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恐懼推動了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教育績效責任運動(Accountability Movement)以及隨後2001年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二者都旨在加強對標準化考試和薄弱學校的重視。8年後,奧巴馬政府啟動了斥資435億美元的“力爭上游計劃”(Race to the Top),透過為標準化、教學質量提升、資料系統建設和薄弱學校改造提供更多支援,推動綜合的教育改革。
這裡,我們先暫停一下,花點時間澄清最近教育領域的重大變化與整體社會格局的關係。這種轉變不是以聯邦法律規定的形式出現的,而是伴隨著共同核心課程標準(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以下簡稱CCSS)的發展誕生的。這是過去幾十年來最新、最徹底的改革措施。這一標準力圖透過對老師和學生提出更高的要求來提高整體教育質量。今天,美國已經有45個州採納了這一標準,覆蓋近80%的中小學生。在許多州,新標準的推行激起了家長、老師和政客的強烈反對,他們擔心這會使《紐約時報》所謂的“考試熱”愈演愈烈,還有人對變革如何落地提出了合理的質疑。例如,2010年,肯塔基州第一個採納了新標準,而這個州長期面臨普遍的農村貧困問題。老師們完全不知所措,因為“一夜之間,畢達哥拉斯定理從十年級課本跳到了八年級課本中。突然間,初中生不僅要識別第一人稱視角,而且要能夠解釋作者為什麼要使用它,以及這種決定對文章有什麼樣的影響”。過高的標準讓學生很容易就會不及格,教育者和家長都為此感到沮喪和擔憂。
CCSS代表了一種全新學習模式的歷史性開端,這種模式能夠反映我們生活的時代,將深度理解置於教育目標的中心。不過,正如美國教師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主席蘭迪•魏因加滕(Randi Weingarten)所說的:“再好的想法也可能輸給糟糕的執行。”正確地執行CCSS才是關鍵。我們創作這本書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最近對CCSS的爭議佔據上風之前,透過已經做了正確的事的學校案例來說明它們是如何做到的。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做正確的事?因為如果我們希望孩子們,特別是那些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的孩子,為大學和職場做好準備,去迎接未來各種各樣的挑戰,我們就別無選擇。
20世紀80年代初,在《國家處於危機之中》報告所引發風波的風口浪尖上,西奧多•R.賽澤(Theodore R.Sizer)出版了他影響深遠的著作《賀拉斯的妥協:美國高中的困境》(Horaces Compromise:The Dilemma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不過,在當時的危機和報告引起的軒然大波中,這部著作中關於中學改革的許多頗有見地的觀點沒有成為萬眾矚目的中心。就改革而言,是時候從長遠考慮,以某種形式將賽澤的願景與應對不斷擴張的教育危機的努力結合起來了。
什麼樣的教育能夠培養出擁有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的能力,能夠有效溝通與合作,而不是隻會在考試中得高分的學生?大部分政策制定者和許多學校管理者對此根本一無所知。什麼樣的教學方式能夠最有效地激勵年輕人學習?他們也毫無頭緒。……在關於教育問題的爭論中,我們需要更多素質教育的案例。
——託尼•瓦格納:《培養創新者:打造改變世界的年輕人》
不達標的公共教育
正在造就一個“危機中的國家”!
——1983年,美國優質教育委員會向美國國內發出警告。
隨後,美國公共教育開始不斷摸索
讓教育更公平,讓學生都進步
的方法。
2010年,美國迎來過去幾十年來
最新、最徹底的改革:
美國首部全國統一課程標準
共同核心課程標準(CCSS)正式頒佈
美國45個州採納,覆蓋近80%的中小學生
“CCSS是我們這個時代
最重要的公平問題的核心。”
教育戰略家莫妮卡‧馬丁尼茲和
社會學家丹尼斯‧麥葛瑞斯
追蹤了八所最具啟發性的美國公立高中
以呈現美國教育改革的真實面貌
其系統調查被記錄在
《深度學習》一書中。
任正非說:
一個國家的強盛是在中小學教師的講臺上完成的
讓孩子學什麼和怎麼學才是最關鍵的!
美國對美國教育的反思給我們哪些啟示?
