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1723-1735），在位13年，目前能統計到的有近二十幾個案子。不過雍正朝的文字獄，以雍正六年（1728）開始立案追查的呂留良詩文著作案為標誌，明顯地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的幾起文字獄的案件是統治集團內部鬥爭出現的副產品；從呂留良開始後的一階段的文字獄，則表明雍正帝的政治注意力轉移到思想領域潛伏的漢人民族意識當中了。

汪景祺《西征隨筆》案。汪是雍正朝第一個因文字獄被殺的人，根本原因就是年羹堯權勢滔天時，汪極盡諂媚之像依附年羹堯，雍正力矯朋黨之弊，就拿他開了刀。汪在康熙五十二年才考了個舉人，雍正二年他離京前陝西布政使胡期恆處“打抽豐”，胡是年羹堯的死黨，當時年羹堯時任川陝總督，極受雍正寵信，汪便透過胡這層關係上書年羹堯，在信中極盡諂媚阿諛之能事，最絕的是汪在信中結尾處說如果不能瞻仰“宇宙第一偉人”年羹堯，則“此身虛生於人世間”了，就這樣汪成了年的入幕之賓。不過，年的好景不長，雍正將年治罪後，查抄年的住所時，發現汪所寫的《讀書堂西征隨筆》，雍正閱後，恨的那是咬牙切齒，果然，時而與人剛處決了年羹堯，便把汪依大不敬律立斬，羅列罪狀又：（1）汪景祺的詩句“皇帝揮毫不值錢”，這是諷刺康熙皇帝；（2）非議雍正年號用“正”，有“一止之象”；（3）汪寫“功臣不可為”一文，責備人主猜忌，以檀道濟、蕭懿比年羹堯。雍正很清楚，汪僅僅是依附年羹堯，自然罪不至死，所以不惜從他的《西征隨筆》中羅列罪名，處以典刑。

受年羹堯牽連的第二件文字獄是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案。錢名世是江南武進人，時為翰林院侍講。我們檢視他投贈年羹堯的詩：第一首“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把年羹堯比作周代的召伯和漢代的衛青、霍去病，阿諛奉承的味道十足，但挑不出政治問題。再看第二首“鼎鍾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錢不過是一個從五品的清閒翰林，發表“宜刊第二碑”的意見毫無政治影響，更何況是以同年贈詩，不過雍正帝還是不肯發過他，目的就是清除官場妄自菲薄，趨炎附勢的惡劣習氣。

呂留良文字獄。呂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學家，為了表示自己無意在清朝當官，索性出家當了和尚，可見他是一個很重民族氣節的明朝遺民。而呂留良本人又聲望極高，他在評選科舉考試的墨卷時，發揮儒家傳統的“夷夏之防”的思想，給予了漢民族深刻的影響。雍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靜、張熙策動手握兵權的嶽鍾琪謀反，後來曾靜被捕，在監獄中供述他的反清思想來源於死了快五十年的呂留良，雍正帝想到呂留良的思想深而廣，今天有一人受他思想影響而謀反，保不齊今後有可能有十個、百個。這樣一來從維護清朝統治，雍正帝對呂留良的思想都忍無可忍，將呂留良被剖棺戮屍，子孫及門人等或戮屍，或斬首，或流徙為奴，罹難之酷烈，為清代文字獄之首。

現代流傳最廣的文字獄案件之“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這兩句詩出自於翰林院的徐駿，雍正八年他被人告發，說他“思念明朝，出語詆譭，大逆不道”，罪證就是這兩句詩，經刑部稽核，雍正帝批准，把徐駿殺掉了。不過“清風”、“明月”之類的詩句絕不會隱含反清復明的思想，徐駿因此被殺，實在是冤枉之至。

說起文字獄，一般講的最多的就是清朝，龔自珍有詩云：“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

實際上，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字獄”幾乎伴隨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始終，只不過各朝的稱謂不同而已。兩宋時多稱為“詩案”或“詩獄”，如蘇軾的“烏臺詩案”；明初稱為“表箋禍”，如“徐一夔賀表案”；清前期稱為“史案”或“書案”。到了乾隆末年，史學家趙翼研究歷代發生的此類案件總結為“文字之獄”。到嘉慶朝，“文字獄”的簡稱才最終確定。

有學者曾經仔細研究清前期順康雍三朝的“文字獄”，發現順、康兩朝相對較少，雍正朝卻密集湧現，且大多下場慘烈。

1、雍正元年：曾靜、呂留良案。最後，雖曾靜免死，但呂留良開棺戮屍，子被斬，孫輩流放，門人或殺或流放。

2、雍正三年，年羹堯“夕陽朝乾”案。削官奪爵，列大罪九十二條，賜自盡。

3、雍正三年，汪景祺《西征隨筆》案。立斬梟示，妻子為奴。

4、雍正三年，錢名世以詩諂附年羹堯案。革職發回原籍，勒令掛“名教罪人”匾於家中。

5、雍正四年，查嗣庭試題、日記案。戮屍梟首示眾，子被斬，弟查嗣瑮流放。

6、雍正五年，鄒汝魯 “河清頌”案，鄒汝魯革職免罪。

7、雍正七年，謝濟世私注《大學》，怨望誹謗案，免罪回籍。

8、雍正七年，陸生楠《通鑑論》案，軍前正法。

9、雍正八年，瘋人劉芳傑投遞狂謬字帖案，處死。

10、雍正八年，徐駿詩案，斬立決，文稿燒燬。

11、雍正八年，屈大均詩文案，戮屍梟首示眾，後人流放福建，詩文毀禁。

12、雍正十二年，沈倫《大樵山人詩集》案，其嗣孫沈自耕等被嚴懲。

究其原因，背後有著極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的影響，絕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