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重要。

因為幽雲十六州是沿著燕山，太行山兩個山脈分佈的，而且包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以南直到保定一帶的地區，傳統上是華北地區和北方遊牧民族的天然分界線，長城東段就是在這條線上。

有幽雲十六州，中原王朝只需要沿著這些重要關隘佈防就可以抵禦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

地理優勢也是軍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地理上的優勢，所以可以節約大量的兵力。一旦失去，為了彌補防線上的缺失和漏洞，只能投入更多的兵力在邊界線上進行防禦。

因為石敬瑭為了當皇帝，把幽雲十六州割讓給了契丹，所以整個河北地區是沒有任何屏障的暴露在契丹軍隊的威脅之下的，沒有任何自然屏障。一旦契丹南下，中原軍隊如果沒有預做準備，就只能後撤到黃河沿線，依託黃河屏障來佈置防線。

也是因此，五代時期，契丹突然毀盟南下，後晉猝不及防，契丹軍隊長驅直入，攻陷東京汴梁，俘虜了後晉石敬瑭的兒子石崇貴。

因此，宋朝初期多次北伐失利之後，只能和契丹議和。澶淵之盟後，雖然宋遼雙方暫時達成和議，但是為了防止契丹毀盟南下，宋朝不得不在河北屯積重兵集團來加固防線，掩護京師汴梁。

到神宗時期，在河北屯積的宋軍兵力已經達到四十萬之多。即便如此，宋朝還是處在遼國強大的軍事壓力之下。因此，幽雲十六州成為北宋的心頭之痛，從開國之初就一直想著收復的原因。

這也是為什麼金國崛起，約宋朝共同夾擊遼國，答應消滅遼國後，將幽州一帶劃分給宋朝，宋朝雖然明知道這很危險，仍然頂著巨大的財政壓力，同意與遼國毀約，夾擊遼國的原因。

哪怕當時拿到的幽州地區已經是空城，人口都已經被金國擄掠走了，宋朝不得不傾盡河南山東等地的財政收入開補貼幽州地區。但是宋軍還未來得及在幽州地區構築有效防線，還沒站穩腳跟，金國就毀盟南下了，一舉打到開封城下。兩年後，則乾脆消滅了北宋。

實際上，地理上的優勢在軍事，政治，經濟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僅是在古代農耕時代如此，即使在工業化的今天，地理優勢仍然是軍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話說當年石敬瑭為了做兒皇帝，將幽雲十六州一併割給了契丹。北宋建立之後，上自天子，下至百官士大夫，都心心念念惦記著這片失去的土地。終北宋之世，未能斷絕。和金華人建立海上之盟相約滅遼時，宋人提出的條件也是要回幽雲十六州。那麼，幽雲十六州究竟有什麼魔力，讓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惦記了足足一百多年？它的魔力在於其軍事重要性。先來談談何謂幽雲十六州。幽雲十六州，也稱“燕雲十六州”，“幽”指“幽州”，“燕”指“燕京”，指的都是今天的北京。其包括的地盤大概在今天河北和山西的北部，以及北京和天津地區。再來談談這個地區的地理概況。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線從這裡穿過，將這個地區分為乾旱少雨的牧區和溫暖溼潤的農耕區。在這個區域的最北邊，長城依託險峻的高山綿延屹立，保護本地區免收遊牧民族的襲擾。這裡在秦漢時期叫做漁陽、雲中、右北平，《史記》《漢書》中屢屢見到匈奴、烏桓從這裡入寇的記載。所謂邊塞苦寒之地，名副其實。後人對宋朝詬病最多的，是宋軍孱弱的戰鬥力，對異族的戰爭中屢屢敗北。這其中，騎兵這一兵種的缺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騎兵速度快，衝擊力強，方便將敵人分割圍殲，是打閃電戰的一把好手。駿馬迅捷如風，逃跑也比笨重的步兵容易的多。而乾旱少雨的幽雲十六州，恰恰是養馬的好地方。宋人先天不足，立國之初就喪失了重要的養馬基地，所以終宋一朝，馬匹都是稀缺的戰略資源。朝廷只能透過茶馬貿易，在西部的邊境上從吐蕃羌人等民族手中換來馬匹，但體量太小，且無地可養，終究於事無補。 （《清明上河圖》中，一匹馬都沒有）

更為重要的是，幽雲十六州落入北方強族之手後，中原就門戶洞開，無險可守了。從地形地貌上講，幽雲十六州是華北平原最北端的崇山峻嶺，而南邊就是一馬平川的華北大平原。一望無際的大平原，非常適合大軍團騎兵衝擊。

