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因為明治維新，明治天皇在位的45年期間，是近代日本改革最為顯著的時期，日本實現了社會、經濟、軍事等多方面的發展，建立了亞洲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並完成了向帝國主義的轉變，走上軍國主義、稱霸世界的道路。他的名字是日本興盛和崛起的標誌。

明治天皇（日語：めいじてんのう，1852年11月3日-1912年7月30日），名睦仁（むつひと），是日本第一百二十二代天皇，孝明天皇第二子。慶應三年（1867年）睦仁繼位天皇並經歷江戶幕府戊辰戰爭，推翻德川幕府的統治並實行“王政復古”，建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1868年（慶應四年）改元明治，採取“一世一元制”。1868年（明治元年）頒佈一系列維新舉措，實行明治維新，帶領日本自封建社會邁入工業化世界大國。

少年天皇

明治登基時只有15歲，當時傳給長州和薩摩藩的倒幕密詔都沒有天皇的印章。是巖倉具視、三條實美這些公卿貴族假借天皇的名義造反。後來，明治是在西鄉隆盛、木戶孝允、伊藤博文這些維新志士和日後的名臣的培養下成長起來的。這種培養塑造了明治天皇“威嚴、慈愛、剛毅的優秀的男子漢氣質”。明治天皇雖不過問具體政務，但其進取開化的個人形象和道德模範作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明治時期的時代精神。

大政奉還

為了將明治天皇培養成為一位出色的君主。西鄉隆盛在宮中進行了種種嘗試：原先在宮中掌握大權的女官及貴族公卿們遭到排斥，眾多武士被徵調到天皇左右，他們都是活躍於幕府末期至戊辰戰爭時期的剛直武士， 這不僅對明治天皇的生活，對其性格的養成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這一時期，為天皇講解學問的侍講也作了調換。元田永孚成為侍講，為明治天皇講解儒學，得到了天皇的極大信賴。明治四年（1871年），成立了御親兵。翌年改稱為近衛兵，西鄉隆盛親任近衛都督，時常陪伴天皇觀看演習，他還隨天皇進行了西國巡幸。明治五年（1872年），與天皇共度了相當長的時間。西鄉隆盛認為，無論他人如何，自己不應“俯仰有愧於天地”。而且作為武士必須為他人著想。在與西鄉隆盛接觸期間，西鄉所推崇的這種“敬天愛人”的個人精神深深感染了明治天皇。正是由於這種對日本精神的“覺醒”，明治天皇開始憂慮此前矯枉過正的西化傾向，意識到尊崇日本傳統根性的重要性。可以說，這些變化正是在西鄉隆盛的影響下產生的。

歐化改革

明治二年（1869年），明治天皇再度抵達東京，並定東京為首都，以圖安定人心。明治天皇於明治四年（1871年），也就是他十九歲親政以後，他全力去實行“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的誓言，於親政當年11月就派出了巖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率領的大型使節團，到美、英、法、德、俄等十二國進行考察，這次考察直到明治六年 （1873年）九月結束，共用了近二年時間，名義上是謀求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修改不平等條約，實際上是學習歐美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經驗，以用來進行維新，實現日本資產階級的近代化。

1872年的明治天皇

明治五年（1872年） 解除禁止土地買賣的禁令 。制定學制，設立教部省。明治天皇於同年11月釋出了關於徵兵的命令——《徵兵詔書》和《諭告》，這樣明治政府從明治六年 （1873年）1月，明治天皇釋出徵兵令。使日本有了炮兵、騎兵、步兵、工兵、軸重五種兵種的陸軍和接收幕府及各藩軍艦而擴充起來的海軍，並在此基礎上又加緊擴充。7月，釋出地租改正條例，著手土地改革。明治七年（1874年）1月，提出民選議員的建議書。

明治八年（1875年）6月，明治政府制定報紙的誹謗罪。9月，與李氏北韓發生了江華島事件。從明治九年（1876年）到明治十四年（1881年），明治天皇幾乎是每年一次，每次巡視的時間長達五十至八十天。明治天皇帶領政府的部分要員到各地聽取縣官、法官、校長們的彙報，視察各地產業和教育現場，並表彰各地的孝子節婦等等，從而密切了地方官吏、戶長、豪農等地方領導者同天皇之間的關係，而且“對於不知有天皇存在的民眾來說”，也“在使其認識天皇的權威上有很大效果”。同時竭力把日本的近代教育納入以宣傳忠君愛國，儒家綱常和神道主義的封建教育軌道。

