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待歷史的問題上，列夫·托爾斯泰是一個反歷史主義者或虛無主義者。他的歷史與文化虛無主義觀令我們感到驚異。他對歷史的認知充滿著深刻的洞察與偏見。他完全不相信官方歷史文獻和書籍，不僅如此，他認為整個歷史、整個文明、整個人類文化都充滿了謊言。他基於自己對世界與俄羅斯的認知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世界與歷史是建立在謊言和不公正的基礎上的。
列夫·托爾斯泰認為，整個人類歷史不過是一場遊戲。在這場遊戲中沒有主人公、沒有出場人物，只有某種不現形跡的、模糊不清的事件的劫數和程序；幾乎所有的歷史人物都是假偉大、假神聖；一切都像是在做夢，一切都潰散並消融在場景與劇情之中。對托爾斯泰來說，歷史更多的是生活的假面具；在歷史中什麼也沒有獲得，因此，他認為，應該從歷史中走出。
列夫·托爾斯泰確信，只有在最底層的民眾那裡才能看到真理，而文明社會中的全部科學與哲學都只是無益的廢話和空談。
列夫·托爾斯泰的歷史觀集中體現在他的長篇鉅著《戰爭與和平》中，在小說中他對西方的歷史觀念持一種嘲諷的態度，對英雄史觀完全不以為然。他認為帝王不過是歷史的奴隸。戰爭中雙方的最高統帥，如皇帝拿破崙、沙皇亞歷山大在他看來都不能影響戰爭的勝負，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他認為最高處是最不自由的，最受制約的。庫圖佐夫將軍雖然被描述為俄羅斯英雄，但托爾斯泰沒有興趣講一個偉大英雄拯救俄羅斯的故事。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小說沒有寫庫圖佐夫將軍有什麼出眾的才能、智慧，而只是表現他是一個順應了人民意志的人。對待沙皇亞歷山大也是如此，在小說中，沙皇表示自己要堅決和人民站在一起。
在列夫·托爾斯泰看來，俄羅斯之所以能夠取得衛國戰爭的勝利，是因為軍隊中有一大批來自社會底層的軍官和士兵。炮兵大尉圖申是個農民。平時邋里邋遢、散漫成性，整天叼著菸斗，鞋子都不穿，但炮聲一響立刻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拍著大炮說，我的老處女，別給我丟臉。托爾斯泰最欣賞的是這樣的人。正是這些來自底層的人民改變和推動了歷史的程序。小說中有一段話非常形象地揭示了英雄與人民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的作用與地位：
當歷史的海洋風平浪靜時，行政長官坐在自己破舊的小船上，用船嵩掛著人民的大船一起前行，這個時候，他自然會覺得大船是在他的努力下才向前行駛的。可是一旦海上起了風暴，波濤滾滾，大船便會自動前行，那時候行政長官就不會再有這種錯覺了。大船靠自己的巨大力量前行，船嵩根本夠不到它，於是行政長官一下子從統治者和力量的源泉變成了一個微不足道、軟弱無用的人。
在《戰爭與和平》中還有一段語言相對抽象的論述：在歷史事件中（這裡觀察的物件是人們行動的實質），最初的、最原始的近似物是神的意志，後來是那些處於最顯著歷史地位上的人們，即歷史英雄們的意志。但是我們只要探究每一歷史事件的實質，即探究參與事件的整個人群的活動，便會相信歷史英雄的意志不但不曾領導人群的行動，而且他們自己是經常被領導著的。……歷史事件的原因是一切原因的總和，除了這唯一的原因以外，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別的原因。但是有些規律支配著事件，一部分規律是人們不知道的，一部分是可以瞭解的。只有在我們完全放棄了在個人意志中探求原因的時候，才可以發現這些規律，正如同只有在人們放棄了地球不動的概念的時候，才可以發現行星運動的規律。
托爾斯泰完成《戰爭與和平》後寫了一篇說明，說明中這樣寫道：在歷史事件中，所謂偉大人物只有微小的作用。不知道這是不是錯誤，但我在寫作過程中完全相信，當我在描寫1807年的歷史事件，特別是1812年的歷史事件時，這種宿命的規律格外明顯，我不能添寫那些人的意義，他們似乎控制著事件，其實他們比其他事件參加者更少作出自由的人的行為。我對這些人的行為之所以發生興趣，只是想用他們來說明依我看是支配歷史的宿命，它促使著人們作出最不自由行為的人從回顧往事中虛構出一系列結論，以證明他本身的自由。
總之，列夫·托爾斯泰以他的農民視角而不是大貴族視角徹底顛覆了英雄史觀。他不僅是一位歷史虛無主義者，同時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民粹主義者，因此，他的歷史觀不可能不打上民粹主義的烙印。