然而，北宋的首都，東京汴梁城，就坐落在黃河之濱，平原之上，毫無天險可以憑據。有鑑於此，五代以來定都開封的統治者們在開封周圍養了一大堆軍隊，用來拱衛首都。誠然，通往江淮的運河可以運來大量供應軍需的糧食，然而來自北方的威脅始終如達摩克里斯之劍，高懸頭頂。宋太祖趙匡胤曾經對汴梁糟糕的國防情況憂心忡忡，希望遷都洛陽，有險可守，且能夠順便剪裁軍隊。如果這一計劃能夠施行，說不定宋朝的國祚還能夠延長很多。但這個計劃遭到了皇帝的親弟弟、時為開封府尹的趙光義的反對，遷都洛陽相當於將趙光義在開封經營的勢力連根拔起，對他個人利益侵害很大。所以趙光義串通百官，提出了一個“在德不在險”的歪理，讓這個富有遠見的提議胎死腹中，非常可惜。宋人為奪回幽雲十六州也做了不少努力。宋太祖趙匡胤希望努力攢錢，最終向契丹贖回這塊國土，但錢還沒攢夠，太祖就死在了“燭影斧聲”之下。宋太宗改走武力路線，但太宗皇帝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屢屢被契丹人打得落花流水，戰爭從太宗朝綿延到真宗朝，到澶淵之盟才和平收場。宋神宗銳意變法圖強，也是希望終究能武力奪回。但這些願景都落了空。到了無險可守、又無德可依的北宋末年，失去幽雲十六州的國防弊端徹底暴露出來了。新興的女真人不比契丹人的溫柔敦厚，他們剛從白山黑水中闖出來，對中原的花花世界充滿好奇。於是在撕毀海上之盟，佔據幽雲十六州後，不給宋人喘息的機會，向南就是一陣猛衝。宋人在平原上設定的種種關卡毫無作用，宋人前來勤王的步兵一觸即潰，在廣闊平原的背景下，在強大騎兵的衝擊下，兩位皇帝被俘了，北宋亡國了。參考文獻：洪邁：《容齋隨筆》鄧廣銘：《宋史十講》脫脫：《宋史》

