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劉恆開創了中國封建時代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可謂一代明君。他深悉治國之道，也頗具治國之才，他奉行漢初以來“休養生息”的政策，採取輕徭薄賦、發展農業、安撫百姓的措施，使全國上下呈現出國富民強的景象；同時推行安撫邊疆、減少征戰的條例，節儉費用、除苛政、除肉刑、杜絕誹謗等措施，開創漢朝國泰民安的中興盛世。

漢文帝的政治清明為後人所敬仰，其身世之奇也同樣讓人好奇。神奇的繼位史

公元前204年，漢王劉邦打垮魏王豹，掠奪了他的宮人侍女，讓她們負責織布。一次，劉邦偶有興致，到織布處巡視。人群中看一美女，頗有姿色，劉邦心動，把其納入後宮。可無情莫如帝王，劉邦轉身就把她忘掉了，此女“歲餘不得幸”。此女即薄姬。

戲劇性轉折的一次，劉邦又來興致，找兩個嬪妃，飲酒作樂。這兩美人往昔和薄姬十分要好，形同姐妹，曾相約誓：先貴勿相忘。而此時的二人已榮華富貴在手，哪裡還記得不得幸的薄姬，並把曾經的誓約當作笑話講給了劉邦，劉邦聽後，惻隱心動，可憐薄姬，於是當晚召幸了她。

就是這短暫的一夜歡愉後，薄氏竟然神奇的產下一子，即劉恆。薄姬雖生皇子，但並未以子貴，一夜寵幸之後，再難見到劉邦。而劉恆也因母不受寵，極少見到父親劉邦，自然也不被劉邦喜愛。母子二人謹小慎微、低調生活。劉邦死後，呂后當政，劉邦的寵妃如戚夫人等屬，皆受毒害或被貶冷宮；劉邦一共有八個兒子，結局都很不幸，唯獨劉恆因為母親不受寵，反而不被呂后嫉恨，母子兩個反而因此得以保全性命。也正因不受寵兼薄姬孃家地位卑微，呂后去世後，陳平和太尉周勃在商議誰來繼承皇位時，為避免重蹈呂后專政覆轍而選擇了代王劉恆，即漢文帝。

漢文帝的一生奉行並精彩演繹了“無為而大有為”黃老學說。黃老之學崇尚：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恭儉樸素、公正無私，漢文帝可謂以身以政一貫之。歷數古代節儉之皇帝，漢文帝劉恆當考第一。

《史記》記載：孝文帝從代以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文帝當皇帝二十三年，沒有蓋宮殿，沒有修園林，沒有增添車輛儀仗，甚至連狗馬都沒有增添。這在歷史上是很難得、很罕有的。明朝朱熹曾說：”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他關心百姓疾苦，即帝位不久就下令：供養八十歲以上的老者，月供發米、肉和酒；對九十歲以上的老者，再增發麻布、綢緞和絲棉。

北宋文人吳垧《五總志》記載：漢文帝劉恆以“履不藉以視朝”。不藉通“不借”，“不借”即草鞋，其賤易得，人各自有，不須假借，因為名也。“履不藉以視朝”意思就是文帝穿著草鞋臨朝上班。史記中記“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綈就是一種很粗糙很厚的色彩暗淡的絲綢。文帝就是常穿著這種廉價粗糙的龍袍，就連自己榮幸的夫人都不準穿下襬落地的衣服；規定宮中帷帳不得刺繡，不帶花邊。就是綈衣龍袍，也是一穿多年，破了就讓皇后給縫補一下再接著穿。可見生活中的漢文帝，節儉一致如斯。

漢文帝曾想在宮殿中做一個露臺，以賞山水風光。他把工匠招來，讓他們合計一下成本費用。工匠答說：“百金足夠了。”漢文帝聽了，大吃一驚，自己算計道：“百金相當於十戶中等家庭的家產了！這露臺不能造了，否則羞對先帝、愧對百姓。”於是遂罷露臺之議。

漢文帝尤其重視農業，親自帶著大臣們下地耕種，皇后也率宮女採桑、養蠶。他在生前修築自己的歸宿“霸陵”時明確要求：“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霸陵山川因其故，勿有所改”，即按照山川形勢因地制宜而建，不要大興土木，不要改變山川原來模樣。

正因漢文帝這種恭儉樸素和清政愛民，才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據史載，當時國庫裡的錢多得數不清，穿錢的繩子都爛了；糧倉的糧食都溢位倉外。司馬遷在史記中評價漢文帝說：“德至盛焉”。後來赤眉軍作亂，攻進長安，所有皇帝的陵墓都被挖了，唯獨沒動漢文帝的陵墓，也就是因其知道這位“小氣”的皇帝陵墓中不會有啥值錢玩意。

漢文帝作為漢朝的第三任皇帝，他的節儉和勤政給經歷數百年戰亂的中國休養生息的機會，也為後來漢朝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劉恆是文景之治中的漢文帝，歷史對於他的評價大多集中在了他是一個賢明的皇帝，在他治理下漢朝度過了初期的弱勢，他減輕民負又廢黜重刑，讓漢朝看起來和平安寧，但是為何賈誼卻在自己的《治安策》中對於漢初的評價是另一番景象，這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劉恆是劉邦的第四子，母親薄姬原來是魏王魏豹的側室，魏豹被擊敗後由於薄姬長得好看就被選入劉邦宮中的織房中工作，但她擁有兩個好閨蜜管夫人、趙子兒，三人立下約定如果大家成功了不能忘記彼此的情義，結果她倆人被劉邦看中，在她們的訴說下劉邦臨幸了薄姬，但這並未改變薄姬不受寵愛的命運，可就是一次臨幸使得劉恆出生。

