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孔子編訂的魯國編年體史書，後世有很多註釋《春秋》的書籍，最著名的三部合稱“春秋三傳”。《左傳》全名《春秋左傳》，是“春秋三傳”之一。

　　《春秋》：即《春秋經》，又稱《麟經》或《麟史》，中國古代儒家典籍“六經”之一。第一部華夏民族編年史兼歷史散文集。作為魯國的編年史，由孔子修訂而成。《春秋》成為經書比《詩》、《書》、《禮》、《樂》這四經為晚。《春秋》之所以進入‘經’，是因為孔子晚年好《易》，他修《春秋》，後來《易》、《春秋》才成為經。

　　《春秋三傳》：是《左氏春秋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的合稱。《春秋》經文言簡義深，如無註釋，則無法理解。註釋《春秋》的書，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另有鄒氏、夾氏二家，早在漢朝即已失傳。所以自漢至今，學者僅僅憑藉“三傳”研讀《春秋》。《春秋》是記事的，後多散佚，僅留下孔子整理的魯國《春秋》，漢代有重新編撰整理的“春秋三傳”，即《公羊傳》《穀梁傳》《左傳》，且都是編年體史書。

至今史學家稱《春秋》是“議而不辯”，重點在“微言大義”。孔子在用詞方面非常講究，字斟句酌，給歷史事件下定義，不帶感情色彩，充分發揮了一個被後人稱為“春秋筆法”的記載方式。

然而《春秋》因為文字過於簡練，後人不易理解，為了解釋《春秋》，後人專門編寫著作書籍來為《春秋》做傳。如春秋三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歷史把人類過去的經驗，興衰成敗、是非善惡，都做出了總結，而聖人言傳身教，書寫成救世救人的學問。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

春秋經文，言簡義深，如無註釋，則無法瞭解。註釋春秋的書，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稱為春秋三傳。另有鄒氏夾氏二家，早在漢朝即已失傳。所以自漢至今，學者只藉三傳研讀春秋。

漢書藝文志，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將春秋三傳的淵源說得很詳細。據這兩書記載，孔子作春秋時，與左丘明參觀魯國的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明聘以正禮樂，其中有所褒諱貶損，不可寫明，乃口授弟子。而弟子們後來所言互異。左丘明惟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實，故討論本事而作傳，證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至於公谷二傳，則是口傳要義，傳了幾代以後，始寫成文字。公羊傳是齊國的公羊高受傳於子夏，再傳其子，子孫口耳相傳，到漢景帝時，由高的玄孫公羊壽與齊人胡母生合寫成書，穀梁傳至何時何人始著為書，史記不詳，據漢志注，只知始承傳者是魯國的穀梁子。顏師古注，穀梁子名喜，桓譚新論以為名赤，王充論衡以為名 ，阮孝緒七錄以為名俶。四名何者為是，難以考證。

公羊穀梁二傳用漢時的隸書寫成，稱為今文春秋傳。左氏文字則是古文，秦禁詩書後，左傳不見於世，到了漢朝，由北平侯張蒼獻出，稱為古文春秋傳。文心雕龍史傳篇說：「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左公谷三傳都是轉受春秋經旨，以授後世者，但左傳詳於記事，公羊穀梁詳於詁經。詁經必須依經訓解，所以春秋所無者，公羊穀梁未嘗言之。記敘事實，則須原始要終。所以左氏或把事實列在經文之前，以敘其始。或把事實置於經文之後，以終結其義。或為春秋經文所無者，而左氏特著其事。或為春秋所有者，而左氏不蓍其事。因此，西漢今文博士曾謂左氏不傳春秋，而以公羊穀梁為得春秋真意。然而古文家看今文公谷，口傳了好幾代，是否不失聖人之意，也很值得懷疑。

三傳今古文之爭，自漢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結論。四庫簡目綜評，左氏褒貶或有不確之處，但所述事實，都是根據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蹟的始末，何能臆斷是非，所以，研讀 春秋，必以左傳為根柢。公羊傳自子夏到公羊壽，經過六傳，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經師附益，難免不失聖人之意，然而大義相傳，究竟有其所受之本。穀梁子與公羊同師，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義，或為公羊所不及。此論可謂公允。