一說到宋代，人們的反應經常是“積貧積弱”。“積弱”最簡單的證據就是大宋始終未能收復幽雲十六州，這構成了大宋的一塊心病，為了這塊土地，與大遼進行的幾次戰爭都失敗了；其他方向的對外擴張也始終不成，乃至最終因為北方無險可守而亡國。如果說這個“積弱”似乎還說得過去的話，“積貧”則全非如此。不僅不貧，大宋在經濟、文化、技術等各領域幾乎都達到了中國古代王朝的巔峰。陳寅恪先生曾讚道：“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大宋確實配得上這種讚譽。大宋廢除了唐代的坊制，市場自由度大為提高，民間貿易高度發達；宋代是古代中國唯一不長期實行“抑商”政策的朝代，儒生也不以經商為恥；帝國還積極鼓勵海外貿易，工商業稅收和關稅收入成為政府財源中極為重要的部分，形成了從東南沿海到日本再到南洋群島環中國海龐大的貨幣共同體，這在古代王朝中是獨一份。宋代發達的經濟催生了繁榮的第三產業，社會中工匠甚多，並逐漸形成了工匠行會制度，這意味著民間社會自生秩序的深度發展。文化層面，宋代堪稱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儒家復興，影響力向下貫穿至今。民間講學的活動在宋代也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四大書院；伴隨著的是鄉約的發展，講求所謂“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為鄉村帶來基於宗族的基本組織原則和自覺意識，成為後世鄉村自治的基本規範，與書院所傳播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德理想相表裡。宋詞的發展達到了中國文學的又一個高峰；各種勾欄、瓦子的興盛意味著發達的民間消費，消費型社會反過來使得文學、繪畫、書法等等一系列藝術的發展獲得了更為廣闊的基礎，所以宋代誕生了一系列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技術層面，宋代的航海、造船、醫藥、工程、農藝等等技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四大發明當中有三個是在宋朝才出現或獲得了廣泛的應用。沈括的《夢溪筆談》當中關於技術的一系列敘述，不過是當時技術發展高度活躍的一個反映而已。大宋能夠如此之富裕而又進步、開放，前提當然是其在中國古代社會最高的自由度，換言之，朝廷對社會的壓制力是很小的，這樣民間的創造力才能充分釋放出來；但這也帶來一個結果，就是大宋朝廷對於社會的動員與組織能力相對其他朝代而言也是最弱的。於是，一個弔詭的歷史邏輯就浮現出來了，經常被視作是大宋“積弱”之象徵的無法收復的幽雲十六州，實際上正是大宋賴以獲得自由雍容的政治—社會狀態的前提；讓宋朝人如鯁在喉的這片北境土地，實際上卻是大宋之所以成其為大宋的生命線。要理解這個問題，就必須展開來看看草原地區與中原地區兩種截然不同的秩序邏輯了。這背後有著通常的中原視角史觀中被遮蔽掉的很重要的東西，也是我們理解宋遼關係的關鍵。仔細看一下中國歷史的話，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從來沒有過一個純粹的中原王朝或說漢人王朝能夠穩定可持續地同時統治長城南北，能夠做到這一點的都是北方入主的草原征服王朝，漢人王朝只能統治長城以南。這是個需要獲得解釋的歷史事實。由此需要向前再追問一句，歷史上人們是如何定義漢人的？實際上，一般情況下對漢人的定義並不是基於血統，因為從血統上根本說不清楚，歷次的民族大遷徙，導致中原人都或多或少會有北族的混血，更何況楚、越等在西周的時候還被視作蠻夷的人，進入帝國時代之後就被視作漢人的一部分，血統上更是無法追溯。所以，所謂的漢人是用文化來定義的，具體來說就是儒家文化。文化只有轉化為一個社會群體的日常倫理實踐時，我們才會稱這個社會為某文化的社會。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文化轉化成日常倫理實踐時，其所依憑的載體與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一神教有重大區別。對於一神教來說，其載體是個體心靈的皈依。耶穌基督的信徒或者安拉的信徒，無論走到哪裡都可以按照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或者穆斯林的方式來生活；即便是被孤身扔在孤島上或沙漠裡的人，也不會因此就無法按照其信仰的要求來生活，他甚至必須加倍虔誠，才能鼓起繼續活下去的勇氣，否則就精神崩潰了。但是儒教要轉化成日常倫理實踐的話，其載體是一種表達著特定倫理意涵的人際關係結構。“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等，都無法脫離開一種人際關係結構而展開。這種人際關係結構還要求父子、夫妻、兄弟等人倫關係在物理意義上比較穩定，倘若彼此經常不知對方所在，則其倫理也無從展開，這就要求人們過定居生活。而在古代，定居就必須要農耕，此時一個硬性的自然約束條件就浮現出來了，即只有年降水量不少於四百毫米，才有可能依靠農耕來生活。四百毫米等降雨線，其地理分佈大致就是長城。越過長城以北若還想活得下去，必須遊牧化，否則是死路一條。而一旦遊牧化之後，就意味著中原式的人際關係結構、家庭結構等等必須得放棄掉，也就是無法再按照儒家的方式來生活了。從文化上來看，這就不是漢人了。這是為什麼純正的中原王朝的統治從來沒有穩定可持續地越過長城的原因。它也許有能力派兵遠赴漠北驅逐遊牧者，但要說統治漠北，則必須駐軍；而所駐之軍的後勤補給，無法從中原持續獲得，只能就地取材，也就是隻能遊牧獲得，但一旦遊牧起來，也就不再是漢人軍隊了。所以即便中原王朝強大時能夠掃蕩漠北，但事畢仍必須撤軍南返，於是只不過是替草原上的其他遊牧者掃清崛起的障礙而已。因此，長城南北兩邊的統治邏輯、治理邏輯、財政結構、軍事結構在古代全都是不一樣的。長城以南的中原王朝，是靠龐大的官僚體系完成治理的；君主在這裡主要起到的是象徵正當性的作用，他不能無視官僚體系的常例化規則而肆行己意，相反應當“垂拱而治”，倘若君主總是繞過官僚體系行事，則後者將無所措手足，帝國的治理一定會出現問題。君主的能力在這裡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君主繼承的穩定性，以便確保帝國正當秩序的穩定性，這就是中原的君主繼承原則會落實在嫡長子繼承製上的原因。王國維曾說：“所謂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者，乃傳子法之精髓。……蓋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爭。任天者定，任人者爭；定之以天，爭乃不生。”“嫡長子”是天然的、無法引起任何爭議的身份。帝國的官僚體系之運轉，依靠龐大的中央財政，而中央財政依靠稅收。這裡就又浮現出一個前提，即稅收的成本不能大於稅收的收益。這還是隻有在定居地區才能做到的，在草原上則完全做不到，因為遊牧者居無定所，稅收的成本必定會大於收益。於是，草原上無法建立起類似中原的中央財政，從而就養不起官僚體系，這就進一步意味著草原上的統治規模不會很大，因為其只能透過熟人關係來完成治理。此時鄧巴數的“一百五十人定律”就會起作用，一旦統治規模超過了一百五十人（概數）之後，熟人關係已經無法完成治理功能，就必須按照規則來統治了。但按照規則統治就必須透過官僚來執行，可是草原上又養活不起官僚。所以一個部落一旦超過一百五十人之後，它就只能分裂為幾個小部落各自遊牧。但歷史上有很多威名赫赫的遊牧帝國，它們從何而來？這又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可以再問一個問題，那就是強大的遊牧帝國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實際上它們是直到中原形成統一帝國之後才出現的，在此之前草原部落從未形成過值得一提的遊牧帝國。這裡的根本原因又一次要回到那種財政—政治邏輯上去。