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文字獄呢？就是寫文章犯法。倒不是說寫啥都犯法，而是寫了跟上頭不對付的東西就犯法。那麼乾隆皇帝為什麼要搞文字獄呢？其實這玩意兒不是乾隆老爺子發明的，而是秦始皇發明的。

當年秦始皇為啥子要坑殺那麼多儒生？其實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這幫儒生亂說話。在秦始皇看來，民間的輿論導向已經大於官方了，這是他不能忍受的。所以就把這一小撮喜歡製造輿論的小夥伴，放到一個坑裡給埋了。

乾隆老爺子，學的不僅僅是秦始皇，而是他爺爺康熙和他老爹雍正。讓我們意外的是，所謂的康乾盛世，其實就是筆桿子不敢亂寫的盛世。

因為沒有人敢說這不是盛世，所以這就成為了歷史上的盛世，你說這神奇不神奇？莫說是我，換任何有點良心的人，都不可能去搞什麼文字獄。

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

顧炎武有一個外甥，叫徐乾學，他是清朝大才子，官至刑部侍郎。他有個兒子徐駿，是個少年天才。不過這孩子有一個毛病，那就是反清。

我們都知道顧炎武是個著名的反清分子，或許是受到了他的影響，這位少年天才，張口閉口就是反清言論。

當時清朝剛入關沒多久，康熙皇帝南征北戰剛剛平定天下，還沒工夫去管這幫文人。徐駿便開始了自己一騎絕塵的反清之路。

他跟一幫狐朋狗友們喝酒的時候，發現酒杯居然是萬曆朝的東西。要放到現在，那立馬得去有關部門領一面小錦旗吧？徐駿張口就是一句詩：覆杯又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擱一邊。就是別人呼呼大睡的時候，徐駿也沒閒著，他聽到有老鼠在咬櫃子裡的衣服，張口就來了一句：毀我衣冠皆鼠輩，搗爾巢穴是明朝。這是在諷刺清朝的剃髮易服令。去京城趕考之前，徐駿心血來潮，立刻就唱了一句：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這就是赤裸裸要滅了大清王朝，恢復大明王朝的意思了。不僅會寫詩，他還會畫畫，而且喜歡在自己畫的畫上題詩。比如他畫了一幅紫牡丹後，就在上面寫道：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這要是被康熙看到了，非宰了他不可。

這麼個作死的派頭，徐駿還好端端活到了雍正朝，簡直就是奇蹟。這哥們習以為常地放肆，甚至在上書時將“陛下”寫成“狴下”。這難道是在嘲諷雍正爺不識字嗎？

結果徐駿果斷被雍正給廢了，憤憤不平的徐駿壓根就不理這件事，繼續我行我素，一看就是不想在雍正這兒混飯吃了，所以就寫了：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

冠卿恃才狂放，怨者頗多。雍正初，怨家某以其詩有“明月有情遠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之句，遂以出首。當刑部審訊時，有與司寇有瓜葛者，欲寬其罪，預告之曰：“實出無心。”及訊，冠卿仰見堂上有司員松江胡宗琳侍立於旁，與其師貌無異，乃大驚悟，供有心誹謗者，胡亦力爭，遂畫稿定罪。將正法時，所親猶怪之，冠卿曰：“吾命也。”無他言。---《清稗類鈔》

甚至有人說，那句著名的：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也是他的傑作。結果雍正總算是瞭解他了，索性就把他全家吃飯的傢伙都給剁了下來。這就是著名的清風文字獄。

維民所止，不是雍正無頭。

著名小說家金庸的先祖是清朝著名詩人查慎行，查慎行有一個不安分的弟弟査嗣庭。這哥們是雍正朝的內閣學士兼任禮部侍郎，大小也是副部級的高官了。

可是査嗣庭在出科舉考題的時候，出了一個：維民所止的題目。這題目本身也沒什麼問題，不就是《詩經，玄鳥》裡的一句話嘛！原文是：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這意思就是說，京城周圍到處都是商住百姓。這本身不僅不是一種犯上的言論，而且是有一點吹捧盛世的意味。

