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纏足這件事情無疑是古代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這種壓迫是男尊女卑的社會發生的一種畸變，

這種畸變主要與兩件事情相關，其一是外族入侵，其二是程朱理學的興起。

首先古代社會的男女不平等是合理的，因為這一切都要受生產力的限制的文化承襲的影響，

然而在程朱理學的興起之後，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就變得變本加厲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加重了對女性的道德壓迫，

所謂儒學的中興，不如說是儒學的畸變。

而自唐末以後少數民族的崛起，外族入侵讓漢人的政權和漢人男性尊嚴盡喪，失去的尊嚴當然要找回來，

有些人選擇向入侵者發起挑戰，然而大多數人卻選擇了欺壓更加弱小的女性，妄圖從壓迫女性的過程中找回尊嚴，

從而女性所受的壓迫便越來越殘酷，“三從四德”“纏足”之類的壓迫行為越來越風行，

反觀唐代，同樣一個男尊女卑的社會，女性絕對沒有此後受到此後那麼變態的壓迫。

以下是拙作《胡言亂語》的相關描述：

人類一直都在不完美的現實和渴望完美的理想的矛盾中掙扎，在求與求而不得的矛盾中選擇妥協。

那些難以接受的事實，其實是合理的，而合理的，也許是向現實妥協的結果，因為人類沒能找到更合適的解決問題的辦法。

自古以來女性都受到社會的壓迫，男女也從未曾平等過，但這是合理的，因為生存是第一要義。

在那個生產力落後，人類被自然限制的時代，女性相對於男性成為了弱者，就必然導致其被壓迫的命運。

對於那個社會階段來說的確是合理的，在這種不平等的男女協作中人類更好地生存了下來，這是那個階段的社會問題的解決方式。

只是這種合理絲毫不值得稱讚，因為這種合理不過是向現實和自然妥協的結果。

人類向來自命不凡，可解決不了問題便將問題合理化，豈不是很無恥。

這種合理的不平等的確是那個時代和社會的問題的解決方式，可惜人們竟然安於這種合理。

一種問題的解決往往伴隨著另一種問題的產生，所謂的合理在解決了一部分問題之後變得越來越狹隘，因為既得利益者常常會無視社會的改變。

他們向女性施加道德的武器，將道德變成了謀取利益和鞏固地位的手段。

程朱理學的橫空出世將女性所受的壓迫推到了頂峰，與其說是儒學的中興，不如說是儒學的畸變。

當少數民族的鐵騎踏破漢人江山之後，漢人的政權與其男性群體尊嚴盡喪，他們感受到了那種被壓迫而無法反抗的無奈。

一部分人選擇向他們認為的野蠻的強權發起反抗和挑戰，另一部分人選擇了欺壓更加弱小的女性群體。

如果說此前的男女不平等是一種較為合理的和諧，那麼此後便狹隘得喪心病狂。

他們從女性身上找回喪失的尊嚴，從女性身上找回那種高人一等的感覺，而女性對他們來說不是財產麼，這種尊嚴豈非自欺欺人。

如果道德是一種合理的社會問題的解決方式，應該具備時代性的普世價值，而不是被一部分利益既得者用作謀取利益和鞏固自身地位的工具。

程朱理學的興起和尊嚴透過主權的淪喪喪失後道德開始全面向女性施壓，所有人都在尋求合理化，曾經的欺壓者將變成被欺壓者的現實合理化，曾經的被欺壓者被迫將所受到的變本加厲的欺壓合理化。

人類的確是社會進步的推動者，然而既得利益者卻可以成為社會進步的阻礙。

曾經的合理早已畸變，而一切的不合理都被利益既得者強行合理化。

人類總是強者先行，有人寫出了《牡丹亭》這種超越時代的作品，可見先知先覺是可能是的。

偉大的人創造偉大的作品，偉大的作品傳播偉大的形象。

只有直視不合理的現實才能發現從來如此並不一定是對的，從來合理也不意味著永遠合理。

這個世界好像還是由男人所掌控的，因為人們還是隻看到了女人的虛榮，忽視了男人的虛偽。

男人對權力和榮譽的追逐本就一種虛偽，而人們把男人追逐權力和榮譽視作一件光榮的事情；男人也常常因為權力和地位而離開女人，人們只會將其當作負心之人，而不是認為男人虛榮。

可見男人的虛榮被掩蓋，女人成為了虛榮的所有者，這是男權社會對女性的一種偏見，更是對女性的一種壓迫。

如果這個社會是由男性所掌控的，那麼壓迫女性的幕後黑手便是男性。

但男性也不能對壓迫女性負全部責任，男性只是壓迫女性的直接利益獲得者。

壓迫女性的是人類這個物種自身和身處的自然。自然界的大多數物種都是雄性佔有優勢，無論是體力還是在種群的地位都是雄性更為優越，而雌性只會在繁衍的季節才會成為雄性追逐的物件。

人類作為一種動物也不能免俗。在愚昧無知的時代，女性被視作男性的附庸，男性憑藉暴力將女性當成財產而不是一個人。

這種現象在諸多的文明中都成為了常態，這種常態便形成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便對女性造成了持續性的壓迫。

在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下，男性的優越感被逐漸強化，女性的那種低人一等的奴性意識也變得根深蒂固。

於是最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女性覺得自己低人一等，自然地成為了男性的附庸，她們也開始幫助男性壓迫女性。