當時的皇帝繼承人已經選擇為呂后的兒子劉盈，劉盈身體偏弱又被呂雉弄出的戚夫人人彘驚嚇過度很快就死掉了，可是並不像一些史書中記載的那樣劉盈沒有子嗣，相反他有6個兒子，其中劉恭與劉弘分別成為少皇帝，在前少帝劉恭時代，他的生母周美人被呂后打壓，強行將劉恭過繼給呂家勢力的張嫣。結果知道自己身世的劉恭說一定要報仇，這導致他被呂雉殺死。

在後少帝劉弘時代呂雉去世，劉邦的舊重臣聯合起來打壓了呂氏一門，在這種情況下將劉盈的子嗣不是殺掉就是廢黜，面對如此局面他們需要一個新的繼承人，這個人就是：

劉恆。

所以劉恆和薄姬他們的身份是非常弱勢的，並且由於他們身份弱勢，甚至呂后都懶得對付薄姬，相反讓她回到了劉恆的封地就藩，當時聽到自己即將成為皇帝的劉恆非常驚恐，並不認為這是什麼好事，認為這沒準是要毒害他的謊言，在前往繼統的路上一直讓自己的心腹重臣宋昌在前面打探情況，當見到以周勃為代表的隊伍後也並不是很放心。

當週勃要求與劉恆單獨會談時，宋昌機靈的阻止了並說出公事可以當著大家說，皇帝又是沒有私事的，周勃等人見狀擁戴劉恆為帝。如果清楚了劉恆的出身再來看他的行為，他為什麼在人生中總是小心翼翼或者對別人寬厚呢？

這是因為劉恆的基礎非常的差，他在人生的前半段甚至不敢相信自己還有什麼發展，不管如何排序似乎都不該輪到他，可是命運就是如此，那麼劉恆成為皇帝之後為何繼續使用黃老之術呢？

這一點是判斷劉恆的關鍵，在漢初時代黃老之術盛行的關鍵是因為在“儒”、“墨”、“道、“法”四個大學派之中墨家首先不會被王朝制度所用，能夠被選用的“法”家剛剛因為秦朝的失敗不受重視也沒有被選用，當時的儒家還是封建儒家而非董仲舒之後的王朝儒家。使用封建儒家的結果是不但王朝能力不會上升，相反諸侯勢力會死灰復燃自然也被罷黜。

而可以使用的唯有“道”家。

所以當時在漢初的時候，社會制度缺乏執行的基礎，而“道”家往往使得很多人產生誤解，認為“無為”便是接受道法自然或者無所自作的讓事情發展，但這顯然不是帝王之術，在漢初一片表面安靜的背後是諸侯王們的快速發展，最終釀成了七王之亂。

如果將道家思想認為“無為”是透過遵守社會中的自然規律或者不多進行干涉，那麼這種政策所導致的結果不但不是太平，相反是諸國的作亂，所以該如何去理解道家呢？

道家的核心在於“道可道、非恆道。”，為了避諱劉恆的恆字才改成“道可道、非常道。”所以天下有大量的道理卻沒有一種恆久不變的道理便是道家的核心，另一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的道法自然不可理解為人服從於自然去做事，應該理解為當人掌握了自然規律之後，就可以將道自如施展了。而這一點就是無為的關鍵：

“我為”。

即是說道家是一種分析規律的學派，並非讓人去如何順應自然，是讓人掌握自然的規律，然後用自己的手段是去施展的學說，“無為”就是以“我為”的手段去應對不同的變化。那麼這對於劉恆有什麼意義呢？這意義非常重要。

呂后為何支援道家，便是在於道家給她提供的優勢，儒家、法家更多強調建立社會制度和文化的框架，透過“規範”來治理社會，這將使得皇帝得到優勢，對於太后顯然是不利的。道家是一種權謀之術，這為呂后提供了優勢。呂后以“殺重臣、輕民負、行黃老”作為自己的方針，使得對內他重用劉邦的舊重臣打壓異性諸侯如韓信、彭越等人獲得了內部上層支援，對下層則採用輕民負的手段獲得民眾的支援，對外重用黃老宣傳自己不會過多幹涉諸侯的發展使得諸侯支援他，所以她的手段獲得了從內到外的支援，才讓她長期得利。

而現在劉恆比起呂雉來更具有優勢，因為他本身就是皇帝，在這種手段之下他同樣採取了“用重臣、輕民負、行黃老。”的思想，他透過調整內部勢力將自己的重臣逐漸替代舊劉邦的重臣，並且對待他們非常寬容，這種寬容同樣使得內部上層支援他，繼續執行呂后時代就進行的輕民負使得內部下層民眾也支援他，在對外的策略上他一方面維持和親的策略穩住匈奴人，另一方面他同樣宣傳自己維持諸侯的地位，但這樣的做法目的是什麼呢？

是積攢實力。

為什麼漢文帝會重視賈誼的《治安策》？難道漢文帝看不出諸侯會產生紛亂麼？顯然不但是看得出，並且在當時就已經有一些諸侯開始進行叛亂，在這樣的情況下漢文帝為何仍然持續的堅持他的方針呢？

這就是因為如果將勢力作為一個對比的話，漢朝的內部矛盾有兩種，第一種是王朝的皇帝與重臣之間的矛盾，第二種是王朝與諸侯之間的矛盾，所以他以發展王朝皇帝勢力的方式進行總目標，即漢朝皇帝擁有更多強勢資源的情況下，隨著時間的發展皇帝的能力會繼續上升，由於漢朝在最開始的時候內部資源十分衰落。使得發展經濟和發展勢力作為諸侯王和皇帝都在進行的事情。

但從根本上說不管是皇帝還是諸侯其實都在等待，對於諸侯王來說他們雖然擁有封地，單獨的封建諸侯與王朝的皇帝勢力進行比較是不足以撼動漢文帝位置的，想要進行削藩戰爭卻並非那麼容易，在這種基礎上透過穩定內部使得漢文帝的基礎變得牢固的同時讓自己的勢力變得非常強大則是漢文帝，另外漢文帝將自己的目標放在了下一代。

