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思想不是忠君思想，而是忠周王朝那個大奴隸主思想，他所在的魯國國君也像其他國國君一樣不鳥周王朝了，他不忠魯國國君哦。

“忠”在儒家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僅《論語》一書中，忠便出現了十八處之多。儒家的忠最初並不是專指忠君，而只是一種君子修身的準則。比如：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意思是說，身為君子，要時刻保持警醒，反躬自省，防止自己出現不忠舉動，對朋友不守信用或不讀書。

而這裡對於忠的論述，也主要側重於對人的忠誠。這是對儒家弟子的要求，使他們做事盡心盡力，不要三心二意。

《論語-子路》中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意思是說生活起居要有嚴格規定，做事要時刻保持禮數，和人交往更要時刻忠誠 ，即使到了蠻荒的地方居住，這些法則也不能丟棄。

孟子對於忠作出了進一步解讀，他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說，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意思是說勸人向善，就是對天道的忠實，為天下人謀福利，就是仁愛。這也是儒家思想的又一大代表人物對忠的解讀，從中可以看到，儒家所推崇的忠，仍然沒有愚昧和迂腐的地方，甚至沒有專門提到忠君這層意思。

對於忠君，先秦儒家也並不迂腐，因為當時的儒家思想雖然主張“忠君”，但並不主張“愚忠”。比如，孔子主張“法先王”，也就是認為當時的社會制度應該恢復周朝時期的禮法，對於那些犯上作亂、破壞禮法的人，孔子十分厭惡。當時有一個諸侯僭越禮法，按天子的規格使用儀仗，孔子就曾發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怒斥。

意思是說，如果這樣的行為都可以忍受，那麼還有什麼事情不能忍受呢？

但與此同時，孔子在《論語-憲問》中，又有“勿欺也，而犯之”的言論。意思是說，君王有錯誤的地方，不要隱瞞不說，這樣就等於是欺騙他，而要向他提出諫議，並且做好冒犯他的準備。此外，孔子還特意提到微子、箕子和比干。其中微子向商紂王進諫未果而退隱；箕子進諫未果而不問朝政；比干進諫徹底觸怒了商紂而遭殘殺。

孔子認為他們對於天下蒼生和天下大道都是忠的，而且也不認為他們對商紂王的冒犯有失禮法，反而大加讚揚。所以孔子又提出了“以禮待君”和“以法侍君”。意思是，如果君主賢明，就一心侍之；如果君主不賢明，就只能按照禮法行事。

漢武帝時期是儒家思想的一次大換血時期。儒學大家迎合漢武帝，標榜君權神授，理出“三綱五常”。雖然儒家因此而一躍成為眾家之首，並長期主宰中國傳統思想，但儒學也從此成為了帝王的愚民之學。君權神授，就是把皇帝的權力放在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質疑。質疑就是不忠，不忠就要受到社會道德甚至是法的責難，這就不可避免地使皇帝的權力失去了監督和限制。

而儒家思想，也就成為了徹頭徹尾的皇家統治工具，百姓卻在統治者的淫威下越來越奴化，越來越愚昧，以至於要將自己的權利和幸福完全寄希望於統治者的賢明。

所以說，是歷代的統治者利用了孔子理論裡的“忠”的部分為政治統治服務，且漢以後儒家才有忠君思想的，並不是孔子一開始就有忠君思想的。

孔子提倡的忠是100％的精華。意為與人坦誠相待，工作盡職盡責。

正如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與人某不忠乎？此處之忠，是與人坦誠相待。

《左傳》有曰：上思利民，忠也。國君為人民利益計，就是忠。此為工作盡職盡責。

法家卻把儒家的忠，進行了狹義化改造。韓非子謂之：從主之法，順主之為，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法家認為，君主的狗奴才，才是忠臣。

法家的忠君是100％的糟粕。

孔子思想不是忠君思想，而是尊君思想。一字之差，天壤之別。

孔子一輩子搞的就是克己復禮，禮就是周禮。周禮就是周公創造的一套禮樂制度。周禮的核心思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後人誤解了這種秩序的本意，以為說的是下對上的無限服從，這麼宣傳並非孔子的本意。