男性也能為壓迫女性找到藉口，那就是們承擔了更大的社會責任和生活壓力。

但這不應當成為男性壓迫女性的理由，因為欲戴CROWN，必承其重。一切都是男性的慾望在作祟，他們渴望財富、權力和榮譽，責任和壓力就是他們應當承擔的。

追逐財富、權力和榮譽不應當被譴責，然而人類永遠無法滿足的慾望卻讓男性把女性物化，這才是人類的悲哀。

這個社會的確有女性將自身物化的現象，這也成為了男性批判女性的的素材。他們應當批判的應當是自身，因為女性物化自身這種現象是由男性所主導的文化的影響而造成的。

即便女性物化自身的現象是由社會文化造成的，女性也不應該將其自我合理化，畢竟倘若女性群體自我放棄，這種女性受壓迫的社會現象和文化就將持續下去。

這個社會的確開始對女性有了更多的保護，但這不應當成為女性恃寵而驕的理由，因為這種保護通常是源於社會的反省，也主要是男性所推動的。

男性雖然承擔了更多的責任和壓力，卻也享受了那麼多好處，為女性做了點事情不應該成為他們引以為傲的事情。

的確自古以來男性都是所謂的強者，女性是所謂的弱者，那麼保護弱者就是強者引以為豪的光榮的事。

可惜這種光榮卻成為了女性成為強者的桎梏，也造就了男性脆弱而愚蠢的自尊。

保護弱者的確是沒什麼可譴責的事情，但把保護弱者當成獲取尊嚴的途徑就顯得無比的虛偽。

在他們眼裡，女性應當永遠是弱者，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既滿足他們壓迫女性的慾望又滿足保護其女性的虛榮。

又當又立，就是最大的虛偽。

其實保護弱者最好的方式是將弱者也變成強者，因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有人保護是件好事，但能夠保護人的人也就更能欺負人，所以成為強者而不需要他人的保護才是最徹底的解決問題的方式。

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生產力的提高以及思想的覺醒，男性也開始對壓迫女性有了一些反省，但女性不應當自安於男性所謂的反省，也不應當滿足於男性所賦予的那點小小的利益。

權力這種東西還是屬於自己的好，他人賦予的終究是虛妄。

男人是靠不住的，依靠男性所賦予的權利永遠也無法造就男女平等的社會。

自尊和自強才是唯一的出路，男性可以作為女性覺醒的領路人，但路還是得由女性自己來走。

女性所受的壓迫也許不能完全歸咎於男性，但男性的確是壓迫女性的直接受益者。

得了便宜還賣乖是一件無恥的事情。

女性所受的壓迫也許的確是自然所賦予人類的宿命，但人類卻無法歸咎於自然，因為自然無法負責，與自然作對也不會有任何好處。

人類只能從自身找原因，自己犯的錯只能自己負責。

這種自然的壓迫也許是人類無法逃脫的宿命，但人類如果真的萬物的尺度的話，那就應當逃離這種宿命。

女人裹足大致有兩個原因，一是統治者的意志對天下百姓的影響。裹腳就起源，就與統治者相關。據說裹腳是起源於那位吟唱“春花秋月何時了”的南唐後主李煜，他的嬪妃們用布把腳纏成新月形，在用黃金做成的蓮花上跳舞，李後主認為這是至美，於是後宮中就開始纏足，後來又流傳到民間。

二是審美：當時人不論男性或女性，都認為足小為美，尤其對男性來說，小腳具有性的吸引力。例如“三寸金蓮”一詞代表讚美女性腳美的名詞。而四寸之內被稱為“銀蓮”，大於四寸者則稱為“鐵蓮”，可見崇尚小腳的程度。關於對小腳的審美，最著名的小腳審美著作，是清代方絢的《香蓮品藻》，把女性的小腳，從形狀、尺寸、裝飾、氣味等角度來作分類品評，又有“香蓮四忌”說，“行忌翹趾，立忌企踵，坐忌蕩裙，臥忌顫足”。辜鴻銘對小腳有嗜癖，酷嗜嗅女人小腳。

與男尊女卑沒有毛錢關係，這是古代人們對生育與人體結構科學的認知，此消彼長，此抑彼伸，女士裹腳後，骨盆能得到良好的伸展，發育，利於生產孩子。同時由於行走不便，大部分時間坐姿，臀部肌肉能得到鍛鍊，給人以性感。

在古代中國審美的標準是不太一樣的，比如唐代以胖為美，宋代以瘦為美，不管是胖還是瘦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標準那就是三寸金蓮，三寸金蓮是評判美女標準之一。

在古代婦女的地位是比較低的 ，古代對女子講究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而裹足導致不易行走，很多程度就滿足了這一說法，在元朝上層社會開始流行裹足，從而使得社會風氣出現了以不裹足為恥的觀念，導致裹足一度流行起來。

裹足的開始時間，歷史上也說法不一，有野史記載從夏商開始，也有人說從南宋開始，真正流行是從宋末元初開始，直到滿清入關後開始要求女子放腳，這樣陋習一直維持到辛亥革命，那個時候的中國推翻了封建統治，人們的思想也慢慢開放，後來也就沒有人在裹足了。

總之就是勝美的“扭曲”，以欣賞小腳美女為樂。封建社會的女性沒有地位，是男人的玩物，為了討好男人開始裹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