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君子意含

1.指人格高尚、道德品行兼好之人

　　蓮，花之君子者也。——《愛蓮說》

　　花之君子。——清·周容《芋老人傳》

2．對統治者和貴族男性的通稱，常與“小人”或“野人”對應

　　彼君子兮。——《詩·魏風·伐檀》

　　君子不齒。——唐·韓愈《師說》

3．古代指地位高的人

　　君子有不戰。——《孟子·公孫丑下》

　　君子博學。——《荀子勸學》

4．對別人的尊稱，猶言先生

　　君子書敘。——唐·李朝威《柳毅傳》

　　君子登山。——明·顧炎武《復庵記》

　　同社諸君子。——明· 張溥《五人墓碑記》

　　君子之後。——清·梁啟超《譚嗣同傳》

5．舊時妻對夫之稱。

　　《詩·召南·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後漢書·列女傳·曹世叔妻》：“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 李賢注：“君子，謂夫也。”

　　唐 李白《古風》之二七：“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

　　清 孫枝蔚《採蓮曲》之一：“妾採蓮，採蓮寄君子。”

6．指春秋越國的君子軍。

　　《國語·吳語》：“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 韋昭注：“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

　　明 梁辰魚《浣紗記·被擒》：“越王親率兕甲十萬，君子六千，直渡太湖。”

　　《東周列國志》第八十二回：“越王勾踐聞吳王已出境，乃與范蠡計議，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人，從海道通江以襲吳。”

7．美酒。

　　《類說》卷四三引 唐 皇甫松《醉鄉日月》：“凡酒……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為君子。”

8．竹之雅號。

　　宋 蘇轍《林筍復生》詩：“偶然雷雨一尺深，知為南園眾君子。”參見“君子竹”

二、君子詞源

何為君子？對“君子”一詞的具體說明，始於孔子。孔子對於君子的論述，不僅限於“君子”一詞，“士”“仁者”“賢者”“大人”“成人”“聖人”等，都與“君子”相關。如果將這些論述都包括進來，《論語》一書，所論最多的，無疑是關於君子的論述。 “君子”是孔子的理想化的人格。君子以行仁、行義為己任。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須是仁義，是事業的正當性。君子處事要恰到好處，要做到中庸

孔子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社會秩序處於混亂狀態。面對嚴重的社會危機，各家各派都在尋求醫治社會弊病的良方。道家以無為而治為救世之方，墨家以兼愛非攻為平亂之術。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則認為，要維護社會秩序，必須恢復周王朝所建立的一整套禮儀規範，亦即“復禮”。如何“復禮”？孔子感到，單純採取強制性的手段，已經不能湊效。因為當時諸侯割據，周天子的威儀已經喪失。於是孔子創造性地以“仁”釋“禮”，認為“禮”本是根源於人的仁愛之心，不過是人的仁愛之心的外在表現。“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沒有“仁”，當然不會有什麼“禮”，要復興“禮”，當從“仁”字入手。如果說，“禮”是孔子思想的出發點，那麼，“仁”則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的仁論是要靠君子論來實現的，仁論必然要指向君子論。

三、君子標準

1、君子不妄動，動必有道

《禮記·緇衣》說：「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以行.故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敝.則民慎於言而謹於行.」所以一個君子說話必定有其道理，他們會要求自己謹言慎行，凡事講求合乎禮儀，不隨便，每當有所行動，必定有其用意，此即所謂不妄動，動必有道.；

2、君子不徒語，語必有理

謠言止於智者，因此，君子常是非禮勿言，守口如瓶，不說空話，不講不實在的話.但在該說的時候也必定會說，因為應說而不說，有失於人；不應說而說，則是失言.要做個君子，必須能不失人也不失言.君子所言,都是有意義的話，慈悲的話，正義的話.所以君子不徒用語言，說話必定有理；

3、君子不苟求，求必有義

古有名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貞婦愛色，納之以禮.」君子相當愛惜自己的名譽，對於慾望有所節制，不會貪取妄求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不會以苟且心態妄想獲利，更不會落井下石，謀求私人利益，豪取強奪.一個君子假如有所求，一定是為了國家，為了社會，為了正義，必定是為民求利，代眾生而求；

