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泛地說，唐兀就是西夏；說得準確一點，唐兀是蒙古帝國以及元朝時期對西夏的稱呼。

蒙古滅西夏之後，党項人遂成為蒙古的屬民，系色目人之一種（請注意党項人並沒有被蒙古軍隊滅族，而且其作為色目人地位是高於作為“漢人”的契丹人和女真人的）。蒙古語譯党項為唐兀（《元朝秘史》譯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朝以唐兀氏指稱党項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領土主要在黃河以西，漢文文獻稱之為河西，自蒙古語轉譯，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謂“蒙古人稱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區”。

但蒙古人所說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王國的遺民，不專指党項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党項人）和“漢河西”（漢人）的區別。

（《新元史》書影）

柯劭忞撰《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

也有的學者認為，在西夏統治的近二百年間，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元朝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來指稱這個民族共同體，而“党項”之名卻再也不見於載籍。但我們同時也注意到，在指西夏遺民時，唐兀人與河西人、西夏人還是有細微差別的。

元朝時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著大批党項遺民，蒙古朝廷曾多次從河西隴右調徵為數可觀的党項兵士，宿衛軍和鎮戍軍中都有專由党項人組成的“唐兀軍”，這又是党項人沒有被滅族，反而因為是尚武精神和軍事技能受到元朝重視的一個證據。

蒙古帝國的兵鋒橫掃歐亞，具備了強大的戰鬥力，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這自不待言。

從西夏本身看，一方面西夏最高決策者在戰略上進退失據，一會兒和蒙古對抗，一會兒又和金朝對抗，敵友之間的關係飄忽不定。

夏襄宗與夏神宗改採取聯蒙攻金的策略，多次與金朝發生戰爭，然而這是一個與虎謀皮的錯誤的方針。到夏獻宗時才改連金抗蒙，但為時已晚。

我們知道當時西夏和南方的南宋已經基本沒有交集，然後和接壤的兩大強鄰如此死掐胡掐，在戰略上基本已經判了自己的死刑。

另一方面和上述因素有關，那就是連年戰爭帶來的經濟衰退和民生凋敝。

西夏經濟本身相對宋、（之前的遼）、金為差，但是因為有河套地區的農業和牧業、鹽業的一定的基礎，還能維持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連年的戰爭使得西夏連常規的倉庫（經過考古發掘）也只有很少量的糧食物資，側面說明整個國家已經不堪重負。

1227年，在西夏都城中興府（今寧夏銀川）被圍半年後，西夏末代皇帝李睍投降蒙古，都城終於淪陷，李睍投降後按照成吉思汗遺囑被殺，西夏亡。

殘陽如血，帝國背影，但值得欣慰的是，隨著近現代考古發掘的開展，西夏語文獻已經成為僅次於漢語文獻的東亞中世語言文獻，而伴隨著幾代學者的孜孜不倦的努力，西夏學也逐漸成為一門國際性的“顯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