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要追根朔源到倉頡造字，據《平陽府志》記載：“上古倉頡為黃帝古史，生而四目有德，見靈龜負圖，書丹甲青文，遂窮天地之變，仰視奎星圓曲之變，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文字既成，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為潛藏。今城南有倉頡故里碑。”“黃帝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明）忌”也。

“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

倉頡造字，開啟了中華的經典文明。

關於漢字讀音眾說紛紜，相傳在明朝時，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曾利用一本叫《西字奇蹟》的書來識讀漢字。在利瑪竇去世的那一年，也就是1610年，法國有個傳教士叫金尼閣來到了中國。金尼閣在山西、陝西一代傳教，結識了韓公，並一起初步研究了漢字的注音方法。後來，金尼閣與友人王徵經過多年研究，於1926年在《西字奇蹟》的基礎上編成了第一部拼音漢字詞彙《西儒耳目資》，其中確定的拼音方案被後人稱為“利瑪竇—金尼閣方案”。在這本書中，金尼閣首次準確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記錄了漢字的讀音。儘管此書尚不完善，但它準確地記錄了明末的漢語讀音，展示了現代辭書的雛形，稱為漢字改革的先驅。

漢字讀音自古以來就有約定俗成。但小的改動仍時常發生。最早的讀音應在幾千年前就統一讀法。比如“工”字，在形 、義、音上應和今天完全一致，而且在幾千年前在中原一帶統一使用。比如在半坡遺址距今6000年左右就應存在。“工”字從形上代表了一種建築工程中夯土用的工具。該工具是將約一米長的木棍下端插進一個約一尺長的扁圓石墩的中心。木棍上端固定了一個橫向把手。立著看就是“工”形。黃土高原上的工人甚至今天在築牆打井修梯田的側壁上都用它來夯實軟土。在半坡遺址發掘出許多（半地下的）民居建築，地面都是夯實的。關鍵的是，這種工具在使用時要先提起一尺高再落地。落地時發出的自然聲音是“工、工”的！與現在的中文發音完全相同！我當年在山西農村插隊時常幹此活常聽此音。此外，後來在《說文解字》等古著作裡規定了許多字音的讀法，如有“- - 翻”，“- - 切”等。解放後又由政府出面普及了普通話。之後又不時有小的調整。

漢字讀音80%來源於自然發聲，即模擬自然發聲，如“仝”讀音是模擬眾人一同夯地基的聲音，也就是打夯，夯落地發出的“嗵嗵”聲，這就是所有讀（tong）這個音的音源。其餘20%左右是借音，有的是借一字之音，有的是借二字的切音。如眼(借音演) 眼的左旁是“目”，在《新華字典》中，目的解釋是“眼睛”。既然有了這個“目”為啥還要造個這個“眼”字？是先人故意給後人製造麻煩嗎？絕不是這樣！那是小看了我們古人的智慧。用“目”這個字來指示我們的“眼”時，我們的先輩發現“目”的有些功能不能完全表達出來，還有什麼功能不能表達出來呢？我們的眼睛看東西有距離的限制，太遠或太近都是看不清的，就是說目的視力是有限制的。就用“目”和“限”（省形）組成的一個新的字。造完這個字後，還發現眼睛還有的功能沒有體現出來？眼是心靈的窗戶，演示人的喜怒哀樂，最後借“演”聲來補充其意義。在《新華字典》中對“眼”描述是“人和動物的視覺器官”,確切完善嗎？這樣解釋還是目是眼,眼是目,體現不出眼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只有用“眼”的字形和它的讀音“演”，才可以全面解釋這個“眼”字。有一定視力限制的，體現人的心理特徵的視覺器官。才是“眼”的確切定義。

飛（借音非），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簡化的“飛”，是一個鳥的翅膀，上下襬動動態背景圖，可是大家清楚不清楚，一支鳥翅膀擺動能不能飛起來？那是不可能的，就是倆支鳥翅膀擺動也飛不起來。大家都看過一個保護天鵝的紀錄片，一隻腿部受傷天鵝，就不能飛了，為什麼？說明鳥類飛起來得需要一個升力，沒有它腿部的升力是無法起飛的，飛機也需要跑到，當達到一定的速度的升力才能起飛。還有，我們常說的太極輕功，能不能出徒，就是把鳥放在手上，鳥飛不起來，就出徒了。所以，繁體“飛”是兩個上下襬動的翅膀和助飛的兩條腿。漢字蘊含著很多科學的道理。

