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嶸的《詩品》，是中國第一部詩論著作，被稱為“百代詩話之祖”，與同時代劉勰的《文心雕龍》堪稱雙璧。《詩品》中的詩學史觀、詩歌發生論、詩歌美學和批評方法論，對中國文學理論、詩歌理論以及日本和歌理論的發展，都產生重了大影響，具有奠基詩學的意義。

《詩品》的產生，有它的歷史背景。因為當時五言詩蓬勃發展，社會上文學鑑賞、文學批評風氣興盛；士大夫有很盛的著書文化風氣。作者鍾嶸（約468-518），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齊永明三年 (485) 秋天，他入國子學。因好學，有思理，明《周易》，得到國子祭酒、衛將軍王儉的賞識，但長期充當幕僚，做掌管文翰的工作。《詩品》的誕生，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是鍾嶸富於天才的創造。

《詩品》包括序和正文兩部分，正文共品評自漢至齊梁一百二十三位詩人。鍾嶸把這些詩人和詩歌作品分上中下三品進行品評。這種結構形式，橫向可見歷代五言詩人之優劣，縱向可觀五言詩歌的發展。那麼。鍾嶸評價詩歌的標準有哪些呢？

第一、詩歌的本質是表現人的情感。鍾嶸認為詩歌的本質是吟詠性情的，是人內心情感自然的流露。自然界四季更迭，萬物盛衰變化；社會動盪不寧，人際悲歡離合。這一切，都使人心變的更敏感，使情愫變得更豐富，從而產生了馳騁情志、抒發情愫的詩歌。即詩歌的創作是氣、物、情、詩的過程。

第二、詩歌創作以自然為最高美學的原則，提出了直尋說。鍾嶸認為詩歌在表現手法上應該有清新、流暢的自然美，反對妨礙情感表達的創作方法和表現技巧，重視藝術表現上的自然本色，反對刻意雕琢的藻飾之美。

第三、詩歌創作要以怨憤為主要內容的風骨論。鍾嶸認為詩歌的內容應該有慷慨悲壯的怨憤之情、直尋自然、重神而不重形以及風骨明朗簡潔的特徵，反對無病呻吟。

第四、詩歌的審美特徵及具有的藝術感染力。即“滋味說”。這是鍾嶸詩歌美學的核心。認為“滋味”是五言詩的特徵，要求在藝術表現方面必須詳切充分，要求詩歌必須“文已盡而意有餘。”

綜上所述，鍾嶸的《詩品》對詩歌的評價標準就是：內容與形式統一的文質美；樸實而直尋的自然美；注重詩歌的表現手法和藝術特徵的滋味美。其中，自然美是鍾嶸五言詩品評的美學原則，也是批評詩歌的重要標準。

他說：“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者也。”又說：“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滋味無窮是最好的詩。怎樣才算是有滋味的詩呢？根據他的論述，可綜合為三點：一、要有內容，有真情實感。所謂“指事造形，窮情寫物，因物喻志“。指事就是反映客觀事物，喻志、窮情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真切地表現出來。而作家的思想感情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客觀現實作用的結果：“楚臣去境（屈原被放逐，漢妾出宮（昭君出塞，或骨橫朔野；或負戈外戌，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好詩的感情是作者到了無法抑制的地步噴發出來的。

二、要形象可感，富有文彩。作者的志和情不是直白地說出來，而是透過造形、寫物來表露的。有了思想內容，還得要有好的形式：“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採。”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結合得好才能驚心動魄。

三、要含蓄，做到“文已盡而意有餘”，有給讀者咀嚼的餘地，甚至做到“味之者無極”。

根據上述的滋味標準，鍾嶸列為上品而特加讚賞的，一般都是這樣的作品：怨憤悲愴的情調，峻逸奇高的風骨，清秀綺麗的詞章。如古詩十九首、曹植、王粲的許多作品就是合乎有滋味的代表作。