明治十一年（1878年），日本陸軍卿（陸軍部長）山縣有朋釋出《軍人訓誡》，要求軍人必須把天皇當作超人的神來崇拜，必須以“武士道”作為軍人精神的根本。

明治十四年（1881年）釋出《軍人敕諭》。明治十五年（1882年）頒佈《軍人敕諭》，強調效忠天皇的建軍思想。派遣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制憲，貫徹天皇主權、憲法欽定的立憲原則。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制訂並頒佈《大日本帝國憲法》和《皇室典範》。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10月釋出《教育敕語》 。形成了日本近代天皇制國家的基本法律和意識形態的支柱。

擴軍備戰

早在明治十五年（1882年）11月，海軍卿川村純義就提出了一個八年造艦計劃，預計從明治十六年（1883年）起8年中投資2600萬日元，建造大小艦隻及魚雷艇32艘。由於當時日本陸海軍經費已高達國家財政預算的27%，要擴充海軍，每年還要增加402萬日元，從國家財政中已無法追加軍費預算，而要增加稅收必然會引起民怨沸騰。為壓制輿論，強制推行這一造艦計劃，巖倉具視上奏明治天皇，提出“應斷然增稅，以擴大海軍經費”。對此，明治天皇於明治十五年（1882年）11月向各地方長官釋出了必須擴充軍備的敕諭，12月又向中央各省卿發出瞭如下諭令：“顧方今宇內形勢，整備陸海軍實為不得已之事，此際宜酌定時機，竭盡廟議，庶幾不誤國家之長久之計。”遵照天皇的諭令，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指示大藏卿採取措施，將釀造業、菸草業等稅收增加至2400萬日元，以供海軍造艦之用。

日本海軍省舊址

對於這筆龐大的經費，當時財力不足的日本政府即使發行公債仍難以支付。於是，明治天皇帶頭從皇室經費中撥出30萬日元，充作造艦費，並於明治二十年（1887年）3月14日釋出瞭如下敕令：“朕以為在建國事務中，加強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鬆的事情。然而從國庫歲入中尚難以立即撥出鉅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茲決定從內庫中提取30萬日元，聊以資助，望諸大臣深明朕意。”由於天皇帶頭捐助，內閣首相伊藤博文隨即在鹿鳴館召集地方官員發表鼓動演說，要求地方有志之士以天皇為“榜樣”，捐出海防獻金。全國華族和富豪無不為之“感動”，半年之內，捐款達203萬日元， 掀起了一股擴充海軍的熱潮。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2月10日，明治天皇將內閣大臣、貴眾兩院議長和樞密院顧問官等人召至宮中，當面向他們釋出敕諭，說：“國防之事，苟拖延一日，將遺恨百年”，要求政府和議會“協衷共濟”。還表示今後6年之內每年從皇室經費中撥出30萬日元，並命令文武官員在爾後的6年中也要抽出1/10的月薪上繳國庫，用以補充造艦經費之不足。在明治天皇的威壓下，在野黨只得偃旗息鼓，與政府妥協，重新審議了預算案，減少了削減額。這次舉動首開天皇壓制議會之惡例。就這樣，在明治天皇不遺餘力的支援下，經過多年苦心經營，到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大體上完成了海軍造艦計劃，建成了一支擁有31艘軍艦、24艘魚雷艇、總排水量61373噸、具有相當規模的近代日本海軍。

爭鋒北韓

明治二十五年 （1892年）7月，清朝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率領“定遠”號、“鎮遠”號兩艦抵達日本橫濱訪問，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 [4]，軍國主義勢力乘機挑起民族對立情緒，促使明治天皇釋出詔敕：“國防一事，苟患一日，或將遺百年之悔。”因此他命“朕茲省內廷之費，6年期間每年撥下30萬日元，並命文武官僚，除特殊情況外，在同一期間，納其薪俸1/10，以資補足造新式軍艦之費” 。當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春北韓東學黨起義爆發後，日本統治集團便一致把它視為發動侵朝侵華戰爭的良機，並一步步地引向了開戰的軌道。伊藤首相進宮上奏明治天皇。明治天皇隨即在宮中召見陸軍大臣大山岩、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參謀總長熾仁親王以及海軍軍令部長中牟田倉之助，並當面下達瞭如下敕令：“今北韓內亂蜂起，其勢猖獗，為保護僑居該國的中國國民，決定派遣軍隊。卿等應悉心協商，妥善處理。”

日本鼓動清政府出兵的奸計得逞之後，便立即組建戰爭體制。6月5日，日本根據戰時大本營條例，經明治天皇敕準，在參謀本部內設立了大本營，建立了直屬於天皇的戰爭體制。同一天，明治天皇親自批准向北韓派出混成旅團，並向駐廣島的第五師團下達了動員令。當天，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便率領海軍陸戰隊420人離日赴朝，在6月9日清軍到達北韓牙山的同一天，於仁川登陸，掌握了發動戰爭的主動權。對於陸奧宗光外相關於日清衝突業已不可避免的上奏，明治天皇頗感意外。因為早已主動提出撤軍的清國，又重新派遣大軍是難以理解的。而且當時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向他提供了陸海軍派駐清國情報員的全部資料，天皇處於“得以作出客觀判斷的地位”。因此，明治天皇曾命令其侍從長德大寺質問陸奧外相：“這是虛張聲勢，還是確實如此？”對中國增兵之事表示了懷疑態度。

