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本質的原因還是日本本土沒有經歷戰火，美軍為了減少損失，在日本投放了兩枚原子彈，逼迫日本無條件投降。就算是這樣，日本還是在美軍保證不清算天皇的前提下投降的。所以日本最大的戰爭精神領袖在投降後並沒有倒下。

日本在亞洲除美國之外，沒有對手，英法的三流部隊在東南亞被日本打的潰不成軍。中國方面，直到1945年初，日軍還是在攻勢狀態。蘇軍也只是平了在東北的關東軍，並沒有進攻日本本土。所以在日本本土的人民，並沒有深刻體會到戰敗之後的屈辱感，日軍雖然死傷很多人，但是都是傷亡於本土之外。

45年之後由於中國內戰及後來的北韓戰爭，日本問題還沒有來的及清算就因為政治原因被淡化。尤其是北韓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從美國的奴隸躍升為盟友，從打壓變為扶持。當時的戰犯大多沒有被處死，中國因為社會制度原因，也無法像以色列那樣對所有戰犯進行清算，逼迫軍國主義者認錯的最好時機就那麼過去了。

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戰略轉移，與中國從夥伴變為對立，日本是最好的限制中國的馬前足。當時日本一步步解除二戰後對日本的軍事限制，擴大自衛隊人員和升級武器裝備，這些助長了軍國主義的重生。

歸根結底，日本不認為二戰中敗給過中國，所以他們從未真正的反思。

德國無恥地拒絕對波蘭和希臘進行賠償暴露了德華人對二戰侵略屠殺假反省的本質。

畢竟德國總理當年給猶太人墓碑下跪是戰勝國美國的主子猶太人強迫的。

為何科技遠落後於東洋日本的兩個國家(南韓和俄國)敢於經常用領土問題對東洋日本武力示威? 原因如下：

二戰後軍隊從未殺過一個外華人的世界第一和平國家東洋日本一門心思發展經貿，從不憑藉自己世界第二先進國家的地位去大力發展軍備窮兵黷武挑釁和攻擊別國。

建議你去讀下《菊與刀》就明白日本人的恥感文化。他們的文化跟我們不同，日本人不會像德華人那樣認錯的。用原子彈轟都不認！不過，你可試下氫彈！

德國和日本都作為二戰中的戰敗國，德國對納粹的清算算是挺徹底的，也承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可日本卻死不認錯，還包庇右翼分子，都是戰敗國卻不同的表現，和當時的環境有關。

德國敗的很慘，二戰過後被美國和蘇聯瓜分成東德和西德兩個國家，不管是東德和西德，美蘇雙方都要求徹底弄死納粹分子，所以很多逃亡的納粹分子都被揪了出來叛死刑，德國是被美蘇操控的國家，想活命就承認錯誤，這是很正常的事。蘇聯解體後，東德和西德終於合併成為現在的德國，德國算是完整了，合併後的德國那是對納粹徹底的清算，從憲法規定了對納粹的懲罰，打擊擁護納粹的人，承認犯下的罪行，對侵略的國家進行賠償，德國這麼識時務和當時的環境有關。德國是歐洲一份子，處在英法等國的包圍之中啊，你德國不清算納粹罪犯，不承認錯誤，歐洲國家就不會讓德國融入歐洲，排擠德國。歐洲國家害怕德國再出一個希特勒，那歐洲還安全嗎，所以德國要想成為歐洲一份子，就必須徹底清算納粹分子和承認錯誤。對於德國來說，也沒得選擇，必須那樣做，你承認了錯誤，歐盟才會接納你，才會放下戒心相信你，你德國才能融入歐洲，和大家一起賺錢，否則被歐洲國家孤立的德國是混不下去的，遲早完蛋，所以德國才那麼大方承認錯誤啊！承認錯誤就有機會進入歐盟發展經濟，德國復興才有可能，不承認錯誤，別說復興的機會，連命都活不長呢，為了生存和發展的必要，德國必須承認錯誤也不得不承認錯誤，因為德國沒有實力對抗整個歐洲，想活就得低頭承認錯誤，德華人很明白這個道理。