從他的標準出發，尖銳地抨擊了南朝形式主義的乏味詩風，指出當時詩壇的弊病：

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詩，那是象道德論一樣概念化的東西；

二、追求句無虛語，語無虛字，堆砌典枚，殆同書鈔；

三、過分講究聲律，使文多枸忌，傷其真美；

四、矯揉造作，無病呻吟。

總之，《詩品》是作者為了糾正這些不良的詩風而寫的。當然，人們對詩歌的品味各有不同，但作者對民歌絕口不談，把曹操放在下品，把鮑照、陶淵明放在中品而把陸機、潘岳等放在上品，都表明他和我們的滋味是不完全一樣的，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滋味說的侷限性。

鍾嶸在《詩品》中，對漢至魏晉南朝時代的五言詩進行了分等品評，這部專著對古代詩歌理論的批評發展, 有著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

徐達先生在其譯註的《詩品全譯》的《前言》中稱：

“《詩品》是中國最早的一部關於五言詩的理論批評專著。”

關於《詩品》的評詩標準，從審美的角度大致可概括為四個方面：文質美、自然美、滋味美、直尋美。我將從這幾個方面回答問題。

01 文質美

所謂“文質美”，就是“體被文質”的意思，鍾嶸認為“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採”，是詩歌的極致。

所謂“風力”，是指作品的思想情感而言，即內容；所謂“丹採”，就是指表現作品思想情感的語言文字，即形式。

鍾嶸把五言詩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作為品評其優劣的主要標準。凡是符合這項標準的五言詩，才能列為上品；次之，可列為中品或下品；不符合這項標準的則不能入品。

在《詩品序》中，他極力讚美曹植的詩，說他的詩有“建安風力”，並把他視為“建安之傑”。

在《詩品》中，贊曹植的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而不群。”達到了“風力”與“丹採”兼備的全美境界。

在內容與形式的比較中，鍾嶸是內容派，這一點他未能脫離傳統的評詩準的，從他對劉禎的評價可以看出。

他說劉禎的詩“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甚少。”儘管如此，其它作家仍不能與曹、劉二人相提並論。

當然，鍾嶸雖強調內容的“風力”作用，但並不排斥“丹採”的表現力，還是二者兼備為好。

他認為沒有內容的詩，即不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樣，僅有內容而沒必要的藝術形式，所稱“理過其辭”、“平典似道德經”的作品，也只能是“淡於寡味”，不可能有什麼感染力。也許正是因於此，他將陶潛的詩置於中品，孟德的詩列到下品。

劉勰在《文心雕龍·風骨》中說：

“若風骨乏採,則鷙集翰林;採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

這種主張與鍾嶸的“體被文質”是相輔相成的，都是對南朝文士專尚文采，毫無真實思想感情的不良風氣的抨擊，也為五言詩的健康發展指明瞭道路，在批評理論中是很有進步意義的，也是對詩歌審美價值的肯定。

02 自然美

自然美是鍾嶸進行五言詩品評的美學原則，也是批評詩歌的重要標準。他在《詩品序》中說：“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其實質就是強調詩歌應該體現一種樸實而自然的美。

此觀點是針對齊梁間貴族文學粉飾現實、矯揉造作的詩風提出來的，不僅具有時代意義，也為文學批評理論上升到美學的高度做出了不可泯滅的貢獻。

鍾嶸提出“自然英旨”的評詩標準，是建立在詩歌產生的客觀條件及表現的特殊規律上。他在序文中說：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

這一觀點雖不是他的首創，但他把客觀景物與主觀情感結合起來，作為詩歌創作的原動力，則有其新的發展。

尤其在談到詩歌與自然環境和社會生活的關係方面，可謂引領時代，較早意識到詩人的創作激情，既來自廣裹自然界中的：

“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

也來自異常多變的社會現實生活中的：

“夢鄉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魄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寒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不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

