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和《資治通鑑》是中國古代的“史學雙壁”，在古代史學界有著極高的地位，也代表著古代最高史學成就。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也被並稱為“史學二司馬”，兩個人在史學界也有著極高的歷史地位。司馬遷被後人稱之為“史學之父”、“史聖”，司馬光可以被認為是僅次於司馬遷的存在。

魯迅先生曾經評價《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列為前“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鑑》並稱為“史學雙璧”。《史記》和《資治通鑑》既是非常優秀的史學作品，也是非常優秀的文學作品。

我們在中學階段，經常學習到兩部史學作品中的片段。比如選自於《史記》的《陳涉世家》、《鴻門宴》、《報任安書》等，選自於《資治通鑑》的《孫權勸學》等。

司馬遷先生抱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寫出了《史記》一書。司馬光先生則是抱著“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的態度寫成了《資治通鑑》一書。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在描寫歷史的時候，以人物傳記為核心。《史記》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此外還有十表、八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多萬字。《史記》對後世史書的影響非常大，此後歷朝歷代的正史基本上都採取“紀傳體”的體裁修撰。

《資治通鑑》是非常典型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以年代為綱、以事件為目編寫史書，共分為《周紀》、《秦紀》、《漢紀》、《魏紀》、《晉紀》、《宋紀》、《齊紀》、《梁紀》、《陳紀》、《隋紀》、《唐紀》、《後梁紀》、《後唐紀》、《後晉紀》、《後漢紀》、《後周紀》。

《史記》記述了從黃帝到漢武帝時期共3000多年的歷史，《資治通鑑》從三家分晉開始寫起，一直寫到五代時期，共1362年的歷史。《史記》的時間跨度更長，《資治通鑑》的時間跨度相對較短，其中重合部分為三家分晉到漢武帝時期。

由於《史記》和《資治通鑑》寫作的時候都遵循著略古詳今的原則，所以《史記》寫秦漢的時候相對比較詳細，《資治通鑑》寫秦漢的時候相對比較簡略。

司馬遷世代為史官，司馬遷父子最大的心願也是書寫一部曠古絕今的史學著作，成就“一家之言”。司馬遷創作《史記》的時候，較少使用“春秋筆法”和“曲筆”。《史記》中對於劉邦的某些不足之處也沒有避諱，也沒有刻意抹黑劉邦的敵手。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的時候，由於沒有涉及到宋朝歷史，所以也沒有多少刻意隱瞞的地方。司馬光創作《資治通鑑》為統治者提供某些借鑑，所以便在創作的時候加入了某些自己的想法，具有非常明顯的正統思想。

《史記》和《資治通鑑》都是中國古代史學鉅著，都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是史學界的兩朵炫麗的花朵。

《史記》和《資治通鑑》在史學界的地位都非常高，被稱為“史學雙壁”，但它們又有各自的特點。

後世許多人對《二十四史》頗多詬病，稱這些史書大多記載的是王侯將相家事，堪稱歷代帝王的家譜，這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史記》的影響。

司馬遷在編寫《史記》的時候，就是以紀傳體的形式，為歷代傑出帝王作本紀，主要諸侯國成世家，其他諸侯將相收於列傳。

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則是以編年體的形式成書。

《史記》雖然主要是由司馬遷執筆編修，但前期資料收集整理大多是由他的父親司馬談完成，父子二人都為《史記》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犧牲，他們堅持嚴謹客觀的態度，如實記載歷史上發生的那些事件。不為帝王避諱，也不在主觀上褒貶，旨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他們父子二人都是漢武帝時期的太史令，雖然有一定地位，但並不參與朝政，只是專注於修史。

而司馬光不但修史，還是宋代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他與變法派首領王安石水火不容。

而《資治通鑑》編寫的目的是給皇帝作為施政參考，司馬光是主編，還有其他幾位大臣一起執筆。所以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鑑》的時候參雜了“私貨”，也就是把自己的政治主張融入到了書中，帶有個人喜好。

也是由於上面說到的這兩部史學鉅著的編寫意圖不一樣，所以導致二者的行文風格也大不相同。

而《資治通鑑》因為是寫給皇帝作為施政參考的，所以有很明顯的公文性質，行文死板。

以上就是我個人認為的，《史記》與《資治通鑑》的區別，希望與大家一起探討。

兩者記載的時間不同！

《史記》上起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原名《太史公書》。《資治通鑑》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截至五代時期後周顯德六年，即公元959年！宋神宗認為此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欽定《資治通鑑》。

