隱晦。例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殺指無罪而殺，弒指以下犯上，誅則指有罪、有理而殺。這是春秋筆法中比較知名的動詞。又例如新聞報道中常有兩國進行了坦誠的交流，深入的交流。實際上‘坦誠’的真正意思是，雙方在會談中都直言不諱，並對某些問題發生過激烈的爭吵，都在向對方施加壓力，都在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深入’的真正意思是:雙方的分歧很大，交鋒激烈，而且是各說各話，每個國家都在堅持自己的看法，兩國之間根本沒有交集。”

婉而成章：

委婉，避諱。春秋 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這是中國古代的特有現象，大約起於周，成於秦，盛於唐宋，至清代更趨完密，民國成立後廢除，清朝文字獄是人盡皆知。

盡而不汙：

客觀詳盡的記錄，不偏離，歪曲， 隱瞞。例如《紀念劉和珍君》“從背部入，斜穿心肺”。“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撲”。從背部入表明偷襲，屠殺，其一是手槍表明有軍官參與，是有組織，有預謀的。

懲惡而勸善：

不僅記敘，還進行主觀評價，使善者名垂青史，惡者遺臭萬年。例如：《五人墓碑記》對被殺五人應在歷史留下印記，不厭其煩的記錄了五人的名字”顏佩韋、楊念如、沈揚、馬傑、周文元。

據說孔子編寫《春秋》，在記述歷史時，暗含褒貶。後世作者為了闡述孔子的思想，撰寫了專門的著作以解釋《春秋》的內在涵義，特別是其中涉及禮的一些細節。這種作法被稱為微言大義[1]或者春秋筆法，被中國古代的傳統所褒揚。北宋歐陽修組織編修的《新唐書》、《新五代史》大量運用春秋筆法。

後來在民國初年全盤西化浪潮下，某些疑古派歷史學家對《春秋》是孔子編寫的說法提出了置疑，並批評這些為春秋作傳的著作中也有部分內容為牽強附會。按照某些人的標準，這種風格可能並不被稱許，因此這些人使用該詞可能包含一定的貶義。而更多肩負社會中流砥柱重責的現代歷史學家則在現代歷史中傳承、弘揚了春秋筆法這一華夏文化傳統。至抗戰爆發，春秋大義的價值始為更多人所重新認識。

春秋筆法與公文寫作：

國務院2000年8月24日釋出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明確規定，公文是“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規範體式的公務文書”。公文中命令、通報、意見等文種，是國家機關表彰先進、批評錯誤、反映問題、確立輿論方向的重要工具，公文在發揮這些功能時，必須通篇表現出鮮明的立場，體現在文章中，則表現為公開敘事與隱蔽敘事的綜合使用。

公開敘事是指 敘事者的身份是公開的，它提醒著讀者，是敘述主體在進行講述；隱蔽敘事則意味著用“事實”說話，敘事者是隱藏在“事實”的背後進行講述。二者的差別在文字層次上體現為是主觀發言還是用事實說話。最強烈的公開敘事表現為議論，最強烈的隱蔽敘事表現為描寫，介於中間的是敘述。在這三種語言 表達方式裡，敘述在公文中占主導地位，其次是議論，再次是描寫。在公文敘述中，如果時不時跳出一個敘述者來主觀發言，顯然是一件滑稽的事情。

為了既能保持公文莊重平實的文體風格，又能體現發文機關鮮明的態度，在隱蔽敘事的文字形式下發出公開敘事的聲音，運用“春秋筆法”是最好的解決途徑。

《 史記· 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譯文：孔子在司寇職位上審理訴訟案件時，判詞若有可以和別人共同商量的地方，就不獨自決定判詞。至於撰作《春秋》，他認為該寫的就寫，該刪的就刪，即使是子夏之流的高足弟子也不能建議一字一句。弟子們聽孔子授講《春秋》時，孔子說：“後代瞭解我憑的是這部《春秋》，而怪罪我也憑的是這部《春秋》。”

所謂“春秋筆法”，也叫“春秋書法”或“微言大義”，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歷史敘述方法和技巧。顧名思義，一種筆法而已，或者說一種使用語言的藝術，是孔子首創的一種文章寫法，即在文章的記敘之中表現出作者的思想傾向，而不是透過議論性文辭表達出來。左丘明概括為“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