變化的世界中不變的學校
1968年,菲利普•W.傑克遜(Philip W.Jackson)在關於課堂日常的研究著作中寫道,學生一半的時間都花在等待上。等待老師發試卷,等待跟不上進度的同學問問題,等待下課鈴響去吃午飯……唉,傑克遜這本書已經出版40多年了,數百萬美國學生還在等待。今天,他們的等待又多了一個新的原因:等待我們的教育系統跟上他們生活的步伐。
21世紀,社會的方方面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包括約133000所學校的美國主要公立教育系統仍然固守20世紀初的傳統模式。老師站在一排排的課桌前講課,學生捧著沉重的書本埋頭做筆記,雙方都更希望學生記住課程內容,而不是學習或實踐新技能。通常,學生都被訓練成追隨者,而不是領導者,就好像數字時代以及隨之而來的巨大變革從未發生一樣。直到他們走出學校的圍牆,開始人生的冒險,許多人才發現他們並沒有做好準備。
變革的時刻
在整個美國,數百萬初中生和高中生進入20世紀的中學,與21世紀的世界完全脫節。這些“數字原生代”是在一個即時通訊、記憶外包的時代長大的,穩定工作只是“老頑固”口中的傳說,他們的學校卻致力於讓他們為那些已經逝去的日子做好準備。正如哈佛大學出身的思想領袖託尼•瓦格納警告的那樣,今天的世界不僅關心你知道什麼,而且關心你用知道的東西做了什麼。換句話說,這個新世界要求數字時代的員工擁有數字時代的技能,包括批判性思維、合作和獨立工作的能力。不過,時至今日,有意識地培養這些能力的美國中學仍然為數寥寥。
瓦格納和其他教育專家主張,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大規模改革現行中學教育。今天的學生需要的不是循規蹈矩、死記硬背,而是更多的指導和支援,以幫助他們成為積極主動、能夠將所學知識應用於不同情境的自主學習者。最重要的是,他們需要做好更充分的準備,成為有參與意識的公民,在未來的大學生活和職業生涯中生存發展。
隨著這種願景不斷明晰並擁有越來越多的追隨者,圍繞這一共同目標,一些新名詞開始湧現。有人談到“大學與職業準備度”,有人稱之為“21世紀技能”,還有人使用諸如“認知與非認知技能”“連結學習”“高階思維”等術語。
其中,我們最喜歡的是這種簡單的表達方式——“深度學習”。選擇它,不僅是因為它簡潔,而且因為它完全涵蓋了教育的目標。總的來說,就是要培養學生應該擁有的最重要的一項能力——學會如何去學習的能力。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知識及其應用幾乎每天都有可能發生變化,再也沒有比這種能力更寶貴的了。
更特別的是,深度學習的過程能夠讓學生掌握課業內容,培養批判性思維以及解決複雜問題、合作和有效溝通的能力,成為擁有學術心態的自主學習者。這些都是深度學習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最後一項要素,即自主性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那些在自己的教育生涯中成為領導者的學生,能夠如願以償地學會靠任何家長和老師灌輸都無法學會的東西。
美國已經有大約500所學校採取了不同戰略來實現這些目標。有些學校將最近幾十年在學校系統中產生區域性影響的觀點付諸實踐,包括今天所說的探究式學習和專案式學習,另一些學校選擇了歷史更短的方法,比如整合前沿資訊科技。
國家處於危機之中?