4、君子不虛行，行必有正

如果是一個君子，他的一言一行，都不會隨便，凡事他都會經過再三的考慮：這個行為會傷害到他人嗎?這件事情會對別人不利嗎?想清楚了，他才會有所行動.所以君子的行為必定合乎正道，另外，佛教說一個修行人，其言行必須合乎「八正道」，所謂八正道，就是要講真實的語言，要起正直的念頭，要說正直的話,做正直的事，修正直的行…….做人處事，如果能以八正道為原則，也不會有差錯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論語·為政》）孔安國注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也可以說，君子能夠堅持原則，而小人則結黨營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和而不同，是對於某個人的意見，既有贊成，也有反對；同而不和，則是一味贊同，沒有主見，因人而取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論語·里仁》）君子做事，以義為準則，只問此事當做不當做；小人做事，則以利為準則，總是計較做此事對自己有多大的好處。“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慼慼。”（《論語·述而》）君子胸懷坦蕩，沒有自己的私利；小人做事，則以私利為準則，所以總是患得患失。“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論語·顏淵》）君子總是善於幫助他人，看到他人成功，君子總是感到高興；小人則嫉賢妒能，唯恐他人超過自己，唯恐他人過上好日子。“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君子在自己的志向不能得到實現時，仍然能夠固守自己的志向；小人一旦身處困境，則有可能胡作非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君子做事，依靠自己的能力，如果不成功，也總是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小人做事，總是依賴他人，如果不成功，也總是把責任推到他人身上。

四、君子之德

君子追求的目標是仁義。追求仁義，需要知，亦需要勇。孔子將仁、知、勇當作君子之德。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何謂知？樊遲問知，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論語·顏淵》）知是明白事理，是知曉他人。明白事理、知曉他人也是智慧的表現，所以，知也就是智。孔子對子路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知就說知，不知就說不知，這也是智慧的表現。現實之中，每個人可能都會被人誤解，不因他人的誤解而鬱悶、惆悵，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別人不瞭解我而我不生氣，才是君子。“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論語·學而》)

君子首先應當是一個仁者，君子需要知，也需要智，但君子作為一個仁者與作為一個智者，還是有差異的。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朱熹注曰：“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君子以行仁義為事業，也需要勇。“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須是仁、是義，是事業的正當性。“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為政》）無義而有勇可能作亂，也可能成為強盜。君子還要做到中庸。孔子很強調中庸，在孔子看來，“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中庸》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中庸是不偏不倚，是無過無不及，是一種恰到好處的適中。程顥、程頤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過與不及都不好。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孔子曰：“過猶不及。”（《論語·先進》）《中庸》借孔子之言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中庸是恰到好處。如何做到恰到好處？並沒有一定的法則，而是需要當事人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給予靈活運用。這就涉及到所謂的“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權”是根據當時具體情況，透過權衡而採取的一種最最佳化的、適中的措施。因為需要根據具體情況而靈活運用，所以，“權”最為難得，與“權”相關的中庸，也最為難得。《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不可能”，並非不可能做到中庸，而是要做到中庸，實在很難。但正是因為難，才顯得更為可貴。君子之交淡如水，這是君子的交友的方法。君子一言，駟馬難追.這是君子做事情的方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是君子為人處世的人生方法。這句話出自易經，意思是：君子處世，應像天一樣，自我力求進步，剛毅堅卓，發憤圖強，永不停息；應該像大地一樣，氣勢厚實和順，增厚美德，容載萬物。

五、君子之樂

君子所追求的是正義的事業，是偉大的事業，這種事業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如何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也是孔子所關注的問題。“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何晏的解釋是：“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劉寶楠引用《荀子·宥坐》和《周易·困卦》為證。“君子固窮”為孔子周遊列國在陳絕糧時回答子路的話。《荀子·宥坐》篇對此有更為詳細的記述。孔子告訴子路：“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周易·困卦·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綜合考慮，程頤的解釋顯得更為準確。“君子固窮”，並非君子本來就窮困，天生就窮困，而是“君子窮亦固”。君子處於窮困的條件下，還能夠固守自己的志向，還能夠堅持自己的操守，還能夠堅持自己的追求。

