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真的被吹捧過火了嗎？

陳寅恪先生的火和陸鍵東出版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有關，與他所寫王國維碑文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靈魂”的宣言有關，因為無論在哪個時代，專心學問是每一個讀書人的最高夢想。近代社會的動盪將大多數人裹挾，無法置身事外。而陳寅恪先生無論在哪個時期，始終恪守著自己的道德標準和行為方式，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

於他本人來說，誰在臺上，並沒有多大的區別，因為他的學問重點在於史學。雖然時局會引導年輕人，但是他堅信文人的純淨可以生存，所以他沒有離開去香港臺灣。即使生存環境極為惡劣，他照樣著書立說，只可惜在六十年代全無理智可言的運動下，隨著保護文人的官員一一倒下，最終這位恪守自己學術立場的老人還是在無人道的批鬥中離世。

和他相濡以沫幾十年的妻子唐篔一個多月後隨他而去。

陳寅恪出身很不錯，家族裡有名可循的人很多。祖父陳寶箴，是清代一方大員；父親陳三立，是清代詩人，同光體的代表人物；弟弟陳師曾，是一個藝術家。這麼個出身名門大族的公子哥，從小接受中學和西學教育（陳寶箴作為湖北、湖南巡撫，和陳三立都是政治上的維新派），十二歲就能背誦“十三經”，然後被送去日本，開始了長達八年的周遊列國求學之路。

陳寅恪的求學之旅，按照普通人的眼光來看，是失敗的。因為他遊學八年，兩度去日本，兩度去歐洲，去的都是名校，卻沒有帶回來一張文憑。他最高的文憑就是第一次東渡日本回來後在復旦公學拿到了畢業證，而這實際上頂多就是個高中或者中專之類的文憑。

為什麼多年的留學之路，沒有拿到一張博士文憑？方鴻漸還弄個假的回來糊弄父老鄉親呢，陳寅恪一直在花天酒地，虛度時光嗎？

事實正相反。陳寅恪認為，花上兩三年的時間只為一個課題，追求一張文憑就是浪費，就沒有時間去學別的東西了。他的這種態度不僅僅在於對學歷如此，即便是對生活、對愛情也是這樣。在他心中，除了學問，其他的事情都不值一提。所以到了三十八歲上才和唐篔成婚並相伴終生，這和那些民國風流才子完全不同。

因為陳寅恪起點高了，很多事情他根本不在乎。

雖然只有復旦公學的文憑，清華在組建國學研究院的時候，他卻和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並列為四大導師。王國維是“帝師”、梁啟超是戊戌變法的領袖、趙元任是民國最帥的語言學家，這三位都是名動九洲的大家、名家，只有陳寅恪是沒有文憑，當時也沒有著作等身。後來其他三位死的死，走的走，只剩下了他，名聲、地位日益崇高，學術也更加精進。

後期的陳寅恪是文史哲一把抓，什麼都敢教，什麼都能講。還有所謂的“三不講原則”，書上有的不講，別人講過的不講，自己講過的也不講。為什麼能做到這些？除了根基深，求學廣，關鍵是學習能力強，他的思考、見解一直在充實、更新。

在學校期間，他被學生們稱為“太教授”，因為上課的時候不僅僅學生去，很多教授都跑去旁聽。學問之淵博，課堂之精彩，是為一時盛況。

陳寅恪不但是“公子中的公子”、又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你說這樣一位人物，沒有真才實學，當得起民國那麼多才子的交口稱讚？

今人吹捧陳寅恪，大都並不真正瞭解他，只知道他學問大，而且忠於學術，特別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靈魂”喊出了所有人（不僅僅是文人）心中的想法。為什麼會有人來質疑吹捧過火？可能是某些朋友被宣傳過後，去詳細瞭解他的學術成就，感覺並沒有驚天動地，而且建國後又不認真搞學術，卻寫了一部為歌女立傳的《柳如是別傳》，簡直是有辱斯文，所以這些朋友就覺得上了陸鍵東的當，開始提出質疑。

