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兩個維度，一個是人類幾十萬年的發展史；另一個是單體個人的生滅史，就是一個人生、老、病、死的過程。

人類發展史是人性從善到惡的演變

《史記·高祖本紀》有這麼一段話：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

大致意思是夏朝民風淳樸忠厚、殷商信仰鬼神，周朝以人文道德治理國家。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正好反映了人性由善變惡的過程。

後來隨著生產力的發達，人際關係變得更為複雜，於是製造出一些人格神來約束人類，再後來發現人格神也不管用。於是共同推舉族長（有學問的或年齡大的人）為族群領袖，管理公共事務：比如婚喪嫁娶、資源分配等，再後來隨著族群的擴大，道德禮儀開始出現。緊接著，管理者發現用道德根本無法約束和制止人類私慾的膨脹，於是出現了法律。

我們觀察儒家的發展史：從孔子到孟子的人性善，到荀子的人性惡，再到後來程朱的“存天理、滅人慾”，不正說明了人性是不斷惡化的嗎？

舉一個我們身邊的例子：在20年前的中國農村，逢年國際或遇到婚喪嫁娶的大事，鄉里鄰居都會熱心幫忙，不考慮什麼利益的問題，10年前你要讓別人幫忙，總要請吃頓飯或者送幾盒好煙，到了近兩年，連出殯抬棺的人都找不到了。

出生之初的人性是素的

在一個人心淳樸善良的社會，大多數人肯定也是善良淳樸的。而在人心險惡的社會，個人的人性一定也是險惡的，因為與人為善無法生存。

出生之初的人性，我覺得用素比較合適，因為素是不經過任何點染的，說它善也可以，說它惡也可以，那個根本的東西是不會產生分別心的。

自己幾年前的舊文重發，如有紕漏請不吝賜教：

人性“餓”

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普遍倡導人性善，以亞聖孟子為代表，宣揚至真至簡的人性之說。具體的說法，可見於《孟子·告子上》、《孟子·公孫丑上》、以及《孟子·滕文公上》等。孟子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分別代表著“仁義禮智”。我們開玩笑地說，這其中唯獨沒有代表“信”的善德，意味著人們都知道“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知道按照這四心做事才是對的，但是卻背信棄義、嬉笑耍賴地不遵守。

古代的許多統治者發於“畎畝”，何嘗不知道這個道理。所以孟子以人性善基礎而提倡的“仁政”，到了千百年來的帝王那就都變成了嘴上說說而已。然而對於孟子而言，荀子可能像是個青春期逆反的小孩（雖然歷史上對於兩人是否見過的說法存疑），孟子去世時荀子才10多歲，有後人卻認為，荀子提出的性惡論比孟子的性善論更加邏輯嚴密，不像孟子“信口雌黃、胡攪蠻纏”。

除了街頭巷尾追打頑童、口裡大罵“你這小孩生下來就這麼壞！”的婦女，荀子應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主張人性本惡的思想家。荀子把“性”和“偽”分開，“性”是人與生俱來的自然屬性，而“偽”是後天加工的人之特性。比如前面提到的“仁義禮智信”。荀子認為性是惡的，偽是善的。荀子把人性看的清楚，“好利、疾惡、耳目之欲、聲色之慾”都是人性中的部分。所以需要用師法禮儀來限制惡，培養善。培養出來的“善”不是“性”，而是“偽”，所謂“偽善”。

我們大部分都是俗人，捫心自問，還是得承認荀子說的對一些。孟子說“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其實是細思極恐的場景。誰都知道小孩子見了自己喜歡的東西愛不釋手，不管大人有沒有錢、心情如何，都一定要買。有時候到了別人家，看見人家的東西好也要抱回家去，這本是小孩的天性，大人也一樣，只是心裡想想不敢說出來。

因為道德教化告訴大人們，把別人家好的東西抱回去是不對的，是違反道德原則甚至法律條款的，不管你想抱走的這個東西是物件還是人，你都只能心裡想想。哪天如果出現生而有“禮義”的孩童，穿著開襠褲到人家做客，彬彬有禮，在飯桌上不叫不鬧，謙恭推讓，這不是細思極恐嗎？

在荀子看來孟子的性善論就是沒有看到“性”和“偽”的區別。但是想要索取的小孩子也不能說就是“惡”的，因為利己並不一定要害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性更像是“餓”的，所謂“飢餓”，即總想獲取。