子貢曾經問孔子：“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回答說：“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論語·學而》）“貧而樂”，並非君子必定貧，也非貧本身有什麼可樂，而是身處貧困而不改其樂。孔子自喻：“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孔子稱讚顏淵：“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孔子“樂在其中”，顏淵“不改其樂”，孔、顏所樂者何也？非以貧為樂，而是雖貧也不改變志向，雖貧還能保持快樂，而是為自己雖處貧、處窮、處逆，然卻不改志向而樂，而是提倡在居窮、處逆之時，仍須具有一種精神，仍然應當保持快樂的精神狀態。身處貧困而不怨，身處逆境而不改，這本身就是值得高興的事。

六、君子修養

在儒家看來，人並不是一生下來就是一個完人，只有當一個人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並且切實做到為其所當為、行其所當行的時候，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這就是所謂的成人。孔子自述其人生道路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君子不是天生而成的，要成為君子，當然需要人格修養。“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看到有人在某一方面有出色的表現，就力求向他看齊；看到有人在某一方面有不好的表現，就反省自己是否也有類似的思想或行為，從而告誡自己不應當再發生類似的事，這是一種基本的修養方法，所以孔子又講：“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君子以為仁行義為己任，而為仁行義是一種自覺的行為。“為仁由己”，（《論語·顏淵》）“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為仁行義不需要他人命令，甚至也不需要他人鼓勵。在孔子看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知僅僅是知，好才會有興趣，才會自覺追求，而樂之者則以這種追求為滿足、為快樂。然而，現實生活中，真正以仁為快樂的人並不多見。“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論語·子罕》）怎樣才能使人們以行仁為快樂，像好色那樣好德呢？孔子發現與禮經常混而難分的詩、樂等藝術，具有陶冶人的性情，使人樂於為仁的作用。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包鹹注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要成為一個仁人君子，首先應當學詩。

成為仁人君子，固然應以仁為根本，但是作為一個真正的君子，只有內在的品德還不夠，還須有外在的文采。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述而》）孔子於志道、據德、依仁之外，還要人們“遊於藝”，亦即泛歷各種藝事。此藝雖然也具有內在品德的因素，但無疑更是一種外在的修飾。孔子以六藝授徒，六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其中的樂非常明顯地注重於培養人的外在文采。

為什麼要注重外在的文采？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質，實也，指人的內在品質；文，飾也，指人的外在文采。有質無文則土頭土腦，有文無質則華而不實。只有文質兼備，內外雙修，才稱得上君子。在諸弟子中，孔子最賞識顏淵，但孔子並不認為顏淵就是理想的君子。只是讚歎顏淵的好學和不二過，感嘆：“賢哉回也！”在孔子看來，理想的君子應當具備多種因素和品質。子路問成人，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理想的君子應當有知、有廉、有勇、有藝、有樂。其中藝與樂明顯地偏重於人的外在文飾。由於質畢竟是根本。孔子強調，首先要注重內在精神的修養。“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以學詩為開始，立足於人倫規範。人倫規範當然還是最為重要的，這是做人的根本，所以，六藝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禮。“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然而個體修養的真正實現、個體人格的真正完成，卻不是禮，不是人倫規範，而是樂。君子“立於禮”而“成於樂”。“成”即是完成、成就、成全。“成於樂”，意味著人格的最後完成、最終完善，是依靠樂、依靠藝術來實現的。

理解了孔子的“成於樂”，才能理解孔子何以會發出“吾與點也”的感嘆。孔子請子路、曾點、冉求、公西華各言其志。子路、冉求、公西華所言均侷限於事功，唯曾點所言，突破事功而上升到精神境界的高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論語·先進》）“浴乎沂”、“詠而歸”，並非什麼驚天動地的偉業，也非普通人所不可為，然而，能為此者，體現出一種人格精神，這是一種突破事功之後的人格精神，也是一種人格修養的境界，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完善、完美的精神境界。