儘管如此，6月22日，明治天皇還是在宮中親自主持召開了有首相伊藤博文以下內閣全體成員、樞密院議長山縣有朋、陸軍參謀總長熾仁親王等人參加的御前會議。會議最終決定：“（1）向中國發出絕交書；（2）增派第二批派遣軍，編成足以粉碎牙山清軍的混成旅團。 ”此後，日本又三管齊下：一面向北韓提出難以接受的內政改革方案；一面向清政府施加壓力，進行戰爭訛詐；一面利用歐美列強在遠東的矛盾，對出面“調解”中日糾紛的俄、英、美等國作出不損害其利益的種種保證，以消除外國干涉的威脅，並於7月16日同英國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取得了英國的支援。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7月17日，即英日同盟達成的第二天，日本大本營召開了第一次御前會議，明治天皇親自出席。會上，正式作出了對中國開戰的決定。同一天，明治天皇還發布特旨，將預備役中將、著名的主戰論者樺山資紀恢復現役，接替主張“守勢”作戰的中牟田倉之助為海軍軍令部長。此舉進一步表明了明治天皇不惜對華一戰的決心。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7月23日，駐漢城的日軍在大鳥圭介率領下佔領了北韓王宮，拘禁了國王李熙，威逼國王的生父大院君李昰應出任攝政，組織了傀儡政府。25日，大鳥更迫使大院君宣佈廢除中朝兩國間所有商約，並“授權”日軍驅逐在朝清軍。同一天，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戰，在牙山口外豐島附近海面對中國軍艦發動突然襲擊，中日甲午戰爭正式爆發 。

甲午禍首

當豐島海戰日軍偷襲得手、初戰告捷之後，明治天皇開戰前的謹慎不滿情緒便一掃而光，全身心地投入了這場不義戰爭，擔當起了戰爭的最高統帥。在戰爭業已開始的8月1日，明治天皇釋出了對華正式宣戰的詔書。詔書極盡顛倒黑白之能事，通篇是欺世盜名的一派胡言。本來是用突然襲擊的卑劣手段，挑起豐島海戰，卻倒打一耙，說成是清軍“要擊我艦於黃海，狂妄已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目的無非是把發動甲午戰爭的責任強加於中國。詔書最後稱：“事既如此，朕雖始終與和平相終始，以宣揚帝國之光榮於中外，亦不得不公然宣戰，賴汝有眾之忠實勇武，而期速克和平於永遠，以全帝國之光榮。”

為擺脫日常政務的紛擾，同時也為了就近獲得戰地的情報，

中日海戰

更好地指揮這場戰爭，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9月15日，明治天皇又隨戰時大本營遷居靠近李氏北韓、中國的廣島，吃住在出師北韓的原廣島第五師團司令部內，經常召見參戰將領，聽取彙報，不分晝夜地督勵軍務，以致朝臣們為他的身體健康而擔憂。

在籌集戰爭經費方面，明治天皇也發揮了專制君主的作用。早在戰爭開始後不久的8月15日，明治天皇以第144號敕令，公佈了募集金額為5000萬日元的《軍事公債條例》，要求日本人民勒緊腰帶，支援侵略戰爭。透過這次發行公債，共從國民手中募集到了7694.9萬日元的鉅款。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10月18日，明治天皇為再次籌集軍費，又在廣島大本營所在地召集了第7次會議。明治天皇親臨會議，並頒佈敕語，聲稱“釁端既開，不達交戰目的，則不可停止”，希望貴眾兩院“協調一致”，為“宣揚國光”，透過內閣提出的“當前急需之陸海軍軍費議案”。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9月16日，即明治天皇遷至廣島大本營的第二天，又傳來了日軍攻佔平壤的捷報。9月19日，明治天皇收到黃海海戰的捷報後，又再次下達敕令嘉獎：“朕聞我聯合艦隊奮戰於黃海，並獲大勝，深悉威力業已壓制海敵。為體察官兵之勤勞，茲對所獲特殊功勳予以嘉獎。”在甲午戰爭的善後階段，即中日媾和及三國干涉還遼交涉過程中，明治天皇仍時刻關注著交涉的進展情況，並據情不時頒發敕語，影響和左右著交涉的全過程，充當著日本最高決策的裁決人，且成為戰後最大的受益者。