這是一種正常的反噬。不論吹捧還是質疑，其原因還是對陳寅恪的學問並不真正瞭解。

陳寅恪的學問有多大？

深不可測。

就拿傳統文人視為末技的詩詞來說，陳寅恪可以說是民國最大的詩人，即便放到清朝幾百年，那也是數一數二的。他在清華講課，出考題，從來都是出口成章，精工對聯。比如有次上聯“孫悟空”，大家都知道下聯是“祖沖之”，後來的周祖謨則用“胡適之”來對，博得了陳寅恪的青眼。

又比如他初到清華，就是一聯成名。他送給清華學子一幅對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這對聯之工整、寓意之精巧，一下子就讓清華學子們對這位沒有文憑的導師服了氣。

“南海聖人”是康有為，梁啟超是康有為弟子，到這裡來當導師，那麼大家都是康有為的再傳弟子了。而另一位導師王國維是溥儀的老師，正宗帝師，所以大家都和大清皇帝都是同學。陳寅恪四零年去重慶參加政府的文化會議後寫的一首《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作》也蠻有意思：

自笑平生畏蜀遊，無端乘興到渝州。

千年故壘英雄盡，萬里長江日夜流。

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

這裡面的“食蛤”，就是吃蛤蜊，是宋代非常流行的一個典故。意思就是隻吃蛤蜊，不問世事，與現在的“吃瓜群眾”含義基本一樣。從這首七律也可以看出陳寅恪這位學術公子對政事的態度。你幹你的事，我吃我的瓜。

他一直就是這個態度，建國後郭沫若代表中央邀請他主持中古歷史研究所，他直接提出要求約法三章，不讓他的任何工作人員學馬列，還要最高領袖毛、劉的書面保證。這在當時可以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最後不了了之。陳寅恪一直寓居南方，當時炙手可熱的康生登門拜訪，他也是閉門不見。可見不僅僅是口裡那麼說，也是那麼做的，這才是當時、如今的壓迫下扭曲的文人敢想而不敢做的行為。

為天下之不敢為，如何吹捧都不為過。

不過詩詞只是陳寅恪的末技，他在學問上的成就最高的是在佛學、歷史、語言學。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史學研究工作，研究範圍甚廣，他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別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敦煌學、中國古典文學以及史學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而實際上陳寅恪對中國歷史的貢獻，最大的是“歷史學”的突破。華人以前研究歷史，都是《史記》、《漢書》之類的歷史記載、考據核實。而陳寅恪提出了“史識”的概念，“史識”並非歷史觀，而是經過對歷史事件的分析而獲得自己的認識。這種認識，才是研究歷史真正要追求的。

同時陳寅恪對歷史的研究方法，也有重大開拓。是改變了幾千年史學的研究性途徑、新方法。

也就是說，從陳寅恪開始，華人研究歷史的方法，改變了。

陳寅恪研究歷史，不單純沿著帝王將相、歷史事件的脈絡來研究，而是打散、重組，注重橫向聯絡，以多種學問相互融合為方法，來得出歷史結論。比如說他的重點研究南北朝的歷史，他側重的是門閥集團的分類、流變和相互影響。於唐代歷史的研究，也提出了“隴西集團”的概念來解釋李唐的興起。

這種綜合式的的橫向、多角度研究，不再僅限於帝王記事的研究方法，就是從陳寅恪開始。一直到今天，我們還是這麼做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有些朋友覺得他的研究也沒什麼新意，那是因為我們一直承襲了他的研究方法。而陳寅恪是在淵博的知識之上，建立了這套研究方法的人。

陳寅恪還是語言文學大家。至於他懂多少國的文字，是不是中間有虛假的吹捧成分，我們不管他，但是他用語言文字的發展來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從文學作品中來驗證歷史。語言文學和歷史互證，也是陳寅恪研究的一大發明。從詩裡面讀出歷史來，就是因循陳公子的套路。