七、君子追求

君子擔道行義，以張揚仁義為己任。孔子曰：“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何謂義？孔子沒有明言。《中庸》曰：“義者，宜也。”董仲舒曰：“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義法》）韓愈曰：“行而宜之之為義”。（《原道》）義所考究的是行為本身的正當性，是不計後果的正義性，是當下意義的無條件的“應當”，所以要“見義勇為”。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為政》）君子的精神追求就是行仁行義。“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君子做事的基本價值尺度就是義，就是隻問行為本身正當與否。

孔子不否認人有追求正當利益的權利，但孔子強調人對於利益的追求一定要符合正當性的要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不可求”之事，也就是不義之舉。“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違背義的事情，即使再有利也不應當做。“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追求富與貴，無可非議，但不能因為追求富貴而傷害仁義。所以，“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君子的精神追求是擔道行義，在孔子看來，“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子貢問孔子：“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又問：“怨乎？”對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論語·述而》）君子無所怨，君子應當把維護自己的精神追求，當成最高的追求，甚至可以為此而不惜犧牲一切。一個人，如果能夠真正懂得這個道理，那麼，也可以做到死而無憾了。“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

八、君子價值

儒家思想中確實包含某些束縛人性的因素，這種因素，主要表現在“禮”的層面。禮是一種外在的規範，作為一種外在的規範，禮對人有約束作用，但這種約束作用，卻是十分必要的，孔子對於禮持積極肯定的態度。孔子思想的出發點就是“復禮”，就是恢復周代所確立的一系列禮儀法度。確立禮儀法度也可以有別的路向，比如實行嚴刑峻法，這是法家的立場，也是法家的基本主張。在韓非看來，使人不得為非的具體方法，就是嚴明的法紀和殘酷的手段。

孔子反對這種做法。在孔子看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齊之以刑，也許可以在一定時期、在一定程度上維護社會秩序，但卻使民眾沒有羞恥之心。所以，依靠此法，並不能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要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還得依靠道德的力量。並且外在的禮儀規範，本來就是根基於人的內在精神結構的，本來就是根基於人本有的仁愛之心的。所以，孔子雖以“復禮”為己任，但孔子更是把力量用在“興仁”上。只有“興仁”，才可以“復禮”，這可以說是孔子的良苦用心所在，也是孔子的高明所在。

君子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在中國歷史中，對君子論述最為完善和精美的當屬孔子了。孔子的《論語》中事實上就是談人們應當如何成為君子，而不要做小人。君子能夠換位思考，用心換心，坦誠相見，君子能夠主動吃虧，不佔便宜。君子能夠信守諾言，一諾千金。君子能夠顧及他人利益，而可以不顧自己利益。君子將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他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君子能夠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更有甚者，君子可以做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如果將君子和小人做個對比的話，那麼，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即君子雖然考慮周到，和光同塵，但不會拉幫結派的，搞小集團利益，小人與君子相反）。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也正因為，君子光明磊落，待人真誠，做事嚴謹，所以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慼慼。

也所以，做君子難，做小人易。但君子受人尊敬，小人受人鄙視。

何為“君子”?

君子與小人是對立又統一的兩個方面，沒有小人何來君子之稱!君子具有高尚情操和品質，具有言行一致表裡如一的心懷，具有為人公平正義大公無的作為。那些心懷夾窄手段鬼厲的德行，陽奉陰違兩面三刀的手段，自私自利得寸進尺的貪婪之“君子”，小人也。

君子與小人一時難以分清，小人因陽奉陰違兩面三刀矇蔽他人眼睛，反而得到不明真相人的信用。人們往往會把小人作為君子。君子難過小人手，小人隱藏不會久。

小人辦事鬼厲，往往躲在後面指手畫腳，唆使別人打先鋒，他在後面裝好人。有益了是他的功勞，失誤他就一洗了之。這種人一當曝露於世人，他的人生就是基本結束了。

小人的本質就是貪婪，他的人生是名利高於一切，他會自己做私利而放失人格，他的標本是“人為財死，烏為食忘。”

