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學術史上，陳寅恪是三百年難得一見的大師，狷介孤傲，35歲就名列清華四大國學導師。“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陳寅恪自負才氣絕倫，堂堂華夏看得上的又有幾人！但是在此人的遺體告別儀式上，唯有陳寅恪跪在地上行三跪九叩的大禮。

能讓陳寅恪跪拜的就是鼎鼎大名的王國維。王國維，作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傑出學者和國際著名學者，集史學家、文學家、美學家、考古學家、詞學家、金石學家和翻譯理論家於一身，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就連對國粹派深惡痛絕的魯迅都要說，“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1927年的6月2日，王國維向別的老師借了五塊錢，坐了學校的人力車，去頤和園，讓車伕在門外等，自己走到昆明湖魚藻軒投水自殺了，

王國維衣服的口袋中，有留給其子王貞明的遺書，雲：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稿葬於清華園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中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能謹慎勤儉，亦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王國維的死已成為20世紀中國學術界一大“公案”，王國維為什麼死？很多人對其死因進行了諸多猜測與推斷，可以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簡直就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學術界當前最流行的說法就是陳寅恪的觀點，王國維之死是殉道，為日漸衰微的中華文化而死。

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說： “凡一種文化，值其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陳寅恪感嘆的不僅是王國維，也是他自己自道其懷借題發揮，以表現他對中國文化的赤子之心，王國維的痛苦也就是陳寅恪的痛苦。陳寅恪曾為王國維寫過兩句詩：一死從容殉大倫，千秋悵望悲遺志。

陳寅恪和王國維都是那種文化信仰之人，所以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寫道：“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

陳寅恪說王國維不得不死，這一點說出了王國維的必然命運，不僅僅是殉道精神，也有其自身的悲劇性。

屈原投江，王國維投湖，晉人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梁啟超把王國維之死比作“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視為楚國“憂愁憂思”，賦《懷沙》而自投汨羅江的屈原。陳寅恪感嘆“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那麼王國維是不是為殉清而死呢？

魯迅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稱王國維“在水裡將遺老生活結束”。王國維作為清朝遺老對遜帝溥儀向有國士知遇之感。王國維以秀才身份直入“南書房行走”，成為溥儀的老師，一代帝師的榮耀讓王國維感恩戴德。

民國大師裡邊，兩個人的辮子最有名，一個是辜鴻銘，一個是王國維。辜鴻銘的辮子是“立異以為高”，特立獨行的做派，辜鴻銘最忠誠於中國文化，以教化歐美為己任。王國維的辮子為誰而留呢？

民國以後，皇帝溥儀的辮子都剪掉了。可是王國維卻把本來剪掉的辮子又給帶上了。王國維的確是忠誠於文化，但是對溥儀的知遇之恩也是在乎的。後來被溥儀授意可“著在紫禁城騎馬”時，王國維還跟摯友羅振玉寫信說“內廷雖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若在承平年代，是“特之又特矣”，“報稱之艱，公將何以教之？”

胡適回憶王國維說：“他人很醜，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實際上，王國維是一個“老實得像一根火腿”般的人。

王國維雖然日本留學出身，對中西文化造詣很深，但是本質上是個傳統計程車大夫，心理自然有個屈原情節。

王國維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中說：“屈子之自贊曰：“廉貞”。餘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王國維揭示了屈原文學的精神就是＂國身通一＂的具體體現。王國維自己身上無疑也是這種屈原的道德精神。

1917年，張勳復辟失敗後，宣稱“志在必死”，王國維讚歎道：“三百年來，乃得此人，庶足飾此歷史，餘人亦無從得訊息，此等人均須為之表彰，否則天理人道俱絕矣。”

1924年，北京大學考古學會發表《儲存大宮山古蹟宣言》，對清皇帝破壞此古蹟提出批評。王國維積極為清室辯解，並決然辭掉北京大學通訊導師職務。

清華要聘任王國維當國學院教授，王國維首先請示於溥儀，得到溥儀的恩准，才敢應聘。

溥儀被馮玉祥趕出故宮，王國維曾與他人相邀投河殉節，不過因家人嚴防未成罷了。正所謂“南齋侍從欲自沉，北門學士邀同死”。

吳宓曾在王國維自沉當天的《雨僧日記》 中寫道“王先生此次捨身，其為殉清室無疑。大節孤忠，與梁公巨川同一旨趣。”

郭沫若反對王國維殉清的說法，“況且當時時局即使危迫，而遜帝溥儀還安然無恙，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應該等溥儀有了三長兩短之後，再來死難也不遲。”

