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驢友”之祖——徐霞客，窮遊華夏三十年

“驢友”這一概念，應該有幾個顯著的標籤:自助、窮遊、為人先。處於南北朝時期的酈道元，在為豐富其地理鉅著《水經注》而積累大量實踐經驗和地理資料時，得其為北魏官員之便利，考察範圍重主要在長城以南、秦嶺以東的中原區域，並且活動主要目的僅為《水經》做注，更多時候有著官方活動的背景。至於江南大部分東晉控制區域，他只能從所掌握的大量前人史料筆記中摘錄，而不可能親自實地考察獲得第一手資料。

在中國歷史上，明代的徐霞客才真正稱得上是“驢友之祖”。徐霞客從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時年二十二歲正式出遊，到五十四歲逝世，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旅行考察中度過的。徐霞客遊歷考察的三十年間，在完全沒有他人資助的情況下，先後四次進行了長距離的跋涉，足跡遍及相當於現代的江蘇、浙江、山東、山西、陝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廣東、湖南、湖北、廣西、貴州、雲南和北京、天津、上海等21個省、市、自治區，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更可貴的是，在三十年的旅行考察中，他主要是靠徒步跋涉，連騎馬乘船都很少，還經常自己揹著行李趕路。他尋訪的地方，多是荒涼的窮鄉僻壤，或是人跡罕至的邊疆地區，幾次遇到生命危險，出生入死，嚐盡了旅途的艱辛，真正體現了超級“驢友”的理念和風采。

比酈道元早一年的還有吳均！況且還有大神謝靈運在前面呢！腳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謝靈運有資格！

《水經注》是記錄我們國內江河一類的地理著作，整理比較系統，對後世地理研究有很高價值。

驢友之祖應該是徐霞客，《徐霞客遊記》就以旅行者的角度去記錄旅途的見聞，是遊記這類的記錄著作，對地理研究也要參考價值，但《水經注》是比較嚴肅的文獻型別著作。

寫出《水經注》的酈道元可以說是驢友之祖。酈道元（466或472—527），生活於南北朝北魏時期，出生在河北省涿縣一個官宦世家，少年時代就喜愛遊覽。後來他做了官，就到各地遊歷，每到一地除參觀名勝古蹟外，還用心勘察水流地勢，瞭解沿岸地理、地貌、土壤、氣候，人民的生產生活，地域的變遷等。他發現古代的地理書——《水經》，雖然對大小河流的來龍去脈缺乏準確記載，但由於時代更替，城邑興衰，有些河流改道，名稱也變了，但書上卻未加以補充和說明。酈道元於是親自給《水經》作注。

為了寫《水經注》，他閱讀有關書籍達400多種，查閱了所有地圖，研究了大量文物資料，還親自到實地考察，核實書上的記載。

酈道元，南北朝時期北魏官員、地理學家。幼時隨當官的父親四處遊歷，激發了他對山川、風物的強烈興趣。自己當官後，有機會接觸到各地的山川河流、風土人情、歷史典故等，順路考察了水道溝渠，積累豐富素材後，撰寫了偉大的地理著作《水經注》。

他是“驢友”，但峰格君認為，他並非第一人，有比他更早的人。

我們先盤點一下古人出遊的例子

1. 周穆王西遊，《穆天子傳》有記載，故事雖然浪漫，但更多的是傳說成分。

2. 晉文公重耳，雖然在外19年，先後到過翟國、衛國、齊國、曹國、宋國、鄭國、楚國、秦國等，但這是為了政治避難，或醉在溫柔鄉，或狼狽逃奔，算不上旅遊，是流亡生涯。

3. 孔子，周遊列國14年，到過衛國、曹國、宋國、齊國、鄭國、晉國、陳國、蔡國、楚國等， 雖然到過多地，但他“無心看風景”，一路走來為了尋求舞臺施展政治抱負，也算不上旅遊，可以說是求職之路。這一路非常艱辛，他自嘲是“喪家之犬”。

“驢友”，顧名思義，總要看看風景，聽聽故事，尋幽覽勝，探險獵奇，將觀賞自然風光與掌握人文典故並重。按此定義，我認為真正稱得上“驢友”的知名人物，司馬遷可算一個。

司馬遷

（1）出遊目的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任太史令，博覽群書。司馬遷年長後，從老家來到京城長安。父親希望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鼓勵他多出去走走，遍訪大江南北、名山大川，沿路蒐集散落在各地的歷史故事、逸聞傳說，親身感受各地的風土民情、地理狀貌，獲取第一手資料。

那時沒有科舉制度，秦漢時期是世官制、察舉制，司馬家的先祖多為史官，司馬談自身是太史令，也希望兒子以後能傳承自己的職業和事業。年輕時多出去遊歷，能為以後積累資本。

（2）出遊經過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史記·太史公自序》 “餘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嵇、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涔，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 ——《史記·河渠書》

在父親的指導和鼓勵下，司馬遷的求知探索之旅從20歲開始。他向南遊歷，跨過淮河、長江，到達會稽（今紹興）探訪禹穴；又到湖南遊覽九嶷山，泛舟沅水、湘水，傳說中舜帝南巡駕崩葬在此處；他又北上山東，渡過汶水、泗水，到達昔日齊、魯的都城，觀摩考察孔子的遺風，在鄒縣、嶧山行鄉射之禮；旅途艱辛，在鄱、薛、彭城遭受困厄，箇中甘苦只有他自己知道。經過樑、楚之地，他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

除了“自駕遊”外，司馬遷還有若干次公職“出差”。如擔任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到了邛、笮、昆明等地；跟隨出巡、封禪又去過不少名山大川。

（3）出遊結果

父親司馬談很早就立定志向要寫一部通史，積累了大量資料，可惜不幸染上重病，彌留之際，他對兒子司馬遷留下遺囑：作為史官世家，他希望家族的職業能傳承；他把孔子著《春秋》之事作為榜樣，自己也立志寫史，可惜未能完成遺願，只能交代兒子子承父業，完成未竟的事業。

前104年，司馬遷開始了藏之名山、傳之萬世的鉅著《史記》的創作，有了多次全國旅行、實地考察，積累了豐富的素材知識，他懂風土民俗、知山川地勢、曉天下之勢，寫起來得心應手。

中間因李陵事件，遭受奇恥大辱的宮刑，出獄後依然不改其志，忍辱負重繼續著史，前後耗時14年，終於寫了名垂千古的《史記》。

（4）啟示後人

首先，“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司馬遷要實地調研、考察，親自去印證、體驗，獲取詳實的第一手資料，才更加真實，才更有感悟和體會。

其次，雖然他博覽群書，但書本的記載未必全面，他要遊歷考察，能補充書上沒有的見聞、故事。

正是有了認真務實的態度，掌握了真實、全面的資料資訊，司馬遷才能憑一己之力，“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流傳千古。

小結

酈道元是知名“驢友”，但峰頂君認為，司馬遷比他更早，堪稱驢友之祖。其實誰早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嚴謹、務實的治學精神都是值得後世敬仰與效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