日本不同啊，日本有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庇護，所以肆無忌憚不承認錯誤，何況美國也不會讓日本承認錯誤。二戰以後的日本是美國完全佔領的，出於遏制中俄的需要，美國需要日本這條狗，把日本當成炮灰，當成遏制中俄的橋頭堡，所以庇護一些日本二戰中犯下罪行的右翼分子是必要的。因為這樣做，日本和亞洲國家的歷史仇恨就不會消除，日本就不會被亞洲國家原諒，也不會融入亞洲，只能聽美國的指揮。而且那些右翼分子害怕被清算，只能抱著美國的大腿，當美國的奴僕。美國有意扶持右翼分子登上日本的政壇，許多的二戰戰犯就是換個面具繼續當政。甲級戰犯岸信介就是美國庇護之下逃脫了懲罰，後來成了首相，還是現在日本首相安倍的外祖父。所以那些日本戰犯的後人被美國扶持起來，有美國老大哥撐腰自然不會承認錯誤了，他們是美國利益的代言人，美國才能讓日本乖乖的聽話。還有一點就是日本天皇沒有被取消，二戰中天皇可是最大的戰犯，可是裕仁這個老賊後來在美國的保護下逃脫了懲罰，天皇制度沒有廢除，那些日本軍國分子的鬼魂就不會死，裕仁的投降書可是沒有承認自己發動戰爭是錯誤的，只是要求大家放下槍而已，說白了，天皇自己都不承認錯誤，你讓那些把天皇當做神來拜的死忠日本人承認錯誤呢！

日本人是牆頭草，哪邊強倒向哪邊，當中國的實力超過美國，日本肯定會死要著道歉，承認犯下的罪行，很簡單的道理，你不承認自己犯下的錯誤，中國絕不會原諒你，打得你服軟為止。今天的不承認，未來將會付出更多的代價，日本人從來就不懂得怎麼思考！

德國在表面上的認錯態度，遠好於日本。德日兩國，之所以在二戰後的認錯態度上大相徑庭，主要是德日兩國在二戰後的利益訴求差異，決定的！

德國希望統一歐洲。歐洲若要實現統一，就必須先消除歐洲國家間的歷史恩怨！倘若歐洲能最終實現統一，那也必將是以德國為主導的歐洲統一。說句難聽的話，統一後的歐洲，實質上就是德國的歐洲！

德華人為了偉大的理想，當然要嚴打極右翼勢力，也要對二戰進行批判，同時也要向戰爭受害者及家屬，表達真誠的道歉。德國只有取得歐洲人民的原諒，化解歐洲各國對德國的仇恨，德國才能開啟歐洲一體化的程序，才有機會去實現歐洲統一。

相較之下，日本不可能主導亞太；亞太也不可能在日本的主導下，走向統一；日本也不可能將亞太，變成日本的亞太。因而日本沒有德國那樣反思二戰、認真謝罪的動力！

老實說，個人認為，德日兩國對二戰的認錯態度，僅僅只是表面上有不同而已。實質上，這兩國都沒有對二戰的罪行，進行真心的悔過！這一點，從兩國急著想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國舉動，就可以看得出來:

1，德日都在強調自身對國際社會的貢獻。實際上，二戰後這兩國對國際社會的貢獻，遠不及他們在二戰中造成的破壞。

相對而言，日本還實在點，日本確實在二戰後，對國際社會作了很多貢獻。而德國的貢獻則遠不如日本，德華人只是在口水和表情上，比日本人貢獻多一些。

2，德日兩國都表示，願意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

此次全球新冠疫情失控時，德國自顧不暇，還搶奪了義大利丶西班牙的抗疫物資。這樣一看，德國顯然無力承擔多少國際責任。

相比之下，曰本倒是能夠應付本國疫情，而且日本沒搶奪他國抗疫資源，還多少為國際社會提供了援助。日本的貢獻顯然優於德國！

3，德日都宣稱，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後，將為世界作出大貢獻。但具體來看:

