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把手的胸懷和用人問題，清朝能消滅流寇是能夠向一線統軍漢將放權（當然，這也可能是不得已之舉），明亡於李自成主要是崇禎急於求功，猜忌過盛，屢誅大將所致。打仗，尤其是平定內亂，遠比單純對外作戰要複雜得多，因為身為合法政府在顧及各方面的情況，而亂軍則無所顧及，這時就不能責一城一地之得失，要把眼光放長遠，不要計日課功，在給前線統軍大將以極大的權利和信任，勝之固然要獎勵，敗了則不能馬上臨陣易將，要求其長功。

歷來政府軍比起外來的敵人，更怕內部的流寇。明清兩朝五百年，最大的流寇有兩股，一股是滅亡明朝的李自成，另一股是清末的捻軍。明朝其實是亡於李自成，清軍不過是乘機而起。

官軍之處以怕流寇有以下四個原因：

攻守異勢。流寇可以隨處攻取，而官軍就必須處處駐守，兵力看似幾倍於敵，在區域性戰場上兵力卻少於敵人。

流寇不用攜帶軍需輜重，走到哪裡搶到哪裡，捻軍尤其喜歡搶馬騾，既可以騎行，也可馱東西，還可以當做會行走的軍糧，所以捻軍平均每人的都五匹馬，隨時換乘，行軍速度極快（這也是捻軍能夠戰勝蒙古騎兵，擊殺僧格林泌的主要原因）。而官軍卻要講究軍紀，如果也搶掠，則會逼民為匪，軍需補給要供後方供應，行動更加緩慢。

流寇動向不定，有利則進，無利則走，今天在河南，明天就可能到江蘇。而地方政府和官軍都是劃地而守，各管一段，特別是在訊息極不發達的時代，很難形成合力。

流寇走到哪裡破壞到哪裡，被了匪災，生產力大受破壞，不但當年租稅不能上交，以後幾年也難以恢復，有時還要靠政府賑濟，否則老百姓吃不上飯，往往就變成流民匪寇。

捻軍縱橫於皖、豫、魯、蘇、鄂、陝、晉、直(冀)八省十餘年，極盛時期兵力高達二十萬眾。比起太平軍，捻軍更讓清廷頭痛，全是清一色的騎兵，行蹤飄忽不定，難以捉摸，不像太平軍可以集中消滅。1865年，清朝滿蒙第一名將僧格林沁中伏被全殲之後，宣告以騎兵對騎兵對的追擊戰術徹底失敗。清軍滿蒙主力淪喪，捻軍一度接近京師，華北震動，首都戒嚴。

清朝看到滿族、蒙古的軍隊徹底失敗，只好把剿滅任何全權交給漢族大臣，先是曾國藩制定了“畫河圈地”變追為堵的戰略，隨後左宗棠、李鴻章貫徹執行，把捻軍分割成東、西兩部分，李鴻章剿滅了 東路捻軍，左宗棠剿滅了西路捻軍。

曾國藩說：“賊成流寇，若寇流而兵與俱流，則彼之資糧無限，我之兵力有窮。”“自四鎮設而變尾追之局為攔頭之師，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以應流寇之一勝著。”左宗棠說：“捻投流竄數省，畏圩寨甚於畏兵。”正是由於這種正確的戰略，縱橫中原十幾年的捻軍被剿滅乾淨。

當時清朝剛剛經歷了為時十四年的太平天國之亂，江南半壁糜爛，又剛剛經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京城失守，英國在沿海和西藏不懷好意，俄羅斯在新疆虎視眈眈，情況一點不比明末崇禎時候好。可是為什麼清朝能夠消滅捻軍，而崇禎就死於李自成呢？

是明朝無人，沒有人像曾國藩、左宗棠一樣看到正確的戰略嗎？不是的，1637年(崇禎十年)，楊嗣昌就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策略，限制農民軍的流動性，各個擊破，最後殲滅。此舉在二年內頗見成效。

朝野都知道，抵禦流寇最好的辦法，是兵以逸待勞，限以河道，守以長牆，逐漸縮小包圍圈。可是，一 旦流寇突破包圍，朝中總會有不滿的彈劾之聲，這時就要看皇帝的胸懷了。在圍剿過程中，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也多次受到彈劾，清廷的做法時“記過效功”，並不進行實質性的處罰，而且多有嘉獎。