雍正四年，以浙人查嗣庭、汪景祺著書悖逆，既按治，因停浙江鄉、會試。未幾，以李衛等請，弛其禁。七年，廣東連州知州朱振基私祀呂留良，生員陳錫首告，上嘉之。令是科連州應試完場舉子，由學政遴取優通者四人賞舉人。---《清史稿》

如果是在康熙朝，他一點事兒都沒有，甚至會得到嘉獎。可是他偏偏生在了雍正朝，雍正皇帝的年號就是雍正。而維民所止中的維和止就是雍正二字少了個頭。

這不就是在詛咒雍正皇帝沒腦袋，要被拉去砍頭嗎？為此査嗣庭全家都被雍正拖出去宰了，連78歲的查慎行老先生都被拖到北京去問罪了一段時間才放回來。

由此可見，在雍正朝的文字獄到底有多麼可怕。雍正為啥要搞這麼嚴重的文字獄呢？其實人家是為了改革吏治，搞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結果得罪了天下讀書人。

過去士紳是不用給國家交稅和服役的，這是歷代封建統治者為了籠絡讀書人的一個好辦法，可是雍正偏偏不答應，認為人人應該平等，憑什麼你多讀幾年狗屁文章，就能白吃白喝白拿呢？

得罪天下讀書人，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為此各種辱罵雍正的文章層出不窮，有人說他是篡位，有人說他天天躲在後宮嗑藥，還有人說他根本就不是康熙親生的。

總之，雍正的名聲門算是被這幫傢伙給徹底玷汙了，就算是這樣，雍正對改革的決心依舊沒有減弱，他正式向文人宣戰，文字獄就此爆發。

乾隆時代的文字獄是最多的。

乾隆時期一共發生了130多次文字獄，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當中文字獄最多的一個時代。很多官員以文字獄作為升官的籌碼，所以各種尋找同僚們的文字問題。

這種風氣一旦產生，各種捕風捉影的事情也就誕生了。乾隆剛上臺的時候，並不想跟文人把關係搞差了，因為他們有筆桿子，而乾隆是一個要名聲的人。

為此乾隆開始各種給前朝文字獄案的人翻案，甚至將汪景祺給安葬了。果然這是有效果的，文人們立刻給乾隆吹牛：乾隆錢，萬萬年。而雍正時期的牛是這麼吹的：雍正錢，窮半年。這畫風完全不一樣。

可是不是所有文人都買乾隆的賬，他們因為家風或者師傳的原因，對明朝情有獨鍾，自然還是要跟清朝對著幹的。

比如說民間孫嘉淦的案子、王錫侯《字貫》案等就開啟了乾隆時期的文字獄。此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各種反詩被提交了上來，地方官員們熱衷於做這種事情，以此表示向乾隆效忠的意思。

總結：讓人說話，不是一件壞事。

有位哲學家曾經說過，如果這世上只剩下一種聲音，那麼這種聲音一定是謊言。不同的聲音，未必就是壞事，為什麼乾隆不準不同的聲音出現呢？

如果朝中只剩下了一種聲音，那麼肯定全都是溜鬚拍馬的聲音。人無完人，更何況是堂堂朝廷呢？兼聽則明，偏信則闇。

參考資料：

《清稗類鈔》

《清史稿》

實行文字獄是禁錮思想，為了加強中央統治，從思想上防止反叛的發生。

文字獄在歷朝歷代都有記載，影響最深遠的必然就是秦始皇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導致

而最後的清朝也是一個大興文字獄的政權，這更多是由於清政權的自卑和不自信，當初大清是以打倒李自成，為明朝復仇的名義入關，後來乘機奪了天下，滿清的皇帝們擔心中原知識分子為從文化上，文章裡做思想，所以為了壓制漢族人的反抗意識，為了樹立清朝統治的權威，加強中央專制集權統治。清初的統治者們對知識分子施行了殘酷的文化專制，製造了很多駭人聽聞的文字獄。

