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道，文人相輕。當儒雅隨和的林語堂和稜角分明的魯迅遇到一起，又會交匯出怎樣的光亮呢?兩個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如同涇渭分明，魯迅深刻而尖刻，經常橫眉冷對千夫指，而林語堂則幽默隨和，即使心中不快，表面也是笑呵呵地，雲淡風輕。

其中有一次，魯迅對林語堂進行“攻擊”，寫了一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因為林語堂是“費厄潑賴”的首倡者，始終站在進步文學的對立面。其實，周作人才是“費厄潑賴”的始作俑者，魯迅表面上針對林語堂，實際上針對的是周作人。魯迅與周作人反目成仇以後，從未指名道姓攻擊過周作人，林語堂也知其意，心甘情願地“代人受過”起來。

二人發生口角是在一次朋友聚會之中，被後人稱為“南雲樓風波”。魯迅受到了別人的挑撥和林語堂爭吵了起來，聲音越來越大，魯迅氣得面紅耳赤要離席而去，還是郁達夫做了和事佬給攔住了。

1929年8月28日，魯迅日記寫道“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同日林語堂日記:“此人已成神經病”。可見當時兩個人都非常生氣。事後，郁達夫的夫人王映霞在《林語堂和魯迅的一次爭吵》一文中寫道:我第一次見魯迅發脾氣，當時就想，這事其實是不用發這麼大脾氣的，大約是魯迅生病的關係，一種病態的表現吧。

1934年，魯迅給林語堂寫信，勸他不要提倡“幽默”，“小品文”、“性靈”之類的文風，懇切地建議他翻譯一些英國文學名著。因為魯迅一向重視翻譯工作，並將其提高到“為起義的努力運送軍火”的高度，他希望林語堂透過翻譯更多地向華人介紹西方文化。

而林語堂呢，回信說，“這樣的活，等我老了再做吧。”林語堂一生做的就是把中國的文化介紹給西方人。兩人的想法完全是南轅北轍。

魯迅比林語堂大14歲，看到林語堂說“老了再做”，認為是譏諷他年齡大了，非常生氣，本來和緩的關係再次出現了裂痕。直到1936年魯迅逝世，二人也沒有過來往。

林語堂在《魯迅之死》一文中寫道: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軒輊於其意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

可見二人之間雖有不和，只是見解以及性格的不合拍，但仍然彼此敬重，慰為相知。

心懷國家民族的魯迅先生，對林語堂這樣粉飾太平的御用文人是極其痛恨的。看看先生的《狗貓鼠》就知道了，在魯迅先生眼中，林和渣男徐志摩、犬儒陳西瀅是同一類人，太噁心。

在1929年8月南雲樓宴席上公開撕破臉以前，林魯二人早已心生嫌隙。

林語堂倡導幽默，而魯迅卻極為反感幽默;

魯迅要求林語堂多翻譯外國文學，林語堂卻說翻譯是老人才乾的事。

林語堂出身於基督教家庭，成長於漳州的靈山秀水之間，性格平和恬淡。而魯迅自小經歷了家道中落、父親早逝的變故，嚐盡世間冷暖，性格較為敏感偏激。

文學主張的不同和性格的衝突，終於讓兩人分道揚鑣並自此爭執不斷。

人生若是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

反而是魯迅逝世之後，林語堂於1937年元旦發表了《悼魯迅》一文，其文寫道:"魯迅與我相得者兩次，疏離者兩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然吾私心終以長輩事之。"

如此，大概亦不枉兩人相知相惜一場吧。

林，魯兩皆文學巨匠！所謂不交往即不相識，略異於不打不相識吧！魯先生筆下有筆名成仿吾的，關係似尚可，倒是魯老爺與京戲梅老爺處不好關係。

魯迅與人反目，屬於家常便飯。作為魯迅先生的鐵粉，我一直認為，魯迅的道德文章無可挑剔，其思想的深邃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更是前無古人、今無來者。魯迅先生是偉人，但不是完人。由於幼年的經歷，養成了他偏執、睚眥必報的性格，對人不寬容。

魯迅反目的物件很多，大多數緣於政見或者文學觀不同。往往從辯論開始，繼而升格為罵戰，最後以反目成仇收場。比如與陳西瀅、梁實秋、顧頡綱、左聯四條漢子……魯迅幾乎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無理也能攪三分。

此外，還有因為經濟原因或者家庭原因反目的。比如北新書局的老闆李曉峰因為長年拖欠魯迅版稅，兩人從朋友變成了敵人，最後對簿公堂。又如，與二弟周作人因為不明原因而鬧翻。

最令人無語的是，魯迅與林語堂反目。林語堂一直是魯迅的好友，甚至稱得上是魯迅的粉絲。在女師大事件中，林語堂曾提倡點到為止，要“費厄潑賴”，遭到魯迅批評，寫下了著名的《論“費厄潑賴”應緩行》。結果，林語堂非凡沒生氣，還誠懇接受了魯迅的觀點，承認自己言論不妥。

二人第一次發生矛盾是1929年8月28日在上海的一次朋友聚會之中，即所謂的“南雲樓風波”。據說魯迅受到了別人的挑撥，因此與林語堂爭吵了起來，並氣得面紅耳赤要離席而去，還是郁達夫做了和事佬給攔住了。魯迅在當日日記裡寫道“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同日林語堂日記：“此人已成神經病”。郁達夫的夫人王映霞在《林語堂和魯迅的一次爭吵》一文中寫道：“我第一次見魯迅發脾氣，當時就想，這事其實是不用發這麼大脾氣的，大約是魯迅生病的關係，一種病態的表現吧。”旁觀者清，這次爭吵，應該是魯迅理虧。

不過這次爭吵，並沒有導致兩人反目成仇，彼此還保持著朋友的關係。直到1934年，魯迅給林語堂寫信，勸他不要提倡“幽默”，“小品文”、“性靈”之類的文風，建議他翻譯一些英國文學名著。他希望英語比漢語還好的林語堂透過翻譯更多地向華人介紹西方文化。但林語堂拒絕了，並回信說，“這樣的活，等我老了再做吧。”林語堂一生做的就是把中國的文化介紹給西方人。兩人的想法完全南轅北轍。此外，魯迅比林語堂大14歲，看到林語堂說“老了再做”，神經過敏認為是譏諷他年齡大了，非常生氣。本來和緩的關係再次出現了裂痕，直到1936年魯迅逝世，二人再也沒有過來往，徹底斷交了。

魯迅去世後，林語堂在《魯迅之死》一文中寫道：“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軒輊於其意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

在內心深處，林語堂始終把魯迅當朋友。可惜，魯迅再已無法知道，他其實還有這麼一位不離不棄的摯友與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