左氏所記的事實，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瞭解之外者，如莊公八年，齊侯在野外看見一頭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變，齊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鄭子產講述禹王之父鯀死後化為黃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禍福之期等。這在講究現實人生的學者看來，確是奇異。所以範寧在他的穀梁傳序文裡說：「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則其供給學者的見聞愈廣，學者可以深悉前因後果，眼界為之大開，探索經義自然便利。故以左傳為主，兼採公谷二家，實為研讀春秋的正途。

讀春秋，必須讀三傳，然三傳文辭不加註解也讀不明白。自流至清，註解傳文，或研究其要義者，多得不勝列舉，但基本的註解應該是十三經裡的註疏。左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公羊傳，漢何休注，唐徐彥疏。穀梁傳，晉範寧注，唐楊士勳疏。

三傳註疏各有凡例，依例研究經傳，自得其便，但不能偏執一家，自以為是。一部春秋是孔子的傑作，孔子的學問包羅永珍，春秋的含義何嘗簡單。所以，研讀春秋，不但不能以今古文任何一家自限，更城探求於易禮詩書，始能窺測聖人的真意。

缺點嘛，我們實在找不出也沒法找古人，聖人的缺點。實在說，就是難以讀懂，看懂，但這屬於咱自己學問不夠呀。

　《春秋》是中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據說為孔子所作。“春秋”一詞，本是東周列國史官所撰編年史的通稱。

　　傳說孔子寫《春秋》的目的就是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懲惡揚善，撥亂反正。為達到這個目的，孔子在寫作時非常講究遣詞造句，這就是後人說的微言大義，以一字寓褒貶。所以古人特別重視《春秋》。漢代為《春秋》立官學，列為“五經”之一。

　　闡述《春秋》經最著名的有《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至隋代，盛行《左傳》，其餘二傳漸衰。

　　《左傳》原名《左氏春秋》，到西漢班固時才改稱《春秋左氏傳》。相傳為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大約成書於戰國初期。全書六十卷，以《春秋》為綱，並仿照春秋體例，按照魯國君主的次序，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至魯悼公十四年間春秋霸主遞嬗的歷史，儲存了許多當時社會文化、自然科學等方面的珍貴史料，在史學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後代史家梁啟超推崇《左傳》的出現是“商周以來史界之革命”。

　　《春秋公羊傳》乃儒家經典之一，舊題公羊壽撰。重在闡發《春秋》經中之微言大義，而略於敘事，可謂訓釋之傳。漢儒總結其有“三科九旨”之說，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公羊傳》訓釋《春秋》，頗多牽強附會之處，當代學者楊伯峻甚至稱它“不是空話，便是怪話”。不過由於《公羊傳》中所表述的“大同一統”思想，迎合了封建統治者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故公羊學屢興不絕。

　　《春秋穀梁傳》也是儒家經典之一，舊題穀梁赤撰，現代學者一般認為《穀梁傳》比《公羊傳》晚出，屬今文經學，其宗旨亦在闡發《春秋》經中之微言大義，只有少量敘事，間或有長篇對話。可能由於師傳不同，《穀梁傳》所釋之大義與《公羊傳》略有出入，但在曲解經文為己所用上，二者倒是不謀而合。

春秋三傳指的是《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這三部。《春秋》經文言簡意深。不加以註釋很難了解。所以這三部傳裡做了自各的註釋。《春秋》是記事的，後多散佚，僅留下孔子整理的魯國《春秋》，漢代有重新編撰整理的“春秋三傳”，即《公羊傳》、《穀梁傳》、《左傳》，且都是編年體史書。一般認為《左傳》的作者是左丘明所撰寫。《公羊傳》是公羊高傳子夏，又傳子父子口耳相傳，到了漢景帝時由公羊高玄孫公羊壽成書。《穀梁傳》相傳為魯華人穀梁子所箸。這三部經典之作成為後世學者們研究《春秋》的工具書。

《春秋三傳》是《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音穀梁）三本古代作品的合稱。

《春秋》是記事的，後多散佚，僅留下孔子整理的魯國《春秋》，漢代有重新編撰整理的“春秋三傳”，即《公羊傳》、《穀梁傳》、《左傳》，且都是編年體史書。

《左傳》[1]原名《左氏春秋》，漢代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舊時相傳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左傳》實質上是一部獨立撰寫的史書。它起自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於魯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3年），以《春秋》為本，透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歸為儒家重要經典之一。