所以不論那個皇帝是康熙，雍正，乾隆，都實行了這一個政策，大興文字獄，目的就是鞏固滿清的統治，所以無論是誰，坐在那個位置上，都會實行這一政策。

最好的辦法當然是以德服人，但這需要一個長久的過程，需要一段時間，所以統治者們都選擇了文字獄這一殘忍但快捷的辦法。

中國古代的文字獄以清代最為殘酷暴虐，清代皇帝大施文字獄，目的在於壓制漢族人的民族獨立反抗意識，樹立清朝統治的權威，加強中央專制集權，這種文化專制政策，造成社會恐怖，文化凋敝，從而禁錮了思想，摧殘了人才，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實際上並不是乾隆在搞文字獄，而是那些地方官員找個由頭相互打擊而已。對於皇帝而言，那麼P 大點事都要親自過問遲早累死。下面的人相互找茬，乾隆只是順手推舟而已。乾隆作為皇帝，重要的是平衡個個勢力讓他們之間相互制衡而已。真要什麼都亂管，破壞了平衡，乾隆也不過糟老頭子而已下面的人分分鐘換了他。所以即使自己是乾隆很多事並不能隨心所欲，如果一些人到了非殺不可的地步，乾隆也保不住。

假如我是乾隆皇帝，我不會搞文字獄，因為這隻能取得一時的成效，長此以往必定會招致強烈反抗。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革命先驅孫中山，他在組建同盟會時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以現在的觀點來看，這當然是非常狹隘的一種民族觀，但至少證明了清朝的高壓政策並沒有折損漢人的民族氣節。當然我們民族是非常大度的，在清王朝覆滅後，也依然對溥儀等人禮遇有加。

有人將清朝的文字獄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作比較，然而清朝文字獄不管是在時間跨度上，還是在惡劣程度上都遠超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秦始皇“焚書坑儒”，沒有你想象的那麼嚴重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亂世，亂世不利於統治，卻利於言論的盛行，所以才會出現“百家爭鳴”的現象。秦始皇一舉結束了亂世局面，但文人尤其是儒生還沒有從亂世中調整過來，依然在信馬由韁的表達自己觀點。用李斯的話說就是：“入則心非， 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也就是說書生們在朝廷之上口是心非，出了朝廷就在街頭巷尾妄議時政，憑藉批評皇帝的得自失來樹立自己的威名，憑藉標新立異的言論來藉以表現自己的學識高深，這樣一來，就容易讓天下的百姓效仿，就會生出許多誹謗之言。

為加強中央集權，秦始皇決定“焚詩書”、“坑術士”。對於秦始皇到底毀掉多少書籍，現在已無定論，對於“坑儒”這件事卻有很多人提出質疑，有些人認為秦始皇坑殺的並非儒生，而是方士。但不管怎麼說“秦二世而亡”，僅存在了14年，因此秦朝“焚書坑儒”的時間也不會超過這個數。

清朝文字獄，比“焚書坑儒”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麼清朝文字獄持續了多久呢？清朝文字獄始於順治時期，到乾隆時期達到頂峰，持續了100多年之久。據說秦始皇坑殺了460餘名儒生，而清朝在迫害文人方面也不遑多讓，共掀起了80多起文字獄，僅因為“明史案”就有2000多人下獄，70多人被殺。

清朝在毀書方面也毫不遜色於秦始皇，許多書籍內容被篡改，導致後人在研究這些古書時常常不知所云。清朝還打著編修《四庫全書》的名義網羅天下書籍，然後藉機毀掉，最知名的要屬《天工開物》。

《天工開物》是明朝科學家宋應星創作的一部關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綜合性著作，被西方學者譽為“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如此有分量的一本書籍，卻因為書中的“北虜”、“東北夷”等字眼，被視為“反清”，遭到清王朝的禁燬。

明末雖然國家衰弱，但在科技方面卻一度復興。清王朝為加強統治，大興文字獄，也讓中國的科技事業“一夜回到解放前”。由此觀之，清朝文字獄要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性質更惡劣。

如果我是乾隆，我不會在清朝興起文字獄，我為什麼這麼說呢？原因如下。

首先文字獄是指統治者對知識分子進行鎮壓，目的是想要從思想層面來控制知識分子，以達到統治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而在如今看來，這並不是鞏固統治的最佳途徑，反過來說，加強教育反而更有利於統治民眾。目前的高校改革等這些加強教育的措施，有力地促進社會更好的發展，同時也有利於鞏固政權。