他立自己的兒子劉啟為太子，竇氏為太后，讓漢朝的傳續穩定下來，目標就是為了讓他的兒子時代可以擁有即便諸侯王們造反也能進行打壓的能力，這使得漢文帝一朝變得十分穩定和安寧。

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不管是從呂后時代還是從漢文帝時代他們都缺少足夠的勢力去真正的進行削藩戰爭，蕭何與曹參的碌碌無為不多幹涉也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幹涉，而是他們要以發展作為首先的目標，在這種目標中將自己的目的隱藏下來，最終一擊即中。

在漢景帝時代發動了削藩戰爭造成了七王之亂，終於以漢景帝的勝利結束了戰爭為漢武帝開創盛世奠定了基礎。

那麼該如何看待漢文帝呢？

漢文帝的出身和他的成長過程都非常弱勢，所以在一個弱勢的情況下他非常善於把握進退之道，既沒有在得到皇帝之位時候變得囂張跋扈，又沒有激進的去處理諸侯王的隱患，相反他以實事情況出發分析當時的環境和能供他施展的空間。

在這種基礎上他真的如同道法自然一樣的去“無為”，只是這種“無為”不是沒有任何作為，也不是順應自然的發展，相反是在分析清楚了敵我態勢後，用一種最合理以及最穩妥的方式積攢力量，等待時機的成熟，這種“無為”正是漢文帝的“我為”的體現，也是他自由施展道法的一種體現，雖然表面上看來漢文帝沒什麼驚人的舉動，但是真正確立未來削藩戰爭勝利基礎的人便是漢文帝。這為後世漢武帝的崛起提供了基礎。

漢文帝劉恆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孝順的皇帝，其事蹟被收入“二十四孝”之中。

漢文帝

有一次，漢文帝母親薄太后生病了，御醫、術士都表示無能無力，這可急壞了劉恆。俗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劉恆顯然例外。薄太后一病就是三年，臥床不起。劉恆作為皇帝，處理完繁忙的政事，還堅持每天親自喂母親吃藥，晚上守護在太后的身邊。而且，每次煎完藥，劉恆都要親自嘗一嘗，看看藥苦不苦、燙不燙，等到自己認為可以了，他才會把藥端到母親的床前，餵給她喝。

漢文帝親侍母病

當然，漢文帝不僅對母親孝順，推己及人，對天下人亦都有一顆仁愛之心。漢朝初年，承襲秦制，刑法嚴苛。當時有個醫生淳于意，按照法律被判服肉刑（當時的肉刑有臉上刻字，割掉鼻子，砍去左腳或右腳等），要押解到京城長安去受刑。

淳于意最小的女兒淳于緹縈，不辭辛苦來到長安，上書給漢文帝，言辭悲切：“我是淳于意的小女兒，名叫淳于緹縈。我父親……要受到肉刑的處罰，我不但替父親傷心，也替所有受肉刑的人傷心。一個人死了不能復生，割了鼻子不能再長起來，砍了腳不能在接上，臉上刻了字也破了相，以後雖然想改過自新，也沒有辦法了。我情願獻身當官家的奴婢來抵贖父親的刑罰，以便使父親有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漢文帝看了，被淳于緹縈孝敬父親並自願代父受刑的精神所感動，同時他也覺察到肉刑並非仁德的為政之道，於是昭告天下，正式廢除了肉刑。

漢文帝墓

漢文帝的這兩件事，體現出了一種很優秀的品質：就是要有仁愛之心。

我的評價是：謙恭寬厚，千古仁君。

關於漢文帝，司馬遷在《史記》中有《孝文字紀》一章專門記述，不讀不知道，一讀，就被他暖到了。

漢文帝，名劉恆，高祖劉邦第四子，母親薄太后（薄姬），即位前封代王。論名氣，他可能比不上老爹劉邦和孫子劉徹，但從史實上來看，他的功績絕不比這二位差。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來講，在文帝治下生活，肯定要比高祖和武帝之世舒適。

一、道德的楷模

文帝待手下臣子極為寬大，有時竟至於顯得有些縱容，算是以德服人的模範和標杆。如吳王劉濞假稱有病不上朝，文帝明知他消極怠工，但卻大方地賜給他手仗。當時朝廷中的許多大臣如張武受了賄，文帝發覺後，不但不怪罪，反而自掏腰包，給受賄的大臣發紅包。你看，如此作法，怎能不讓手下死心塌地呢？

而且，文帝的仁慈更是延及了一般民眾。他回到做諸侯王時的代地時，賜給當地的老百姓“牛酒”。在位十七年時，他得到了一個刻著“人主延壽”的玉杯，便下令天下百姓飲宴歡慶。特別是在後元六年的時候，天下大旱，又鬧了蝗災，他讓諸侯不納貢，開放糧倉賑濟災民，更是彰顯了出了仁君本色。有這樣一個可靠的帝王，老百姓又怎麼能不愛戴呢？

作為一個帝王，文帝的謙遜更是讓人肅然起敬。他剛即位的時候，大臣建議他早立太子，他說自己德行不夠，立自己的兒子會加重自己自己不德的罪行。

《史記》原文中說道：

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這一番話說下來，真是讓是感動得一塌糊塗，直感覺這個皇帝真是謙遜到了極點。

漢王朝，幾乎是在戰爭的廢墟中建立起來的，所以除了奉行黃老之術，“與民休息”外，皇室自己也得自覺削減開支。在這一點上，文帝的表現堪稱典範。即位之初，他就為了節省軍費開支，裁撤掉保衛自己的衛隊。他曾經想修建露臺，但召來工匠一核算，要花上百斤黃金，他就立馬打消了這個念頭，還說：“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他的這種節儉之風還影響到皇宮的生活，他的寵妃慎夫人，穿的衣服不得拖至地面，用的幃賬不得用文繡，為自己選的陪葬用品，不用金銀等貴重金屬，而是用瓦器。可謂是節儉到了極至。