諸如這種種悲歡離合，感動和激盪著詩人的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

他所謂“展義”與“騁情”並作的觀點，實質就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說的“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的“真美”觀是相一致的。

而且，在揭示文學是客觀自然和社會現象的反映之後，鍾嶸對當時詩歌創作中形式主義的兩種主要表現，深感不滿。

首先是關於用典，他對當時“文章殆同書抄”的嚴重情況，十分憤慨，正如他在《詩品序》所指出的：

“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竟須新事。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孿補鈉，蠢文己甚。”

這段的意思是說，如顏延、謝莊等人的詩作，用典更發繁密，而且當時的詩風也受他們的影響，幾乎句句用典，字字用典，詩文幾乎等同於抄書了，這對詩文的損害是非常厲害的。

基於此，鍾氏認為：“經國文符”，“撰德駁奏”一類文章，應該引用古典；至於“吟詠性情”的詩歌，其優秀的詩歌都是描寫目擊身歷的景象，不要用典，因而提倡“直尋”和“自然英旨”。

在當時“竟須新事”、“寢以成俗”的風氣中，此種觀點是十分可貴的。

其次，與用典詩風同時盛行的是聲病之說，鍾嶸亦持反對態度。聲病說的創始人是與鍾嶸同時代的沈約，他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稱道：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商相變，低昂相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當然，沈約的四聲八病說，在語言史上有其貢獻，對後來創制近體詩、格律詩，其功績也是不可磨滅的。

但是，出於當時人們對協調聲律知識的匾乏，很難體現出詩歌的音樂性，自然要導致人為的戒律，來束縛語言中自然的聲調美，反而影響詩歌的創作。

於是乎，當時的文人們，就形成了鍾嶸說的狀況：

“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

鍾嶸對當時出現的追求聲律、流於形式的不良風氣進行批評，並作為品評詩歌優劣的標準。

他認為前賢作詩，從不拘泥於宮商之辨，四聲之論，詩歌照樣韻律天成，自然諧會，如今的詩人又何必要矯揉造作，故弄玄虛呢？

鍾嶸此說雖有偏激之嫌，但這種主張，對當時的詩壇來說，確也起著一種驅散頹風的作用。

03 滋味美

鍾嶸從藝術欣賞的角度，提出了以“滋味”為藝術標準進行詩歌批評的主張。這一評價標準，即是指，用華美的語言形式表現情與景相合的詩的藝術境界，即他說的：

如評班婕妤時說“怨深文綺”；稱陸機為“才高詞贍，舉體華美。”；說張協的詩“詞采蔥倩，音韻鏗鏘”；評謝靈運的詩是“麗典新聲，絡繹奔會。”

入上品的詩人及作品，鍾氏都對其詞藻進行了充分地肯定，但他所提倡的語言形式美，是直接為表現情與景相合的詩的藝術境界服務的；也是對當時“淡乎寡味”的《道德經》似的政治詩，及直敘史實的歷史詩的有力批駁。

這裡補充一句，鍾嶸把陸機、謝靈運二人列入上品，雖說有不少異議；可就鍾氏的評語看，二人的詩詞句華美，能喚起讀者的美感，也就是具有“滋味”。

而鍾嶸說陶潛的詩是“篤意真古，詞興婉愜”；鮑照的詩“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雕。”；曹操的詩“古直”，好像都缺少點詞采美，故置於中品和下品。

當然，他說的古直、婉愜也有其味可嗅，但它畢竟離鍾嶸所提倡的“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的品評標準尚有距離，至少不是同一類風格的作品。

那如何才能“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呢？他要求詩歌達到“文已盡而意無窮”。

鍾嶸繼承楚辭的傳統，將賦、比、興結合起來，把“比”看作描寫事物外部形象的手段；把“興”看作作品形象中內含的寓意。它可以深化詩的意境，這又涉及其“興”所託的內容必須醇正，必須反映具有現實意義的生活。