兩者的寫作方式不同。

《史記》採用紀傳體，即本紀記載歷代帝王，列傳記載重要人物，世家記載諸侯國和勳貴，表記載大事年表，書記載禮樂制度等，簡稱為八書十表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通鑑》採用編年體，即按照時間年代記錄歷史，使人能夠對歷史事件有系統而清晰的認識！

兩者的目的不同。

《史記》主要是記錄歷史發生的事，讓人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裡面參雜了作者的個人情感。

《通鑑》主要是為了讓統治者瞭解歷代王朝興盛，以警示後人！

都是姓司馬的人編寫。

司馬遷是有思想的人，編寫歷史，根據記載不忘考究，甚至實地考察。

《史記》的體例是本紀、世家、列傳為主，以人引事，所記人物包含帝王將相、儒醫卜算、滑稽刺客，凡節行瑰奇者無不羅列，又有《八書》、《十二年表》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觸及。《資治通鑑》以敘事為主，評論政治得失，為當時(實際上澤及後世)的北宋朝廷提供鏡鑑。文筆優美是兩史的共同點，為後世的記傳文學提供了良好範例。

這個問題有意思，我是金鑼山，我來回答。

首先，司馬光生活的時間晚於司馬遷，所以他有機會參考《史記》，甚至直接複製貼上司馬遷的作品，比起司馬遷為了找材料實地考察來，司馬光幸福多了。舉個栗子《魏公子列傳第十七》:吾過大梁之墟，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 《春申君列傳》: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司馬遷有點小驕傲呀！

其二，個人寫作風格不同。司馬遷崇尚英雄，對於販車引漿者流也不吝惜筆墨，對於他們身上的個人英雄主義比較讚揚，除了有司馬遷個人的性格特點之外，還有當時的社會環境影響。有人說《史記》不僅是歷史著作，還可以當做文學作品來讀，這是《史記》的魅力所在。

而《資治通鑑》的風格就比較死板了，讀起來冷冰冰，沒有生氣。正如求名一樣，司馬光寫作的目的是為了總結統治成敗的得失，也就是說，他是皇帝必讀書目，是要作為施政參考的，比起《史記》的老少皆宜，《資治通鑑》的讀者顯然偏少。另外說明一下，《資治通鑑》並不是一個人所寫，他的作者還有劉攽、劉恕、範祖禹三人，也就是說司馬光是《資治通鑑》的主編，很多文章是由別人寫的，他只負責稽核把關，但是人們只記得司馬光這個作者，這對其他三位作者來說有點悲催。

第三，從二人的做官經歷來比較，司馬遷做過太史令、中書令，司馬遷的經歷比較純粹，所以作品也比較乾淨，沒有過多的思想教育。但是司馬光做過宰相，加上本人是道德君子，所以老是擔心人們不知道什麼，在作品中也加了不少私貨。

舉例:司馬昭死後舉行喪禮，按照古禮，子女應該受三年喪禮，當時天下臣民都作權宜之計，服喪三天後就不再遵行。然而晉武帝司馬炎自己堅持服喪三年。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遂以疏素終三年。《資治通鑑晉紀一》

司馬光評論道:三年之喪，白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慼之情，而群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了！

再說晉紀一下面的小字:起旃蒙作噩，盡玄黓執徐，凡八年。鬼知道我經歷了什麼！透過查閱資料，我知道了這是編年體的一種，然後就沒有然後了，我的腦細胞不夠用了，所以我必須給司馬光一個差評。

第四，這兩本書的待遇不同。司馬遷的史記得以流傳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的外孫楊惲，沒錯，就是那個說出一丘之貉的楊惲。正是他的努力，《史記》才得以出版發行，也就是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史記》屬於非法讀物，是見不得光的，如果沒有楊惲的努力恐怕就沒有《史記》了。

而《資治通鑑》的待遇就比較高了，不僅有皇帝宋英宗給他作序，還有皇家圖書館收藏，《資治通鑑》的待遇簡直不要太好。

第五，閱讀體驗與先後順序。雖然給了差評，但是後來我又發現:《史記》和《資治通鑑》可以參照著讀。如果你想了解一個人，就讀《史記》，但是你要想寫文章，提煉總結觀點就要看《資治通鑑》了。就像我的文章《漢文帝無為而治的表象是對功臣集團妥協的結果》就是受到《資治通鑑》的啟發寫成的。