溥儀還活著，王國維又是為誰而殉呢？

王國維不僅有屈原情結，還有一個叔本華。

叔本華說，性格決定命運，而人不能改變自己的性格。而王國維的性格決定了自己的命運。

王國維研究哲學，是因為“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他這樣描述自己“嗣讀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年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之時代也”。

王國維用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來分析《紅樓夢》，認為《紅樓夢》是悲劇中的悲劇。

叔本華的悲觀主義成了王國維一生擺脫不了的陰影。叔本華雖然闡揚的是悲觀主義哲學，然而他卻是明確反對自殺的。王國維卻是悲觀到自殺以解脫的程度。

有人認為，王國維是抑鬱症而自殺的。這不過是一種心理推測罷了。

王國維的一生棲棲遑遑，早年喪母，中年喪妻，老年喪子，科舉失敗，摯友羅振玉亦與之絕交，自己又天生憂鬱氣質，再加上生逢亂世，悲觀主義始終揮之不去。

王國維作為一個天才學者，本色書生，在政治的漩渦中無所適從，在精神上又感到無所寄託，時局的混亂不堪讓他深感悲哀和惴惴不安。

1927年，王國維聽說湖南豪紳葉德輝被革命軍殺了，北平風傳北伐軍要盡誅留髮辮者，而且幾個不肯剪辮的遺老已被馮玉祥處決。當時北平《世界日報》晚刊上刊登的《戲擬黨軍到京所捕之人》上面赫然有王國維的名字，雖說是“戲擬”，無疑對王國維是個很大的壓力。

作為一個文化大師，最大的悲劇就是自己的文化信仰崩塌於前而無能為力。“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亂世之中又如何堅持？王國維以一遺民絕望於清室的覆亡，以一學者絕望於一種文化的式微，屈原還是叔本華，王國維的艱難選擇。

關於王國維之死，著名學者葉嘉瑩認為：“靜安先生乃終於在歷盡內心的矛盾衝突，對時代整個悲觀絕望之後，以自沉一死殉身於他理想中所欲持守的最後一點清白。他的死乃是性格與時代所造成的一幕極可悼惜的悲劇。”（《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

王國維的確是因為絕望而死的，對時代的絕望，對自己的絕望，“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王國維的痛苦是一個“文化遺民”的痛苦，其實也是陳寅恪的痛苦，所以陳寅恪在悼念王國維離世時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清末民初是文人比較灑脫的一段時期，參透人生三境的王國維，留著辮子其實也是一種體面。

畢竟在科舉被廢除之後，禁錮式的成功學也不攻自破，標新立異成為名士們包裝自己“人設”的最好方式，群星閃耀的背後不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文盲遍地走，戲精多如狗，識個字都能抓去當參謀，這也是民國初立的一個現實：

新貴分了好處，文人過過嘴癮，至於普羅大眾，仍然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高光的角兒似乎都是那些青衫銀甲的文武賢達。

然而，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雖說晚清計程車子沒有像當年明朝文人那樣跌份兒，但是“水太涼”的前車之鑑，仍然嚇退了不少讀書人，殉清者寥寥無幾，以至於參透人生三境的王國維，殉文化硬是被安上了殉清的帽子，原因就是後腦勺那根短小精幹的辮子。

作為近代史上享譽海內外的文化界泰斗，王國維對於文化的痴迷是真的達到忘我的境界。他在人間詞話中提到的成大事者、大學問者必經的三種境界，也是他一生治學與處世的態度所在。

晏殊的“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是第一種境界的執著；

柳永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是第二種境界的匠心；

至於“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則是第三種境界的水到渠成。

但是回望來路的人，也會另解這三重境界為山水是山水，山水不是山水，山水仍是山水的坦然，歸根結底可以稱之為宿命。

逃不脫禁錮的讀書人，能求的只剩下體面的謝幕，王國維也是參透這人生三境，才會在禮樂崩壞的絕望中逐水而逝。

實也不難發現王國維的矛盾所在：在新學的洗禮中，他開始懷疑自己“舊學”的意義。在遜清皇帝溥儀被逐出宮時，他這半個老師的身份卻無能為力。他絕對不是懷念晚清的晦暗與迂腐，他感念的是溥儀曾經的禮遇。“用膳時，溥儀會幫他把遠處的菜夾過來”，這在一輩子泡在書本里的王國維看來，何嘗不是一種沉甸甸的情義分量。

