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的產生，源於春秋時期開始的“名實之爭”。當時，由於社會的急劇變動，導致“名實之相怨久矣”：或者舊的名稱沒變，但它所指的實際事物已經不同；或者出現了新事物，卻沒有合適的名稱去表述它，由此引發了“名實之爭”。孔子提倡的“正名”，墨子提出的“取名予實”，法家倡導的“循名督實”，都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但名家作為一個學派，則和當時的辯者聯絡在一起。辯者的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孫龍，他們往往針對一些“命題”進行辯論而得出與常識相悖的結論，譬如惠施的“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公孫龍的“白馬非馬”、“離堅白”等等。從今天的觀點來看，惠施和公孫龍雖然體現了樸素的辯證思想，但他們分別陷入了相對主義和絕對主義的傾向，因而對客觀世界的描述和理解都是片面的。

惠施從觀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說明高低、大小、中央與四周等事物的空間關係都是相對的。從事物不斷的變化中，說明生死、今昔等事物的時間關係都是相對的。惠施的命題主要是強調事物概念的相對性，反對把概念的差異絕對化。但惠施過分誇大事物之間的同而忽視事物之間的異，也忽視事物的相對穩定性。所以荀子批判惠施是“蔽於辭而不知實”，即專在概念上兜圈子，而不管客觀實際的情況。公孫龍則“別同異，離堅白”，透過對事物性質和概念的分析，強調它們之間的差別和獨立性。

但名家的思想宗旨絕非為逞口舌之辯，而是試圖透過辨正名和實的關係重新為混亂的世道確立秩序，“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所以，辯者的一些“詭辯”在我們今天看來似乎荒誕不經，但在當時那麼一個禮崩樂壞群雄爭霸的時代裡，卻寄託了他們深沉的政治理想。

引用《論語》中的這段話：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缺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名家的“名”一般被認為是來自於論語中，孔子對“名”的重視，也就是認為：一件事，先弄清楚是什麼，在去談怎麼做，為什麼做。

另外，也有一種看法認為名家之“名”源於道德經“名可名，非常名”，伊文子對“名”的態度就很接近這種名。

然而，必須注意，名家源自墨家是一種從晉代開始後的普遍看法。《晉書 隱逸傳》引魯勝《墨辯注》敘：“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顯於世。”這是將名家視作辨士的情況下對名家傳承的一種認知。

我個人把名家的目的這樣定義：透過思辨，論述，明確事物的具體定義，完善語言的完備性，瞭解語言表達的界限。

名家之所以被稱為“名家”，就是因為他們同樣是在“思以其道易天下”的過程中，為了播其聲，揚其道，釋其理，最先圍繞“刑名”問題，以研究刑法概念著稱；以後逐漸從“刑名”研究，申延到“形名”研究、“名實”研究。圍繞“名”和“實”的關係問題，展開論辯並提出自己的見解。但由於他們的研究方法奇特，按漢代司馬談所言，是“控名指實”，“參伍不失”，因此，雖然名家擅長論辯，但其論辯又流於“苛察繳繞”，疙疙瘩瘩，詭譎奇異，

春秋是一次思想爆發，此時自由辯論各抒己見。周禮已不能適應當時人們的生活環境，這是一次思想的碰撞。隨後而至的是實踐活動，戰國紛爭不斷能立足於此次征戰者都是順應時勢的各家。道法自然順勢而為

名家一詞最早見於司馬談所著《論六家之精要》，謂“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

司馬談將先秦以來的學派分為陰陽、儒、墨、道、法、名六家，到西漢劉歆父子將先秦學說分為九流十家，漢書藝文志分為九家。

後世由於研究角度與方法的不同，對於名家名學有諸多不同看法，認為先秦無名家者有之，先秦無名學者亦有之。

名家在先秦典籍裡被稱為“刑名家”，《戰國策》裡蘇秦曾言，“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莊子 天道》引故書言，“形名者，古人有之......此謂之辯士，一曲之人也。”

名家以“正名實”為旨，“正名實”出自《公孫龍子》一書，“欲推事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

學派都有自己的持身之說，道家玄靜、儒家中庸，名家則為兩可之說，無可無不可。比如《呂氏春秋》裡這一段：

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

打撈死者那一方去找鄧析，鄧析說，“淡定，他不找你買找誰買呢。”死者家屬去找鄧析，鄧析說，“淡定，他不賣給你賣給誰啊。”

同樣的例子也同見於《呂氏春秋》公孫龍替平原君解秦王問難之事，是典型名家做派。

班固講名家學派源於禮官，現代學者譚戒甫雲，“出於禮官之說，蓋遠溯古始言之。《春秋》雲：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則名家之起，其最初諸禮官，諒不誣矣。”

但也有很多學者反對這個說法。

名家學派源於鄭國，當時私學興起、成文法公佈、興庶人議政治之風，為名家興起提供了外在條件。其中鄧析為其成派奠定了理論基礎，《鄧析子 無厚篇》雲，“循名責實，實之極也；按實定名，名之極也。參以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鄧析死後，名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有惠施、田巴、尹文、桓團、兒說、公孫龍子等人，惠施將名家“遍為萬物說”，不僅“正名實”，而且“辯同異”，而後名家之集大成者公孫龍對名家諸人的思想學說繼承發展，揭示了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盛極一時。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中將名家劃分為“合同異”和“離堅白”兩派，前者以惠施為代表，後者以公孫龍為魁首。這種劃分法近半個世紀以來為大多數人所認同，但自八十年代以來，這種劃分法收到質疑，比如張新認為如果按照這種劃分法的話，同為名家代表人物的尹文將被劃分為哪一派？

各種爭議，至今尚無定論。但有一點是無疑的。

那就是，“正名實”這一套終究不符合時代需要，於秦統一前夕迅速衰落，至漢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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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漢書 藝文志》裡所列名家書目大致如下：

《鄧析》兩篇，《尹文子》兩篇，《公孫龍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黃公》四篇，《毛公》九篇。

有興趣可去查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