這方面的研究，必須具備語言、文學、歷史三方面的綜合研究能力，對於橫跨清華文史哲三大家的陳寅恪來說，這種研究可以說是必然結果。

陳寅恪掌握梵文和巴利文，最初的佛經就是從梵文翻譯為漢語，或者是從梵文翻譯為巴利文再翻譯為漢語的。這就讓他對佛學研究有了天然的便利條件，在語言方面的造詣，沒有其他人能達到，那麼相對來說對原始佛學的研究，也難有其他人能達到。

他的學生季羨林，同樣得益於梵文和巴利文，主要學術成就就在於佛學和印度文化。

至於為何後來花費十年時間去寫《柳如是別傳》，一直是國學界、文學界的爭論熱點。

其實，治清史一直是陳寅恪的心願，但是由於這關係到他自己家族，他認為他本人並不適合來做這個事情，所以一直沒有動筆。否則的話，也不至於讓我們今天的清史研究陷入一種似是而非的狀態。

但是《柳如是別傳》寫的就是清朝的事情，雖然不是歷史，不過作為“以詩證史”的發明者，陳寅恪面對這個史料稀有的青樓女子，是如何考據的呢？他都是透過柳如是的詩和錢謙益的詩來考證的，正是“以詩證史”，從詩作裡尋找歷史淵源。

毫無疑問，《柳如是別傳》的考證是準確的、精細的，也是全面的。

陳寅恪寫柳如是，其實是借寫柳如是來寫明末清初那一段歷史。

作為一個在歷史、文學、語言學、佛學上具有開創意義的標杆，在為學、治文上寧可貧病，也要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靈魂”的陳寅恪，和當下的各種國學大師們過過眼，值不值得我們吹捧過火？

一點都不過火，甚至還遠遠不夠，義寧陳家作為中國的文化貴族，家學淵源，學養厚重。這個你們去查資料就好。

民國知識分子，文人相輕觀念很重的，但陳先生是例外，陳先生被人稱為教授的教授，和俞大維被傅斯年稱為中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300年來第一人。

和所有的事情，往前看未必看的清楚，但往後看，則是清楚的，知道差距的，敢問目前中國有人超過陳先生了嗎，沒有吧。所以宣傳的遠遠不夠，民國很多的大家，因為政治原因，人們不願多說，不便多說，但是他們在他們擅長的領域那是真的大師

這個問題是愚蠢的！自問有多瞭解別人！踏著偉人的頭上就說自己更偉！空論、幻想的浮誇地球比太陽更大者有其之人、不雲也...

陳寅恪是中國現當代歷史上著名的歷史學家，享有崇高的威望，可以說，當下的魏晉隋唐史研究領域，沒有受到陳寅恪先生影響的學者，是找不出來的。

陳寅恪教授出身名門，乃維新變法時期著名的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後，在學習過程中，前往哈佛大學等國外著名高校求學。他因為不想耽誤自己的學習，甚至不寫博士學位論文，而未獲得學位。這樣一種精神，已經遠非我輩所能達到。當清華大學成立國學院時，校方因其無畢業證，而顯得頗為躊躇時，著名的學者梁啟超仗義執言，終於成就此事，他們也一併成為清華大學國學院的四大導師之一。陳寅恪教授曾受聘英國著名高校，但因眼睛問題未能成行。僅此一項，也足以說明他的學術成就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尤其令人讚歎的是，晚年的陳寅恪教授身體已經不太好，但仍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憑高超的記憶寫出了《柳如是別傳》，絕非常人所能做到。

當然，今天大家紀念陳寅恪教授，可能更多的是在他的魏晉隋唐史研究領域之外的其他因素。其一，他提出的學術研究原則，“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這就是所謂的學術研究有入流或未入流之說。