且不說“士為知己者死”的古訓，單單“君辱臣死”的枷鎖，就足以葬送王國維這樣真正的讀書種子。

所以在歷代詞話中都能參透人生三境的王國維，宿命的枷鎖止於唇齒，掩於歲月，他能做的只剩下遺書中的“只欠一死，義無再辱”。清朝傾覆後一直拖著辮子的王國維，在一汪碧水中永遠了告別他的束縛與羈絆，落得個讀書人最踏實的體面。

那個慾望泥淖中的角鬥場，即使為伊消得人憔悴，盡頭仍是孑然無助的迷茫，想要一種禮教上的體面，更是難上加難。在王國維之前殉道的清朝員外郎梁濟，留給兒子一個欲說還休的世紀之問：“這個世界會變好嗎？”

時代的進步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驀然回首，多少人何嘗不是懂得很多道理，仍然過不好生活。然而，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請堅信這個世界仍會慢慢變好。

答主：銀角大王說史；林苑浮生工作室首編。

王國維（1877~1927年），字靜安，又字伯隅，晚號觀堂（甲骨四堂之一），浙江嘉興海寧人，國學大師。1925年，受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教授古史新證、尚書、說文等，桃李門生、私淑弟子遍充幾代中國史學界，與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一起被稱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

王國維作為一代大學者，平生鑽研學問而無窮盡，他平日不介入政治圈子，不營生計，不交權貴，不慕榮華，不圖享受，平日深居簡出，生活簡樸，雖交遊不廣，然與同時代之學術界人士有廣泛接觸，除與羅振玉、繆荃蓀、沈曾植等人交流學術，交往較密，其《書信集》所收書信中就有與數十位學者的論學通訊，他還與日本、法諸國學者有很多的學術交流。做學問是他一生的全部工作和事業，他以其傑出的貢獻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著獨特的地位。

王國維是中國近代最後一位重要的美學和文學思想家。他第一個試圖把西方美學，文學理論融於中國傳統美學和文學理論中，構成新的美學和文學理論體系。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既集中國古典美學和文學理論之大成，又開中國現代美學和文學理論之先河。在中國美學和文學思想史上，他是從古代向現代過渡的橋樑，起到了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作用，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

在史學上，王國維是新史學的開山，其古史新證、二重證據法開拓了史學的新向度，其於上古史、唐史、宋史等古史的研究，於歷史地理的種種發明，於歷代文物的精心考證、於敦煌學的拓荒，無不展現了王國維卓越的史學才能與博大的堂廡。在古文字、語言學方面，王國維於甲骨文、金文、簡牘文、石經等呈功赫赫，豐碑巍峨；於傳統的《說文》學、訓詁學、音韻學、版本目錄、校勘學，皆淵萃卓如；且純熟地以小學溝通學術之林，為王國維治學中的一大法寶。

不僅在做學問方面講究獨立，王國維的為人也同樣追求個性，不為人拘。在受西學浸染極深的清華校園，王國維頭戴白棉布瓜皮小帽，穿大袍，勒條粗布腰帶，典型的冬烘先生模樣，而目，他頂著一條辮子（那是在辛亥革命後重新續起來的）。王國維的辮子留得不合時宜，卻也並非是為忠君而留——溥儀的辮子己經剪掉了。看來，儲存一點對傳統文化的紀念，作為與現實生活抗衡的文化品格象徵，才是這條辮子存在的意義。這種欲以一己之堅貞持守與社會相對抗的想法，如果僅就個人品格而言，自然有其可敬的一方面，但從整個社會的發展趨勢而言，則又顯得極為愚執可憐。這種帶有極濃重的悲劇色彩的選擇，也註定了王國維在悲劇中度過他的後半生。

下面可以看一下同時代文人對其評價：

梁啟超：“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

郭沫若：“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伯希和：“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陳垣)先生兩人。”

胡適：“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

魯迅：“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不懂的音譯》）

陳寅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華大學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銘》）