《資治通鑑》和《史記》都是偉大的史學作品，但是其風格卻是截然不同的。

1、《史記》是紀傳體，《資治通鑑》是編年體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的影響也非常大，我們可以看到後世很多史書都是按照《史記》的風格進行編撰的。而《資治通鑑》則是一部編年體通史。

紀傳體側重於人物形象，編年體側重於歷史事件。我們就拿“三家分晉”這件事來說，從《史記》上可以從《晉世家》《趙世家》《韓世家》《魏世家》才能拼湊出事件全貌，有時候你還未必能串起來，因為主線人物智伯瑤卻沒有傳記。

如果從《資治通鑑》來看，整個事件非常清晰。但是有時候一個事件從一個人眼中來看，未免有失偏頗。從韓趙魏來看智伯是貪圖他們的土地，但是從智伯來看他是為了恢復晉國霸業，因為晉國六卿相互傾軋，內亂不斷導致了晉國霸業的衰落。

就拿討伐鄭國這件事來說，智伯作為統帥命令趙襄子攻城，趙襄子推三阻四，智伯大怒：“趙簡子何等英雄，怎麼會有你這樣的繼承人”。趙襄子還大言不慚：“因為我能忍”。

作為晉國的執政，智伯內心當然是憤怒的。一個四分五裂的晉國，當然是不可能稱霸的，於是智伯為了提振王室的權威，他提議每家獻出一部分土地給晉公室。

司馬光把智伯的滅亡歸結於德不配才，明顯就是不對的。如果從晉國角度出發，智伯明顯要比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貢獻更大，而他們三個德性也沒好到哪裡去，就拿趙襄子來說，在戰場上公然抗命這就是死罪的。

所以編年體的好處是可以看到整個事件的過程，但是不便於對整個歷史人物進行分析。紀傳體雖然能夠集中提現歷史人物，但是對歷史事件的脈絡不夠清晰，有時候少了一些人可能整個事件就拼湊不完整。

2、《史記》和《資治通鑑》寫作的目的不同

《史記》是寫給後人看的，在《史記》成書之後，一直被西漢視為異端，禁止傳播。司馬遷也考慮到了《史記》在成書之後，可能會被毀禁。所以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寫道：“僕以此著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意思就是藏到哪裡，有待於後人的發掘。司馬遷《史記》整理後交給了自己的女兒司馬英儲存。他的外孫楊惲在漢宣帝的時候，才敢拿出來傳播，後來楊惲坐罪，《史記》再次沉寂。到了東漢時期，還是被大量刪減後，才流傳出來。

司馬遷一直強調他的《史記》和《春秋》性質不同，但實際上他內心是非常渴望《史記》能與《春秋》的一樣，警示後人。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司馬遷《太史公自序》中對《春秋》推崇備至，他認為：“禮防範於未然，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意思就是法是懲罰已經發生的，禮是防範於未然的，但是法的效果有目共睹，但是禮的效果卻沒有幾個人能夠發現。法注重結果，禮更多的體現在過程的潛移默化，所以司馬遷特別注重對人物形象的刻畫，甚至不以成敗論英雄。

史記結束於元狩元年，這一年漢武帝狩獲了一隻獨角獸，被認為是麒麟。而司馬遷之所以到此結束，可以看出他內心對《春秋》的推崇，因為《春秋》最後一句話也是：“春，西狩獲麟”。

但是《資治通鑑》則是給君主看的，更加註重結果。宋神宗認為這部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資治通鑑》圍繞的是權利鬥爭展開的。

司馬遷可以為很多小人物作傳，甚至還開創了《貨殖列傳》，《資治通鑑》則往往是記載國家大政方針，當然這也和兩人的境界不同分不開的。司馬遷是史官，司馬光則官至尚書左僕射，相當於宰輔。

司馬光的目的則是：“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他主要維護封建體制而成的書籍。

3、《史記》和《資治通鑑》開始和結束時間不同

史記是從五帝開始，到元狩元年獲麟結束。可以看作司馬遷對《春秋》的致敬。而《資治通鑑》則是從《春秋》的結束為起點，他也許是把《資治通鑑》當成《春秋》的延續。

其實《資治通鑑》與《春秋》成書的目的相同，都是維護禮制的一部書。司馬遷在開篇就提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既然如此他也不必再做孔子所做過的事了，一是不敢，二是不願。