第二，在當時文字獄是尖銳民族矛盾的體現。清朝入主中原後實行的“剃髮令”、“圈地運動”等措施大大地損害了漢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當時漢族人反清情緒激烈，民變四起，對當時的知識分子民族情感起到了激發的作用，反清武裝鬥爭被大規模鎮壓後，這種反清情緒便以文字形式表現出來，所以清朝政府不得不加以鎮壓。

如今看來，清朝屬於“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的典型型別。多爾袞執政期間實行的這些措施，是他個人自私狹隘的集中表現，大大的激發了民族矛盾，其實在如今看來這大可是不必要的。

第三，實行文字獄可以說是滿族人民自卑感的表現。眾所周知，滿族是一個傳統的遊牧民族，其生產方式大大落後於漢族，文化程度也相對落後，崇尚武力。所以在征服漢族之後，不願意承認漢族在文化方面比自己優秀，所以摧發了文字獄的興起。

如今看來，這並不是一個統治者應該具有的胸懷與氣量，我們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傳承中不斷創新發展，才能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

但不可否認，文字獄對文字學、目錄學、校勘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這一時期，這些都得到了充足的發展空間，促進了文獻學的快速發展。

總的來說，如果我是乾隆皇帝，我並不會興起文字獄，因為一個民族的快速發展離不開文化的繁榮與興盛，只有加強文化教育才能更好的統治清朝。

我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吧，如果是我我也會去搞文字獄的。因為這是有非常複雜的社會背景和深厚的思想文化根源的政治現狀決定！

第一：反清思想。

清朝入主中原，從漢族傳統觀念看，在以儒家文化為正宗的漢族學問分子中間有著相當劇烈的民族敵愾心情。

康熙初年南明王朝覆滅，中國大陸上有組織的抗清武裝鬥爭基本結束後，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隨著清朝某些有關政策的改變，滿漢地主階級的進一步合流，以及社會經濟逐步發展，到雍正時期，階級矛盾這時卻發展到相當尖銳的程度。

而反清思想透過各種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間流傳，並與以恢復明朝為目的的反清鬥爭結合起來，使滿族統治不得安寧。

第二：維護皇權。

康雍之際，清皇族中權力鬥爭空前激化，發生奪嫡之爭。雍正帝即位之後，奪位的流言野史很多，雍正為了鞏固已得的勝利，除處置奪嫡諸王外，不惜藉助文字獄來打擊“黨附諸王”的勢力，和維護即位的正統性。乾隆即位後更加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威，不允許人們有言語上書面上的不滿，不允許這些不滿對外擴散，所以就用文字獄壓制知識分子的行為再次加強！

第三：封建王朝巔峰

清朝是封建的社會主義的末期 ,這樣的社會制度經過幾個朝代的發展 ,更加成熟了。清朝不僅將所有的封建專制主義繼承了 ,而且又再這個基礎上繼續發展和改進 ,所以建立了專制制度的新高度。

歷史上達到最高境界的文字獄就是清朝文字獄，並且跟統治的穩固成正比，統治的基礎越是穩定文字獄越是興盛，尤其是乾隆時期，中國的文化也曾因此發生質變。為了加強滿洲貴族的封建專治制度，控制文人思想，為君權服務,所以清朝統治越穩固文字獄越興起！

而到了道光之後，白蓮教興起，西方進入，政局不穩，正是需要用人的時候，所以文字獄就不是很嚴就是這個道理！

個人認為，客觀的說，我一定搞得更狠。康雍乾時代搞的文字獄，要分兩個方面看。

首先，的確清朝在順治，康熙初年由於入關時間不長，還帶有關外遊牧民族的原始習俗，諸如強迫漢人剃髮易服，跑馬圈地，迫民為奴等民族政策遭到了漢族的強烈反感，後又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野蠻的殘殺行徑引起了當時人們的強烈反滿思想。再加上女真先祖不忌諱的一些婚嫁習俗和自我奴化思想，讓深受朱程理學的漢族士紳嗤之以鼻。

