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說，同治一朝（1861年-1874年）的確是力挽狂瀾。外有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內有太平天國割據東南。

以奕訢為首的文官集團把搖搖欲墜的清王朝硬生生地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又延續了60-70年的壽命。

不過，說是“中興”，就言過其實了。對比一下同時期的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短短30多年的“脫胎換骨”般的進步。日本成功的標誌性事件就是1904——1905年日俄戰爭。

那麼，所謂的“同治中興”及其開展的“洋務運動”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一句話概括，“同治中興”不是向西方學習的改革運動，只是一場儒家自強自新的復古運動。具體來說，有四個致命缺陷。

晚晴名臣們採用的自強策略是“中體西用”。他們只想修復、重建一個以“禮教”為核心的傳統社會，而沒有想到，也沒有嘗試建立一個以“法制”為基礎的近代社會。

他們極力維護原有的社會等級和價值觀。比如，雖然被迫開啟國門，與歐洲國家開展外貌，但清王朝堅持傳統的“重農抑商”觀念。

從《胡雪巖》等影視劇中，我們看到，晚清的商人雖然富可敵國，但在權貴政治面前，是“忽喇喇似大廈傾”。他們積攢的財富和商業智慧沒有用武之地，沒有推動社會的變革。

而反觀日本的商業精英，在“明治維新”時期，就是推動日本社會向近代化進步的主要推手。

同治朝曾一度推行“賢人政治”。在中央以恭親王奕訢、文祥和沈桂芬等人為首；在地方的代表人物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駱秉章等人，一時人才濟濟。

朝廷還努力限制賣官鬻爵、淘汰不合格官吏、嚴肅法紀等。比如，同治八年，山東巡撫丁寶楨殺了違法亂紀的慈禧紅人，大太監安德海。而事後，丁寶楨的仕途並沒有受到影響。

隨著慈禧權力的不斷擴大，恭親王奕欣的文官集團權力越來越小，越來越無所作。清王朝最終走向了毀滅。

在國門被西方列強逼著開啟之後，清政權依然缺乏對商業和外貿重要性的基本認識。

同治重臣文祥曾對赫德說：“如果你們外華人回到自己的國家，還我們以平靜生活，我們願意把你們帶給我們的所有海關增收都給你們。”

從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朝廷重臣，寧可不要外貿經濟活動帶來的利潤，也要抱守殘缺，過著小農的自給自足的“平靜”生活。

負責對外貿易的大臣劉坤一也認為外貿活動對中國本土的手工業是一種危害，因為會擠佔中國本土產品的市場份額。

雖然清政府建立了同文館、天文算術館等新學機構，但是，依然屬於貴族精英的教育，並沒有推廣全民基礎教育。而科舉制度的繼續存在，貴族子弟更熱衷於四經五書、八股文章。

結果，同文館翻譯了大量外國科技著作，然後束之高閣，而沒有真正應用到科學實踐中。

後來這些中國翻譯的西方科技書籍，被日本的維新派視如珍寶，奉為圭臬。為他人做了嫁衣裳。

首先，日本明治維新後，實行君主立憲制，實際權利移至首相等內閣，政治上完全西化。但是，不要以為天皇就此退下了歷史的舞臺，反而天皇成為他們的民族主義的象徵，為之後日本走上軍國主義埋下了伏筆。

文化上精神上，除了武士道精神外，其餘基本西化。政治上的本質其實是軍國主義的“中央集權”手段，看看甲午海戰中，日本人“全民抗戰”就知曉了，他們的“民族主義”真得讓人可怕。

而彼時的中國，表面上改革，實際權利還是在慈禧、恭親王奕欣等皇族手裡，他們代表的是“皇族利益”，而非中國的利益。

所謂的中興不過是“皇族集權”，而非“中央集權”，他們不但不信任漢人 蒙古人的官員，連他們自己滿洲貴族都不相信，他們只把權利牢牢把握在“自己人”手中。比如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不過是給皇家打工，是“臨時工”罷了，皇家用完後，自然得退下。

綜上所述，日本透過把天皇作為他們的“民族”精神，走上全民皆兵的“軍國主義”道路，軍國主義有多可怕，請參考二戰。

而中國的所謂“中興”只是清朝皇族的中興，而非中國的中興，因為清朝的政治並不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中央集權”了，而是代表皇家利益的“皇族集權”，清朝並沒有將政權交給除皇族外的其他官員。

我來根據自己的理解試著回答一下：

同治中興，之所以能夠“中興”，主要的推動力就是洋務運動，它是晚清政府所進行的一場自強求富，師夷長技以制夷，以挽救清朝統治的為目的的自救運動。但它稱不上改良，更勿談是一場革命。當時的中國剛剛經濟了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以及太平天國的打擊，清政府迫切需要富國強兵，以維持其岌岌可危的統治。

洋務運動的開展，的確吸收了部分新思潮，諸如並付諸了一定的實踐，諸如開辦報館，印刷書籍介紹先進思想；創辦企業，特別是注重發展軍功產業，以武裝軍隊等等。這些做法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並且客觀上也推動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程序。然而事實證明，這場運動是失敗的，我總結有以下原因：

1.這場運動的覆蓋面有限，並非全面的改革。當時國際的背景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證明是最為先進的，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落後沒落的，這場運動引進的、改變的僅是部分產業方面的變革，而沒有觸及封建社會生產方式的根本變革。

2.清廷統治者骨子裡”夜郎自大”“天朝上國”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對當時的中國各方面的成就仍然盲目尊大，主觀認為鴉片戰爭的失敗僅僅是器物、軍事上的落後，其他方面仍然是領先的，所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運動所改變的僅是多辦幾家工廠，生產更多武器，而殊不知，這些僅是失敗的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落後的封建生產方式已經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了。

3.統治階級內心深處害怕更深層次的改革觸動自己的統治，雖然標榜變革，但僅僅停留在器物學習的表面文章，涉及制度方面的變革基本沒有，

4.運動的主要吹鼓手曾國藩、李鴻章們受儒家思想禁錮較深，受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束縛，不會也不敢提出更深層次的變革，同時也有自身利益、官帽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