①，德日兩國都被美國佔領並且掌控，在世界安全問題上，兩國都得聽命於美國。因此在國際安全問題上，德日不能發揮引領作用。

②，德曰兩中國產業體系不完整，又都是外向型經濟體。因此，在穩定世界經濟與帶動世界經濟健康發展上，德日兩國無法起到主導作用。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雖然在二戰的認錯態度上，德日兩國大相徑庭，但實際上，兩國都沒有認真的悔過！如果拋開口水與作秀，實際上德國在補償二戰罪過的表現上，還遠不如日本！

德國和日本，是二戰的戰敗國。不過，二者在戰後對戰爭的反省卻是態度迥異。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相徑庭的情況。根源還是美國身上。

二戰之後，美、蘇、英、法等國對德國進行了全面的清算，不但納粹高層被定罪判刑，更是將德國軍國主義的根基——容克貴族集團，徹底的掃進了歷史垃圾桶。

反觀，對日本的清算。作為主導的美國，卻主要以發動太平洋戰爭和偷襲珍珠港作為界定日本戰犯的基準。凡是參與策劃偷襲珍珠港的抓；凡是和策劃偷襲珍珠港的時任日本首相東條英機關係好的抓。

這樣的政策使得，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罪犯都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是很多其他戰犯卻得以逃脫。最典型的就是石原莞爾。石原莞爾是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號稱日本第一兵家。1945年日本投降後，本應該接受懲罰的他，卻因為與東條英機關係惡劣，就逃脫了罪行。

除此之外，原商相岸信介、原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原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多田駿等19人，也以各種各樣的理由被無罪釋放。到1952年4月美日簽訂的《舊金山和約》生效時，美國已經釋放了所有戰犯，包括沒有審判的B級C級嫌疑犯，共892人。

這些戰犯，在逃脫罪行後，依舊活躍在日本各界，並積極的為軍國主義招魂貼金、美化對外侵略戰爭和給自己洗白。

其中最典型的當屬岸信介、此君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外公，當初被列為甲級戰犯，後來不但逃脫罪行，更是於1957年接任日本首相。岸信介組閣啟用了多名甲級戰犯，大肆推行“右傾理念”。比如，強迫日本出版部門將出版物中的“侵略中國”改為“進出大陸”。而在1960年下臺後，岸信介又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力，扶持弟弟佐藤榮作當了三任日本首相，使他的右傾執政理念得以延續。1987年8月7日當岸信介去世時，《朝日新聞》的社論就寫道：“由於被指名為甲級戰犯的岸信介復出為首相，不少人認為這就是為什麼日本人無法明確追究戰爭責任的原因。”

而這些戰犯，之所以能如此“囂張”，與美國的放縱和暗中推波助瀾是分不開的。美國為了在遠東對抗中蘇，將戰後對日政策由全面壓制改為重點扶持，大力培植日本右翼政府，使日本成為其在遠東的重要棋子。而這些日本右翼政客（軍國主義殘餘分子），對美國那也是投桃報李。例如，上面說的岸信介，就在任內與美國簽訂《新日美安全條約》，不但付給美軍更多的駐軍軍費，並給予駐日美軍基地更大的支援和便利。

因此，日本對二戰戰爭罪責的推脫和罔顧，究其根源還是在美國身上。

就到這裡，各位對此，是否還有其他高見？或者你們還有哪些補充，一起來探討。

最近零零散散看了幾本與納粹德國有關的書，為免打廣告嫌疑，書名我就不說了，這次跟大家聊一個問題——同樣是發動二戰的惡魔，為什麼日本戰後不認罪，德國認罪卻比較徹底？

關於這個問題，從三個方面說。

第一個方面是，納粹崛起的歐洲背景。

現代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列強塑造的，這是一個事實，但西方列強沒那麼好心，塑造世界的本意不是為了讓世界充滿愛，而是為了建立掠奪弱小國家的世界秩序。

現代世界，就是在掠奪與反掠奪的衝突中形成的。

西方國家對弱小國家的瘋狂掠奪，從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

第一次工業革命前，歐洲各國的政治體制基本都是傳統的君主制。第一次工業革命後，隨著經濟基礎的演變和資產階級的興起，歐洲各國的上層建築當然要發生相應的改變，完全保留君主制已經不現實了。大體上說，開展工業革命早的國家，君主制保留得比較少，反之則保留得比較多。