雍正朝，由於深度的社會和經濟結構改革，又得罪大批士紳文人以及貴胄的筆墨門客。乾隆朝，因好大喜功，奢靡浪費至使官吏腐敗，文人百姓苦不堪言。為迎合反滿禮教思想和追憶大明華夏遺風，一些前朝故臣及後代和一些文人墨客開始著寫反滿書籍或撲風捉影的製造一些“筆錄”，“雜談”等文章來攻擊清廷，甚至成為一些武裝起義的“出師之名”。這本也無可厚非，清朝剛入關的時期的確是開了歷史倒車，但後來到了康熙後期和雍正乾隆時期就一點不太準確了。

其次，其實歷朝歷代都有文字獄，只不過到了清朝因為民族壓迫的問題給放大了，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漢武帝的腐刑司馬遷。從曹魏的腰斬嵇康到宋朝的烏臺詩案，明朝那就更多了，在明太祖時期你沒事寫個“歹朱”字，“禿“字，“光”字試試，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時候，你拿一本《默庵集》（方孝孺著）去大街上轉轉，家裡人的腦袋都不夠錦衣衛砍的。

從那麼問題回來了，我如果是乾隆皇帝，靈魂附體的話，我不可能不搞文字獄，而且我可能搞得更狠。像張煌言的《建夷宮詞十首》編排乾隆的祖太太再婚的吧，呂留良的夷夏之防吧，曾靜的弒父篡位吧，法式善的《清秘述聞》等等，哪一個雍正乾隆看了能不急？

最著名的雍正朝翰林院的徐駿，顧炎武的親戚，在奏章裡，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我就不明白他一個堂堂翰林院的庶吉士，進士出身，十年寒窗，他能用這個八百年用不上的生僻字來寫奏摺？如果說確實犯二寫錯了，那“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全是他寫的，如果這些都聯絡在一起看，我要作為乾隆帝來看這廝就不是沒有問題，而是問題大了。

封建時代任何當朝主政的君王和階層都不會允許被人身詆譭，對統治的合法性不允許有異議，君權神授，安邦定國。反對勢力做大必須殺一儆百，以儆效尤，在人治並高度集權的時代，這些和民不民主，什麼民族沒有什麼關係。如果我是乾隆皇帝，設身處地的想，絕對不允許有任何威脅到自身統治的事情發生。本人不是清粉，不惜勿怪。

如果我是乾隆我也會搞文字獄。首先文字獄並不是乾隆發明的，其實歷朝歷代都有，歷史上很多名人的死都是因為寫了一篇文章而引起的，只不過在清朝乾隆年間將文字獄放大了。其次乾隆搞文字獄的根本原因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控制人們的思想，加強中央集權，但我們可以想一想清朝本來就是關外遊牧民族，文化發展並不好，而漢人文化已經發展了幾千年，如果乾隆不進行思想上的管控，那清朝的統治將會是岌岌可危，所以從根本而言文字獄的興起源自於對自己文化的不自信。

其實乾隆剛上任的時候並不想大興文字獄的，個人觀點如下：

據《清代文字獄簡表》統計，乾隆在位60年，退休後仍不捨得棄權，又管4年，共計64年，製造的大規模、中規模和小規模的文字案共計130多起，整個清朝文字獄大案160多起，佔80％，可以說五個月就要對文人“刀斧伺候”一次。

其中47案的案犯被處以死刑，意味著生者凌遲、死者戮屍、男性親族15歲以上者連坐立斬。而由牽強附會、望文生義、捕風捉影造出的文字獄，如脫韁Mustang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瘋子胡亂塗抹也被定為“逆案”，凌遲處死，荒唐到極點。

乾隆帝剛即位時，為籠絡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將懸掛在菜市口梟示的汪景祺頭骨取下“制竿掩埋”，接著又降旨赦免了被髮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親屬。這兩人都是雍正在位時文字獄的受害者。