《公羊傳》[2]亦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止年代與《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釋史十分簡略，而著重闡釋《春秋》所謂的“微言大義”，用問答的方式解經。

《穀梁傳》又稱《穀梁春秋》[3]、《春秋穀梁傳》。是為《春秋》作註解的儒家經典。傳說孔子的弟子子夏將這部書的內容口頭傳給穀梁赤（一名穀梁俶，字元始），穀梁赤將它寫成書記錄下來，但實際上這部書的口頭傳說雖然早已有了，但其成書時間是在西漢。

春秋經文，言簡義深，如無註釋，則無法瞭解。註釋春秋的書，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稱為春秋三傳。另有鄒氏夾氏二家，早在漢朝即已失傳。所以自漢至今，學者只藉三傳研讀春秋。

漢書藝文志，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將春秋三傳的淵源說得很詳細。據這兩書記載，孔子作春秋時，與左丘明參觀魯國的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明聘以正禮樂，其中有所褒諱貶損，不可寫明，乃口授弟子。而弟子們後來所言互異。左丘明惟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實，故討論本事而作傳，證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至於公谷二傳，則是口傳要義，傳了幾代以後，始寫成文字。公羊傳是齊國的公羊高受傳於子夏，再傳其子，子孫口耳相傳，到漢景帝時，由高的玄孫公羊壽與齊人胡母生合寫成書，穀梁傳至何時何人始著為書，史記不詳，據漢志注，只知始承傳者是魯國的穀梁子。顏師古注，穀梁子名喜，桓譚新論以為名赤，王充論衡以為名 ，阮孝緒七錄以為名俶。四名何者為是，難以考證。

公羊穀梁二傳用漢時的隸書寫成，稱為今文春秋傳。左氏文字則是古文，秦禁詩書後，左傳不見於世，到了漢朝，由北平侯張蒼獻出，稱為古文春秋傳。文心雕龍史傳篇說：「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左公谷三傳都是轉受春秋經旨，以授後世者，但左傳詳於記事，公羊穀梁詳於詁經。詁經必須依經訓解，所以春秋所無者，公羊穀梁未嘗言之。記敘事實，則須原始要終。所以左氏或把事實列在經文之前，以敘其始。或把事實置於經文之後，以終結其義。或為春秋經文所無者，而左氏特著其事。或為春秋所有者，而左氏不蓍其事。因此，西漢今文博士曾謂左氏不傳春秋，而以公羊穀梁為得春秋真意。然而古文家看今文公谷，口傳了好幾代，是否不失聖人之意，也很值得懷疑。

三傳今古文之爭，自漢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結論。四庫簡目綜評，左氏褒貶或有不確之處，但所述事實，都是根據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蹟的始末，何能臆斷是非，所以，研讀 春秋，必以左傳為根柢。公羊傳自子夏到公羊壽，經過六傳，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經師附益，難免不失聖人之意，然而大義相傳，究竟有其所受之本。穀梁子與公羊同師，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義，或為公羊所不及。此論可謂公允。

左氏所記的事實，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瞭解之外者，如莊公八年，齊侯在野外看見一頭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變，齊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鄭子產講述禹王之父鯀死後化為黃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禍福之期等。這在講究現實人生的學者看來，確是奇異。所以範寧在他的穀梁傳序文裡說：「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則其供給學者的見聞愈廣，學者可以深悉前因後果，眼界為之大開，探索經義自然便利。故以左傳為主，兼採公谷二家，實為研讀春秋的正途。

讀春秋，必須讀三傳，然三傳文辭不加註解也讀不明白。自流至清，註解傳文，或研究其要義者，多得不勝列舉，但基本的註解應該是十三經裡的註疏。左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公羊傳，漢何休注，唐徐彥疏。穀梁傳，晉範寧注，唐楊士勳疏。

三傳註疏各有凡例，依例研究經傳，自得其便，但不能偏執一家，自以為是。一部春秋是孔子的傑作，孔子的學問包羅永珍，春秋的含義何嘗簡單。所以，研讀春秋，不但不能以今古文任何一家自限，更城探求於易禮詩書，始能窺測聖人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