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宏觀上說

宗教本身就是政治。

而不論佛道，都是統治階級統治下層階級的一種工具，看看中國歷史上多次滅佛，滅道的故事就知道了。

三武滅佛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佛教佔據了大量生產資料，還不交稅，嚴重影響了社會財富的再分配。而元朝以藏傳佛教為國教之後也大力打壓道教。這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

更不要說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種在歷史上經常政教合一的宗教了，基本每一個宗教領袖都是政治、軍事領袖。四大哈里發都是政教合一領袖

二、從個人角度說

一種是熱衷於從政的出家人在出家之前就有從政的想法，但是因為各種原因沒有成功。走宗教這條路曲線從政未嘗不是一種捷徑。

隱居--造勢--成名--從政！

大家可以查一下看什麼叫做終南捷徑。

另一種是從政的人經歷過政治鬥爭失敗了，為了麻痺對手，表示自己看破紅塵出家了，但實際上在積蓄力量，隨時準備反撲。這種出家人只是政治家的一個幌子罷了。

同如今有些人本身混的不好，出國朝覲一下，回來就可以當個宗教人士如出一轍。

人是獨立性與社會性的二重性，泯滅自我或者脫離社會都是不可能的。這就註定了“人是政治動物”，只有介入的程度不同，具體的表現形式不同。即便某些個體可以自以為不問世事，但佛門僧眾作為總體總得與社會打交道，總會或多或少介入政治。

佛學是學問，佛教是將佛學中的部分道理程式化、儀式化。佛學立足於關係來看世界，與立足於實體的西方科學正好相反。其所謂因緣和合，其實是將一切都看作是關係構造的產物。因而萬法皆空，沒有自性。作為學理，這是對的，但只是世界之一面，科學所講的另一面也是對的。

佛學中的合理部分，在今天其實已體現在現象學之中，教會我們從種種設定中解放出來，以便看到真相。這一點與儒家的“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和培根的破除“四重假相”，其實是一致的，是我們獲得真知灼見時不可或缺的一面。但記住，只是一面。此外還有作為科學的設定性的另一面。

佛學學理因其從關係出發看世界，一切都只是幻相。這有一個通俗的應用，教人不要執著，至少可以教人擺脫情緒困擾。這正是佛教打動人的地方。並將其放大，推到極致，引出三世因果、六道輪迴、涅槃寂靜之論。再透過具象化、儀式化，好讓不懂學理的人也能多少見證。

扯遠了，回到正題吧。佛門中人也是人，也具有獨立性與社會性的二重性，也是政治動物，總會或多或少介入政治。佛教所講的六根清淨，本質上是佛學學理的通俗應用，作為一面，是合適的，但不是全部。

很簡單。

因為你看到的載入史冊的出家人，一般都會和政治發生或多或少的關聯，才會被史官記錄下來。其中有主動，也有被動。

主動的，如姚廣孝。

姚廣孝：中原歷史上唯一的黑衣宰相

姚廣孝，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黑衣宰相”。

黑衣就是僧衣。

姚廣孝是蘇州人，年輕時出家為僧。但是，他似乎興趣更多在政治上。

年輕時，他就與明初儒釋道各家學術領袖都有不錯的關係。

後來，他被明太祖挑選，成為燕王朱棣的主要謀士。

後來，也是姚廣孝勸朱棣直接謀反，奪取南京，登基稱帝，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永樂大帝”——明成祖。

順便說一句，著名的《永樂大典》也是他一手主持編纂的。

有意思的是，就這樣一個在明初政治、文化方面都堪稱第一號的人物，你說他追求功利吧，他又衣食簡樸，沒什麼享受。

明成祖命令姚廣孝蓄髮還俗，被拒絕。

明成祖又賜給他十分華貴寬敞的府邸，還有一種年輕貌美的宮女，意思很明白，“多生幾個孩子，給朝廷貢獻人才”。

姚廣孝還是拒絕了。

他還是堅持當一個和尚，住在寺廟中，上朝時便穿上朝服，退朝後仍換回僧衣。

明成祖很無奈，賜給他很多很多的黃金。

結果，姚廣孝到蘇湖賑災時，把黃金全部分給了災民。

這樣的一個人，你說他到底要什麼？我也不知道。

也許，他只是以他驚人的才學與眼光，看到了時代滾滾的車輪，順應它，並設法從中減少一些苦難。

1418年，80餘歲的姚廣孝在寺院中病逝，明成祖悲痛不已，廢朝兩日。

後來，姚廣孝被追贈榮國公，諡號恭靖。明成祖親自為他撰寫神道碑銘，並讓他以文臣身份入明祖廟——這是明代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

玄奘：與皇家的親近，只為譯經

如果說，姚廣孝是主動靠近政治，那麼，另一個人就是被動的、為了自己的心願順利達成，而不得不靠近政治。

這個人，就是玄奘。

玄奘大師，按照魯迅的話說，是中國的脊樑。

他不惜身命，西行求法的精神，至今仍策勵著一代代的華人。

九死一生，到達印度，成為名震印度各國的“大乘天”和“解脫天”。可是，即使獲得了這樣的盛讚和名譽，回國之後，他還要接受新一輪嚴酷的考驗。

那就是，政治。

唐太宗是一代明君，並不是佛教徒。他對佛教、道教的態度，更多是一種相對於政權的“利用”。

聽到玄奘名氣後，唐太宗召見了他，對他表示很欣賞。

欣賞的結果是：希望他還俗，當自己的一枚朝廷重臣。

可以想象的，被玄奘十分巧妙地婉拒了。的確，當一個人寧願把命丟在沙漠裡，也不肯空手東歸，他對世俗的名利享受還能有什麼想法呢？

玄奘的想法，一開始就和唐太宗表達了：他想回到家鄉附近的嵩山少林寺譯經。

但是，唐太宗沒有允許。

於是，在太宗的要求下，他開始書寫《大唐西域記》。

史學界現在許多人認為，這本《大唐西域記》實際上就是一個重大國家專案，因為太宗當時已經有進軍中亞的野心，那麼情報收集就很重要。

所以，從這時候開始，玄奘就已經不由自主地捲入到政治中去。

從太宗、高宗、武則天、中宗，很多代皇帝都跟他有著比較密切的關聯。

引用雜誌上的一段評價：

出世的玄奘，其人生旨趣全然都集中在佛法學理之上,對於世俗權力幾乎沒有任何野心，但大師同時又是一名對俗世有著融通智慧之人，當然明白應該如何維持友善的人際關係和營建的良好工作氛圍。

然而，政治畢竟是一個浪濤洶湧的漩渦。

一旦被捲入，就會有許多許多的不由自主。

在玄奘大師的晚年，他其實是被政治鬥爭所深深傷害的，有一篇文章，叫《政治漩渦中的晚年玄奘》，網上可以搜到，有興趣的人可以仔細讀一下。

所幸的是，在那樣的刀光劍影下，玄奘大師仍然為我們留下了十分寶貴的豐富譯經：前後共譯經論75部，總計1335卷。包括長達六百卷的《大般若經》。其譯經之多，在中國譯經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對了，華人最熟悉的《心經》版本，也是他的譯本。

放一個天后的音訊。

綜上所述，題主問的，為什麼歷史上有很多出家人與政治關聯，其實，是因為史書記載的出家人都是與政治發生了關聯的，不然史書記載幹嘛？

史書不會記載的，還有更多像你我一樣普通的芸芸眾生，包括一心修行默默無聞的出家人。

這些人，才是僧人的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