資本主義天然地具有侵略性，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不可避免地對外擴張。一開始，這種擴張表現為商業擴張，向海外傾銷工業品，低價收購原材料，再加工成工業品，賺取高額差價，當商業擴張無法滿足追逐利潤的貪婪時，擴張手段就會升級為軍事侵略，武力佔領殖民地，強奪原材料，壓榨低廉勞動力。

用我們熟悉的歷史名詞來說，這個擴張過程是國旗跟著貿易走，資本主義升級為帝國主義。

從資本主義的母體中誕生的帝國主義，本身就十分可怕，但它還有一個恐怖的孿生兄弟，名叫種族主義。

有的人可能會疑惑：種族主義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說它和帝國主義是孿生兄弟呢？這些問題比較複雜，我儘量用最通俗的話，簡單解釋一下。

工業革命前，歐洲許多國家內部存在階級上的不平等，比如，國王天生比領主高貴、貴族天生比平民高貴，工業革命之後，由於新思想的傳播，歐洲許多國家廢除了內部的階級不平等，但在對外擴張的過程中，他們卻把在本國已被掃進垃圾堆的惡臭思想改造成種族主義，灌輸給了殖民地的民眾。概括地說，種族主義就是說某個民族天生高貴，其他民族天生劣等，被高貴民族統治天經地義。

除了以上所說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在19世紀後期，歐洲還出現了一種非常有誘惑力但也非常危險的非理性主義。

工業革命推動了技術的變革，將人類社會帶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同時也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19世紀後期，歐洲許多思想家強烈反對資本主義毫無止境的貪婪、機器對人的摧殘、工業文明對自然生態的破壞、議會政治中無休無止的黨派紛爭。一定程度上來說，他們對社會問題的批判是正確的，但在挖掘產生社會問題的根源時，他們的鋤頭挖錯了地方，認為產生這些問題的罪魁禍首是啟蒙運動。這就好比發現了雜草，清理雜草的時候，鋤頭卻挖到了莊稼的根上。在這些思想家看來，啟蒙運動是工業革命的根源，要想解決工業時代的種種社會問題，就必須抵制理性、平等、自由等觀念，廢除工業文明和議會政治，迴歸前工業時代那種臆想的美好寧靜的田園生活——事實上，現在也有一些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所謂知識分子，經常出來吼兩嗓子田園生活的美好。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上所說的這幾種主義，在歐洲許多國家都很流行，同時，它們也是納粹黨崛起的理論基礎，但為什麼納粹沒有出現在其他國家，而是出現在德國呢？

這也是我要說的第二個方面——為什麼納粹出現在德國？

按照以上所說的四種主義作為線索，來分析這個問題。

德國在歷史上長期是一個鬆散的政治聯盟，直到19世紀70年代，在俾斯麥的領導下，它才成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

我們常常說英法德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但這種說法不是十分準確，因為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十分特殊，在英法兩國，資本主義是自然發育，而德國的資本主義是政府引導的結果。

19世紀70年代，德國開始發展資本主義的時候，第一次工業革命已經結束，第二次工業革命已經開始，為了趕上工業革命的風口，在發展資本主義初期，德國政府強勢介入，以經濟領導者的姿態孵化各種大中型企業，安排國家公職人員充當企業管理者。也就是說，在這個國家裡，政府是最大的資本家。

雖然發展資本主義的方式不同，但資本主義的本質畢竟是一個客觀事實，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德國必然會對外擴張，把資本主義變成帝國主義，並將國內的階級矛盾演變成種族主義。

在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德國主要是透過三次王朝戰爭完成了國家統一，即普丹戰爭、普奧戰爭、普法戰爭。因此，德華人對武力非常崇拜。當時的德國有一句諺語，叫“人類從少尉開始”，折射的就是德華人對武力的執念。

因為趕上了工業革命的紅利，國家力量發展迅速，在俾斯麥當政的時候，德國的資本主義就發展成了帝國主義，民眾中瀰漫著狂熱的好戰情緒，呼籲政府對外擴張，與英法等國搶奪海外殖民地。但俾斯麥老成持重，沒有被好戰分子牽著鼻子走。