二、治世的明君

文帝不僅是道德的楷模，而且在治國理政上更是一把好手。

作為一個儉省到極點的人，文帝在和手下打交道時，卻又是極度大方。剛剛坐上皇位，他就厚賞了迎立的功臣周勃、陳平、劉章等人，增加他們的封地，而且還賞周勃黃金五千斤、陳平兩千斤、劉章一千斤，此外對於一直追隨自己的舊臣如薄昭、宋昌等人，他也同樣不吝封賞。大把的爵位和金錢撒下去，換來的卻人心的歸附，這也是他能以一個選舉制領袖的身份，得以迅速站穩腳跟的重要原因。

即位不久，文帝就親自操心起了國家法律。他認為，目前所實行的“一人犯法，全家連坐的法律”，既不合理、也不人道，應該予以廢除。

他的理由是：

朕聞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

在他的堅持下，連坐之法得以廢除。且看他的這種胸襟和見識，哪裡像一個幾千年前的老古董，簡直就是古代的民權教父。即位十六年的時候，他還借“緹縈上書”事件，廢除了肉刑，使得那些犯有輕微罪刑的人能夠有一個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

文帝二年的時候，天上發生了一次日食。文帝認為是上天對自己的警示，所以下令：

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這一舉措，既為那些胸懷王佐之才的能人打開了為國效力的通道，又為國家選拔了急用的人才，可謂是一舉兩得。

外憂即北方的匈奴。文帝時，匈奴多次派兵騷擾邊境，如文帝三年五月，匈奴侵入北方，在北河一帶為患，文帝派灌嬰出擊，匈奴走。十四年，匈奴再次南侵，攻打蕭關，釘了漢在當地的都尉孫卬，文帝派張相如、董赤、欒布等出擊，匈奴逃走。如此反覆，漢王朝可謂是疲於奔命，終於在後元二年時，與匈奴和親，才使得兩國維持了表面的和平，為漢王朝爭得了休養生息的機會。

內患即國內的諸侯王作亂。按理說，在文帝這樣一個寬厚的皇帝下邊做臣子，諸侯王應該要安守本分才是。但是，別人當皇帝，總不如自己當皇帝來得爽快，所以總有那麼一兩個諸侯王挺而走險。文帝三年，濟北王劉興居趁文帝征伐匈奴的機會，起兵反叛，文帝命陳武率軍討伐，撲滅了叛亂，但文帝赫免了除劉興居外眾人的罪，又一次彰顯了仁居本色。

三、總結

這樣一位既有主見，又能聽取別人意見，既寬厚仁慈，又殺伐果斷的君主，怎能讓人不敬？怎能讓人不愛呢？

漢文帝是漢高祖劉邦的兒子，漢惠帝就劉盈的弟弟，母親是薄夫人，皇后是竇漪房，兒子劉啟是漢景帝，女兒是館陶公主。

漢文帝劉恆的母親薄夫人，並得不到劉邦的寵愛，沒被劉邦寵幸多少次，但慶幸的懷孕了，並生下漢文帝劉恆。

劉邦除去幾個開國的異姓王后，又封了幾個劉姓王，劉恆被封為代王。

劉邦死後，劉盈繼位，呂雉尊為太后，薄夫人想去代國兒子劉恆那裡，呂雉覺得薄夫人之前都不被劉邦寵愛。對自己構不成威脅，於是就放薄夫人去了代國做國太后。

呂雉死後，陳平周勃發動政變，剷除諸呂勢力，朝臣之後選立誰為皇帝。覺得代王劉恆是目前劉邦兒子中在世最大的。

同時漢朝經歷了呂后專權的事情，而朝臣覺得薄太后為人仁厚。不像呂雉那樣，會亂權專政。所以陳平周勃立劉恆也是皇帝，就是漢文帝。

文帝有子劉啟，是為後來的漢景帝，開始了他們的文景之治。為以後漢武帝劉徹對匈奴作戰奠定了基礎。

漢文帝劉恆是漢高祖劉邦的第四個兒子，漢朝的第三個皇帝。呂后死後，當時身為代王的劉恆聯合劉璋剷除了呂產、呂祿等竊國者，登上了皇帝寶座，開創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治世”。

漢文帝在位期間，勵精圖治。他採取了一系列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措施，使漢朝由國家初定走向繁榮昌盛。

他總結了秦朝滅亡的教訓，減少田租，改善了社會風氣，用來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漢文帝為了解放生產力，開始減輕徭役，使成年男子的徭役減為每3年服役1次。

其次，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漢文帝還廢除了過關用傳制度。漢代在軍事重鎮或者邊地要塞，都設關卡以達到控制人口流動的目的。出入關隘時，要持有“傳”，也就是要有憑證才能過關。在他廢除這一制度後，促進了商品的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聯絡，同時也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正是由於漢文帝採取的上述方針和措施，使得漢朝社會獲得了顯著的發展，統治秩序日益鞏固，為“文景之秩”的盛世開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劉邦共有8個兒子：庶長子劉肥(封齊王)、二子劉盈(即孝惠帝)、三子劉如意(封趙王)、四子劉恆(即文帝)、五子劉恢(封梁王)、六子劉友(封淮陽王)、七子劉長(封淮南王)、八子劉建(封燕王)。其中三個（劉如意，劉恢，劉友）被呂后害死；劉肥和劉建不僅封地被呂后分割給呂家，而且還被迫娶呂氏女子為王后，二人或被氣死，或抑鬱而死；劉長驕橫跋扈，後因反叛而被廢，不久便死。只有劉恆符合繼承帝位的條件，而且其母薄氏性情溫良，沒有干政野心，符合陳平周勃選擇繼承人的標準。事實證明這種選擇非常正確。當然如果劉如意沒有被害，繼承帝位的話，肯定也會幹的非常好，可惜歷史沒有假如。