其二，他總結了王國維之學術道，將其提升為二重證據法，“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這也是對學術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論斷。

其三，關於他提出的學術研究之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更是不必多說了。

總之，我認為他並不是被捧過火。

說句會招來板磚的話，陳寅恪和錢鍾書的確被吹捧得過火了。

陳寅恪的確是史學大師，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正規化，這毫無疑問是沒有錯的。但是，史學大師也畢竟是人，他也有自己的侷限，也沒有辦法脫離那個時代。以現在的觀點看，思想難免會有侷限性和片面性。

為了讓大家更能夠了解，我來分兩個方面說。

陳寅恪所在的時代，中國正處在內憂外患時期。按照余英時對陳寅恪一生的劃分，陳寅恪曾有三個轉變，即從“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到“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再到建國後的“心史”。

陳寅恪的第二階段，研究“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時期，正是中國遭受日本侵略的時期。我們熟知的，被封為唐代研究的經典《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完成於1940年。陳寅恪之所以寫這部書，是希望從歷史上尋找中國不會亡的根據。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陳寅恪提出了“關隴集團”和“關中本位說”。

陳寅恪認為，從魏晉南北朝紛亂格局到隋唐大一統時代，決定統一因素的並不是南方的宋、齊、梁、陳等經濟發達的政權，而是處於西北部的，武力和經濟相對落後的西魏—北周政權。陳寅恪在該書中多次提到，經濟和武力是否強大固然重要，但是用文化收攏人心更是關鍵。西魏—北周之所以能夠奪得天下，“除整軍務農、力圖富強等充實物質之政策外，必應別有精神上獨立有自成一系統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飾輔助其物質即整軍務農之進行，更可以維繫其關隴轄境以內之胡漢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為一家，以關隴地域為本位之堅強團體”。

陳寅恪的“關隴集團”和“關中本位說”在隨後的幾十年間，都成為唐史學界顛撲不破的真理。到了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隨著唐史研究的不斷深化，唐史學者開始對陳寅恪的這一理論開始反思。

香港學者張樹國在《關隴武將與周隋政權》一書裡面認為，陳寅恪之所以提出“關隴集團”的觀點，立論的焦點在於唐代初年，整個政壇由出身關隴集團的文臣武將所把控。武則天當政之後，對這一格局進行了破壞。可是，唐代初年之所以用關隴士人，其原因在於隋唐的開國者皆出身於關隴集團，所以他們肯定要選用與自己關係親近的人。但這並不能證明“關隴集團”直接導致隋唐王朝的建立。學者岑仲勉、雷依群等人也認為，“關隴集團”在隋朝之前已經退出歷史舞臺，在宇文泰死後，關隴集團內部就因為權力鬥爭而土崩瓦解。由此看來，陳寅恪有擴大文化對於政治影響的傾向。

這一點，龔鵬程曾在《清華國學院傳奇》曾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我們都知道，陳寅恪認為華佗這個人其實並不存在，而是根據印度神話裡面的人物虛構出來的。陳寅恪給出的理由是，華佗二字，古音與印度Gada（神藥）接近，所以這個故事很有可能與佛教東傳有關。

還有，就是有關《西遊記》故事的演變。陳寅恪認為，大鬧天宮的故事與印度《頂生王昇天因緣》很相似，“孫悟空則來自印度記事詩中巧猿Nala造橋渡海，直抵楞伽之故事。至於豬八戒在高老莊招親，陳寅恪也疑心那是從牛臣苾芻而驚犯宮女的故事衍變來的”。

龔鵬程認為，這其實有一點牽強附會。即使華佗真的子虛烏有，我們自己為什麼不能創造出這樣的故事呢?而且，假如華佗故事源自印度，那麼，當時佛教對中國的影響肯定會非常深的，但是陳壽在寫《三國志》的時候，明顯佛教還沒有在中國普及開來，只是開始影響士大夫階層。由此可見，陳寅恪的理由並不成立。