反觀崇禎的做法，幾乎就是殺雞取卵。崇禎嚴苛、猜忌、多疑，對大臣動輒怒斥、問罪、砍頭、凌遲，其殘忍和冷酷與魏忠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工作出點小問題，或者有言官攻擊，輕則撤職，重則殺頭。17年間他竟然換了17個刑部尚書和50個內閣大學士，大軍區司令員（督師、總督）被處死和被逼自殺的，包括袁崇煥在內合計有11人，如薊遼總督劉策，漕運總督楊一鵬，督師熊文燦，陝西三邊總督鄭崇儉，薊州總督範志完、趙光抃等。換一個領導就換一套政策和戰術，統兵大將都心存忌憚，戰局稍有好轉，就急於收功解去重任，有心報國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請纓效命，以至李自成、張獻忠都死灰復燃，終至不可收拾。

崇禎的失敗，只怪他自己，與朝臣大將無關。

當領袖，做領導，胸懷比能力重要，如果事事都覺得下屬不如自己，一點不合心意就想考核之威，這個團隊不會有好結果。

戰略問題，大明內有李闖農民軍，外有滿清襲擾。在對外方面將大量兵力，武器，物資都調往九邊，在內同時對流寇追打。在當時，滿清鐵騎不過十幾萬根本對大明構不成亡國的威脅，而在明末連年災害，官府腐化，農民軍起義此起彼伏，概有百萬之眾，剿完又生，大有越剿越多之勢，而且流寇到處流竄，很難尋找主力決戰。而崇禎為了國家尊嚴不肯與滿清議和，身死國滅。

1、明朝已經到了非亡不可的程度，而清朝還沒有到這種程度。明朝沒幾個好皇帝，國家早就病入膏肓了，李自成只是壓倒明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清朝，咸豐雖然昏庸，但還不至於出太多的昏招。慈禧太后比咸豐強很多，比崇禎更要強很多。清朝不亡，只是還沒到時候。

2、咸豐、慈禧雖然猜忌曾國藩等漢族大臣，但沒到崇禎皇帝那種程度。崇禎皇帝太多疑，心胸太狹窄，太急躁，隨隨便便就誅殺大臣。反觀咸豐、慈禧，則很少做這樣的混賬事。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他們敢於給曾國藩等人實權，讓他們放手去幹。崇禎手下的那些大臣，像楊嗣昌之類的，絕對享受不到這樣的待遇。

3、明朝時，關外的清軍始終是明朝的敵人，消耗了明朝大量的實力。清朝則與列強達成和解。列強不僅不與清朝為敵，還幫助清朝鎮壓起義軍。這是晚清與晚明不一樣的地方。

樓上那些人說的都有道理，這裡我說一個別的觀點，就是這兩者結果其實是相同的，清朝消滅捻軍，但是是依靠曾國藩湘軍贏得勝利。從那一刻起，其實清政府已然沒有自己能掌控的精銳軍隊。後來袁世凱小站練兵，結果練出來的新軍就是覆滅清朝的主力，也是後面軍閥割據的主要來源。 試想一下，如果清朝殺掉功高蓋主的曾國藩等，那麼太平軍打不下來，搞不好被太平軍滅掉。不殺掉，漢人開始擁有自己嫡系部隊，清朝被取代也是遲早的事情。 所以說清朝和明朝對農民軍的結果是一樣的。

清末和明末的情況還是很不一樣，清末雖然要面對帝國主義的壓迫，但帝國主義來主要是為了錢，透過貿易掙錢，透過壓迫清廷撈錢，所以每有新條約，無非結果主要是賠款，開貿易港口。 清廷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搞平衡術，勉強能維持領土大體完整，而且帝國主義大體上認為有清廷比沒清廷好。清廷對內則可以集中精力打擊太平天國和捻軍這些起義和內亂，甚至還會藉助帝國主義的貸款和軍事技術來剿匪。

明末就慘的多，主要原因就是北方女真政權的崛起，明末崇禎不得不將主要的軍事主力調往遼東征討或防禦努爾哈赤，為此消耗和牽制了大量的明末有生力量，這使得明廷很難騰出手來打擊李自成等農民起義。甚至可以說國內很多民變其實就是因為與女真人的作戰而加賦加稅引起的。明廷顯然已經支撐不起兩線作戰。歷史上，大規模、有政治訴求的農民起義和北方崛起的勁敵都是極有可能毀滅中原王朝的力量。崇禎很不幸，全趕上了。明帝國恰恰又是到了晚期，經歷了閹黨之患，朝廷黨爭，貪汙腐敗成風一系列癌變，帝國積弊難除，民間造反已經蜂起，為了撲滅造反，抗擊女真，又要頻繁用兵，又不得不對已經虛弱的經濟抽血，激起更多造反，最後惡性迴圈，走向滅亡。天子守國門，崇禎也算是守到了最後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