在漢朝的歷史，乃至在中國的歷史中，漢文帝劉恆一直是我比較喜歡的皇帝之一。他文治武功，一切都是為國家考慮，為人民想辦法。他制定規則，執行規則，遵守規則。

漢王朝建立後，西漢的主要任務就是鞏固政權，加強治理，發展生產。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輕徭薄賦，減輕人民的負擔，雄心勃勃的實行著大治的新局面。

農業方面，勸課農桑，開放國家山林，經常給農民賞賜，鼓勵他們發展生產。促進了關乎國計民生的鹽鐵事業的發展。

和周邊少數民族盡力維持了相安和睦的關係，對於強大的匈奴採取了和親政策，不輕易用兵。為人民勞動生產創造了和平的環境。他還對秦朝以來的的法律進行改革。廢除終身勞役制；廢除了一人犯法，全家受連的“收孥相坐律令”；廢除酷刑。最重要的一點，他親自帶頭，以身作則，厲行節約。他在位23年，十分節儉，宮廷內沒有增加任何東西。連他最寵愛的慎夫人都衣不曳地。各貴族官僚也不敢濫事搜刮，都不敢奢侈無度。這樣，人民的負擔便得到了減輕。

他臨終時下了遺詔，他死後不能厚葬，不能動用國家的車馬錢糧。治喪期要短，不能侵擾群眾，不得禁止百姓結婚，飲酒，吃肉等。

文帝開創了大漢王朝的“文景之治”。對以後武帝北擊匈奴，南平南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就厲行節約這一點，他也可以算是千古一帝了。

漢文帝因為捨不得一百斤黃金的花費，毅然放棄興建露臺，並規定自己死後實行薄葬，但在打賞起弄臣鄧通來卻是不惜血本，這互相矛盾的舉動，實在是令人看不透。今天，我們就來聊聊漢文帝。

漢朝建立之初，承秦末戰亂之弊，天下一片蕭條、殘破的景象，人口數量減半，許多地方更是十室九空。連年的戰火導致民眾大規模的流亡，農田拋荒的現象隨處可見，也使得漢初經濟極為蕭條，財政枯竭。加之國家局勢不穩，國內擁有的馬匹數量遠遠不能滿足戰爭的需要，以至於國家規定只有皇帝才有資格乘坐馬車，除了出兵作戰，將相一般只能坐牛車。

而且就算是皇帝能坐馬車，也都不能配齊顏色相同的四匹馬，而只能用毛色不同的馬匹來湊數（“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見《史記·卷三十·平淮書第八》）。

在這種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從漢高祖劉邦開始的七十餘年間，歷任帝王推崇黃老學說的“無為之治”，實行與民生息、厲行節儉的國策，透過輕徭薄賦、約法省禁、裁兵歸農等種種措施，才使得生產得以恢復和發展。尤其是在文帝、景帝時期，“三十稅一”的制度保證了農業生產和人口生育的積極性，人口數量激增，大量荒田得以開發，社會逐漸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在漢文帝時期，雖然財政狀況跟建國初相比已經好轉很多，但他卻依然不敢懈怠、放縱，而是更大力度的推行恤農惠農的政策，除進一步鼓勵農民生產、生育外，也在如何進一步壓縮國家開支方面“動腦筋”。歷朝歷代的帝王登基後，都有大興土木的嗜好，就算是以“節儉”著稱的皇帝們，也總會建一些規模不大的宮殿樓臺，以賞心悅目、消煩解憂，漢文帝也未嘗不想如此。

據正史記載，漢文帝登基後非常簡樸，居住的宮殿全都是之前皇帝留下的，自己從沒有進行過營造新建。某次，他打算建造一個露臺用來欣賞山水風景，便叫來工匠詢問所需費用，當得知預算要一百斤黃金（漢朝的黃金實為黃銅）、相當於十戶中產家庭的收入後大吃一驚，趕緊打消營造的念頭。連相當於十戶中產家庭收入的一百斤黃金都捨不得消費，漢文帝的節儉似乎都到了“葛朗臺”的程度。

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見《史記·卷十·孝文帝本紀》。

文帝不僅生前極度節儉，就連自己身後的陵墓規格、陪葬物標準也同樣堅持“低配”，實行最大限度的薄葬（“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引文同上）。不過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就這麼一位極度“吝嗇”的皇帝，在打賞起弄臣鄧通來卻是大手筆、不惜血本，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文帝寵幸弄臣、男寵鄧通，時常跑到鄧通家中，跟他玩各種遊戲。鄧通沒有別的本事，只懂得一套阿諛奉承、溜鬚拍馬的本領，文帝時不時膿瘡發作，鄧通常用嘴為皇帝吸吮膿水解毒，每每使得文帝龍心大悅。有相士為鄧通相面，說他最終會因飢寒而死，文帝聽後忿忿不平，便賞賜鄧通財物累計有億萬錢之多，並把蜀郡嚴道縣的銅山賜給他，允許他鑄造錢幣，讓後者富甲全國。

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見《史記·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傳》。

漢文帝因為捨不得一百斤黃金的花費，毅然放棄興建露臺，並規定自己死後實行薄葬，但在打賞起弄臣鄧通來卻是不惜血本，這互相矛盾的舉動，實在是令人看不透。或許文帝的節儉不過是做“表面文章”，演給天下人看而已，至於豪賞自己寵愛的弄臣，讓他整天哄自己開心，才是他真實的本性。

漢文帝在歷史上以與民休息，愛惜民力聞名，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排的上號的好皇帝。大部分人也認為漢文帝是一個仁慈的好皇帝，但實際上，身為一個殺伐決斷的統治者，要想做得好，也就是成功統治，最重要的特質絕對不是仁慈。而漢文帝的統治政策，也可以說是“寬嚴相濟”，下面就簡單以整治功臣為重點介紹一下文帝作為統治者的一面。