一般而言，種族主義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矛盾，在海外擴張活動中的延伸，但與英法這種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德國的種族主義問題比較特殊。因為德國的資本主義是在國家主導下發展起來的，為了避免勞資矛盾所帶來的障礙影響國家發展，德國一開始就為民眾配備完善的保險和其他社會福利，有效地化解了階級矛盾。

雖然19世紀末期的德國在俾斯麥的引導下沒有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但在種族主義風靡歐洲的背景下，德國還是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種族主義。一方面，德華人信奉雅利安民族天生高貴，應該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佔據主導地位，汙衊華人為黃禍的理論，就是德華人最先提出來的；另一方面，當時的歐洲盛行反猶主義，德國本身又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因為種族主義無法透過對外擴張得到宣洩，所以德國的種族主義者內卷，把猶太人當成了發洩物件——這是德國的種族主義比較特殊的地方（猶太人不說罪有應得，但也不是無辜的）——但為了利用猶太人的財富充實國力，俾斯麥沒有理會國內的種族主義者。

以上說的是德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那麼，德國的非理性主義又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德國是透過三次王朝戰爭完成了國家統一，在此過程中，俾斯麥的鐵血政策給德國知識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儘管有些知識分子在德國統一之前對俾斯麥頗有微詞，但德國統一後，他們很快就成了俾斯麥的鐵桿粉絲，強烈支援君主專制，比如叔本華、黑格爾、尼采。德國在工業化的道路上騰飛後，知識分子對本國的政治體制更是產生了強烈的自豪感，認為君主制是帶動德國迅速發展的引擎。儘管他們當時也批判過工業化程序所帶來的其他問題，比如拜金主義、機器對人的異化、工業化對自然的破壞，但對於君主專制，他們的觀點卻基本上是一致的，都認為這是一種富有效率、能夠迅速提升國家力量的政治制度。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德國的四種主義都比較特殊——資本主義由國家主導，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蠢蠢欲動，只是被俾斯麥鎮住了，非理性主義則特別崇尚君主制。

儘管德國在這四種主義上的表現與其他國家很不一樣，但這只是為納粹的出現埋下了引線。納粹之所以出現在德國，最為直接的原因是德國一戰戰敗。

一戰後，德國經濟崩潰，無法再為國民提供完備的福利保障，國內階級矛盾爆發；因為宣傳機器的誤導，德華人普遍認為戰敗是猶太人從中作梗，種族主義抬頭；因為魏瑪共和國的低效率，無力將德國帶出經濟危機的泥潭，民眾對所謂的議會政治厭惡透頂，呼籲迴歸傳統的君主制式強權政治，非理性主義大受追捧。

然後，在萬眾歡呼中，希特勒以救世主的姿態走上政治舞臺，強化國家資本主義的力量，迅速將德國帶出經濟危機的泥潭，奪回一戰失敗後失去的領土，廢除德華人厭惡透頂的議會政治，強化專制統治，滿足了德華人所有的需求。再然後，在德華人的喝彩聲中，希特勒開動戰車，把德國帶入了二戰深淵。

接著說第三個問題——德華人為什麼對二戰的認罪態度好？

二戰結束後，因為德國的認罪態度比較好，對納粹的清算比較徹底，很多人對德華人推崇有加，認為這是德華人具有所謂高尚的民族性——嚴謹、理性。但這種說法不太經得起推敲，如果德華人是嚴謹、理性的，20世紀上半期兩次發動世界大戰的時候，他們的嚴謹理性去哪裡了？但如果說德華人與嚴謹、理性毫無關係，那也未免有點矯枉過正。

某些方面來說，德華人有嚴謹、理性的一面，但他們更為突出的國民性是對強權的服從，所謂的理性、嚴謹，只是為強權服務的工具。比如，納粹認為猶太人是劣等民族，德華人就在實驗室裡從人類學、生物學的角度兢兢業業地論證猶太人為什麼低劣；納粹下令屠殺猶太人，德華人就在集中營裡一絲不苟地執行屠殺作業，在家裡，他們是溫情脈脈的好丈夫、好父親、好兒子，在集中營裡，他們卻是冷酷的殺人機器。