由於生態原因，草原上的物產有限，有一些必需品遊牧者只能從中原獲取，有兩種辦法可以獲取，貿易或戰爭，而貿易的成本肯定是更低的。只要中原沒有統一，則中原的諸侯國會競相與草原部落進行貿易，因為它們能從草原買到重要的戰爭品馬匹；不與草原貿易的諸侯國在與其他諸侯國的戰爭中很可能會處於不利地位。如此一來，諸侯國之間的競爭關係會使得草原與中原的貿易關係達到一個大致的市場均衡價格。對於草原上的諸多小部落來說，這樣一種貿易條件是令人滿意的，無須聯合起來向中原爭取更好的條件，因為聯合這件事本身將使得小部落的自主性受到約束，貿易的利潤也會被盟主剝去一層，實際結果還不如聯合前。但是一旦中原統一，則中原帝國就可以用政治手段，或者關閉貿易，或者規定一個遠遠偏離於市場均衡價格的貿易條件。草原上的諸多小部落面對這種狀況，透過戰爭獲取必需品會變成一個更有吸引力的選項。要想對中原發動戰爭，小部落便必須聯合起來成為一個大的部落聯盟，於是強大的遊牧帝國出現了。部落聯盟的首領大可汗透過對戰利品分配權的壟斷，可以形成一種衍生性的或者說附屬性的中央財政。只要他能夠帶領大家持續地從中原獲取戰利品，或者透過不斷的戰爭壓力迫使中原允許貿易，則大可汗便能持續此種衍生性中央財政，遊牧帝國的統一就能維繫下去。但這就帶來一個要求，即大可汗必須能征善戰，否則衍生性的財政便難持續，部落聯盟必解體。能征善戰的要求就意味著大可汗的繼承人不能是未成年人，為了確保統治者是個成年人，在草原上一般來說繼承製不是父終子及，而是兄終弟及。但這會帶來一個麻煩，就是待到立國可汗這一輩的兄弟全都去世之後，該由誰來繼位做可汗呢？子侄輩裡面會有不止一個出來希望繼承汗位，並且由於其父曾為某任可汗，這種繼位的主張並非無根據，但又不可能全都繼位，於是部落聯盟就會分裂，發生內戰。這是“胡虜無百年之運”之說法的根本原因所在，因為立國可汗的兄弟一輩加在一起也活不過一百年，待他們全都去世之後，下一代便一定會發生分裂。只要草原帝國發生分裂，原本武力上不是其對手的中原帝國便會獲得分而治之的機會。所以，歷史上所謂中原帝國擊敗草原帝國，諸如大漢遠逐匈奴、大唐征服突厥等，實際上是中原帝國終於熬到了草原帝國分裂的那一天。回看歷史，會發現中原帝國的這種勝利多半發生在朝代中期，便是例證。草原帝國會面臨週期性的繼承危機，這種危機在草原上是無解的，於是草原上一方面會對中原保持經常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又會週期性地陷入失序狀態。這種失序並不會讓中原帝國更加好過，因為它甚至無法找到一個可以打交道的物件，外部安全格局處於一種更加不確定的狀態。草原帝國還面臨另一個問題，即對大可汗來說，衍生性的中央財政的規模，完全不足以支撐他將麾下所有的兵都養起來。草原上的遊牧者，生產、生活、戰鬥的單位都是合一的，也就是兵民一體，大可汗養不起，意味著聯盟內小部落的兵仍然是歸屬於小部落首領的，一旦諸多小部落首領聯合起來，則大可汗也不得不受其約束。就像在八旗鐵騎入關之前，努爾哈赤只掌握兩旗，後來皇太極多掌握了一個旗，但仍有更多的旗是在大汗的直接掌控之外、由旗主主導的。這是滿洲人有“八王議政”傳統的根本原因所在。遊牧者會持久地保持著一種軍事貴族民主制——當然，東北的統治者不是純粹的遊牧，而更多的是以漁獵為生，但其政治—財政—軍事邏輯與遊牧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軍事貴族的持續存在，使得對於大汗的征戰能力同樣有著很高的需求。但是一旦草原民族能夠入主中原的話，則前述的草原邏輯就會開始發生變化。而如何才能入主中原呢？徒靠武功肯定是不行的，必須能夠依照中原所需的統治邏輯來進行統治。但是，由前述討論可知，純粹的中原人實際上是無法理解草原邏輯的，純粹的草原人也無法理解中原邏輯，因為兩個地方對於君主的要求完全不同。能夠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必須能夠兼通兩種邏輯，建立起一個二元帝國，這就是入主中原者都是來自農耕—遊牧過渡帶的長城沿線或者中國東北的原因，長城沿線是拉鐵摩爾特別關注的所謂“邊緣地區”（蒙古是個特例，但蒙古人最終真正統治中原是依靠了來自東北的契丹人的協助）；倘不能兼通兩種邏輯，則入主之草原民族的統治必會很快地坍縮為其中的一種，無法兼制長城南北。北魏的前中期都是二元帝國，所以能夠穩定北方；但孝文帝南遷洛陽，實際上是放棄了草原邏輯，在他身後沒有多久北魏便亡國了，此為一例。從大遼開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一個主動構建的二元帝國，不再追求最終的全面漢化，透過南北二院制度，“以漢制治漢人，以國制治契丹人”。其最高統治者在長城以南以中原儒家的方式來統治，其身份是皇帝；在長城以北按契丹的傳統遊牧的方式來統治，其身份是大可汗。兩種身份凝聚在他一個人的身上，由此來形成帝國的統一。此時帝國的財政邏輯變了，由於一部分中原地區已經納入其直接統治之下，最高統治者無須帶人征戰也能透過官僚體系而穩定地從這裡獲得財政來源了；他還可以用這筆錢把草原騎兵都贖買下來，軍事貴族對於君主的約束力因此也就喪失掉了。這樣一個財政邏輯的轉化，就使得君主不再“必須能征善戰”也能獲得穩定的中央財政，兄終弟及的繼承邏輯就可以轉化為父終子及了。草原帝國所面臨的週期性的繼承危機這一困境於是被化解，“胡虜”之運由此可以突破百年。大遼國祚得以延續兩百餘年，對幽雲十六州農耕地區的掌控，是其關鍵。幽雲十六州的土地面積雖然在大遼疆域內只佔很小一部分，但其人口卻佔大遼總人口的六成還要多，從而確保了大遼穩定的中央財政。也許還可以再加上個次要原因，即大宋的歲幣，這對大遼來說更進一步補充了其中央財政。大宋透過“澶淵之盟”向大遼購買了和平，相當於帝國對外以財政手段解決軍事問題——“杯酒釋兵權”則相當於帝國對內以財政手段解決軍事問題。大遼的長壽，使其成為一個大宋可與其進行穩定的長期交易的草原霸主，可以用確定的財政方案解決軍事問題；大遼則反過來替大宋解決了無序的草原民族對於中原構成威脅的問題。倘若大遼是個短命帝國，大宋將面臨草原上各種無序力量的衝擊，則大宋或者更早地亡國，或者只能選擇大明的對社會進行高度控制以確保國家動員力的方案，也就不會有我們後來所知道的基於和平與雍容而成的“造極於趙宋之世”的中原文化了。從這個角度看，被割走的幽雲十六州，表面上是大宋的心頭之病，但實際上是其安全保護傘的必要骨架。而已經有效地解決了自己的財政和治理問題的大遼，也沒有更大的興趣南侵，宋遼兩國交好百餘年未曾發生戰爭。金庸先生在《天龍八部》中說遼道宗耶律洪基欲圖南侵滅亡大宋，實際上是小說家的虛構。真實歷史是，在宋仁宗去世之際，宋朝使者去到大遼通告，遼道宗握住宋使的手泣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直到後來徽宗朝的昏君佞臣聯金攻遼，中原才又遭兵禍。但是待到宋金和議成功後，基本上南宋又是向大金購買和平，以財政手段解決軍事問題；而大金卻在帝國治理中沒有多久便放棄了從大遼學習來二元帝國結構，導致它無法有效處理草原問題，最終亡於草原力量，大金也無法像大遼一樣構成大宋的一個維持時間足夠長的遮蔽力量了。反過來，對南宋來說，執意北伐的岳飛，其岳家軍已近於私屬軍隊，類于軍閥，是必須被剪除的。在這裡重要的並不是岳飛的意圖，而是其實力；不能容許任何軍閥坐大，這是宋以後帝國的一個基本生存邏輯，與從兩晉到大唐的豪族主導的帝國有著很大區別。從後世的視角來看，中原帝國選擇與草原帝國合作，用財政手段解決軍事問題，是個最低成本的選項。中原帝國由此而不面臨外部威脅，不需要強大的動員與控制機制，於是其社會層面有著高度的活力。從唐代開始浮現的海洋秩序，在大宋的主動推動下，進一步發展起來。透過海外貿易，刺激起大宋帝國內部的經濟發展，從而轉化為帝國強大的財政能力（更不用說來自外貿關稅的收入），以此再向草原帝國方面購買和平保障；中原的社會則在此過程中獲得最大的發展空間。大宋在陸地方面轉向內在，但是在海洋方面已經頗有進取精神。後世拒絕以財政方案解決軍事問題的大明，與大宋正好構成鮮明對照。對於幽雲十六州與草原中國——中原中國之關係的分析，可以讓我們窺見中國歷史的深層結構。中國歷史並不是由中原單線條地演化的歷程，而是整個東亞大陸上的一部體系史。草原、中原甚至海洋，互為條件、互相構造，其間的複雜互動關係，才是我們真正理解中國歷史的鑰匙。幽雲十六州，在這裡彷彿是一面鏡子，讓我們透過它看到中國歷史的本質。