圖/漢文帝像

刁難周勃

周勃作為功臣集團的代表，在平滅諸呂，迎漢文帝即位這件事上起過關鍵作用。文帝一開始任命周勃為丞相，但卻以雜事相詢，咄咄逼人，使得周勃汗流浹背愧不能對，如不是陳平在場，恐怕不能下臺。

難道文帝真的不知道全國一年之中要審理的案件有多少件，全國每年收入和支出的金錢是多少這樣的事情有專人掌管嗎？作為帝國的皇帝，甚至是一個深諳統治之道的皇帝，絕不會如此。其實，這正是文帝故意之舉，目的正是給這些自恃有功的功臣下馬威。



圖/周勃像

周勃下獄

不久之後，文帝逼迫功臣就國，他就明確告訴周勃讓他帶頭，周勃只能從丞相的位置上離職，黯然回到封地。即使這樣，文帝還是覺得功臣勢頭未被壓盡。

周勃回到封地後不久，有人告發周勃謀反，以周勃那時的境遇，這當然是子虛烏有的。文帝當然也知道以周勃一個被重重監視的縣侯的實力謀反當然是無從談起。但他還是把周勃從封地“請”到了廷尉府。周勃出獄後感嘆道：“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我曾經將兵百萬，怎麼知道小小獄吏的尊貴啊。

實際上，小小獄吏怎敢如此對待堂堂列侯，當然要麼得到了什麼暗示，要麼嗅到了什麼訊息而已。就連周勃的出獄也頗有喜劇色彩，在花費重金打通了文帝生母薄太后的關係後，薄太后為周勃進言說，周勃身掛皇帝賜給的印璽，在北軍率領軍隊，不在那時謀反，如今身居一個小縣，反倒要謀反嗎？實際上，這個道理誰都懂，文帝此舉也正是故意要震懾功臣集團罷了。

統治之道

如果具體到周勃和文帝個人，周勃對於文帝和漢帝國有大恩，有大功，然而文帝對於周勃可謂刻薄寡恩。但如果放在統馭帝國的角度上，文帝此舉卻又表明他是一個成熟的統治者。如果不能壓制功臣勢力，那皇權又如何得以伸張？帝國的治理就更無從談起了。

圖/西漢中心區域圖

所以，如果非要衡量一個統治者“好”或者“不好”（實際上歷史人物的複雜導致很難這樣評斷），那也是他的統治是否成功而不是是不是仁慈。

參考資料

1、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不得不說，有一種人就是幸運，漢文帝就是這種人。

第一個幸運是誕生，司馬遷在《史記·外戚世家》中說，劉邦只寵幸過薄姬一次，她就懷上了龍裔，這不得不說是幸運，要麼就是劉邦對女人生理週期有研究。第二個幸運是皇位繼承權，因為薄姬地位低下，所以劉恆也就不太受寵。

可以說劉恆是糊里糊塗成了皇帝，不過他當這個皇帝卻不糊塗。

漢文帝劉恆是劉邦第四個兒子，8歲時被封代王。西漢高後八年（前180年），呂后去世，劉邦的陳平和周勃、劉章攜手誅滅了呂氏勢力，共同決議讓劉恆繼承皇位。西漢初年宮廷的腥風血雨，23歲的劉恆早就聞過這個味道。在屬地卜了一卦後，啟程進入了未央宮。

還是那句話，劉恆當上漢朝皇帝確實是有運氣的成分，不過他沒有辜負這份運氣。

文帝不同意他們的看法，說：“法律要公正，治罪要恰當。況且，治理民眾，引導他們向善，是官吏的責任。官吏如果既不能教導民眾向善，又拿不正當的法律去懲罰他們，這反而是坑害民眾讓他們去行兇。朕沒有看到這樣做好在哪裡，你們再仔細考慮一下。”在文帝的堅持下，終於廢除了連坐法。

不僅僅是連坐法了，《二十四孝》中排在第二位的就是漢文帝劉恆親嘗湯藥的故事。

故事講述漢文帝母親薄太后一次生病，三年臥床不起。而漢文帝為母親親熬湯藥，日夜守護母親床前。母親不合眼，自己從不休息。每次煎完藥，自己總要先嚐冷熱苦甜，然後才敬奉。漢文帝位母親親嘗湯藥三年的故事廣為流傳並被記入“二十四孝”。後人曾作詩稱頌：”仁孝聞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載病，湯藥必先嚐。

漢文帝在位期間，是漢朝從國家初定走向繁榮昌盛的過渡時期。

他繼續執行與民休息和輕徭薄賦的政策。他兩次把田租減為三十稅一，甚至12年免收全國田賦，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他還親自耕作，做天下之表率，對當時農生產的迅速恢復與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他逐步削弱諸侯王的勢力。當時各諸侯王掌握著封國內的政治、經濟大權，對國家的統一和中央政權的鞏固形成了嚴重威脅。漢文帝先後粉碎了劉興居和劉長的謀反，又接受賈誼提出的分割大諸侯的建議，維護了國家的統一。

實際上，漢文帝的作用絕不僅限於此。

如果從西漢整個歷史考察的話，漢高祖劉邦這個人過於精明強幹，他能夠奪得天下，也能夠初步的治理天下，但是別人很難模仿他，換句話說，他不能給西漢後世的皇帝們作出可以學習的榜樣，所以劉邦只是開國，而不是立國。

劉恆這個人沒有劉邦那麼大才幹，但是他做事小心謹慎，行為中規中矩，儘可能延續前代的政策，以自己的耐心、寡慾、剋制為西漢後世君王樹立了一個可以模仿的榜樣，為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作出了重要貢獻。

文帝，是劉邦的中子（第四子），名叫劉恆，薄太后所生，被封為代王。誅諸呂之後，被迎立為帝。

當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派人去迎接代王的時候，劉恆看不清形勢，不知道是吉是兇，就找了占卜官來算算，卦文說，大王此一去，將會封為天王。