不動尊即如來，亦是本性，不善不惡，純淨無礙。於佛乃佛於能知，聖賢不全知。我答亦是佛示，說通心不通！南無阿彌陀佛

本性自私，善惡是動態而互相轉化的，雖說剛出生沒能力作惡，也不能作為初始定性，自私又會透過外在社會所抑制，必須顧全大局。

從心理角度看，人心理處於“原心態”時，人的“善”與“惡”是與生俱來的；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

從心理角度看，人性是兩面的，假如人性沒有經過修煉，“善”與“惡”都處於人心理中“原生態”，“善”“惡”往往都是一念之間的念想。諸如，正常人做事情，往往都要考慮“好”或“壞”的結果，特別是做壞事時，心理上，往往是矛盾的，念想往“惡”的一面一靠，壞事做成，人性的“惡”就表現的淋漓盡致；念想往“善”的一面一靠，“惡”念得以遏制，壞事就會“半途而廢”。因此，“善”與“惡”，一要靠修煉，二要靠約束，才能讓人從善如流。“修煉”，就是儒家說的“修身”；“約束”，就是禮儀約束，道德規範（甚至法律懲罰）。道德來自於――人類從沒有階級的原始人的個體社會向有階級的原始的集體社會的過度開始，人與人在一個共同的生活環境裡，自覺地遵守和維護共同約定的人性基本點，即思想行為規則。

“人性”的探索，荀子成了“劃時代”的卓越非凡的“儒”“法”大師，他認為人性本惡，並在批駁孟子“性善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他的人性“性惡論”大廈；倡導的“以禮制惡”，繼承和發揚了聖人孔子的“仁”“禮”思想；倡導的“化性起偽”、“以法除惡”，又為法家的發展奠定了基石。

從荀子“性惡論”與孟子“性善論”的“對抗”中，不難發現，人性就是“善”與“惡”的對立統一。

孟子論善： 孟子以人的社會道德屬性作為立論的根據，構築了他的“性善論”大廈。

“四心”，構築道德“四端”——“仁義禮智” 。‖《孟子》：“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可見，孟子對人的本質屬性的界定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心”，就是“良心”；良心人人固有，是一種內在的東西，假若沒有表現出來，便還無法斷定性是善還是惡；故必須將“四心”構築道德“四端”——“仁義禮智”。人的“四心”與生俱來，因此，由此產生的道德“四端”也是與生俱來的。故孟子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既然人人都有“四端”，那麼，社會上應該個個行善，無爭鬥。

“修善”，是“性善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四端”，只是一種潛能性向“善性”的方向發展，要真正擁有“善”還必須通過後天的“努力擴充套件”：一是主觀方面，首先要有從善如流的主觀願望。再者要靠個人的不斷努力，如《孟子》：“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人人都具備有向善的條件——“四端”，但是由於“善端”是天生於人心的，所以人們往往不去探索它，就好比吃飯睡覺等生理需要一樣，是天生就有的，所以大部分人從未關注過這些需要，就這樣“四端”被遺失了，即孟子所說的“放心”；人們遺失了“善端”，便認為自己不具備從善的條件，不能從善，孟子認為這是自暴自棄，不盡其才。事實上，個人要經過不斷地反思，將“放心”找回來，也就是“求放心”才能將善端保持下去。二是環境的影響，《孟子》：“矢人豈不二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慎也”。“仁”與“不仁”是後天職業不同和環境不同所造成的。孟子肯定了後天環境對“道德”，對“善性”的完備具有積極的影響和作用。

生而同有的“良心”以及其所產生的“仁、義、禮、智”“四端”，再加上後天個人不斷的“求知心”和環境對人的影響，便構成了孟子的“性善論”大廈。

荀子論惡：荀子以“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的自然屬性立論，從人的自然屬性出發提出“性惡論”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人本身的生理需求決定了人性是惡的。 ‖ 荀子：“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生而有疾惡，生而有耳目之欲，好聲色”。如果順著人的這些生理需求發展下去必定會產生如戰爭、殘害、淫亂等“惡”的行為，因而導致社會秩序的破壞而造成暴亂。因此他認為人性是惡的。

從“仁、義、禮、智”等禮儀教化的起源看，人性是惡的。‖ 荀子說：“古者聖王以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其禮儀，製法度，以矯飾人之性情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木有曲性，金有鈍性，因而人也有“惡”的本性，之所以會有禮儀、法度的產生，便是由於人性是惡的，由於木得矯正才能直，鈍金得磨礪才能利，為了矯正世人的種種惡性，聖王便制定出禮儀、法度以正人心。

