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中國歷史上研究國家治理方式的學派，提出了富國強兵、以法治國的思想。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係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依法治國，“以刑去刑”，不重視道德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

胡適講過一段話我是很贊同的，他說："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都開始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迴歸!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人人都爭當高尚，天天沒事就談道德規範！人人都談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一個偽君子遍佈的骯髒國家。"沒了規矩，道德就失去了土壤，無異於緣木求魚，南轅北轍。

我覺得應該以法制國，以德服人！

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獨尊儒術似乎公認為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其實，法家的思想如影隨形。甚至不少統治者外示儒家之“名”，其實實行的是法家之“實”，所謂“外儒內法”是也。

戰國時代，早已禮崩樂壞，此時，具有貴族氣質的周禮地位已不復當初的尊崇，憑實力說話也成為不少國家的當然選擇，能立竿見影地富國強兵的法家思想自然深得君王歡心。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獲得重用，並給國家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思想確實比“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更具有普遍的公平正義。後起的韓非更是將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集於一身，並且將老子的辯證法、樸素唯物主義與法融為一體。為秦始皇的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支撐。

不過，法家的片面甚至弊端也是很明顯的，與現代法治思想可以說格格不入。

其一，宣揚陰謀權術。法家不僅為皇帝對付大臣運用權術獻策，而且，就大臣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耍權、弄權、攬權也出了不少主意。在《韓子·八奸》中，居然把“同床”（即君主妻妾）也視為八奸之一！這樣的結果就是人與人之間嚴重缺乏信任，更甭說建立誠信社會了。

其二，強國弱民。主張無限擴大國家權利而縮小人民的利益，甚至主張不可使民富足。對於君王，則應極力“畜王資，……超五帝，侔三王。”其追求的目標只是為統治階級服務，與現代社會中提倡的“共同富裕”、“民富國強”等相距甚遠。

其三，愚民政策。《商君書》說，民愚則易治也。意思是，老百姓愚昧才好治理。所以有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有歷代統治者對思想的控制，甚至不惜大興文字獄，其目的，就是剝脫百姓思考的權力，其遺毒可以說長達數千年。這與現代民主、法治理論更是背道而馳。

因為《大秦帝國》的橫空出世，無論是小說還是電視劇，都對於法家思想極為認可。這與兩千多年以來的傳統意識形態截然不同。同時，也掀起了一股法家的熱潮。在這股熱潮的指引下，人們產生了一種誤區，那就是“法家思想”等同於“法治思想”。

這種誤區，主要是片面的解讀包括《商君書》一類的法家名著，法家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學派呢？在漢書中，對於法家有過這樣的評判，“嚴而少恩”，對於法家的優勢，漢書中也做出了很經典的評價：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相逾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從史學家觀點來看，法家並不是一無是處，雖然從漢朝開始，國家的主導思想變成了儒學，但對於法家思想，史學家依然看到了這種思想的閃光點以及本質。

那麼，法家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呢？只有四個字“尊主卑臣”。四個字很清楚的解釋了，法家所謂的法，只是一種嚴森的等級規則，而這種規則的前提是“嚴而少恩”。通俗點講，就是透過暴力以及一些比較激進的手段，迫使人們遵守規則。而遵守規則的目的，就是“尊主卑臣”。

如果說到這裡，我們就會想到了儒家的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也是一種嚴森的等級制度，但和法家不同的是，儒家選擇了一種溫和而緩慢的手段，去達到君臣有別的目的。但從本質上講，儒家和法家都是專制的工具。

那麼法治又是什麼呢？簡而言之，依法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許多不屈從於權貴，敢於犯上的良吏，似乎可以證明，法家有了依法治國的雛形。

但從本質而言，法家和法治一字之差卻謬以千里。根本區別在於，法家並不尊崇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讓一個群體，比如君主，來操控法治。雖然名義上依然認為律法第一，卻依舊落入人治的俗套。本質上不是法治精神，即使魚目混珠，依舊不是珍珠。

我們論證完法家並非法治，再看一下問題，就會發現，問題所說的“偽現代性”無從談起。因為法家自始至終都不具備現代性，只是用了類似於現代的語言而已。因為法家不具備現代性，那麼“偽現代性”就無從談起。而將法家冠以“現代性”，完全是忽視了法家的本質，而斷章取義得出的結論。

商鞅鎮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