為了避免無謂的爭議,有必要說明,深度學習運動是在一個無數利益相關者感到深切憂慮的時代出現的,這些利益相關者包括家長、教育工作者、法律顧問和其他人。他們認為,許多美國學校耽誤了我們的年輕人,而且幾十年來解決這一問題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讓事情變得更糟。2009年,時任本寧頓學院(Bennington College)校長的伊麗莎白•科爾曼(Elizabeth Coleman)甚至指控美國的學校教給學生的是“習得性無助”。
誠然,對學校的抱怨不是什麼新鮮事。歷史上既有過各種切中要害的批評,也有過拍腦袋式的改革,諸如此類的例子可以追溯到19世紀20年代。因此,有些批評家認為今天所謂的“危機”不過是危言聳聽。1983年,正當美國的高中畢業生準備創造全新的計算機和軟體產業以震驚世界之際,美國優質教育委員會警告說,不達標的公共教育正在造就一個“危機中的國家”。委員會在這份災難預言似的報告中寫道:“我們曾經在商業、工業、科學和技術創新方面擁有難以撼動的優勢,但是現在正在被全世界的競爭者超越。”
這種恐懼推動了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教育績效責任運動(Accountability Movement)以及隨後2001年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二者都旨在加強對標準化考試和薄弱學校的重視。8年後,奧巴馬政府啟動了斥資435億美元的“力爭上游計劃”(Race to the Top),透過為標準化、教學質量提升、資料系統建設和薄弱學校改造提供更多支援,推動綜合的教育改革。
儘管有這些努力,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結束後出現的最新證據表明,美國學生的考試成績仍然落後於其他工業化國家。最近,美國學生的“數學素養”成績在34個國家中排名第24位,“閱讀素養”成績排名第11位。2013年的一項課堂調查發現,只有38%的高中生閱讀成績達到“良及以上”,只有26%的學生數學成績及格。⑩儘管GPA在提高,SAT成績卻在下降。
美國的高中畢業率曾經領先全世界,今天在工業化國家中僅排名第12位。超過四分之一的美國學生(每年超過120萬人)不能在四年內從高中畢業;對於非洲裔和拉丁裔學生,這一比例高達40%。兩代人以前,美國的大學畢業率在工業化國家中排名第3位。而今天,美國25~34歲人群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僅為43%,在37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二十國集團(G20)國家中排名第12位。2011年,美國擁有大學學歷的成人(25~64歲)比同年齡段只有高中學歷的成人平均收入高77%,受教育程度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而且,在一次又一次的調查中,美國的商業領袖抱怨大多數求職者不具備解決複雜問題、有效溝通和團隊合作的能力。最近,在一項對400位僱主進行的關於工作準備程度的調研中,近半數直接僱用高中畢業生的僱主表示,這些年輕人的整體準備是“不充分的”。實際上,全球化、數字化時代的經濟越來越需要成熟的批判性思考者,高中畢業生的能力與經濟需求之間的差距在不斷拉大。正如託尼•瓦格納指出的,這種發展說明我們的學校——即便是那些在標準化考試中取得好成績的學校——不是失敗,更多的是過時了。他寫道,這給社會提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需要截然不同的解決方案”。
共同核心課程標準
這裡,我們先暫停一下,花點時間澄清最近教育領域的重大變化與整體社會格局的關係。這種轉變不是以聯邦法律規定的形式出現的,而是伴隨著共同核心課程標準(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以下簡稱CCSS)的發展誕生的。這是過去幾十年來最新、最徹底的改革措施。這一標準力圖透過對老師和學生提出更高的要求來提高整體教育質量。今天,美國已經有45個州採納了這一標準,覆蓋近80%的中小學生。在許多州,新標準的推行激起了家長、老師和政客的強烈反對,他們擔心這會使《紐約時報》所謂的“考試熱”愈演愈烈,還有人對變革如何落地提出了合理的質疑。例如,2010年,肯塔基州第一個採納了新標準,而這個州長期面臨普遍的農村貧困問題。老師們完全不知所措,因為“一夜之間,畢達哥拉斯定理從十年級課本跳到了八年級課本中。突然間,初中生不僅要識別第一人稱視角,而且要能夠解釋作者為什麼要使用它,以及這種決定對文章有什麼樣的影響”。過高的標準讓學生很容易就會不及格,教育者和家長都為此感到沮喪和擔憂。
像往常一樣,與之相關的政治局勢錯綜複雜。茶黨和其他右翼不斷曲解CCSS,將其作為妖魔化奧巴馬政府的武器。左翼則抱怨課程標準把老師當成靶子,是有害無益的教育改革不可或缺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些兩極分化的政治主張要麼過度強調關於傳統考試成績的爭論,要麼聚焦於過度簡化甚至是錯誤的保守觀點,在這個將提升大多數美國學生的教育質量的關鍵時刻,影響可謂惡劣。