從“其善偽也”這個角度看，人性是惡的。‖ 荀子認為：“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能夠模仿學習的東西就稱為“偽”。因此，“其善偽也”就是說“善”是後天學習而成的，是人們向聖王君子學習、仿效的結果，而不是人的本性，如果“善”是人的本性，那為何還要向聖人學習呢？荀子否定“性善論”，認為“仁義禮智”只是聖人們所有，人的本性是惡的，只是向聖人們學習，才有了善的可能，既然是後天學習所得，可學而能，可事而成，所以“善”不是人的本性。

後天的學習和環境教育，也是荀子“性惡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首先，根據“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進而提出了“化性而起偽”的人性改造論。人性是惡的，如果順從人各種情慾的恣意生長，其危害是無止境的，因此，必須對人性進行改造，用禮儀法度來規範人們的行為，從而變化人性，去掉“惡性”，使大家從善，這便是“化性起偽”。其次，生存環境對人影響深遠，生存環境不能隨意選擇，因此，人都要受環境的制約；然而聖人能於環境中吸收有益的東西，排拒無益的東西，以增進自身的修養，能改變自身素質以成聖成賢。

以人的自然之性作為立論基礎，一步步對“性惡論”進行論證，以及後天個人努力和環境對人的影響，構成了荀子“性惡論”的全部。

善惡之爭：“一分為二”看“性善論”與“性惡論”。

“一分為二”也叫兩分法、兩點論，是唯物辯證法的重要觀點：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想問題、辦事情要全面分析，防止孤立片面地看問題；任何事物中都存在矛盾著的“對立統一”的兩方面，因此我們在分析事物時不僅要分析矛盾這一面，還要分析矛盾另一面，只有這樣才會完整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由此可見，不管是“性善論”，還是“性惡論”，它們都只是看到了“人性”的一方面，而任何事物都有矛盾著的“對立統一”的兩方面，因而它們都是片面的，都沒有完整地把握“人性”的“善”與“惡”的“既對立又統一”的兩方面。其實，人一生下來，就有“善”與“惡”的本性，因此， 在《性惡論》與《性善論》的“對抗中”，荀子不管怎麼批駁孟子的“性善論”，其出發點是為自己的“性惡論”尋根立據而已，其理論探索的軌跡還是沒有離開儒家的“仁義禮智”的範疇，其核心仍包含儒學思想，只不過強調“以禮遏惡”，更好地繼承了聖人孔子的“仁”“禮”。如果孔子曰“仁”，孟子曰“義”，那荀子則曰“禮”；三者“三足鼎立”，共同支撐起“儒學大廈”。

人性的“善”與“惡”是對立統一的；根據對立統一規律，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而是相互聯絡、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但它們之間又存在矛盾的鬥爭性。正是這種矛盾運動，在控制著人性“善”“惡”的對抗，正所謂人的念想往往會使人“一念之間可上天堂，又一念之間可下地獄”。

離開了“善”，而不遏制“惡”，“惡”就沒有被關進法度的“籠子”裡，“惡”就變成了脫韁Mustang而到處橫衝直撞，人性在“惡”的環境碾壓下，社會就會水深火熱，甚至戰火蔓延，生靈塗炭，百姓生活水深火熱。沒有認識人性的“惡”，而一味地強調“善”，而推行純粹的“德治”，結果往往是人性之“惡”這個魔鬼就會像決堤的黃河水而氾濫成災，……東周就是活生生的教材，“軟弱無能、任人宰割”。

從心理角度看，人心理離開了“原心態”時，人性就會處於變化的“軌跡”：“善”的會變“惡”，“惡”的會變“善”。

孟子的“修善論”，認為“仁義禮智”只是一種潛能性向“善”的發展方向，要真正擁有“善”還必須通過後天的“努力擴充套件”：一是主觀方面，首先要有從善如流的主觀願望；再者要靠個人的不斷努力。荀子的“改造論”，認為後天的學習和環境教育，對人性“善”“惡”的變化“軌跡”有重大影響。 首先，荀子認為人性是惡的，如果順從人各種情慾的恣意生長，其危害是無止境的，因此，必須對人性進行改造，用禮儀法度來規範人們的行為，從而變化人性，去掉“惡性”，使大家從善，這便是“化性起偽”， 即 “化性而起偽”的人性改造論。其次，生存環境對人影響深遠，人都要受環境的制約；聖人能於環境中吸收有益的東西，排拒無益的東西，以增進自身的修養，能改變自身素質以成聖成賢。所以說，人心理離開了“原心態”，無論是後天的“修善”，還是後天的“改造”，人性都會處於變化的軌跡：善”的會變“惡”，“惡”的會變“善”。