最後，我想稍微談一下“陳寅恪熱”。陳寅恪和錢鍾書一樣，他們的世俗名聲來自於上世紀90年代。易中天曾在一篇文章《勸君免談陳寅恪》中說，陳寅恪是“最不該熱的熱了起來”。

電視劇《水木清華》陳寅恪劇照

陳寅恪熱的導火索其實是因為《陳寅恪最後二十年》這本書。這本書主要寫了陳寅恪晚年的經歷。其實，人們關注陳寅恪，一個是關注他的才能（比如他究竟會多少種外語，一直到現在還被人們津津樂道），另一個則是關注他的遭遇。人們關注前者，是因為大家沒有陳寅恪的水平，所以會有仰慕先賢的姿態。關注後者，其實更多的是獵奇，或者為陳寅恪的遭遇感到扼腕嘆息。

相反，陳寅恪人雖然一直熱但他的學問卻始終熱不起來。為什麼？因為學術性太強，沒有幾個人愛看。

先不說是否捧的過火，所謂大師首先要有大家的認同，包括國際學術界認同。陳在民國早期即為四大國學大師(陳寅恪，趙元任，王國維，梁啟超)，而不是某些官僚層的認同。陳教授上課時提出三點:一，書上有的我不講。二，前人講過的我不講。三，我講過的我不講。即使放在當前，有人敢這麼說嗎？陳教授受牛津大學邀請講學(當前有幾人有此榮譽)，途經香港因日寇佔領未成。寧願受難，歷經磨難回國統區。為人為師不愧一代大師。怎麼評價也不為過。如果從知識廣度深度來講，是大師中的大師，教授中的教授。一生崇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的辦學理念。相對魯迅，矛盾等大家，嚴重被低估的大師。

陳寅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就成了一個文化現象，但要說陳寅恪是不是真的被吹捧過頭了，這個問題要分成幾個層次來看。

首先，陳寅恪作為歷史學家，貢獻是什麼？

作為歷史學家，陳寅恪的專長在於中古史，也就是魏晉隋唐這段時間的歷史，這是他研究比較用功，而且有所成就的領域。而他的貢獻是什麼，需要和同時代的那些歷史學家相比較，才能看出來。

陳寅恪曾經留學德國，又是世家公子出身，所以他的舊學功底和西學功底都是很好的。但和同時代的歷史學家相比，他既不像顧頡剛、傅斯年那些人那樣過度疑古，也不像錢穆那樣過度的吹捧中國古代，而是能夠用社會科學的方式來研究中國古代歷史。

這其中，最為今天的人所熟知的，大概要數“關隴集團”這個相當普及的說法。如果沒有社會科學視野，是很難有這樣的眼界，提煉出這個概念的。這和他生前身後的那些人相比，就要高出一大截了。

從這個角度說，陳寅恪作為歷史學家，最大的貢獻其實就是把社會科學的方法引入了中國古代歷史研究領域，讓中國古代歷史研究可以逐步擺脫純粹的政治史、帝王將相史那種敘述套路，而逐步展開政治之外的經濟、社會、制度、文化這些方面。

其次，上世紀九十年代，陳寅恪為什麼會走紅？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非常簡單，就是那本《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這其實是一本非常典型的上世紀九十年代流行的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的書，寫得非常文人化，裡面把晚年的陳寅恪描述成了一個精神上始終生活在1949年之前的人。

更進一步的，則是陳寅恪早年為王國維所做的悼詞中所說的兩句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與此同時，則是對陳寅恪早年在魏晉隋唐的專業領域的研究棄之不顧，偏偏把陳寅恪晚年的《柳如是別傳》解讀為反映他晚年心境的一本主要著作。

對陳寅恪的這種理解用意當然不言自明。這其實只要看看1990年代學術界大力吹捧的胡適和各種角度全方位無死角的黑的郭沫若，就能看得很清楚了，陳寅恪不過是作為這股潮流中的一顆棋子，被他們挖掘並利用了一下而已。至於陳寅恪在歷史研究領域的貢獻，他們其實多數人並不懂，也不屑於懂。