教(借音校) 要想正確理解“教”的本意，我們先來分析“教”的結構和形狀。左邊是“孝”，是老的省形和子的結合，產生的字，上面是老的一部分，就是老的省形；下面是兒子的子。從字的結構來看，是老子在上，兒子在下，以“兒子扶持老人”為背景畫，造的這個“孝”字。當造完這個字後，孝的意義還不能完全表達出來。孝順父母，尊敬老師，不光表現在行動上，動作上，還要發自內心的，聽家長的話，按老師家長指導行事，就像武術老師在臺上表演動作，學生在臺下模仿、效仿，上行下效。首要是仿效父母老師的德行，所以，借“效”之音來完善這個背景畫的意義。這就是這個字音的來歷。也就是為什麼讀“效”的原因。“百事孝為先”。儒家的倫理道德把孝放到首位：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作為一位教育管理者或教師首要的工作是怎樣教會學生孝順長輩。也是最起碼的工作。教的起點是盡孝，教的終極目標是知恩圖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方（非央切）方的甲骨文是人帶枷之形（展示人帶枷的圖畫），枷是一種內圓外方的古代刑具。楷書方繼承了甲骨文的構型，由象形過渡到了筆畫。還是用這個一點一橫的“亠”指示枷上的腦袋（頭），“丿”的筆畫意思是旁引，指示枷可以開合，“ ”彎是圓的意思，以後丿和彎會詳講，總體形意為：並在人脖子的枷，外方內圓，可以開合。他的讀音來源於兩個字，非和央的切音，就是各自讀音的一部分，切了非的fei的f和央的yang的ang拼成的fang。也就兼有了這兩個字意思，借非的音說明枷像鳥的雙翅，是相對的；央是指人帶的枷是居中受圍的。方的本義為並枷。

熱（日烈切）先看熱的繁體“熱”，是有四點“灬”和埶（宜）組成的字。“灬”表示火；埶是扶壟（就是在耕地上培成的一行一行的土埂）種植，“坴”上下為土，中間是八，八表示分，把土分開，就象豁地（土向兩邊翻），犁地（耕地，土向一邊翻），分成一行一行的土埂，便於保溫保墒；丸是丮（系ji）的省形，表示雙手合持培土。埶讀“宜”音表示把種子埋入土埂上，種子憑藉適宜的溫度才會發芽生長。以之作參照，表示積累一定溫度為熱。在南方（粵語）熱讀（宜），讀re（日烈的切音）,太陽照烈大地，表示氣溫高，即熱。1964年把熱簡化為熱，是把“坴”和“幸”混為一談。執（執）是抓逃犯從執的甲骨文和金文看，左為幸福的“幸”。

《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國家標準） GB/T 16159-2012這個基本規則，是在1982年開始草擬，並於1984年10月經原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批准發表的《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試用稿)》的基礎上，經過多次修訂而成的。在制訂和修訂過程中，參考了過去各方面個人和集體草擬的正詞法規則，漢語拼音方案公佈以來出版的各種拼音讀物，各種以漢語拼音方案為基礎並以詞為拼寫單位的詞書，各種資訊處理用的漢語拼音分詞連寫的實踐經驗。同時，還廣泛聽取了各方面人士的意見，邀請教育界，出版界，資訊界和語文界的專家，學者進行了討論，並與有關單位協作，進行了10萬多詞的拼寫實驗。

漢語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和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書》，還有1926年的國語羅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國字。所有這些漢字拉丁化方案都為漢語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礎。

1949年，吳玉章給毛澤東寫信，提出為了有效的掃除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毛澤東把信批覆給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於1949年10月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漢語拼音方案。

  1954年，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改為國務院直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其間收到各種漢語拼音方案1600多個。大致有這樣幾種形式：漢字筆畫式、拉丁字母式、斯拉夫字母式、幾種字母的混合形式、速記式、圖案式、數字形式。

  而最後決定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漢語拼音的符號系統，以便於國際間的交流和合作。

是誰發明了漢語拼音呢？說來有趣，是一個外華人。中國古代漢字讀音大多采用“兩字相切”的讀音方法，如“東”（都籠切）。這個方法顯然太繁瑣，不易讀準。公元1610年，法國有個傳教士叫金尼格萊來到了中國，他是個中國通。

他在1626年寫了一本《西中儒耳目資》的書中，首次準確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記錄了漢字的讀音。 他在中國期間結識了韓雲、王徵等人，並在他們的幫助下，在利瑪竇等傳教士漢語注音的西書《西字奇蹟》基礎上，編寫了中國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彙。

一、漢語拼音運動與國語和普通話 漢語拼音方案是拼寫漢民族標準語的拼音方案。 漢民族標準語是在十九世紀末期興起的對中華民族的社會、科學文化的發展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語文現代化運動中逐漸建立起來的。