“死豬不怕開水燙”。‖ 荀子“性惡論”是劃時代意義的，因為當時孔孟二聖的“仁義禮智”已佔輿論主流導向，荀子提出“性惡論”是需要巨大的“理論勇氣”和“倫理勇氣”的，可以說，荀子的“性惡論”是一次質的飛躍。荀子“性惡論”的根本觀點，一方面，“化性起偽”、“以禮制惡”；另一方面，他又超越了前人，提出人性本“惡”，“以法除惡”。如果人性沒有“禮”“法”遏制，有些性惡的人，就會變成惡魔，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諸如，中國十大殺人狂魔楊新海，1970年出生，河南省正陽縣人。從2000年9月起直至2003年8月，楊新海曾橫跨皖豫魯冀4省，瘋狂作案26起，殺死67人，傷10人，強姦23人，其中最小的只有9歲。2001年8月15日深夜，在河南省臨潁縣巨陵鄉紡車劉村發生一起命案，死者邱雲仙是一名40多歲的婦女，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家裡只有她和一個12歲的女兒和9歲的兒子。邱雲仙一家三口被楊殘忍殺害，警方勘察現場後發現，三名受害者都是在睡夢中遭襲擊，頭部受重創致死的，其中女性全身赤裸，死後有明顯的性侵害的痕跡。楊新海殺人手段非常兇殘，通常不留一個活口。當然，楊新海也並非天生的殺人惡魔，而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人性完全趨向於“惡”的方向發展：1991年扒竊被勞教時曾有一女子稱願等其刑滿釋放後結婚，結果被釋放後發現女子已與他人結婚，這讓其很受打擊，並對女性產生變態想法。早年經歷慢慢讓楊新海成了一個可怕而扭曲的人，他對別人沒有感情，尤其仇恨婦女，他開始在與他的家鄉一樣貧窮的鄉村遊蕩，在與他的父母鄉親一樣的人們中挑選要殺害的物件。“多行不義必自斃”，楊新海最終於2014年被槍決。

“浪子回頭金不換”。‖ 看過《射鵰英雄傳》的人都知道，裘千仞，別名裘鐵掌，法號慈恩，湘西大幫「鐵掌幫」的幫主，在江湖上名聲顯赫，是江湖中基本與五絕平級的高手。 他精擅鐵掌功和輕功，所以外號“鐵掌水上漂”。 在《射鵰英雄傳》中身為鐵掌幫幫主，為在第一次華山論劍中除掉一個強勁對手，打傷南帝段智興的貴妃瑛姑的兒子，想耗費段智興的真氣來讓他無法獲勝。但這是瑛姑和周伯通的私生子，段智興因而不救。後來還勾結金國王子完顏洪烈，奪取武穆遺書對抗大宋，最終在第二次華山論劍時，被一燈大師段智興點化皈依出家為僧，法號慈恩。 在《神鵰俠侶》中被給予法號慈恩，雖然出家，但難以遏制自己的殺念，還差點殺了郭靖的女兒郭襄，幸虧黃蓉模仿瑛姑（劉瑛）而刺激了他，因而慈恩飄然而去。最後慈恩在與蒙古國師金輪法王大戰一天一夜後受重傷，得到瑛姑原諒後圓寂。裘千仞，也殺人成性，但在一燈大師段智興點化，還算修成正果，也可謂“浪子回頭金不換”。

從心理角度看，人心理處於“原心態”時，人的“善”與“惡”是與生俱來的；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但是，人心理離開了“原心態”時，人性就會處於變化的“軌跡”，“善”的會變“惡”，“惡”的會變“善”。所以說，荀子的“性惡論”，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影響。 首先，荀子認為人性是惡的，如果順從人各種情慾的恣意生長，其危害是無止境的，因此，必須對人性進行改造，用禮儀法度來規範人們的行為，從而變化人性，去掉“惡性”，使大家從善，這便是“化性起偽”， 即 “化性而起偽”的人性改造論。