為避免再發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獄，乾隆帝暫時聽從山東道御史曹一士“請寬妖言禁誣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議：今後凡告發旁人詩文書札等悖逆譏刺的，如審無跡，一律照誣告反坐；如果承審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獄的，以“故入人罪”論。

當時文人高興萬分，紛紛上表稱頌乾隆“上下無隱情”、“為政以寬緩”，並大施感情代理權編造民謠：“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

然而樂極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獄又死灰復燃，起於“偽孫嘉淦奏稿”案。

乾隆十六年前後，一份假託工部尚書孫嘉淦名義的奏稿在社會上流傳著。奏稿指斥乾隆帝南巡擾民及金川用兵，直書‘五不可解十大過 ’，並遍劾滿朝權貴。十六年七月。雲貴總督碩色密奏此事後，乾隆帝下令追查，結果在全國十七個內地行省中都發現了偽稿的蹤跡，牽連者竟達千人以上。

在《清史紀史本末》對這個案件也有記載。“魯生遂與時達等偽為嘉淦諫止南巡，疏累萬言，指斥乘輿，遍劾閣臣鄂爾泰，張廷玉等，傳播遠近。……此案文武吏牽連獲罪者幾及千人，蔓延至於七八省，而嘉淦自是亦不自安，未幾以憂卒”。

也即被冒名的孫嘉淦在這個案子爆發後，被活活嚇死了，可見乾隆之統治恐怖到什麼程度。

從此文字獄波瀾壯闊，直到以修四庫全書為名義，從而查辦禁書、徹底摧毀中華民族精神的千古創舉。

江西金溪生員劉震宇著《佐理萬世治平新策》一書，闡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觀點，後被乾隆帝發現，認為他大逆不道：“劉震宇自其祖父以來，受本朝教養恩澤已百餘年，且身到黌序，尤非無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誕，妄訾國家定製，居心實為悖逆”。遂將下旨劉震宇即行處斬，書版銷燬。

胡中藻官拜內閣學士，寫有詩集《堅磨生詩鈔》。其中有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腸論濁清”、“無非開清泰”、“斯文欲被蠻”、“與一世爭在醜夷”、“相見請看都盎背，誰知生色屬裘人”、“南鬥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闊”、“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等詩句，乾隆帝親自批駁：“‘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認為這些詩句都是譏貶仇視滿清，於是將其家屬全部監禁，家產全部抄沒，胡中藻以凌遲酷刑處死，他死去的老師鄂爾泰，也以“私立朋黨”罪名撤出賢良祠。

清代文學家王錫侯，本名王侯，因怕名字犯忌諱遂改名錫侯。因《康熙字典》收字太多，用之不便，花費十七年心血編成一部體例新穎的字典《字貫》，刊行面世。書刊出之後，被人以誣衊康熙帝的名義告官。乾隆帝大怒：“罪不容赦，應照大逆律問擬。”下令把王錫侯處斬，子孫六人處死，全家二十一人連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為奴；並痛斥海成辦事不力，革去職務交刑部治罪，海成的上司兩江總督高晉，因為難辭失察之咎，一番痛罵後受到降級留任的處分。

江蘇東臺的舉人徐述夔去世後，其子為紀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樓詩集》。集中有詩句“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被指用“壺兒”喻“胡兒”，被暗指滿清。還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認為“顯有興明滅清之意”。於是下旨查辦，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開棺梟首示眾，兩個孫子雖攜書自首，仍以收藏逆詩罪處斬。兩個族人徐首發和徐成濯，名字連起來是“首發成濯”，根據《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此認為嘲笑清剃髮之制，以大逆罪處死。

連乾隆帝的寵臣沈德潛因為給徐述夔寫過傳記，又兼寫過《詠黑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儘管沈德潛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職，奪其名，撲其碑，毀其祠，碎其屍”。徐家慘遭滅門不說，當地其他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櫃抄家，有些徐姓人逼迫無奈隱姓改名，把自己的祖宗牌位藏在馬桶裡以躲追究。