語文現代化運動最初指的是漢語拼音運動（當時叫“切音字運動、簡字運動”）、國語運動和白話文運動。清末民初的三大語文運動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透過改革語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適應當時社會發展和科學文化發展的需要，然後富國強兵，振興中華民族。

國語運動是建立和推廣漢民族標準語口語的運動，而白話文運動則是提倡用能夠表達口語的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正式書面語的運動。 三個運動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標，但內在關係卻十分密切。

就歷史淵源關係說，切音字運動發生最早並引發了國語運動。其後，國語標準音的確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漢語規範化運動，漢語拼音方案的產生，都是由此一脈相承，相輔相成的。所以，我們的論述也由此入手。

漢語拼音運動的歷史前奏可以遠溯至明末，但是導致中國社會產生聲勢浩大的漢語拼音運動，其直接原因是華人至今銘心刻骨的“甲午”國恥。這一點錢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現代國音》（1929）一文中說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國給日本打了一次敗仗，於是國中有識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於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個問題發生，則漢字形體之難識，難寫是也。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於是，“推行簡字以謀求普及教育的運動，日盛一日……”。其實，文字領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經開始，漢字幾千年來神聖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經發生動搖。

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除了賠償鉅額軍費之外，還割讓了臺灣和澎湖等地。 其時，朝野震驚，激發了社會民眾，特別是有進取精神的知識階層的愛國天良，大家推究中國失敗的原因，一致認為“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家斷不能富強。

”當時，被稱為“思想界之彗星”的譚嗣同就首先帶頭呼籲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響應，紛紛起來創制簡單易學的“切音新字。 ”清末的切音字運動，也就是漢語拼音運動就這樣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據統計，清末最後十年中，至今猶有案可查的各種拼音方案就多達二十七種。這一時期的拼音方案大多為拼寫某種方言而設計的，但拼音文字畢竟是一種拼寫語言聲音的文字，所以一開始就觸及了漢民族語言的統一問題。

被當時稱之為“從事切音運動第一人”的盧戇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兩個基本原則：“字話一律”和“字畫簡易”，也就是文字表達話音，字形簡單易寫。

同時，又倡議以南京話為“各省之正音”，這樣全國“語言文字既從一律，文話皆相通，中國雖大，猶如一家。 非如曏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對面而無言也。”這些話顯然已超出了純粹的文字改革的範圍，涉及民族語言的統一和發展了。

但是，盧戇章設計的各種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他後來向清政府學部呈交的《中國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認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駁了。 之後不久，一種體現民族共同語發展趨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立刻脫穎而出了。

它拼寫的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京音官話”，字母形式完全採用漢字的偏旁。《官話合聲字母》通行極廣，遍及大半個中國，“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話字母遍及十三個省。”王照本人可謂完全把握了當時民族語言的發展趨向，他在《官話合聲字母》序中就明確宣稱：“語言必歸劃一，宜取京話……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

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佔幅員人數多者。”也正因為如此，他的《官話合聲字母》得到了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總教習吳汝倫的支援並跟張之洞以及管學大臣張百熙一起奏請朝廷在“學堂章程”中規定“於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理由是“各國語言皆歸一致”，清朝也應“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

他們的奏請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於是，漢語拼音運動在引發了國語統一運動，並與國語統一運動合而為一的同時，得以從民間躋身政府。之後，清政府學部在“國語教育事業”（1911）中規定拼音“簡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國語，二是範正漢字讀音，並通過了一個“統一國語辦法案”，規定在宣統八年（1916）普及國語。

沒想到就在這一年十月，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被推翻。於是，經公決並透過的“統一國語辦法案”也就成了一紙空文。確定國音，制定字母，統一國語的運動，實際是由下一個社會和國民政府開展起來的。

從上面簡略的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十九世紀末發展起來的漢語拼音運動，從一開始就是與語言的統一，社會的發展，民族的團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歷史事實不止一次的證明，無論哪一種拼音設計，違背了語言統一的發展趨勢，註定會以失敗告終。

盧戇章設制的第一個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中國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駁了。其後，又有同治進士，朝廷命官勞乃宣設計了幾乎可以使用於各省主要方言的《簡字全譜》（一種漢字筆畫式的拼音文字），“全譜”包括《京音譜》，《寧音譜》（南京話）、《吳音譜》、《閩廣譜》等，幾乎涵蓋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還提出了“引南歸北”的主張：“南人先就南音各譜學習，以便應用，學成之後，再學京音，以歸統一。

”勞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見，他進呈的《簡字譜錄》也得到御批，讓“學部議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學部也仍然因“分裂語言，有礙統一”，始終擱置高閣，不議不奏，而社會上也對他提出了尖銳的指責，認為照他的辦法，“將使中國愈遠同文之治，”罵他是“分裂語言文字的罪魁”。