小人危害社會治安。整天遊手好閒，花天酒地，偷雞摸狗，逍遙拐騙，無惡不作。他上不孝父母，下不服兒女。他不知道人為文明在哪裡。這類人終極會被社會淘汰。

矛盾是可以轉化的。世上沒有聖人，人的終生有誰沒有犯錯?知錯就改，那還是君子。人人為了生存都有自己的私心，但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什麼是君子?誠實、正義、善良、敢為敢當之人。何為“君子”?君子與小人的標尺在別人的眼裡，君子與小人的標準在自已的手中。“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人生中治療理智之良藥，是人生路途中穩步跟進之法寶。

何為“君子”！

對“君子”最早的記載是出自《詩經·魏風·伐檀》，而對“君子”一詞的解釋與傳播，則是始於孔子。“君子”是孔子所闡述的理想化人格，君子以行仁，行義為己任，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是仁義，“仁義”是天道而行之，是地道而為之；君子處事要恰到好處，但凡事追求中庸。

在《王牌特工：特工學院》中科林大叔告訴年輕人：“Manners make the man ”一語中的道出何謂紳士！“禮儀和禮節”造就紳士，而“君子”的出現也正是是其所處的時期——春秋戰國，是一個“禮崩樂壞”，社會的秩序失去混亂的時期。面對嚴重的社會問題，諸子百家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張，道家以“無為而治”，墨家以“兼愛非攻”，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則提出“克己復禮”的君子之道——仁，義，禮，智，信！以“仁”釋“禮”，孔子認為“禮”本是根源於人的仁愛之心，是人的仁愛之心的外在表現。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侑》”

而思想，言行舉止能遵守“仁”與“禮”的人，則稱之為君子！

何謂君子之道？“君子之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用白話闡述，意思是，君子所行的三件事,我一件也沒能做到：仁德的人不憂慮,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懼怕。仁者不憂慮,是因為仁者樂天知命,內省不疚,所以才能無憂無慮；智慧者不迷惑,是因為智慧者明於事理,洞達因果,所以才能夠不迷惑；勇毅者不畏懼,是因為勇毅者折衝禦侮,一往直前,所以才能夠不畏不懼！

從以上可知，君子之道對人的要求甚高，連聖人孔子都承認自己沒做到，但是對於“君子之道”的詳細闡述，也廣泛出現在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言論和著作中，孔子言說：“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君子有四不：“君子不妄動，動必有道：君子不徒語，語必有理；君子不苟求，求必有義；君子不虛行，行必有正；”

《禮記·中庸》中則闡述君子行事的風格：“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而《禮記·玉藻》中，則對君子的行為舉止提出了九項要求，“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屍，燕居告溫溫。”

君子之道的現代意義與價值

首先，以儒家文化為基礎所推行的“君子之道”，“君子”成為儒家思想的載體，符號；以追求共同價值觀——仁，義，禮，智，信，為己任！以群體“集體人格”取代個體“獨立人格”，為社會及當權者服務!

其於現實生活的指導意義，在於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主張，是先認識自我，精進自我，提升自我以後，承擔家庭與社會責任，尊乎禮儀，造福社會與國家；於此說來，君子更為追求內在精神，集體人格！

而“集體人格”，“集體主義”重視“人性本善”的一面，卻忽視了“人性本惡”的一面。“個體”存在的私慾，私念，私利，這也導致了大部分君子並不能將兩者的關係處理得當。故君子之道被提出後，法家鼻祖韓非子提出“法制”觀點，實行嚴刑峻法來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以規範“人性本惡”而非純粹依靠道德意識的自律精神。

而君子之道的實行，其基本用意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說明，就社會方面而言，是要為社會生活確立一種規範，以保障正常的社會秩序；就個人方面而言，是要為個人確立一種安身立命的觀念，以獲得身心性命的寄託。“仁”與“禮”的結合，為保證社會正常秩序奠定了基礎，“仁”與“藝”、與“樂”的結合，給個體生命帶來了樂趣，也為個體精神家園的確立提供了可能。只有將“禮”與“仁”結合起來，才能維護社會正常的秩序；只有將“仁”與“藝”、與“樂”結合起來，才能為個體精神確立一種安頓。只有社會秩序與個體精神的安頓均得到比較好的解決，才能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