你相信熊孩子是教壞的嗎？

不，那根本就是沒教養！

所以

人性本惡

妥妥滴～

從水準的角度看，荀子低於孟子;孟子低於孔子;孔子低於老子！人性即道性！只有真正地明白了道性，才能真正地明白人性！

題主混淆了概念。性惡與性本惡，性善與性本善，不是一個概念。古人說人之初性本善，或說性本惡，都是錯誤的，人之初性自然！善惡是社會屬性的道德判斷，是後天的。進入社會後，善惡都有，於是人也就是善惡的統一體。“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沒有絕對的善人，也沒有絕對的惡人。惡為主流即為惡人，善為主流即為善人。善惡也有主觀性、相對性。你覺得惡，可能不一定是惡。你快餓死了，給你一碗飯吃，你會覺得他善，但這碗飯可能是搶來的。於是就有了主流道德觀的概念……

人性本善出自孟子的哲學思想，而孟子主要繼承了老莊的道家思想，以老子的“道法自然”來當作自己的使命，他主張“性善論”，他認為人都有羞惡，同情心，恭敬心以及能自己分辨是非的心。那為什麼還有惡人的說法，孟子認為這是因為在一定條件下以及社會環境影響下造成的。

而荀子卻相反，他主張人性本惡，他認為人一出生就有所“喜好”，而這些都是人性的本然面貌，比如說餓了就想要食物，冷了就想要被窩保暖，工作累了就想要休息，總喜歡權利地位、富有財富，而摒棄那些看不起的工作以及貧困的生活。他認為這些是造成人情變故以及社會不穩定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主張禮、仁等方面教化百姓。

這兩位古代思想家，說的都對，又都不對。人性善惡皆具，隨時變化。時爾善良，時爾邪惡。人性就是這樣，因為有生死的感覺，善惡就存在。凡對生有利的都視為善，凡對死有利的都視為惡。因為有生死分別，人類才有意義，所以人性本來就是時爾善良，時爾邪惡。

其實一句話，孟子和荀子雖然在人性的善惡的觀點上截然不同，但對人的最終發展上是殊途同歸的。孟子要求人們向內自省，荀子要求用禮法規範教育人，最終都能走向堯舜聖人之境。

也就是說，孟子溫柔，荀子嚴厲。孟子是媽媽，荀子是爸爸，他們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都是要把人類教育好！

孟子“媽媽”和荀子“爸爸”的“隔空辯論”

孟子的性善論受到荀子的強烈批評。荀子是戰國晚期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時人尊稱“荀卿”。因“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西漢時避漢宣帝劉詢諱，又被稱為“孫卿”。按照師承荀子應該叫孟子師兄，因為他們都信奉儒家學說崇拜孔子。作為一代大儒，荀子也曾經在“稷下學宮”幹過，且職務比孟子高，他曾經三次做過稷下學宮的“祭酒”，也就是校長。和孟子一樣，荀子也是個犟脾氣。孟子為了“正人心、息邪說、拒詖行”，到處與人辯論、批評同時代的思想家，而荀子更厲害，除了孔子不批評，其他人被他全部罵了個遍。他寫了一篇文章叫《非十二子》，把當時先秦各學派代表人物墨翟、慎到、田駢、子思、孟子等十二人，全部罵了一頓。荀子喜歡罵人，但他不是像潑婦罵大街的人，他是在對其他思想家的批評中，樹立自己的學術思想和地位。儘管孟子是師出同門的前輩師兄，荀子批評起來也絕不留情。他批評孟子和子思說：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1]

“大致上效法古代聖明的帝王而不知道要領，還自以為才氣橫溢、志向遠大、見聞豐富廣博。根據往古舊說建立新說，把它稱為‘五行’，乖僻背理而不合禮法，幽深隱微而難以說明白，晦澀纏結而無從解釋，卻還粉飾他們的言論而鄭重其事地說：這真是先師孔子的言論啊。子思倡導，孟軻附和，社會上那些愚昧無知的儒生不知道他們的錯誤，於是就接受了這種學說而廣為傳播，以為是孔子、子弓立此學說來嘉惠於後代。這就是子思、孟軻的罪過了。”

荀子激烈地批評師兄孟子，主要是在人性的觀點上，與孟子截然相反。

“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2]

在荀子看來，孟子的性善論是錯誤的，他沒有分清什麼是“性”，什麼是“偽”。“本性，是天生的，是學習不來的，也不是後天人為的。禮義，是聖人制定的，透過學習人們就能得到，經過努力就能做到。不可能透過學習，也不可能是人為，而是先天自然生成的，這就是本性。可以透過學習獲得，可以經過後天人為的努力實現的，就是人為。這就是本性與人為的差別。”[3]