CCSS代表了一種全新學習模式的歷史性開端,這種模式能夠反映我們生活的時代,將深度理解置於教育目標的中心。不過,正如美國教師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主席蘭迪•魏因加滕(Randi Weingarten)所說的:“再好的想法也可能輸給糟糕的執行。”正確地執行CCSS才是關鍵。我們創作這本書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最近對CCSS的爭議佔據上風之前,透過已經做了正確的事的學校案例來說明它們是如何做到的。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做正確的事?因為如果我們希望孩子們,特別是那些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的孩子,為大學和職場做好準備,去迎接未來各種各樣的挑戰,我們就別無選擇。
問題在於,怎樣才是做了正確的事?我們在這本書中強調的基本原則,即自主性、合作和有效溝通的重要性,的確是現行版本CCSS的短板,但是無論如何,CCSS的設計初衷就是幫助學生培養批判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且掌握基礎知識。
我們之前提到過肯塔基州。作為第一批實行CCSS的州,它能在許多方面幫助其他州避免致命的失誤。每個州都有責任確保學校和老師擁有讓學生達到新標準所必需的工具、資源和指導。這需要一筆不小的費用,但是必須如此。隨著新標準的出爐,必須對家長和家庭進行相應的教育,告訴他們新標準是什麼、為什麼要採用新標準,以及它會產生什麼影響。這場美國的教育改革運動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把標準提高到學生達不到的程度,而是要像多年來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的那樣,讓教育朝著培養有適應能力的終身學習者的方向發展。教育能夠並且應該實現這一目標。
誠然,執行CCSS的挑戰十分艱鉅,但是我們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與其糾結或抱怨,倒不如讓我們為整個過程的改進制定戰略,團結一致,做出貢獻。在執行CCSS的過程中,我們需要為學校和老師提供真實的持續的支援,提供給他們衡量學習效果的評價工具(這需要大量的精密技術),以及理解學生如何學習基本技能的優質資源。我們希望這本書成為基礎教育改革的素材,透過展示正在進行的深度學習行動,讓我們的國家有可能擁抱這次真正的變革機會。更高的標準只是途徑之一,它表明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相信所有的年輕人都應該得到更好的教育。當然,這是一條重要的途徑。
所以,茶黨搞錯了,進步派也搞錯了。事實上,CCSS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公平問題的核心。如果我們做了正確的事,致力於提供支援而不是強制推廣標準,那麼所有的孩子都能獲得他們需要的知識和技能,而不再像過去幾十年中那樣,只是使教育的結果成為社會階層的映像。我們的國家迫切需要一種方法,讓每個學生都能進步,同時讓我們的學校更公平。
更好的方法
20世紀80年代初,在《國家處於危機之中》報告所引發風波的風口浪尖上,西奧多•R.賽澤(Theodore R.Sizer)出版了他影響深遠的著作《賀拉斯的妥協:美國高中的困境》(Horaces Compromise:The Dilemma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不過,在當時的危機和報告引起的軒然大波中,這部著作中關於中學改革的許多頗有見地的觀點沒有成為萬眾矚目的中心。就改革而言,是時候從長遠考慮,以某種形式將賽澤的願景與應對不斷擴張的教育危機的努力結合起來了。
說到這裡,你可能已經猜到我們選擇的解決方案了。答案就是四個字——深度學習。因為我們希望學校、家長和政策制定者都能更好地理解其真正的含義,而且因為我們同意瓦格納和教育領域其他創新者的觀點,即我們都需要更深入地理解什麼是好的教學質量,我們兩人從2011年開始尋找踐行深度學習理念的中學範例。我們希望這本書能夠增強實踐這些理念和原則的力度,架起通往未來的橋樑。
透過網路,我們鎖定了一些以幫助學生追求深度學習目標著稱的學校,無論它們是否使用這個術語。然後,我們從地理上的多元化角度出發,進一步精簡這份名單,使其兼顧美國的東西海岸和中西部,以及城市和農村地區。我們也特意選擇了一些主要生源為少數族裔或低收入家庭的學校,以此來說明深度學習在每一所學校形態各異,其核心價值觀能夠適用於各種環境,適應每所學校的具體情況。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學校的案例激勵讀者,令他們相信自己社群的學校也能採用類似的方法,實現改革和創新,無論他們來自城市、郊區還是農村,出身於富裕、低收入還是中等收入家庭。深度學習能夠而且應該為所有學生創造成功的基礎,我們的目標就是展示這方面的豐富經驗。特別是,在一個種族身份仍然很重要的世界中,經濟仍然是學生面臨的重要挑戰,接下來將要討論的這些賦權戰略一定能讓他們有所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