又有道學先生尹嘉銓官至大理寺卿，其父尹會一是道學家。乾隆四十六年，尹嘉銓忽發老來瘋，為父請諡並從祀文廟。乾隆帝當即火冒三丈，給尹嘉銓扣上大不敬、假道學、偽君子等等罪名，影響最大的是所謂“古稀罪”：尹嘉銓自稱“古稀老人”，但乾隆帝說：我稱古稀老人，早已佈告天下，他怎麼也敢自稱古稀老人？殺。

乾隆四十七年，生員吳英攔輿獻策，則被凌遲處死。

乾隆四十八年，李一《糊塗詞》有語“天糊塗，地糊塗，帝王帥相，無非糊塗”。被河南登封人喬廷英告發，經查發現舉報人喬廷英的詩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為明，你不是謀反又是什麼？檢舉人和被檢舉人皆凌遲處死，兩家子孫均坐斬，妻媳為奴。

乾隆五十三年，湖南老秀才賀世盛，多次參加科舉都沒及第，寫出一部《篤國策》，因為這本書上寫了批評捐官制度的意見，這就成了“妄議胡政”，斬立決。

其他涉及“華夷”、“明”、“清”字句的文字獄俯拾皆是。

江西德興的祝庭諍，為教兒孫讀書，自編一本《續三字經》，被人告發。官府查抄發現書中對“於帝王興廢，尤且大加誹謗”，如寫元朝有“發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著，“難華夏”是華夏遭難，“遍地僧”是全部光頭，認為是影射當朝。於是判祝庭諍開棺戮屍，十六歲以上子孫輩斬立決。

江蘇興化人李驎《虯蜂集》中有“杞人憂轉切，翹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東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長兮，夜未央兮”句，被認為故意影射，定為叛逆大罪。

張縉嚴在給劉正宗詩稿作序中有一句“將明之才”等，皆被定為逆案。

杭州卓長齡著《憶鳴集》，“鳴”與“明”諧音，被指為憶念明朝，圖謀不軌，當時涉案等五個主主犯早已過世，仍照大逆凌遲律剁其屍，梟首示眾。卓天柱系卓長齡之孫，卓天馥系族人卓慎之子，均依大逆連坐律，斬立決。卓連之收藏逆書不行首繳，斬立決。陳氏、高氏，王氏並卓天馥二歲幼子均解部給發功臣之家為奴。

湖北秀才程明諲為人作祝壽文，內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創大業”被曲解為做皇帝，程明諲“語言悖逆”，斬立決。

其他觸犯廟諱、御名以及提到皇帝應該換行抬寫而沒有換行抬寫，因此獲罪的，不可勝數。有一個河南人劉峨，編印《聖諱實錄》一書出售，本來是為了告訴人們應當怎樣避諱，所以把應避諱的清代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體寫刻”，卻被控大不敬，慘遭斬首。

當然，其間也不乏文人失尊拍皇家馬屁拍到馬腿上，把性命拍丟的主兒。

直隸容城一個走江湖的醫生智天豹，編了一部《萬年曆》，祝頌清朝國運久長，其中說“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國運，比周朝更久”，可是這萬年曆中把乾隆的年數只編到五十七年為止，犯了大忌，被認為是詛咒乾隆帝短命，“罪大惡極，人人髮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結果，將智天豹處死。

這類事情舉不勝舉，可以說，那時文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野史上講到一個劉三元，此人神經有毛病。某日，他瘋氣一犯，對著衙門大喊：我乃漢室後裔，要眾官扶持。此等書面語言大老粗是說不出的，這個劉三元很可能是位落第秀才，因屢試不第，壓抑而瘋。可惜，乾隆政府並沒有因精神的問題赦免他，判他個一刀之刑。

乾隆這位可“十全老人”，咬文嚼字的功夫也的確了得，他不但火眼金睛，還有骨頭裡面挑刺的癖好。到他這一朝，忌諱的字眼不斷擴大，從明顯處到隱晦處，從字面義到引申義，層層推敲，讓文人們防不勝防，一旦被他揪住小尾巴，他根本不會給你留申辯的餘地，一瞬間便能讓你體會到啥叫“禍從天降”。

直到嘉慶年間，文字獄的陰影餘悸尚存，所以龔自珍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以及“萬馬齊喑亦可哀”的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