如評阮籍詩云：“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說明詩中的“興”往往是詩人的生活經歷所對映的思想情緒同詩中意象的融合，充分表現“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的嶄新含義。

04 直尋美

鍾嶸關於“直尋”的內涵，可從兩方面來理解：其一，他主張直接地觀察現實、描寫現實，這屬於詩歌的取材問題。《詩品序》裡說：

“吟詠性情，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這段話的意思，即是說，人們對自然、社會、人生的直接觀察與感受，透過詩的形式真實地再現出來，表達一種客觀事物與主觀情感相融合的藝術境界，絕不是對客觀自然的機械摹寫，也不能靠現成的典故堆砌。

只有像古今名篇那樣，“多非補假，皆由直尋”，才能做到“寫景如在目前，寫情則動人心肺”，方稱得上是優秀的詩篇。

除上述名句外，如“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春風又綠江南岸”等，皆無典故，而把真景物、真感情，如醉如痴地表現出來，可謂“直尋”的結果。

其二，鍾嶸認為詩是由即時即景的題材中，昇華出心物融合的創作靈感，再隨筆引發而形成的語言載體。可見一首好詩，就是直抒胸臆，任其流淌的情感結晶。

鍾嶸所倡導的“直尋說”，也是指詩人生活感受的直接流露，是詩人的內蘊直陳，性格外傾。

“直尋”的科學驗證是“指事造形，窮情寫物。”，因為直接地觀察現實、描寫現實的目的是為了打發詩人的胸中之情，以情來摹寫外物，而且是不受任何阻礙的把主觀的情寄寓到客觀外物身上，真正做到“形神兼備”，情景相諧。

鍾嶸鼓勵作者到取之不盡的大自然中吸取營養，要求對客觀景物進行仔細地、全面地觀察，再密切結合物象，作到“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最後實現“情以物遷，辭以情支”的目的。

在鍾嶸提出的這四個標準裡，“文質美”是評價一首詩歌是否為上品的基本標準，而“自然美”、“滋味美”、“直尋美”三者輔之。

“文質美”品評五言詩是否具有“真美”價值，“自然美”屬於作家、作品的風格範疇，它雖有與“文質美”的相切屬性，但就詩人的創作風格，又超越了“文質美”的內涵。“滋味美”和“直尋美”，無論從賞鑑的角度，還是從題材及表現方法的角度，二者都是息息相關的。

總體而論，在“文質美”的制約下，其餘三個各主一個響亮的音符，在評詩標準鏈環上閃耀著，為五言詩的崛起和發展樹立了一套新的理論標準。

回答完畢。

從自然之美看鐘嶸《詩品》的評詩標準。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文學史上產生巨大變化的一段時期。在這期間，無論是文學的自覺還是文學創作的個性化發展都為將來唐代文學的全面繁榮奠定了基礎。生活在齊梁時代的鐘嶸就是一位進步的文學理論批評家，他所著的《詩品》以五言詩為主，對自漢至梁有成就的詩歌作家共一百二十二人進行了品評，分析了每一位詩人的思想藝術特徵及其歷史淵源，按照他們成就的高低，分為上、中、下三品，即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三品的序言中，他又系統地論述了詩歌發展的歷史，以及有關詩歌創作的重要理論問題。鍾嶸的《詩品》是在劉勰的《文心雕龍》以後出現的一部專門品評詩歌的文學批評名著，他提出了一個系統的詩歌評論的標準，對中國詩歌理論的批評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和深遠的影響。《詩品》和《文心雕龍》常常被人們稱為南朝文學批評的兩大著作。“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話》中雲:‘《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群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