五代的時候，中國北方有個叫石敬瑭的軍閥為了得到契丹的援助，主動把今天的北京市、天津市，以及山東省和河北省北部這片地區割讓給契丹。這片地區，被稱作“燕雲十六州”或者“幽雲十六州”。

在中國歷史上，中原軍閥向少數民族稱臣、納貢、借兵都不是什麼新鮮事。就連唐朝開國皇帝李淵都曾經向突厥人稱臣。但是，石敬瑭這次割讓燕雲十六州的行為影響太大，以至於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歷史。

燕雲十六州的特別之處在於，它的北端是東西向的燕山山脈，是這一地區南北之間的唯一天險，長城就建立在燕山山脈上。燕雲十六州被契丹人佔去後，長城防線也就不復存在了。契丹士兵可以輕而易舉地進入中原。這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契丹得到了大量的農田和農業人口。遊牧民族的優勢在於騎兵勇猛，農耕民族的優勢在於糧食多、人口多。契丹佔領了燕雲十六州後，把當地的百姓編入原有的遊牧部落，讓每一個部落都有了農業地區的人口和糧食支援，等於兼具了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的優勢。契丹人還積極漢化，用漢人的方式統治燕雲十六州，並且建立國家，國號“遼”。

宋人明白燕雲十六州的重要性，宋朝建立以後，幾次向北作戰企圖奪回十六州。但遼國已經有了農業人口的支援，戰鬥力大大提升。宋朝的北伐軍最遠的一次打到了今天的北京市西直門外，但最後還是功虧一簣，大敗而歸。打，打不下來，要不就防守吧？可防守也是個大問題，這和北宋的都城位置有關。

唐朝自“安史之亂”後，內亂不斷，長安和洛陽這兩個首都被接二連三的洗劫，到後來幾乎成為一片廢墟。因此五代十國的時候，北方政權大都把首都定在了今天的河南省開封市，當時稱為“汴（biàn）梁”或“東京”。開封距離洛陽不遠，也位於中原地區的中心。和洛陽相比，開封還有更加便利的水運條件。經過五代十國的不斷建設，開封已經變得非常繁榮，宋朝定都開封是順理成章的事。

但和洛陽比，開封有個致命的缺陷：防禦力太差。開封雖然距離洛陽不遠，但是兩者的地形有天壤之別：洛陽北面是黃河，其餘三面環山，整個洛陽地區等於是在四周天塹包圍下的一小片平原，位置得天獨厚，所以才成為歷朝古都。開封呢，除了北邊有黃河外，周圍全是平原，黃河以北的大片土地也都是平原，沒有可以用來防禦的地勢。尤其是對於遊牧民族的騎兵，簡直就是待宰的羔羊。

趙匡胤先是延續後周的制度，定都開封，等到國事穩定後，趙匡胤曾經和身邊的人討論過要不要遷都洛陽，也沒商量出個定論，這事就拖下來了。或許趙匡胤覺得，這個問題可以過幾天再解決。可沒想到，有一天他突然暴病身亡了。據說當天的情況是這樣的：這晚上，趙匡胤和他的弟弟趙光義一起喝酒，宮女宦官都不許入內。據屋外的人講，他們藉著屋裡的燭光看到窗戶上人影晃動，趙匡胤用“斧”戳地，兩個人似乎發生了爭執。後來倆人喝完酒，趙光義睡在了宮中，半夜，趙匡胤就暴斃身亡了。這段故事，就是俗稱的“燭影斧聲”。

這件事只在宋人的野史中有記錄，史學家們既找不到支援它的證據，也找不到反駁它的理由。連趙匡胤戳到地上的“斧”到底是能砍人的大斧，還是用來當鎮紙的小斧，又或者是個拂塵，歷史學家也沒有達成共識，這個事件是個千古疑案。

