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中立態度。

值得肯定的是，商業化運作慈善事業會帶來更多的收益。而公眾在乎的非常重要的一點也就在於這個收益。

近年來，關於慈善爆出的醜聞比比皆是，郭美美紅十字會事件，章子怡詐捐門，到底幕後是誰受益。慈善公益無疑已經成為很多黑心人吸納錢財的方式，當公益與商業化還沒有多少關係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走賬不清，不知資金流動去向等情況。若進行商業化運作，一定會出現類似情況。所以若想實行商業化運作，完善且強有力的資金管理措施以及相關機制是非常必要的。

對此，個人觀點是，不管怎樣去運作慈善，不要忘記這是慈善，讓善心去到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手裡。而不是讓慈善變成某些人某圖錢財的捷徑。

在中國現行的慈善體制之下，以及公眾對慈善機構的認知之下，網民對慈善的商業化推動是有著相當的警惕和厭惡態度的。但是，從慈善的目的以及相應的慈善成本來說，民間慈善的職業化、商業化其實是官方慈善事業的一種積極補充，而職業化、商業化的慈善（比如慈善機構也聘請職業化職員進行全職工作並付出市場化薪酬）也有利於慈善事業的正常化、長期性開展。

由於國內慈善事業體制的特殊性，慈善往往具有半政府化甚至政府化性質。在此體制下，慈善機構在善款的使用上，很多時候都是由地方政府相關部門進行最終落實，相對而言，許多善款到位成本都被地方相關政府部門以公務成本消化了。正是這種“約定俗成”的慣例，才有了“愛飛翔——崔永元公益基金鄉村教師培訓”因地方教育部門未主動“配合”而令小崔發飆一事。公眾普遍不認同慈善機構的運作成本，是基於慈善“官辦”的一貫認知——善款落實成本應當是公務成本。

但善款落實成本不應是公務成本，況且，由於現代慈善事業對於職業化、專業化、非行政化的要求，一些職業化慈善從業人員、為慈善機構提供專業服務的機構與人員，都毫無疑問應當享有其職業酬勞或佣金；職業從業者進行各種慈善實務，要產生許多工作成本。這些酬勞、佣金、成本從何處出？如果慈善機構永遠只依靠志願者做慈善實務，這當然好辦；但只要走職業化、專業化路子，這些問題就無法迴避。

而另一個問題在於，公眾對所有的慈善從業者都以“志願者”的標準進行要求，“無愛心，不慈善”，“無實力，不慈善”似乎已成共識。也正是這種認知，讓一些慈善機構的職業化探索受到嚴重質疑。比如施樂會對拉到捐款的員工進行提成獎勵的做法，曾經成為全國討論熱點，被抨擊得比較厲害，甚至認為是騙捐。

但我認為，對慈善從業者都以“志願者”來進行要求的“共識”，只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初級慈善認知，是一種初級階段慈善水平的認知。要在現代慈善事業中實現慈善的高效率運作，缺少職業化隊伍和專業化運作是不可能的。施樂會的做法，應當是一種職業化和專業化的探索，不能簡單地以“騙捐”概之。

在“郭美美”、“盧美美”等事件之後，慈善機構的信譽嚴重受損，兼之公眾在現行慈善體制下對現代慈善事業的認知偏差，慈善機構的“善款提成”被質疑實屬正常。而在這一過程中，施樂會缺少有效的資訊公開機制——這也是當前國內慈善機構的通病——只是埋頭於“模式創新”之中。雙方在相關資訊上的不對等狀態，很自然地成為點燃火藥桶的引線。彌合雙方差異的關鍵，還是在於慈善機構自身加強資訊公開透明度，坦率地把職業化、專業化過程中的問題擺在桌面上；而對於公眾來說，恐怕更多的是摒棄單純的慈善倫理，把眼光放在慈善事業的實效上來。

因此，我認為，商業化運作慈善事業其實是非常有益的探索，可以讓我們的慈善事業走向職業化、專業化道路，使慈善捐款的落實更精準、更有效。

個人覺得可以。

我的學校裡有一家社團，從事鄉村小學義務支教。所以我有幸曾經去過學校所在城市的附近農村的小學進行義務支教。碰巧有一次，一個牛奶公司（不提其名稱了）找到我們社團，要我們以為中介，把他們的牛奶，捐給和我們合作的小學的學生，我們社團接受了，並和校長溝通。其中一所農村小學學生500人，在進行牛奶捐贈儀式之後，每個學生得到一箱70多塊的牛奶。

我覺得這沒什麼不好，只要牛奶是安全的，孩子們真的受益了，即使牛奶公司是用慈善的方式宣傳牛奶也沒什麼不好。 所以我覺得商業化運作慈善是可行的。

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社會各界都有很多人做慈善事業，有的很有錢人可以組織幾一起搞個慈善基金會，商業化運作慈善公益事件很多，商業可以透過做慈善來推廣自己的產品是非常好的效果，我個人覺得可行，不單單是而我們普通老百姓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