前者是司馬光組織一群人寫的，寫完後60年，北宋亡；後者是司馬遷一個人寫的，寫完後大漢昌盛近300年！

在中國的史書中，《資治通鑑》和《史記》被稱為“史學雙璧”，絕對的龍頭老大，不論你是研究歷史，還是愛好歷史，這兩本都是必讀書。

正是因為這兩本書名氣大，所以，有的人就買下整套的精裝版，放到自己的辦公室裡，擺的整整齊齊的，不為別的，要的就是一種“文化氣質”。

但是，你要知道，《資治通鑑》和《史記》這兩本書，也是有“氣質”的。

什麼樣的人適合看《資治通鑑》，什麼樣的人適合看《史記》，這是有講究的，別弄錯了，到時候氣質沒上來，反而成別人的笑柄了。

《史記》，成書於西漢時期，作者是司馬遷，記載了從上古時期的黃帝到西漢時期漢武帝太初四年，3000年的歷史，全書一共52萬6千5百字。

《資治通鑑》，成書於北宋時期，作者是司馬光，記載了從戰國時期到五代十國後周顯德六年，1362年的歷史，全書一共300多萬字。

下面，我們就詳細來說一下，這兩本書的區別。

《史記》是一本“民間著作”，別看司馬遷是漢武帝的“太史令”，這本書，和他的工作沒有任何關係，純粹是司馬遷的“個人作品”。

而且，這本書，是在司馬遷死後，才由他的外孫子楊揮公開出版，最早的名字叫《太史公書》。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原本就是漢朝的太史令，從小教授司馬遷《左傳》、《國語》等內容。

有一年，漢武帝到泰山封禪，作為太史令的司馬談，本應該全權負責並參與。但是，很不巧，他生病了，沒能去成，這成了他心中的一塊心病，不久就去世了。

臨終前，司馬談告訴兒子：“我們家祖上就是周朝的太史令，寫歷史，是我們家祖傳的事業，但是，由於戰亂，很多歷史典籍都被毀滅了，我們作為太史，如果不能把歷史全部記錄下來，就太遺憾了”。

此時，發生了一件事，改變了司馬遷一生的命運。

漢朝大將李陵，奉命率領五千起兵攻擊匈奴，結果中了埋伏，最後投降了匈奴，漢武帝知道後非常生氣，司馬遷就替李陵辯解說：“李陵為人忠孝，他只有五千人馬，不敵匈奴大軍，一定是他詐降，他肯定會想辦法逃回來的”。

漢武帝姑且信了司馬遷一回，派公孫敖去接李陵回來，沒想到，遭到了李陵的拒絕，他是徹底投靠匈奴了，公孫敖回來添油加醋的一說，漢武帝氣的把李陵全家都給斬了。

這下司馬遷尷尬了，他為李陵辯解，有了通敵的嫌疑，漢武帝雖然繞了他一命，但是卻對他實施了“宮刑”，這對男人是一種極大的侮辱。

太史令是沒辦法再幹了，司馬遷就回到老家，開始閉門著書，用了14年的時間，才寫成了這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

司馬遷寫《史記》，出發點就是為了將歷史進行一個完整的梳理，為後人留下一個可以參考的“史學資料”。

《資治通鑑》是一本“官方著作”，由司馬光擔任總編，帶領三名責任編輯劉恕、劉攽、範祖禹一起完成的，宋神宗看完後，覺得它“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遂定名為《資治通鑑》。

一開始，司馬光只是寫了戰國和秦朝的歷史，就是《資治通鑑》中的《周紀》和《秦紀》，起名叫《通志》，宋英宗看完覺得很好，就鼓勵他繼續編撰下去，給他弄了個辦公室“崇文院”，配備了三個助手，朝廷撥出“專項資金”為司馬光服務。

在朝廷的大力支援下，司馬光又用15的時間，完成了從漢朝到五代十國之間的歷史，最終定名為《資治通鑑》。

既然是朝廷出錢，那麼，司馬光就要為朝廷服務。

因此，在《資治通鑑》中，司馬光主要選取了歷史中的政治，軍事，民族變遷等，輔之以經濟，文化，民俗等歷史。

司馬光是要透過這本書，為帝王們講透歷史的興衰，王朝的更替，權謀的運用，以此，更好的鞏固皇權的統治。

因此，《資治通鑑》是一本最好的“官場教科書”！

《史記》採用的是紀傳體，按照本紀，世家，列傳，表，書，分門別類的寫，相當於“人物傳記”，一個人物，單獨一篇來介紹他的生平事蹟。

《史記》總共分為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

本紀，主要記載的是歷代帝王，比如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等。

世家，主要記載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和漢朝的諸侯，勳貴們，比如齊太公世家，魯周公世家，蕭相國世家，留侯世家等。