二戰結束後，同盟國在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開始清算納粹罪行。

對二戰負有直接責任的戰犯應該受到什麼樣的懲罰，這很容易確定，國際軍事法庭有明文規定。更為棘手的問題是，怎麼處置大多數聲稱自己清白無辜的德華人。

當時有人認為，對於納粹的罪行，全體德華人都是有罪的，但這種提議被否決了。反對者認為，這跟納粹鼓吹的種族主義沒什麼兩樣，如果說所有的德華人都是有罪的，這就等於變相地承認納粹所說的所有猶太人都該死。

紐倫堡審判結束後，德國被分成了由資本主義陣營控制的西德，以及由蘇聯控制的東德。

審判雖然結束了，但是對納粹的清算並沒有結束。資本主義陣營和蘇聯的意識形態是對立的，但彼此都認為必須摧毀產生納粹的社會機制，否則納粹還會死灰復燃。

蘇聯人認為，德中中國產生納粹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所以他們在東德進行經濟體制改造，將資本主義連根拔起。由於在二戰期間曾遭受過德國的侵略，首都莫斯科甚至一度被德軍包圍，蘇聯人對納粹有深仇大恨，清算納粹殘餘勢力不遺餘力，清算工作做得相當徹底。

相比之下，由資本主義陣營控制的東德，在清算納粹餘孽方面的表現就有些拉胯。為了把西德打造成對抗蘇聯的橋頭堡，資本主義陣營清算納粹餘孽的工作做得拖泥帶水，戰後不久，就有許多納粹分子搖身一變，進入西德政府高層，由納粹的鷹犬變成了為資本主義陣營賣力對抗蘇聯的鷹犬，比如戈培爾的助手基辛格在戰後就做了西德總理。

以基辛格為代表的納粹欲孽，當然不會翻黑歷史打自己的耳光；為了維護自己的鷹犬，資本主義陣營當然也會加以縱容。所以，二戰結束不久，納粹的歷史就在西德的歷史教科書裡被刪除了，直到20世紀60年代，西德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也只是講古代史。經歷過二戰的德華人，知道納粹當政的那段歷史不光彩，官方刻意迴避，他們自然跟著裝聾作啞。

因為官方和民間的逃避，新生代德華人——二戰結束後出生的德華人——對納粹的瞭解非常有限。

20世紀60年代中期，隨著冷戰的加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傳入西德，一些富有正義感的新生代德華人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要求打破思想禁區，重新審視納粹歷史。與此同時，也有許多人興風作浪，或者動用各種媒體為納粹洗白、招魂，或者偷換概念，將矛頭引向蘇聯，說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與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實際上是一樣的。

總體來說，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兩德統一，西德對納粹的討論和反思是比較混亂的，儘管其中有正義的反法西斯的聲音，但傳播範圍有限。之所以產生這些亂象，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西德沒有自主性，處於資本主義強國的控制中，在輿論上容易被擺佈，也不必太多地面對融入世界的問題，老爺說怎麼做就照著做。

1990年，兩德統一，國家主權漸漸恢復。從此開始，德國才真正地面對納粹的歷史遺留問題。

儘管當時的蘇聯正處於解體前夜，但反法西斯主義早已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共識。冷戰期間，出於對抗蘇聯的需要，以英美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能容忍納粹借屍還魂，但在兩德統一的時候，它們就不能再容忍這種現象繼續發生。

簡單說，統一後的德國需要以獨立的姿態融入世界，如果對納粹的態度還是模稜兩可，在國際上就會遭到世界反法西斯潮流的抵制，這才是德國正視歷史罪行的主要原因。

德華人認罪態度好，絕不是因為什麼嚴謹、理性之類的所謂高尚民族性，歸根結底，那是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

打個比方，如果把德國當作一個人，在對歷史問題認罪之前，因為資本主義陣營的包庇，他的人格是分裂扭曲的，對正常的人性缺乏理解，但在即將回歸人類社會的時候，他就必須馴服自己，才能適應人類社會的執行規則。

同樣的道理，日本在對二戰認罪的問題上不悔改，主要就是有燈塔國罩著，燈塔國需要鬼子牽制中國，在中國傷口上撒鹽。但如果有一天，燈塔國不再罩著鬼子，想必鬼子拆靖國神社也是麻溜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