在《詩品》中關於詩歌批評標準的問題顯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對於此現今的學者們有著各自不同的看法。梅運生在《從〈詩品〉的批評標準看鐘嶸的文質觀》一文中認為，鍾嶸在詩品序言中所說“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採，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是他審美要求的總原則，這個批評標準是建立在自東漢末年至齊梁時代的五言詩創作的“文學空間”上，有著很強的時代性，同時也與傳統價值標準結構相關聯。我覺得從審美的角度，大致可以將這個總原則概括為三個方面。即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的文質美;樸實而直尋的自然美;注重詩歌的表現手法和藝術特徵的滋味美。其中自然美是鍾嶸進行五言詩品評的美學原則，也是批評詩歌的重要標準。他在《詩品序》中提到“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其實質就是強調詩歌應該體現一種樸實而自然的美。此觀點是針對齊梁間貴族文學粉飾現實、矯揉造作的詩風提出來的，不僅具有時代意義，也為文學批評理論上升到美學的高度做出了不可泯滅的貢獻。

詩品的藝術眼光，甚至比以折中為原則的文心雕龍都要深刻得多。當劉勰還鼓吹四言乃詩歌正體的時候，鍾嶸旗幟鮮明地指出五言乃詩歌之要，僅憑這一點，鍾嶸的思想深度就超邁劉勰多矣。

詩品關於詩歌的觀念，有很多即使今天也並不落後的內容，比如詩歌的本質是抒情，情之重首先是人生的悲慘之慨等。而從藝術的角度說，詩品高舉審美大旗，詩歌史上首倡滋味說，滋味者，審美概念也。他用興的概念對此做了進一步闡釋。興在漢人眼裡，不過是六義之一，是與賦比同列的概念，但鍾嶸，卻將興的地位提高了一個檔次，變成統攝賦比的一個更高級別的概念。

鍾嶸說，言有盡而意無窮興也。這無疑是對詩歌整體審美特徵的界定。相比之下，賦比不過是雕蟲小技罷了。

如何才是興？鍾嶸進一步提出了直尋的概念。直尋者，今之所謂直覺也。不假理性，不以事先的思索為先，這與後來王夫之的現量說異曲同工。而現量說的本質，正與今日深諳詩歌精妙的理論家所說的瞬間感受意同。

詩歌不是既有理念的闡發，而是發自心領的震顫。這種震顫，因為是來自心領的最初層面，所以才具有直達人心的效果。

鍾嶸的"詩品"是透過齊梁以前的五言詩，進行詩歌劊作經驗的總結。當時的詩壇，"終朝點綴，分夜呻吟"，貴族縉紳稱霸文壇，放言高論，甲乙詩篇，以致引起群議蠭起，黑白淆亂。

鍾嶸批評了"文章殆同書鈔"的情況，認為這樣只會破壞創作，所謂"拘攣補衲，蠹文已甚"。決寫不出動人的詩篇。其次，批評沈約等人過分追求形式的麗摩，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

他提出了"自然英美"的主張。在自然樸素的的風格中，能顯示出一種卓越的藝術創造。其根本意義在於真實性。能亞確地反映現實，真實地表現詩人的思想感情。在詩歌與自然環境與社會生話的關係上，他說：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

他說："非陳詩何以展其意，非長歌何以聘其情"。所謂展義，聘情同時並舉，正說明了詩的本質。這是對古代"詩言志"的一個發展。

其次他提出了詩中應多有興會，使詩義深長。以濟內容的枯竭。這種興，是物象與內容的巧妙結合。

他還提出詩要有寄託，詩人的思想感情寄託在一種藝術形象裡。所謂"嘉會寄情以親，離群託詩以怨"。

作為詩的藝術 ，還要具備詩的藝術滋味，他說："五言居文辭之美，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一首詩歌要有一種引起讀者審美感觸的藝術構思，其中的藝術形象，藝術意境及藝術風格能引起讀者產生豐富的想象與聯想，從中能經得起讀者反覆咀嚼而又餘味無窮。

""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

鍾嶸還提出要抓住即時即景的題材，才能情景相生，心物冥合，真正的好詩，就是直抒胸臆，無所旁貨。

請看他對曹植的評語：""骨氣奇高，詞釆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

說左思："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喻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提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