最後，回到原來的問題，陳寅恪是不是真的被吹過頭了？

陳寅恪的貢獻和地位，要放在20世紀上半世紀整個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脈絡裡來看，才能有更加清晰的看法和定位。至少可以說，他的貢獻是巨大的，對推動中國歷史研究走出簡單的宮廷鬥爭、帝王將相的狹隘死角來說，是有非常大的貢獻的。

但同時又必須要說，1990年代流行的那種把陳寅恪、胡適吹上神壇，又要把魯迅從神壇上拉下來，還要同時否定郭沫若對現代中國學術的貢獻，這是歷史的倒退，也是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倒退。

總結來說，陳寅恪當然是大師，但他只是他的專業領域的大師，而不是《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裡說的那個意義上的大師，他的文化意義遠遠沒有達到吹捧他的那些人的高度，更加不可能超過魯迅和郭沫若。

首先感謝袁隆平，能讓那麼多人吃飽，以至於吃飽了沒事幹天天瞎逼逼。看到牛逼的人就想噴一噴。以門外漢的本事想證明一些人不過如此。

看足球時，有人噴梅西，噴c羅，搞得自己比誰都懂足球，感覺自己比足球名宿更厲害。

什麼袁隆平欺世盜名，孔子是被吹捧的，曾國藩一般般，現在又是陳寅恪是被高估的，求您嘞，在說他被高估了之前，先知道人家是幹嘛的好嗎，陳先生古典文化在同時期是最頂尖幾人，作為歷史學家，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和研究方法推動了時代往前。作為文字學家，懂20多種語言，精通8種，其中包括在印度都沒幾個人會的古梵語，更有一些幾近斷絕的文字，我想問問鍵盤俠們，你會幾種，英語過了4級了嗎。繁體字會嗎。

我自己天資愚鈍，未曾入門古典文化，但是我也知道有些人是不能噴的，比如陳寅恪，王國維，蔡元培。熊十力，魯迅，胡適等等，這些人在亂世之中，傳承了中華文化，保我文明不絕，是為民族的脊樑。須知，人生於世，總要有所敬畏，

所以。要知道自己的水平，評價一個人的時候，先看看自己的水平如何。誠然，每個人都有說話的權力，但是，有說話的權力，不代表可以顛倒黑白，混淆視聽。

最後，告誡各位，閒的沒事多用正途賺錢才是正道理。

名人的帶頭作用。

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英雄。彙總在歷史長河中形成後世學習的榜樣。

陳先生出身名門。他只比毛主席大三歲。以主席一生為參照。那個時代內憂外困。是應該坐下來研究什麼權閥群團還是應該面對現實。

描述中說精通多少國家語言，翻譯的著作為零。當時國內急需各種知識。陳公擁有別人沒有的資源，但是付出為零。

晚年寫個妓女。凡寫小說之人無不是展現自己價值觀和人生觀的綜合體現。大師為妓女柳如是立傳。是真笑話。

博學是在知識匱乏和沒有百度的年代。

假如這個被禮貌一直推崇的人活在當下。只會成為笑柄。

推崇之人必要推崇陳的封山之作。雙目失明，雙腿骨折，依然對妓女柳如是，極盡保證美化。這個妓女的姘頭即是錢謙益。漢奸排名雖然靠後，但是在明末清初，時間上是靠前的。

作者出身名門。寫的人出身娼寮。作者一事無成，寫的人卻是巾幗英雄。

陳先生現象當驚醒—————-徒有虛名

陳先生之流也不要虛度光陰，努力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用事實說話，用作品說話，用歷史證明。