君子之道從根本上強調人的行為應當是發自於內心的自覺的行為。這種理論 主張對於人格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意義。現代教育理論強調“教”，但因此卻忽視了“養”。“教”是教人以知識與技能，使人懂得外在的行為規範；“養”則是培養人的內在精神，使人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行為規範對人而言總是外在的，人們遵守行為規範不是出於內在的自覺，而是出於外在的強迫。

現代法律社會的管理的任務，就是如何來管理人。人們都知道法律，人們乞求於法律，因為除了法律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應當檢討我們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應當更重視和強調“養”而不是“教”，如此，才能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如此，才能實現社會的真正和諧。

其次，“君子”對“人”的要求甚高，對能稱呼“君子”的人期望過高；要求甚高，只能有少數人可以稱得上“君子”，而期望過高，過於理想化！則致使那些不能夠凡事皆圓滿的偽君子過多；因此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君子”的概念被模糊化，失去了真實感，更沒有了生命力！而想要去復興君子之道的文化，則需要從過去的文化基礎上，提出符合現當代，或者後現代新君子主義！

用孔子的話說，君子是：弘"天地人"之道的人 ，能做到"盡人事以聽天命"的人。

君：古代譯為最高統治者，《儀禮·喪服》篇講:君,至尊也，《大學》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曾參在《大學》裡把一個普通人到平天下的君子的進化過程和邏輯關係寫得很清楚了。簡單地說我們絕大多數人是活在"得失價值系統"下的，被孔子稱為"小人"，"小人"透過修身超越、突破"得失價值系統"成為君子，君子思想行為是立在了"小人"之上的，其本質等於站在食物鏈頂端的人。

因為人性相同，君子透過修身看透人性，看透人類社會的本末，透過人效能知道一個人的優缺點，透過優缺點能知道人的行為習慣，透過行為習慣能知道做事的結果。簡單的說就是什麼樣的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幹什麼，他可以推演出來。這是君子修身的目的、是治國、平天下的基礎。這也是孔子為什麼能做到因材施教的原因，首先他得有能力看到別人的弱點、缺陷，才有教的可能。

什麼是"五十而知天命"呢？首先肯定不是到了五十就能"知天命"。"知天命"的基礎是"不惑"，是極致的"盡人事"。孔子把人能做到的一面稱為"盡人事"，極致的"盡人事"、論"本末"而求得事物的本相，事物本相又是指引人行為"盡人事"的明燈，他們相輔相成。而當這一切都極致以後，還不能得完美結果，那麼一定還有別的原因，這就是天命產生的原因。天命承擔了盡人事後而不得完美結果的責任，他是事物完滿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明白了這個道理，自然內心就能接受上天的各種安排。所以"盡人事、聽天命"二者組合在一起，就是人的宿命，就是"天地人"之道。也是"君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的基礎。

當一個人站在了食物鏈的頂端，常常會引發災難。像霸王項羽，因他而死的人以百萬計，在那個物質匱乏的時代，這是個極大的數字。又如諸葛亮、司馬懿對壘，故事的背後是多少人拋頭顱、灑熱血，多少家破人亡的人間慘劇。而我們呢，日夜研究他們的三十六計、七十二般變化，背後的人間慘劇被所謂的"成功代價"一筆帶過。從人類的角度來說，這是靈魂缺失、喪失人性的行為。這是孔子反對戰爭的原因，他看到的不是一將功成的輝煌，而是萬骨枯的人間地獄。

子路問老師：聽到了一個道理，是不是應該馬上實踐？孔子說：那怎麼行，要先問過父親、兄長才行。冉求問：聽到了一個道理，是不是應該馬上實踐？孔子說：是的，聽到了就應立即實踐。他兩問問題的時候公西華都在旁邊，公西華就問老師：他兩問的問題一樣，為什麼老師給出的答案不一樣呢？孔子說：子路性格魯莽，所以讓他問父兄，以求減少行為過失。冉求優柔，做事不果斷，於是要打消他的疑慮，讓他放心去做。

孔子透過人性看到別人的弱點、缺陷，想辦法幫別人在行為上彌補缺陷，而不是奴役、掠奪。這是儒家"德、仁"由來的原因，是曾參"止於至善"的原因，是王陽明"致良知"的原因。當人站在了食物鏈的頂端以天下大同的思想境界去愛人，才是治國平天下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