在對待歷史的問題上，列夫·托爾斯泰是一個反歷史主義者或虛無主義者。他的歷史與文化虛無主義觀令我們感到驚異。他對歷史的認知充滿著深刻的洞察與偏見。他完全不相信官方歷史文獻和書籍，不僅如此，他認為整個歷史、整個文明、整個人類文化都充滿了謊言。他基於自己對世界與俄羅斯的認知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世界與歷史是建立在謊言和不公正的基礎上的。
列夫·托爾斯泰認為，整個人類歷史不過是一場遊戲。在這場遊戲中沒有主人公、沒有出場人物，只有某種不現形跡的、模糊不清的事件的劫數和程序；幾乎所有的歷史人物都是假偉大、假神聖；一切都像是在做夢，一切都潰散並消融在場景與劇情之中。對托爾斯泰來說，歷史更多的是生活的假面具；在歷史中什麼也沒有獲得，因此，他認為，應該從歷史中走出。
列夫·托爾斯泰確信，只有在最底層的民眾那裡才能看到真理，而文明社會中的全部科學與哲學都只是無益的廢話和空談。
列夫·托爾斯泰的歷史觀集中體現在他的長篇鉅著《戰爭與和平》中，在小說中他對西方的歷史觀念持一種嘲諷的態度，對英雄史觀完全不以為然。他認為帝王不過是歷史的奴隸。戰爭中雙方的最高統帥，如皇帝拿破崙、沙皇亞歷山大在他看來都不能影響戰爭的勝負，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他認為最高處是最不自由的，最受制約的。庫圖佐夫將軍雖然被描述為俄羅斯英雄，但托爾斯泰沒有興趣講一個偉大英雄拯救俄羅斯的故事。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小說沒有寫庫圖佐夫將軍有什麼出眾的才能、智慧，而只是表現他是一個順應了人民意志的人。對待沙皇亞歷山大也是如此，在小說中，沙皇表示自己要堅決和人民站在一起。
在列夫·托爾斯泰看來，俄羅斯之所以能夠取得衛國戰爭的勝利，是因為軍隊中有一大批來自社會底層的軍官和士兵。炮兵大尉圖申是個農民。平時邋里邋遢、散漫成性，整天叼著菸斗，鞋子都不穿，但炮聲一響立刻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拍著大炮說，我的老處女，別給我丟臉。托爾斯泰最欣賞的是這樣的人。正是這些來自底層的人民改變和推動了歷史的程序。小說中有一段話非常形象地揭示了英雄與人民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的作用與地位：
當歷史的海洋風平浪靜時，行政長官坐在自己破舊的小船上，用船嵩掛著人民的大船一起前行，這個時候，他自然會覺得大船是在他的努力下才向前行駛的。可是一旦海上起了風暴，波濤滾滾，大船便會自動前行，那時候行政長官就不會再有這種錯覺了。大船靠自己的巨大力量前行，船嵩根本夠不到它，於是行政長官一下子從統治者和力量的源泉變成了一個微不足道、軟弱無用的人。
在《戰爭與和平》中還有一段語言相對抽象的論述：在歷史事件中（這裡觀察的物件是人們行動的實質），最初的、最原始的近似物是神的意志，後來是那些處於最顯著歷史地位上的人們，即歷史英雄們的意志。但是我們只要探究每一歷史事件的實質，即探究參與事件的整個人群的活動，便會相信歷史英雄的意志不但不曾領導人群的行動，而且他們自己是經常被領導著的。……歷史事件的原因是一切原因的總和，除了這唯一的原因以外，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別的原因。但是有些規律支配著事件，一部分規律是人們不知道的，一部分是可以瞭解的。只有在我們完全放棄了在個人意志中探求原因的時候，才可以發現這些規律，正如同只有在人們放棄了地球不動的概念的時候，才可以發現行星運動的規律。
托爾斯泰完成《戰爭與和平》後寫了一篇說明，說明中這樣寫道：在歷史事件中，所謂偉大人物只有微小的作用。不知道這是不是錯誤，但我在寫作過程中完全相信，當我在描寫1807年的歷史事件，特別是1812年的歷史事件時，這種宿命的規律格外明顯，我不能添寫那些人的意義，他們似乎控制著事件，其實他們比其他事件參加者更少作出自由的人的行為。我對這些人的行為之所以發生興趣，只是想用他們來說明依我看是支配歷史的宿命，它促使著人們作出最不自由行為的人從回顧往事中虛構出一系列結論，以證明他本身的自由。
總之，列夫·托爾斯泰以他的農民視角而不是大貴族視角徹底顛覆了英雄史觀。他不僅是一位歷史虛無主義者，同時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民粹主義者，因此，他的歷史觀不可能不打上民粹主義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