再敗強俄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沙皇俄國對中國東北地區也抱有野心，因而夥同德意志帝國、法國進行干預，明治天皇只好下詔放棄對遼東半島的永久佔領。這在日本引起極大反響，“臥薪嚐膽”式的報仇意識迅速蔓延。 明治政府未及宣戰就給與對方俄國以“劈頭的一擊”，先發制人，重創旅順口的俄國艦隊，掌握了初期制海權；在戰爭後期，雙方陸軍力竭之際，日本聯合艦隊在日本海大海戰中幾乎全殲俄國前來增援的波羅的海艦隊，取得“前古未有的大勝利”，完全控制了日本海、黃海的制海權，很快迫使沙俄戰敗求和 。

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則使日本“完全躋身於世界八大強國之列”。“戰後日本之發達，無論文化，無論經濟，亦漸惹起世界之注意。” 而《朴茨茅斯條約》的簽訂，也使“遠東勢力範圍重新劃分變得對日本有利。”日本利用戰勝俄國、國際地位上升的有利時機，大力推行對西方列強外交。首先改善與沙俄的關係，簽訂一系列密約，劃分了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以使之“緩和其復仇之心，至少可維護今後十數年之和平” 。

明治四十年（1907 年），日本與法國簽訂《日法協定》，相互承認在中國及其周邊地區的利益；明治四十二年（1909 年）11月，日本駐美大使高平小五郎與美國國務卿羅脫在華盛頓簽訂了有關太平洋問題的換文，史稱“羅脫—高平協定”，此檔案實際相互承認各自在太平洋的既得利益；為加強與英國的關係，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日本與英國簽訂了第三次日英同盟條約。日本積極展開外交攻勢，有其策略上的考慮，但是也從側面反映出日本的國際地位日益得到西方列強的認可。“在亞洲大陸上，日本成了帝國主義角逐中的正式成員。”透過上述外交活動，日本的勢力範圍得到了西方列強承認，於是在日本主權線之外的漫長海上利益線，再沒有一個國家能與之抗衡。這樣，日本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東洋霸主。同時，明治天皇成了“東亞霸主”。隨著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明治天皇越發確立了至高無上的地位 。

明治落幕

明治天皇從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就患上了糖尿病。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秋天，明治天皇前往福岡縣視察日軍大演習時，尿蛋白突然大量增加，病情加劇。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春季後，又併發尿毒症。當時東京帝國大學的三浦謹之助和青山胤通兩位醫學博士作為御醫，日夜精心地為天皇進行治療。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7月20日，負責天皇事務的宮內省釋出公報：“自7月19日下午以後，聖上精神略呈恍惚狀態。”對一向把天皇奉若神靈的日本國民來說，這一訊息無異於晴天霹靂。從這一天起，來自四面八方的市民便紛紛聚集在皇宮的廣場上為天皇恢復健康而祈禱。同時在日本各地，更多的人擁向當地的神社祈求天神保佑天皇。

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7月30日 凌晨零時四十三分，明治天皇去世，享年60歲 。明治天皇去世後，嘉仁繼位，在皇宮偏殿舉行了登基典禮，並接受了象徵“皇位”的三種神器——八咫鏡、草雉劍、八坂瓊勾玉。按照傳統，根據中國《周易》中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定新年號為“大正”，嘉仁成為日本第123代天皇——大正天皇。從9月13日開始，日本政府為明治天皇舉行了為期6周的隆重國葬。明治天皇的陵墓為京都的伏見桃山陵，大正三年（1914年），昭憲皇太后去世，日本政府建立明治神宮，把明治天皇神化。

近代日本的崛起，是君主立憲制在東方的勝利，這種在中國看似落伍的的政治制度，在日本顯示出比歐洲更強的生命力，其原因不得不讓我們深思。

東亞主要國家在轉向資本主義之前，都是封建君主制國家，但是到現在，保留君主的只有日本，日本高度發達的科技與經濟，似乎並沒有和這一制度產生衝突，而日本軍隊的戰鬥力，更因為這種制度在整個亞太地區沒有敵手，是什麼在調和這種關係呢？

君主的保留，其實是一種民族性的傳承，我們知道，每個國家的君主，都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最高禮儀，也是這個民族的魂。我們華夏民族歷來被稱為禮儀之邦，封建王朝專門設定了禮部來規範禮儀，設定禮拜程式。但是時至今日，我若問你，我們漢族最高的待客禮節是什麼，我想沒人能說的出來，因為握手擁抱都不是漢族禮節，而我們的一些少數民族則不同，例如大家都知道藏民獻哈達就是藏族的禮遇。

日本保留了君主，就保留了大和民族的魂，保留了大和民族最高的禮儀規範。有禮則知法，知法則明智，一個國家的智慧就會被調動起來。

但是很遺憾，我們國家因為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是外族，所以無法建立類似日本的君主立憲制國家。而且事實證明，社會主義制度一樣適合中國，國家也可以因此富強，人民也可以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