為什麼人們對這個疑案這麼感興趣呢？是因為趙匡胤暴斃後，繼承皇位的是他的弟弟趙光義，而不是趙匡胤的嫡長子。不管趙光義有沒有弒君，他的繼位都違反了嫡長子繼承製，當時就有人質疑他繼位的合法性，甚至還有人策劃發動政變，試圖擁立趙匡胤的兒子繼位。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趙光義一定要選擇定都開封了。因為在即位之前，趙光義的身份是開封市市長，等於說開封是他的勢力範圍。而洛陽市的市長是趙匡胤兒子的岳父。

為了穩住帝位，趙光義只能待在開封。這可苦了北宋的邊防軍。從遼國邊境到開封，騎兵只需要三四天的時間就可以到達黃河岸邊，遼軍佔盡了機動優勢。這不單單是個軍事問題，還是個經濟問題：沒有天塹可以倚仗，大宋就需要駐紮數倍於平時的防衛軍。又因為遼國擁有機動優勢，這些軍隊又不能平時種田戰時組織，必須時刻保持戰鬥狀態。

打仗是古代最花錢的事。宋朝即便在和平時期也要保持一致龐大的作戰隊伍，這對國力是極大的消耗。光抵抗一個遼國還不算。在中國的西北地區，今天的甘肅省全境、寧夏北部、內蒙古西部等地，又崛起了一個新勢力——由党項人建立的“夏”政權，歷史上稱為“西夏”。西夏比遼國弱一些，但不比北宋差，和北宋經常發生戰爭。北宋要面臨雙線的戰爭壓力，每年耗資巨大，卻只能混一個自保。

宋朝人這種心態的轉變，是因為面對比較突出的生存壓力。

以前我們會認為，宋朝跟漢、唐比起來至少在軍事方面是很虛弱的。漢滅匈奴、唐滅突厥，天子端坐長安，等待著外邦攜帶馬匹、珠寶這些土特產前來求見。但宋朝，跟誰作戰好像都吃敗仗，最終只能掏錢買和平。

我們換個角度，答案可能不一樣。

提到宋朝為什麼總打敗仗，必然會提到的一個關鍵點——宋朝失去了幽雲地區，也就是常說的燕雲十六州。幽雲地區指今天北京，以及山西、河北北部。這裡橫亙著山脈，是北方遊牧區和南方農耕區的交匯處。以前，幽雲地區一直被中原王朝掌握，憑藉著山脈屏障，中原王朝可以抵擋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但是幽雲地區在五代時期落入契丹人手裡。這給後來的宋朝帶來兩大難題。

第一大難題，比較容易想到。契丹人掌握了幽雲地區，就能隨時南下華北平原。平原無險可守、無法設定攻勢，契丹人便能發動劫掠，甚至直搗黃龍，攻陷北宋都城。

最讓宋朝難以招架的其實是第二大難題——宋朝的對手變得空前強大。還是拿時間相距不遠的唐朝來說。唐朝的對手是北方的突厥、回鶻。看歷史地圖可以發現，它們的面積很大，甚至對唐形成半包圍態勢。但兩者面積雖然大，卻是由一個個部落組成的鬆散聯盟。所以，唐朝可以拉一派、打一派，把自己的勢力滲入大草原，採用分化瓦解等手段，緩解周邊的威脅。

但宋朝面對的敵人可就不一樣了。比如，北宋面對的第一個強敵——契丹人建立的遼，是一個複合型政權。契丹人不僅控制著草原，還統治著以農耕為主的幽雲地區。這意味著，遼朝既擁有遊牧民族強悍的戰鬥力，也懂得治理農耕區那一套。久而久之，遼就不再是一個鬆散的遊牧聯盟，而是一個類似中原王朝那樣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宋朝想要模仿之前的漢唐，滲透瓦解北方政權，根本做不到。同理，對於宋朝，西夏和金的情況也是類似的。

這時，宋朝就認清了現實，雖然自己在經濟、文化方面更勝一籌，但在東亞，自己並不像之前的秦漢、隋唐一樣，掌握全域性性的優勢。所以，找準自身定位，與對手進行恰當的溝通，尋找一個雙方都接受的平衡點，就是一種理性的考量。

是的，非常重要！但不是在整個古代！

準確地說，燕雲十六州的地位是在唐朝滅亡之後才開始重要的，因為此時中華文明出現了兩個顯著的變化：

一是中原王朝都城從關中地區、洛陽盆地開始東移，燕雲地區成為都城的正北方；比如開封、南京、北京；

二是蒙古高原出現了完成封建化的政權，比如遼、金、蒙古；

如同河西走廊對於關中地區的安全性一樣，當都城東遷，位於都城頭頂的燕雲十六州自然就成了國之命脈；另外，當蒙古高原上的遊牧民族完成封建化程序之後，勢必要不斷尋求南下中原的通道，燕雲十六州成為名副其實的咽喉之地。

所以，燕雲十六州很重要，特別是在907年唐朝滅亡之後很重要！

1、中原王朝的屏障

特別是對於宋朝和明朝而言，燕雲十六州的作用非同一般！

燕雲十六州，包括燕、薊、瀛、莫、涿、檀、順、雲、儒、媯、武、新、蔚、應、寰、朔，共十六州。覆蓋了今天山西省和河北省北部、北京市和天津市的全部。

燕雲十六州是蒙古高原和華北平原的天然分界線，戰略位置極其重要。

從秦朝開始，中原王朝為了防禦遊牧民族的南下，修築了規模宏大的萬里長城，而各朝的長城，幾乎都從燕雲十六州地區穿過。

因為燕雲十六州以南是平坦且無險可守的華北平原，因此對於中原王朝而言，燕雲十六州的地位非常重要。因為一旦失去燕雲十六州，遊牧民族南下將一馬平川，無人可擋。而北宋的都城汴梁就在華北平原之上，非常危險。