孔子說，君要有君的樣子，臣要有臣的樣子，父要有父的樣子，子要有子的樣子。如果君沒有君的樣子，那麼臣就可以不守臣道。如果父沒有父的樣子，那麼子就可以守子道。每個角色在每個位置上都要遵守自己的規則和禮樂，不能越界，更不能破壞規則。否則的話，亂命不從。

但是每個禮樂的破壞，都是從上而下的，周朝的後幾代國王率先破壞了禮樂，所以各路諸侯才不把他當作一顆蔥，才有了後來的禮崩樂壞。所謂禮失於朝而求諸野。

孔子提倡，所有人都要尊重君王，重建禮樂。而不是一味愚忠，孔子沒有愚忠過任何一個君主，他尊崇的，只是心中的禮樂而已。

事實上孔子思想並不是極端的忠君思想。因為《論語》中涉及“忠”的，有16處。我們去看，不外乎兩條。一是對朋友或人際交往之間的誠信和盡責；另一是指在政府機關任職時忠於職守。

忠是忠於道義。孟子說的，君視民為草芥，則民視君為仇寇。當然，那麼忠心中的忠是什麼意思？那就是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看見了麼，君王如果給臣子仁義，實行的是仁政，那麼臣子給君王忠心是應該的。也就是說，如果是一個良善仁愛的社會，那麼忠以事君，不惑亂兩端，不損公肥私，是臣子的基本操守。當然，此處的忠更多也是忠於道義。看古代儒家超越法家的社會，宋明等等，為天下而言的人何其多， 甚至都懟的君主不上朝了。所以，忠是忠於道義。

歷史總會被謬誤，當今有人發問這個問題，我們得從董仲舒說起。

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把儒家思想與當時的社會需要相結合，並吸收了其他學派的理論，建立了一個以儒學為核心的新的思想體系，深得漢武帝的讚賞，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被漢武帝所採納，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影響長達二千多年。

這兩千年的歷史讓“儒家思想”和“孔子思想”混淆難辨。拋去這兩千年，回到封建帝制前的華夏大地，春秋之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孔子的思想“克己復禮”又要推回到周朝，這個此後兩千年華夏文人嚮往的社會狀態。

瞭解這些，還會問孔子思想是不是忠君呢？孔子思想是忠於“道”這個華夏文明的信仰核心。

孔子思想是不是忠君思想，我認為不完全是。這是因為：

其一，孔子思想內涵涉及多方面，如果籠統地概括為忠君思想不符合歷史事實。

其二，孔子所處的時代是東周，“君”的概念，包含周天子、分封的列國君主，而孔子的忠君思想，只忠於周天子。其表現為：

孔子崇拜輔佐成王的周公旦，希望復興西周社會制度。他的忠君思想是主張大統一，要求周天子治天下，諸侯治本諸侯國；天子有主權，諸侯只有治權。他的理想政治是“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篇》）這就是希望統一，反對分裂。這種統一寄希望於名義上的周天子，在一定意義上具有中央集權制的萌芽思想。但是，周天子治下的社會制度性質屬於奴隸主佔有生產資料和生產者（奴隸）、奴隸無人身自由的奴隸社會，正處於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過程中，其勢不可阻擋，這是客觀的，不是孔子忠君思想可以扭轉改良的。

嚴正宣告：

孔子不忠君，他自己就喜歡到處跳槽。孔子認為只有贊同自己的政治理想，並願意聽從他的觀點去治理國家的君主才能讓他賣命。孟子認為對百姓不好的君主應該下臺。儒家的愚忠思想是從治朝的董仲舒開始的。孔子周遊列國，只為推行自己的思想學說，實現天下大同的理想社會。雖然他的理想在當時不切實際，有違歷史潮流，但是這種追求理想的精神是絕對值得褒揚的。如果人人都懷著破罐破摔的想法，我們的社會就更沒救了。孔子對君主的選擇性服務，就像現在人才尋找理想的工作，他不是為了名利而去工作，而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這也就是君子不器的思想，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不去做為別人的工具，而法家思想就有這個毛病。所以，孔子這個方面的思想對現實的價值就是讓我們為自己的理想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