列傳，主要記載的一些重要的臣子，謀士的生平，比如蘇秦列傳，張儀列傳，呂不韋列傳，李斯列傳等。

表，主要是司馬遷對某段歷史發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觀點，比如三代世表，事兒諸侯年表，六國年表。

書，主要記載各種典章制度，禮，樂，曆法，天文，封禪，水利等。

受《史記》的影響，後來的歷代史書，都採用了“紀傳體”的寫法，而史記，也成了“史書鼻祖”。

《資治通鑑》採用的是“編年體”，就是按照歷史的時間順序，從前到後，哪一年，發生了什麼事兒，起因經過結果等等。

其中包括《周紀》五卷、《秦紀》三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一卷、《後梁紀》六卷、《後唐紀》八卷、《後晉紀》六卷、《後漢紀》四卷、《後周紀》五卷。

從這個分類中，我麼可以看出來，司馬光是有很強的“正統思想”的。

像秦漢隋唐這種大一統王朝來說，不存在這個問題，但是，對於亂世，如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如何確立主線，就看出司馬光的政治傾向了。

比如，對於三國這段歷史，司馬光是以“曹魏”為正統，因此有了《魏紀》，南北朝時期，則選取了“南朝”作為正統，五代十國時期，選取了“五代”為正統。

中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是《春秋》，但是已經失傳了，我們能看到的，最接近春秋內容的就是《左傳》。

《春秋》記載的內容非常簡單，但是，也是最忠實於歷史事實的，不摻雜任何史官的觀點，感情，《左傳》其實已經變味，他是對春秋的解讀，裡面有作者的個人理解。

《資治通鑑》那更是一道“大餐”，經過司馬光精心的加工，調和，他把歷史上的事件，進行認真的分析，提取出一些“治國安邦”的理論，供宋神宗學習和借鑑。

因此，《資治通鑑》是歷代帝王的案頭書，必讀書！

由於秦始皇燒燬了六國史書，秦末戰亂，項羽一把火燒了秦王宮殿，因此，到漢初的時候，司馬遷能看到的史書，已經非常非常少了。

像《左傳》，《國語》這種書，在秦始皇時期，都是要被焚燬的，是一些民間文人，冒著生命危險，把這些書藏到牆裡，地下，墳裡，到漢朝建立後，才得以重見天日。

司馬遷寫史記，主要的參考資料就是《左傳》、《國語》，另外就是大量的民間傳說。

比如周以前的，黃帝，堯舜禹，夏商，這些內容，都是司馬遷走訪民間，從一些老人口中聽來的，他回來後又加工整理，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史實"。

另外，關於烽火戲諸侯，到底是真是假，現在已經有不少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從多方面印證了，這個事兒，不靠譜。

以前，我一直以為烽火戲諸侯，僅僅是一個故事，可能是某個戲曲裡演的，但是，直到我看了史記以後，才發現，這個事兒，居然是史記記載的。

還有褒姒的身份，是一個宮女觸碰了龍的唾液，“無夫而孕”，生下一個女嬰，扔到了野外，被賣桑狐弓的夫婦收養了，取名叫“褒姒“，後來送給了周幽王。

這種類似於民間故事的傳聞，在史記裡有很多，估計司馬遷也不會想到，他的《太史公書》會被捧到如此高的地位，所以，聽到什麼就寫什麼，沒有那麼多的顧忌，反正是自己寫著玩，愛誰誰！

如果說，《史記》就像是一個“野孩子”的話，那《資治通鑑》就是一個標準的“貴公子”。

司馬光寫《資治通鑑》的時候，手邊有大量的史書可以參考，《漢書》、《三國志》、《唐書》等等。

除了十七部史書外，司馬光還參考了其他雜史100多部，對於同一個歷史事件，可以透過不同的角度進行解讀，透過不同的史料進行相互的印證。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徵淮南為止。

橫跨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其中隋唐五代的歷史，佔據了40%。

歷史上的一些盛世，比如“貞觀之治”，都是司馬光寫的重點，因為他要從這些歷史中，提取出寶貴的經驗，供統治者參考。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就會發現，《史記》類似於現在的“自媒體’，內容龐雜又很隨意，沒有太多的條條框框限制，《資治通鑑》類似於現在的“官媒”，一言一行，都要講政治，講大局。

對了，如果想提升下辦公室的“文化氣質”，一定要弄一套《資治通鑑》，絕對“逼格”拉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