而一旦中原王朝佔據這裡，比如明朝，就可以向南保護中華文明，向北俯視蒙古高原，據險而守，華北平原的北部就多一分堅固的屏障！

2、遊牧民族漢化的視窗

燕雲十六州地區，從秦漢到隋唐，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地盤，因此這裡的居民，基本都是漢人族群。

唐朝滅亡後，907年，遼國建立；936年，後晉太祖石敬塘將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從此遼國成為這裡的主人。

為了更好地統治這裡，遼國推行了南面官和北面官制度，即將燕雲十六州地區的管理方式和其他地區進行區分，成就了“一國兩制”的奇觀。

透過對燕雲十六州地區的管理，遼國不斷學習先進的漢文明，幫助自己逐漸完成了漢化和封建化的程序！

到960年北宋建立後，遼國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遊牧民族政權，而是一個有著強大集權能力的封建制度的少數民族王朝！

3、中原王朝的養馬基地

為什麼歷朝歷代的長城都要從這裡穿過？因為這裡是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分界線，也是地理上400毫米等降水量線。

毫無疑問，燕雲十六州是溼潤氣候和乾燥氣候的過渡地帶，這樣的地帶，水草豐美，氣候適宜，加上地形崎嶇，山高溝深，適合戰馬的養成。

河西走廊也具有這樣的氣候和地形條件，所以燕雲十六州和河西走廊是中原王朝的重要戰馬出產地。

但是自從燕雲十六州被石敬塘割讓出去後，到宋代就喪失了養馬基地。再加上1038年西夏的建立，北宋連河西走廊也基本失去，所以終宋一朝，都難以組建起可以和遊牧民族抗衡的騎兵部隊！

到明朝以後，因為牢牢掌握燕雲十六州和河西之地，因為明朝前期有不斷打擊蒙古的資本！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幽雲十六州，又稱“燕雲十六州”。

正如上圖所示，這一塊位於山西、河北北部的區域，正處於長城之包圍中。

我們都知道，中國北部的長城，是中國400毫米等降雨量線經過的地方，也正處於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交界之處。

紅色為中國的農牧交錯帶

自從石敬瑭這個“兒皇帝”，將這塊區域獻給契丹族建立的遼政權後，這塊區域在此後的三百餘年間，一直處於遊牧勢力的掌控之下，也因此，給南方的農耕文明造成了巨大的威脅。

石敬瑭像

之前關於此地的很多探討，都言及此地的重要地理位置，“地勢居高臨下，易守難攻”，要知道地勢易守難攻之地很多，為什麼這裡這麼重要呢？

還是要從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交界這一過度地帶特性來說。

不管是契丹所建的遼，還是女真建成的金，都是少數民族政權，在入主中原之前，這兩個族群都是有著草原遊牧的習俗，因此弓馬騎射，武力比農耕民族強盛，但是也有一個無法克服的弱點，就是沒有農業為基礎的穩定補給。

契丹人

契丹和女真佔據燕雲十六州之後，不僅在經濟方面有了農業這一重要補充，在管理農業人群的基礎上，誕生出“南北面官”這種彙集草原和農耕兩種政治形態的上層建築。而這也是草原民族逐步進入中原，揮師南下的重要基礎。

“南北面官制”——南北交融的政治形態

以農耕民族之經濟儲備，加上草原民族的弓馬騎射優勢，自然是所向無敵。

金代的“猛安謀剋制”，滿清的“八旗制度”，不就是這樣嗎？

幽雲十六州的重要性，是隨著中國農耕文明的發展而逐步變化的。

隨著時代的發展，幽雲十六州的地位經歷了三個步驟：

1.重要（宋之前）2.異常重要（宋-清初）3.不那麼重要（清之後）。一、幽雲十六州，重要階段。（宋之前）

華夏民族在黃河流域，確立了農耕文明。中國先民孵化了第一個糧食作物——黍。作為生長期短、省水的穀物，其抗病能力也極強，所以不需要太多的人力來扶持。

黍雖然產量低，但是無論旱澇都有穩定的產量。如此自由的糧食作物，帶給華夏先民自由的社會習氣。

國不富裕，但民風狠辣。所以在漢朝初期，休養生息後，民風極為兇悍。漢武帝即位後，揮鞭向西。

漢家勇士開疆拓土，逐匈奴於漠北，歷經千年依舊武風烈烈。漢朝也因此成為華夏主體民族的代詞。

因為農作物和文明主體的限制，使得中國的文明核心，一直是東西向。即在長安和洛陽這條線上來回遊移。而這個階段的幽雲十六州，並不十分重要。

二、幽雲十六州，異常重要階段。（宋-清初）

漢朝武風烈烈，在經過四百年流轉後，來到了唐朝。唐朝中後期亡於政體不穩，大量人口南移。使得中國的文明核心，從東西走向逐漸轉移為南北走向。

而到了宋朝之後，以真宗時期的占城稻傳入為節點，占城稻與晚稻配合成為雙季稻，使穀物產量大為增加，至此中國的文明轉向完成。

稻米雖然產量高，但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培植。需要高度協作的水稻作物，使得華夏文明風氣，從自由轉為秩序（體現在南方空前強大的宗族關係）。