沒有過火，陳先生的學問是民國大師們都認可的，雖然陳先生的思想沒有跟上時代，可是歷史證明陳先生的獨立精神是正確的，人格有魅力；連他的學生都成大師了，有些人還說陳先生的著作只不過高深而已其實沒什麼，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難道現在大多數都看不懂文言文，那麼古籍經典就否定了，這不是吹毛求疵嘛。

陳老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這十字金句，便可奠定其在中國文化史的崇高地位。這是中國眼下最急需的人文精神。。。。

陳老，無愧於大師，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屈從於權奸，堅持自己獨立自由思想與人格。即使沿街乞討亦未放棄自己的一貫堅持與主張。這是何等的高風亮節。他是中華文人的標杆。

看到有些無知又無恥的網友對此等大師進行人格汙辱，深感憤怒。

如果無知矇蔽了有些網友的眼睛，請你趕快醒醒，停止漫罵與汙衊，否則你就是無恥了。

陳寅恪大師是亂世中最有節操的人之一。他是那個亂世中的一抹亮色，他的存在讓我們知道中國文人的氣節尚未喪盡。

陳寅恪，學貫中西，治學嚴謹，操守高潔，晚年寫，柳如是傳，諷喻在亂世中，許多人不如一個婊子，可惜，並未警醒幾個世人。他晚年被趕出家門，沿街乞討，即使凍死餓斃於風雪中亦未向權奸們折腰屈服。何等的氣節，何等的操守，此等人物如果還不能讓我們肅然起敬，你的良知何在？

記住他的金句，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

陳寅恪先生的著作，我有過幾本，但真正瞭解其生平主要是靠陸建東先生的《最後二十年》，以及同時代其他人的回憶文章。陳先生的學術，留下來的有論文有專著，印刷很精美，大書店都能買到，但是繁體豎排的格式，半文半白的行文，我估計真感興趣真讀得進去的人也許不多。普通讀者及其文化界人士之所以推崇陳先生，我想這和中國的輿情民意傳統大有關係。

對於小眾化的學術人，華人習慣性的做法是將其人其學其行其品打包符號化，經過四捨五入，最後有人成了高山仰止的泰山北斗，有人則淪為無足輕重甚至不值一哂的醜陋代名詞，陳先生很幸運地成了前者。陳先生是教授中的教授，是學問大家，但今人有幾個能讀懂其著作，能洞察其深意和奧妙？大家推崇陳先生，估計是受其獨立之思想自由之品格這句主張的影響。這句話出自陳先生為王國維先生撰寫的碑文，歷經幾十年歲月風雲尤其是中國文人境界變遷人格遊移後，成為知識分子的一種嚮往，很多人也想當然地將其視為陳先生人格的化身。

其實，弔詭的是，我覺得王先生其言其行跟這句話根本不搭界。辛亥革命好幾年了，溥儀遜帝窩在故宮裡以帝王自居，王先生卻以帝師自居，洋洋得意，就連去清華研究院做導師，也要先跪稟溥儀，經其恩准後才奉旨去清華任教。這樣的人，哪兒跟品格自由思想獨立有關係呢？陳先生硬是把這麼好的詞戴在王先生頭上。我想，這點至少說明陳先生認人不準評人不確吧？

還有，清華或西南聯大當年同事，對陳先生也有微詞。手機打字，這裡不展開。

至於陳先生的學術貢獻，在同時代學人中恐也非最出類拔萃者。據說先生精通多種外語，善於考證，但是其研究並未搭建起新體系，考據多圍繞零碎細節，新則新矣，然少恢宏博深氣息，迄今大家很少談起學問，跟不易讀懂有關，跟主流歷史研究有隔膜恐也有關。

華人知人論世，自覺不自覺地容易掉進四捨五入的思維陷阱。比如，一個人是四點四，一個人是四點五，前者幾經四捨五入最終成了零，後者幾經四捨五入最終就成了十，十全十美無所不包了。今天，大家對陳寅恪先生的推崇美譽，是不是有這種風氣的慣性使然呢，我覺得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