代王說，我已經是大王了，再封王什麼意思？

占卜的人說，天王就是天子。

代王覺得有些道理，於是先讓舅舅薄昭去見絳侯周勃摸摸情況。周勃就把群臣迎立的意思全部告訴了薄昭，薄昭回來對代王說，千真萬確，不用再懷疑了。代王大喜，立刻安排套車趕奔長安。

代王沒有直接入長安，到了高陵停下，派中尉宋昌先進長安打探虛實。宋昌到了渭橋，丞相陳平率領群臣已經等著了。宋昌放心回來，擁著代王馳至渭橋，群臣下拜稱臣。代王這個時候還不太適應，連忙下車還禮。太尉周勃走過來低聲說，大王，請借一步說話。宋昌警惕性很高，心想誰知道你要把大王帶到哪裡去呀，說，太尉要是說公事就在這裡當著大家面兒說，要是說私事，代王不受私言。太尉於是跪下敬獻天子玉璽與節符。代王非常慎重，說，咱別這裡商量大事，還是到我王府從容計議。

到了代王府邸，群臣說，少帝劉弘不是惠帝的親兒子，您是高祖的親子，理應繼承皇位。代王心裡明白了，這就沉住氣了，於是從容道，我德少才薄，不足以為帝。高帝還有弟弟，楚王劉交是不是更有資格為帝呀？群臣不想再囉嗦，全部趴在地上磕頭堅決請代王繼位。代王把身子轉到西邊，群臣就轉到西邊跪著，代王把身子又轉到南邊，群臣又轉到南邊跪下磕頭。翻來覆去折騰了老半天，丞相陳平急了，大王不要再謙讓了，不論哪個方面您都是最合適的接班人。代王說，要是宗室將相列侯都認為我合適，那我就答應了吧。於是接過璽符，成了名正言順的天子。

太僕夏侯嬰和東牟侯興居先去清宮，把呂太后立的那個少帝趕出宮，代王當天晚上從代王王府進入未央宮正式執政辦公。這個時候他最感激的是跟隨他來長安的中尉宋昌，當天晚上就封宋昌為衛將軍，相當於首都衛戍區司令員，掌管南北軍權。自己當代王時的郎中令張武仍然是郎中令，掌管宮中大小事務。有了這兩個心腹在自己身邊，劉恆就放心了。

還是不過夜，下詔書，大赦天下。按照漢時的律法，老百姓三個人以上不得無故聚會飲酒——同志們，你們偷著樂去吧，沒事兒就能三五成群喝個酒唱個歌什麼的，在那個時候可都是不允許的——為了慶祝新皇帝繼位，全體國民可以以五天聚會飲酒的自由。於是萬民感激涕零。

文帝這個人應該說是幾千年專制歷史上比較優秀的好皇帝。從他的應對繼位這件事上來看，就可以看出為人非常謹慎，非常機警，處事比較果斷大度，政治上相當成熟。繼位後大賞誅除諸呂的功臣，廢除了一些比較苛刻的律法。漢朝的律法都是繼承的秦法，最不得人心的是相坐法，一人有罪，誅連家室。文帝首先把這一條廢除了。

轉過年來，立子劉啟為太子，妻子竇氏為皇后。為表示祝賀，天下鰥寡孤獨窮困以及年八十以上的老人、九歲以下的孤兒，都賜以布帛、米肉。

文帝對群臣說，天下治亂都繫於我一身，我也並不是一當了天子就什麼都英明，我要是有什麼過失，做決策辦事情有不妥當的地方，希望你們告訴我。發現方正賢良、敢於說真話的人才，你們都要積極推薦。

還有，我們的法律尚存誹謗妖言之罪，至於什麼是誹謗什麼是妖言還不是憑有司來定嗎？搞不好會成為閉塞言路的藉口。群臣百姓都不敢說真話，在上的無從聽到自己的過失，這怎麼能保證決策科學，怎麼能吸引天下的賢良之才呢？必須馬上廢除這樣的惡法。

這些應該都是發自肺腑的實話實說，看不出是英雄欺世的虛偽之詞。

《史記》說，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文帝做了二十三年皇帝，活了四十七歲，臨死時下遺詔交代，天下軍民守喪三日即可，三天之後即可除孝服。不要因為我去世禁止老百姓婚喪嫁娶。務必要薄葬，不要浪費。中國歷史上的皇帝無數，能做到這種程度的還真不多。

所以司馬遷稱讚文帝說，“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節儉

文帝曾想建露臺，找來工匠詢問造價，工匠回話需要百金。文帝隨放棄，說“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文帝后宮所用宮女僅數十人。寵妃慎夫人，服飾均很短不拖地，帷帳也簡單樸素不加修飾，以示敦樸，為天下先。

輕徭薄賦

文帝十二年（BC168）,漢文帝採納晁錯“重農貴粟”政策（繳粟600石，可封爵；4000石以上可任五大夫；12000石，可當大庶長），免租一半，稅三十分之一。

十三年又全免田租一年。事實上，“貴粟”入仕之路為富家大族所壟斷。

不專鹽鐵之利

漢文帝時，民間可以自由鑄錢、冶鐵及煮鹽。豪強大族得以專擅山澤之利，皆為鉅富，盤剝民財。

《鹽鐵論.錯幣篇》載“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

《漢書.食貨志》記“富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

外有輕刑 內實殺人

文帝十三年（BC167），齊太倉令淳于意，被判有罪當用肉刑。其女緹縈上書，願做官婢，贖父刑罪。文帝憐其意，下詔曰，“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得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遂廢肉刑。

肉刑之外，仍有，“當黥（臉上刻記號）者，髡鉗為城旦舂（罰做苦力）；當劓（削鼻）者，笞三百率多死；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當死。