那時的國家富裕，但民風逐漸轉為保守。

而北方的草原民族興起，騎兵的威脅大大增加。內因加外因結合，使得燕雲十六州的戰略位置，變得異常重要。

從宋朝開始，到明朝滅亡。中華文明以農耕文明為根基，傲視世界千年。

農耕文明帶給華夏民族榮光，也腐蝕了民族的進取心和外擴性。近代的百年屈辱，一飲一啄自然是因果迴圈。

三、幽雲十六州，不那麼重要階段。（清之後）

清朝入關後，徹底解決關外的矛盾，至此幽雲十六州的地位略有降低。加之滿清西北用兵，三朝平定準格爾部叛亂後。帝國的西北方已無戰事。

但是敵從海上來，傳統觀念裡中帝國的天然屏障，已經被西方的堅船利炮輕鬆突破。國家戰略被迫從西北防禦，轉為近海防禦。至此幽雲十六州的地位，已經降低很多了。

（圖片源於網路。）

幽雲十六州一直以來都是兵家的必爭之地，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原王朝抵禦北方遊牧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也是中原王朝在強盛時期經略北方的重要據點。

幽雲十六州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北宋的葉隆禮在《契丹國志》中說道"幽、燕諸州，蓋天造地設以分藩、漢之限，誠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也。"幽雲十六州自古以來就是中原農耕文明的北面門戶，也是農耕和遊牧文明的分界線，由於特

殊的地理位置，千百年來關於幽雲十六州的爭奪戰持續不斷，尤其在宋代，關於燕雲地區的爭奪戰幾乎貫穿了北宋和遼金戰爭的全過程，幽州的失守，更是導致北宋滅亡的直接原因。

歷史上的燕（幽）雲十六州，又稱為"山前代北十六州"，主要位於今天的河北和山西北部，包括天津市、北京市的大部分地區，通常認為是後晉"兒皇帝"石敬瑭割讓給契丹的太行山以東"幽、薊、瀛、莫、涿、檀、順"的山前七州，以及太行山以西"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的山後九州。

幽雲十六州的總面積約為十二萬平方公里，東西面積約六百公里，南北約兩百公里，它的北部在今天的河北北部一帶，位於平坦的華北大平原北端，西部在今天的山西北部一帶，多屬山地，地形複雜，由此形成了一道地勢狹長險峻的軍事防線。

幽雲十六州的北部扼守著燕山山脈和太行山山脈一線，兩座山脈猶如相連的兩座城牆屹立於華北平原北部，地勢險峻，形成了一道天然的軍事防線，這在生產力低下，軍事技術尚不發達的古代，無疑是抵禦北方遊牧民族騎兵侵襲的一大天險。

幽雲十六州的中部則為奔流的桑乾河、拒馬河兩條河流，均屬於大型水系，在古代，江河沼澤都是天然的防禦體系，還可以利用河流，運送軍事戰略物資，燕雲地區橫貫交錯的河流體系，形成了防禦北方鐵騎南下的第二道天然防線。

除了這兩道天然防線，燕雲地區還構築了人工防線，即長城和五關，長城是從秦代就開始營建的防禦工程，起著重要的防禦作用，而"金坡關、居庸關、古北口、松亭關和渝關"的"五關"，地形險要，"幽平之間，以五關為形勝"，也有著重要的防禦作用。得天獨厚的天險，加上人工防線，共同構築了燕雲地區嚴密的防禦體系。

所以燕雲地區的防線一旦失守，北方鐵騎便可長驅直入，特別對於建都開封的北宋，防線一旦失守，將無險可據，因此說"自燕、雲諸州言,則日山前、後,實今古之大防。自晉失十六州,為中原之禍者數百年"。幽雲十六州的"割棄"，實在是中原王朝的創傷。

幽雲十六州不僅是重要的軍事防線，還有著巨大的經濟價值，因此歸屬權對於中原王朝和北方遊牧民族都至關重要。

幽雲十六州位於北緯39°～41°之間，氣候溫和，降水充足，適合農業發展，自古以來就是物產豐富、農業發達、人口稠密之地，在中國北方有著重要的經濟地位。

隨著幽雲地區的割讓，對契丹王朝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也帶了巨大改變，農業經濟逐漸取代遊牧經濟，成為其主要的經濟形式，幽雲地區也是契丹王朝主要的賦稅來源地和兵源地。幽雲地區對於北方遊牧民族的重要性，元朝的開國功臣木華黎在建議忽必烈定都之時曾說："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

正因為幽雲十六州戰略位置和經濟地位的重要性，北宋王朝從未停止過對燕雲地區的收復行動，無論是在強盛的太宗時期，還是衰弱的徽欽時期，甚至是在宋遼簽訂澶淵之盟的和平時期，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以致採取了遼金滅遼的政策，最終一敗塗地。

幽雲十六州的收復問題也一直是大宋王朝的一塊心病，自從被割棄後，中原王朝便失去了其賴以憑藉的戰略防線，導致北方遊牧民族的鐵騎長驅直入。由此也促進了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此後四百多年，每個中原王朝都力圖收復幽雲十六州。

但直到明朝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派遣大將徐達、常遇春攻克大都，才將幽雲十六州重新收回漢人手中。

幽雲十六州廣大地域是一個戰略縱深地帶，一個面狀的防禦屏障。冷兵器時代，騎兵對步兵有絕對的優勢，而北方遊牧民族對南方中原王朝的壓倒性軍事優勢就在於騎兵的機動性和攻擊性。有了幽雲十六州的戰略縱深，既能對騎兵的攻擊性形成緩衝，又能更充裕的發揮出中原王朝多兵種作戰的綜合性戰略戰術功用，產生出攻擊力；同時，幽雲十六州地域具備產馬和養馬的條件，也能形成軍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