但就是這樣一個出色的人在1927年投湖自殺，在其死後對他死因的猜疑也是層出不窮。

王國維投湖自殺之後幾乎沒有任何人能夠確定他到底為什麼投湖，所以眾人便臆想出了許多的原因。

其中有兩種說法是難以自圓其說的，所以基本可以忽略掉，那就是殉清說和驚懼說。殉清自然沒有什麼多說的，就是說王國維在清朝滅亡後決定為其殉葬。

當時這種說法其實根本就說不通，首先王國維是一個漢人，而清朝雖說也是中國的朝代，但卻是滿人執政。

清朝滅亡後執政的人換成了漢人，所以對於王國維來說這絕對算不上是亡國，甚至可以說是一件奔走相告的喜事。

而且王國維在後半生對於政治的參與程度絕對不高，當時的王國維一心所想的就是教書育人和研究學術。所以這點基本沒什麼可信度。

驚懼說則更是無稽之談，當時流傳北伐軍進京城後會對有辮子的人進行屠殺，所以王國維害怕到跳湖了。

首先王國維當時已經把辮子剪掉了，只不過是在帽子上縫了一個假辮子，北伐軍來了把它摘下去就好了。

第二就是他連跳湖都不怕，還會怕北伐軍的屠殺？根據中國文人的習慣來看，在不怕死的情況下絕對是等著北伐軍達到，隨後對其一頓臭罵，到時候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還有一種的可信度比較高，但是卻有一個非常大的漏洞。那就是溥儀所提出的逼債說。溥儀在自己的自傳中寫到王國維欠了一大筆錢，甚至還將自己交給他變賣的字畫抵債了。

最後王國維為了逃避這些債務選擇了自殺，但是這點的可信度也不高，畢竟王國維是留下了遺書的，而且在其中沒有任何大筆的債務提及，而且在其死後也沒有人去王國維家裡討債。

真正的死因竟是如此簡單

在此之後陳寅格曾經提出王國維可能是為了文化而殉節，這種說法的可信度其實非常高。王國維逝世的時候正是文化衰敗的時候，按照一般讀書人的思想來看這種做法也是情理之中。

但那是一般的讀書人，對於王國維來說基本是不適用的，畢竟王國維的涉獵甚廣。所以就算是文化衰敗，但也不可能都衰敗，而且王國維本身就是一個出色的教育家，又怎麼會在這種時候拋下自己的學生而去呢？

其實對於王國維投湖自盡這件事現代的心理學家其實做出過分析，那就是王國維有嚴重的抑鬱症和輕微自閉。

首先王國維的父親曾經評價他“老實得像一隻火腿”，可見王國維絕對不只是忠厚老實那麼簡單，否則他的父親絕對不會這樣貶義地評價自己的兒子。

而且王國維的自尊心極強，在其自盡的前一天還在和自己的學生說“我總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點辱！”

而且王國維的生活可以說是不如意到了一個極致，年幼喪母，之後自己的結髮妻子病逝，雖說後來王國維娶了小妾做正房，但這對他終究是一個打擊。

尤其是在其離世的前一年，他的大兒子在上海病逝，他親自前往操辦喪事。再加上羅振玉與其翻臉、文化衰敗、清朝滅亡這些任何一件事都不足以讓王國維自盡，但是湊到一起卻是能夠讓他患上抑鬱症。

在當時那樣一個環境心理治療幾乎沒有，所以王國維的抑鬱症除了日漸加重之外沒有第二種可能，自然最後只能是黯然收場了。

王國維是近代中國著名的文化學術大師，一生所涉及的文化研究很多，舉凡文學、戲曲、史學、古文字、語言等方面都有所涉獵和研究並作出了傑出貢獻。

第一，文學研究：

1904年他開始涉足文學研究，並發表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運用西方文學理論和近代科學評論的文學鉅著《紅樓夢評論》，該文是中國第一篇用比較文學的方式評論的文章，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在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上著名的是其《人間詞》與《人間詞話》，尤其是《人間詞話》中的“人生三境界”更是激勵了很多學子，和渴望成功的人。

王國維談治學三境界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這三重境界同樣可以適用於人生。 第二，戲曲研究：

1907年以後他又開始涉足戲曲研究，寫出了很多關於戲曲研究的文獻，比較有名的就是他東渡日本後和友人一起合著的《宋元戲曲考》。這本書高度評價了戲曲的藝術價值，一經面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定程度了改變了文人學士對戲曲的態度。

第三，史學研究：

在史學上，王國維是新史學的開山，其古史新證、二重證據法開拓了史學的新向度，其於上古史、唐史、宋史等古史的研究，於歷史地理的種種發明，於歷代文物的精心考證、於敦煌學的拓荒，無不展現了王國維卓越的史學オ能與博大的堂廡。

第四，古文字、語言研究：

在古文字、語言學方面，王國維於甲骨文、金文等呈功赫赫;於傳統的說文學、訓詁學、音韻學、版本目錄、校勘學，淵萃卓如;且純熟地以小學溝通學術之林，為王國維治學中的一大法寶。

結語：縱觀他的一生，致力於文化各方面研究，並且繼承了中西兩種文化遺產，不虧是近代文化界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