春秋筆法作為中國歷史敘述的一個傳統，來源於據傳《 春秋》。《春秋》， 魯國史書。相傳為孔子所修。 經學家認為它每用一字，必寓褒貶。歷史上， 左丘明發微探幽，最先對這種筆法作了精當的概括：“《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賢人誰能修之？”（譯文：《春秋》的記述，用詞細密而意思顯明，記載史實而含蓄深遠， 婉轉而順理成章，窮盡而無所歪曲，警誡邪惡而褒獎善良。如果不是聖人誰能夠編寫？）

由於孔子編寫《春秋》，在記述歷史時，暗含褒貶，行文中雖然不直接闡述對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卻透過細節描寫，修辭手法（例如詞彙的選取）和材料的篩選，委婉而微妙地表達作者主觀看法。後世作者為了闡述孔子的思想，撰寫了專門的著作以解釋《春秋》的內在涵義，特別是其中涉及禮的一些細節。

如“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既然已經殺掉了他（關其思），就沒必要再用對人的謙稱--“子”了。

國務院2000年8月24日釋出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明確規定，公文是“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規範體式的公務文書”。公文中命令、通報、意見等文種，是國家機關表彰先進、批評錯誤、反映問題、確立輿論方向的重要工具，公文在發揮這些功能時，必須通篇表現出鮮明的立場，體現在文章中，則表現為公開敘事與隱蔽敘事的綜合使用。

公開敘事是指 敘事者的身份是公開的，它提醒著讀者，是敘述主體在進行講述；隱蔽敘事則意味著用“事實”說話，敘事者是隱藏在“事實”的背後進行講述。二者的差別在文字層次上體現為是主觀發言還是用事實說話。最強烈的公開敘事表現為議論，最強烈的隱蔽敘事表現為描寫，介於中間的是敘述。在這三種語言 表達方式裡，敘述在公文中占主導地位，其次是議論，再次是描寫。在公文敘述中，如果時不時跳出一個敘述者來主觀發言，顯然是一件滑稽的事情。

為了既能保持公文莊重平實的文體風格，又能體現發文機關鮮明的態度，在隱蔽敘事的文字形式下發出公開敘事的聲音，運用“春秋筆法”是最好的解決途徑。

《春秋》有兩大特點：一是記事極為簡略（“言微”），二百四十多年的歷史，它只用一萬八千多字就寫過了；二是有著較為固定的“詞例”（用詞方式），比如“弒”與“殺”不同，“攻”與“伐”不同，等等，不同的措辭對應著修史者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不同態度，即“大義”。

以上兩方面相輔相成，共同構成《春秋》的“微言大義”，也稱“春秋筆法”或“春秋書法”。

過去認為，這是孔子“筆削”《春秋》的產物。

但是今人拿《春秋》裡的文字與商代殷墟甲骨文對比，發現兩者在許多詞例上具有許多相似之處，具有明顯的承襲關係。

那麼商代的文化傳統是如何影響《春秋》的呢？

《春秋》為魯國的國史。魯國的開創者是周公的兒子伯禽，當伯禽受封東行時，從西周朝廷帶去了一定數量的“卜筮巫史”之官（那時“巫史”不分）。這些“巫史”在商代即以家族為單位世代相襲，入周後繼續其先祖傳下來的職業，並由於西周的分封，散佈於各地（尤其是姬姓諸侯國）。

據此可知，魯國史書的特點，代表了周朝的記事傳統，而這種傳統可以上溯到殷商。故《春秋》的筆法，主要不是孔子的創造，而是魯國史書的固有特點，是有傳承軌跡可推尋的。（可參考劉源：《<春秋>與殷墟甲骨文》，《光明日報》2013年8月12日第15版）

但孔子肯定對“春秋筆法”加入了新的創新。

所謂“筆法”，就是歷史書寫的“書法”，即如何認識並建構歷史的方法。孔子刪改《春秋》是“有方”的，他以所崇尚的政治觀念為標準，對舊史進行了重新“整齊”，甚至不惜違背史實加以改寫，形成了新的“筆法”。而新的“《春秋》筆法”，即“義理”灌注於修史的方法，對後世影響至深至遠。

比如周天子的權威只行於北方，在南方還有吳、楚等國，不服於周，自立為王，可是《春秋》硬將吳、楚貶為“子”，於是“吳、徐（楚）並僭，天下三王”的實態，在《春秋》裡就呈現為一王（周天子）獨尊；

又如《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凡遇尊親賢者，皆為之“諱”。比如將周天子羞辱地參加諸侯的盟會，諱作“出狩”。

我在《“義理”之作：孔子<春秋>為“經”的意義》（載《中國青年報》2018年03月27日05 版）一文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