在荀子看來，“性”是人天生的本質，你無法改變，學與不學，它就在那裡。而“偽”則是人後天的學習所得到的。一句話，“性”乃天生，“偽”是人為。荀子反對性善論，針鋒相對提出了性惡論。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人性是惡的，善是人為的。人性從一生下來就有貪圖私利之心，按照這種本性，人與人之間就要發生爭奪，也就不再講求謙讓了；人天生就有忌妒仇恨的心理，按照這種本性，就會發生殘害忠厚善良的事情，這樣忠誠信實就喪失了。人生來就有愛好聲色的本能，喜好聽好聽的，喜歡看好看的，按照這種本性，就會發生淫亂的事情，禮儀制度和道德規範就都喪失了。放縱人的本性，順著人的情慾，就一定會發生爭奪，就會出現違反等級名分、擾亂禮儀制度的事，從而引起暴亂；所以，一定要有師長和法制的教化、禮義的引導，然後才能確立合乎等級制度的正常秩序，實現社會的穩定。所以，人性本惡的道理已經很清楚了，善是人為的。”

孟子是樂觀熱情理想主義的人，他看到的是人的正面；荀子是冷靜深沉現實主義的人，他看到的是人的反面。孟子的人性論強調人的社會性；荀子的人性論強調人的自然性。荀子認為人生下來就是貪婪、趨利避害的動物，為了生存要爭奪資源，生活就是你死我活的過程。如果順著人性，放縱情慾而不知節制，人就會走向惡的一面。所以，抑制人性惡的關鍵，是如何看管好人內心深處蓬勃生長的慾望，不讓它野蠻生長。

有人說中國文化是禁慾文化，這有點絕對化，但從道家到儒家，從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都主張寡慾文化，要求人們儘量減少慾望，而不是讓人做個毫無慾望的“木頭人”。荀子認為人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力，但是不能太過分，所以他主張“以道制欲”，凡是符合“道”的慾望，多一點又何妨？凡是不符合“道”的慾望，多一點也不行。

荀子也高度重視人與禽獸的區別。孟子認為人和禽獸的區別，是人除了本能之外，還有“惻隱之心”等四種善端，而荀子認為，“性質美而心辯知”，意思是說，人和動物一樣的本性都是惡的，但人有理智，可以透過學習成就善性。至此，荀子完成了性惡論的論證。人性是惡的，如果放縱它，人就是壞蛋；但是人又有區別於禽獸的理智，所以，人具有通過後天的學習而積累善性的特質。

其實，孟子的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不過是人的正反面，區別就在於論證人向善的不同路徑而已。孟子的“善”來自於內心，仁義禮智等道德觀念，“求則得之，舍則失之”，雖然人先天有善性，後天也有可能會失去；荀子的“惡”來自於人的本能，但君子可以“化性起偽”，“強學而求有之”。也就是說，人先天沒有的善性，經過後天學習也可以具備。因此，孟子的性善論其實是“後天變惡”論，荀子的性惡論其實是“後天變善”論，二者都強調後天學習和道德養成的重要性。

在儒家哲學的舞臺上，孔子定下人生舞臺劇的主題是“內聖外王”之道。孔子是導演，孟子是“唱紅臉”的主角，荀子是“唱白臉”的主角。孟子勉勵人們，人心本善所以可以為善，但一定要注意後天的養成，千萬不要丟掉了善性；荀子告誡人們，人性本惡但也可以向善，關鍵是用禮和理來節制慾望而不至於太放縱，也可以為善。一個主張道德修養要向內求索發明本心；一個主張加強道德教化和禮制約束。他們的社會理想相同，都是勸人向善之說，都源於他們對拯救人性拯救社會的使命感。不過孟子主張靠自我修行，荀子主張靠禮法約束，一個軟一個硬，殊途同歸渾然天成。孟子象溫柔慈善的媽媽，荀子象嚴肅深沉的爸爸，風格不同，但勸人向善的目的相同。孟子主張“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主張“塗之人可以為禹”。一正一反，論證並踐行了儒家哲學勸人向善和道德修養之道。

[1] 原文見《荀子.非十二子》。

[2] 原文見《荀子.性惡》。

[3]原文見《荀子.性惡》。本文采用意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