直到景帝繼位時下詔，“加笞與重罪無異。辛而不死，不可為人。”笞刑才逐漸減輕。

北和匈奴 南撫趙佗

文帝時，北疆匈奴不時引兵南下，燒殺掠奪漢民。南方南粵王趙佗，盤踞百粵之地，地數千裡，甲百萬有餘（主要是始皇以來戍邊不返到漢人）。

文帝延續和親政策與匈奴維持和平，就算匈奴侵入漢地，邊關守將亦不準反擊至匈奴地。

南粵王趙佗僭越稱帝，文帝非但不征伐，反而與趙佗兄弟論，且親自給趙佗修書，慰問有加。

提到文帝不得不提他的兒子景帝和“文景之治”！

文帝名叫劉恆,是劉邦的兒子,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179-157年)。景帝名叫劉啟,是文帝的兒子,在位十六年(公元前156-141年)。文景統治的四十年,在歷史上被稱為“文景之治”

文景時期,是西漢社會經濟向上發展較快的時期。這個局面的出現,是在秦末農民起義推翻了秦王朝,打擊了地主階級統治之後造成的。漢初以來恢復和發展生產的休養生息的政策,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才有可能提出並且收到一定效果的。

西漢建立後,社會經濟一片凋敝。史書記載當時的情況是:老百姓無法在田地上生產,到處是饑荒,發生人吃人的現象,死者過半。那時,連皇帝都弄不到四匹一樣顏色的馬來拉車子,將相有的只能坐牛車。面對著這種形勢,恢復和

發展封建經濟,成了鞏固地主階級統治的當務之急。由於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統治的基礎,所以劉邦以來所採取的休養生息政策,實際上就是穩定小農經濟,以鞏固封建統治的政策。文景兩代,大力推行這一政第,因而促進了社會經濟的較快發展。

文帝曾經下詔說:“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意思是說,農業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國家沒有比它更重要的了。為了發展農業生產,他採取的辦法,首先是減輕田租。有時把原來的十五稅一,改成“三十而稅一”,有時甚至“除民田之租稅”,即免收田租。景帝時還把田租“三十稅一”正式定為制度。人頭稅也有所減輕。漢代人頭稅稱為算賦,民年十五歲到五十六歲,每人每年交納一百二十錢。文帝時曾減為四十錢。徭役也有所減輕。文帝時把原為一年服役一個月的辦法,改為“三年而一事”。文帝對役使民力也比較慎重。有一次,他想蓋一所露臺,召來工匠估算,要花費黃金一百斤,約當中等人家十家的家產。文帝覺得費用太重,就把這項營建的計劃取消了。文景時還一再下令,讓居住在長安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國,以免“成卒給輸費苦。”這就是所謂“輕徭薄賦”。

與此同時,還在刑罰方面有所減輕。文帝時,作了兩點改變:一是廢除連坐收孥法,即對犯罪人的全家老小不再司治罪,對犯罪人的妻、子不再罰作奴婢;二是廢除肉刑,即黥(在臉上刺字)者改為城旦春(男子修城,女子春米),當時(割去鼻子)者答(杖打)三百,當斬左趾者答五百。景帝寸又減輕了笞刑。這就是所謂“刑罰大省”

以上措施,其目的在於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並不是為農民。“輕徭薄賦”,是在人民很窮,沒有什麼東西可拿的況下采取的。由於地主階級擁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農民少土地,或者完全沒有土地,所以這種“輕徭薄賦”政,對地主有利的。正如東漢史學家荀悅所說,這是“造足以豪強”的措施。“刑罰大省”,是在基本上繼承秦背法的前下,對某些酷刑所作的改變。比如廢肉刑、減答刑,實際是“加笞者,或至死而答未畢”,人被打死了,而刑還沒有導用完,“幸而不死,不可為人”,不死的,被打成殘廢。封建史學家早已指出這是“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由此可見,文景的上述政策,完全是保護地主階級利益的政策。

當然,文景的政策,是適當調整生產關係使之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對當時封建經濟還是起了積極作用的。恩格斯指出:政治權力如果“按合乎規律的經濟發展的精袖和方向

作用,”“經濟發展就加速了”。漢初以來,特別是文景時的政治權力,正是在某種程度上按照合乎封建經濟發展的方向起作用的,所以,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就快一些。

經過勞動人民幾十年的辛勤勞動,到景帝末和武帝初社會和國家都已比較富庶。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記載說:“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這些話不能都信。所謂“民則人給家足”,就不是指的廣大農民。儘管當時農民的情況是西漢時期最好的,但他們仍然處於窮困狀態之中。

封建統治者保護小農經濟,實際上是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從事辛勤勞動,為地主階級及其國家提供剩餘產品。因此,這種保護政策的結果,必然是富了地主,窮了農民短短几十年,封建國家還源數積累了那麼多的糧食和錢財,都是從農民身上搜括來的。同時,官僚、貴族和富商,也透過兼併和掠奪,集中了大量的財富。據史書記載,家產千萬甚至萬萬的官僚和富商,已經不在少數;田產千餘頃的官僚地主,正日漸增加。而農民卻逐漸走向破產的道路。他們的耕地很少,據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的簡牘記載,一個名叫鄭裡的地方,有25戶貸糧戶,平均每戶只有土地24畝多一點。那些很少土地或沒有土地的農民,只得“耕豪民之田”,變成地主的佃農。在地主階級及其國家的剝削和壓榨下,農民的日子很不好過。關於農民生活情況,晁錯有一段描述:“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皺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債)者矣。”當時人民生活困苦的事實,就連文帝、景帝自己不得不承認,他們曾在詔書裡說:“歲一不登(登是收成),有飢色”,“歲比(屢屢)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一年沒有收成,農民就要捱餓;連年不收,農民就要餓死。這是多麼悲慘的情景啊!

事實證明,所謂“文景之治”,完全是建築在農民血汗和窮困基礎上的地主階級“盛世”。恩格斯說過:“由於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生產的每進一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文景之治”的情況,正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