對照清末切音字運動中唱主角的盧戇章、勞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別是勞乃宣和因參加了“百日維新”而受到通緝的“欽犯”王照他們兩人的拼音方案的命運，實在是足以發人深省的。 二、漢語拼音方案與注音符號、國羅、北拉的歷史淵源關係 1912年，民國成立後，政府繼續推行國語。

在推行國語的熱潮中，國語標準音經過“京（音）國（音）問題”大辯論，由“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修正為純以京音為準的新國音，其後注音字母也更名為注音符號，併成為推行國語的利器，使國語進入師範及小學語文教學中，在電臺廣播、電影、話劇等領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陣地。

民國時期，從官話到國語，從老國音到新國音，國語運動最重要的一條歷史經驗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沒有明確標準的初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官話）成為有明確規範的高階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國語和普通話），必須選擇一種自然語言，作為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回答這個問題要從中國文字的起源談起。追溯到五千多年以前，也就是夏文化時代，各個人群部落相應誕生，隨著社會生活，生產的需要，人們開始結繩記事，繼而產生了我們中華民族文字的雛形：以圖畫記事，這就是最早的漢字——象形文字，是以物像取形，所以中國的漢字是先有聲，後有形，是以圖形、物像為基礎，創造的文字。由於原始部落社會，是尚天、尚神的，故象形文字不僅僅是圖畫，更有圖騰、祭天、祭神的含義在其中。

遠古時期，人類的部落，由於他們生活的地域不同，水土不同，人類種族、血統的不同，他們的語言（方言）和文字也相應的發生了變化和不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方言和俚語。所以說，漢字的讀音（發音）自古以來沒有嚴格的界定，是順其自然的，是隨著地域種族的不同順勢發展的。

秦始皇統一六國文字後，中國的漢字廢黜了各個國家的文字而得以統一。秦始皇沒有統一讀音，因為這樣做起來實在太難，更何況國家頒佈政令靠的是文字而不是語言。

中國的漢字是表形的，不是表音的。從《六書》的角度講，只有形聲文字和假借文字與字的讀音有關係。如，“河”是用河流的流水聲“呵呵”的發音為“he”。又如，過來的“來”，古時候只有口語“過來”而無其字，就借用“來麥”的“lai”為讀音並假借這個字，表示過來的“來”。

從秦始皇建立第一個帝國開始，就沒有統一“國語”，那時的國語基本是以咸陽話為基礎。大唐時期，國語基本是以廣東、閩南語為發音，這要歸功於趙陀的“漢文化迴歸”。如，“遠上寒山石徑斜”的“斜”，應該讀“xia”不能讀“xie”。白雲的“白”，應讀“bo”，不讀“bai”等等。大宋朝更沒有統一的“國語”或統一的漢字讀音，特別是遷都到南宋，所謂的國語又受到了江浙地域的影響，而無從一理。如“問渠哪得清如許”的“渠”，不是水渠的意思，是“他”的意思，因為朱熹是江西人，江西人的俚語“他”發音是“qu”。大清朝清人入關後，由於他們非常注重漢文化的普及，北京的地方方言，成了大內的官方語，也就是當時的“國語”。從以上的文脈看，中國漢字的讀音沒有一個嚴格的規定，它是隨著不同朝代定都的地域，以及地理上的水土、人文發生的變化。我們國家泱泱大國，民族眾多，口語的種類千變萬化，一個城市中相鄰的兩個區域的口音都不盡相同，更何況一個國家呢？又怎麼能將漢字的讀音統一化呢。更何況中國的漢字是表形文字。

我們再看西方的表音文字。從五千年前“腓尼基”人發明了最早的讀音文字——腓尼基文開始，到古羅馬帝國誕生，在腓尼基文的基礎上，衍生出的拉丁文和希臘文開始，以至後來這兩種表音文字的傳播，與不同民族的方言結合，又產生了很多種不同民族的語言達一百多種。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語言，導致了戰爭，導致了國家的分裂不計其數，以至歐洲大陸解體。

而我們中國，經歷了歷朝歷代，歷劫的戰爭無數，皇帝像走馬燈似的更迭，中國漢字就像一條無形的魔線，把語言不同、風俗不同、血統不同的華人之心靈縫合在一起，成為自覺的華人，成為大一統的中國，這就是漢字表形的力量。

儘管語言、讀音的發展，由於各種原因形成了許多方言，但是，是漢字在維繫著我們共同的主流文化，並能不斷的綿延下去。所以，漢字的讀音無關重要而重要的是漢字本身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