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社會思想的包容程度，人文關懷的深刻程度，幾乎決定了天才詩人們的命運。比如在1848年歐洲革命之前，那一批天才的浪漫詩人，雪萊壽命30歲，濟慈壽命27歲，都屬於英年早逝；而1848年歐洲革命後，社會人文思想的肥沃程度足夠支撐詩人的深刻與敏感，那一批天才詩人壽命也普遍較長：魏爾倫52歲，蘭波37歲，馬拉美56歲。

我儘量選取了各個時代最公認的天才詩人作比較，未必精確，但是大概可以作證我的論點。

放到中國，就說說海子吧。海子是上個世紀中國最具天才稟賦的詩人，他的情懷早已超越了自我、民族、時間，這點從他的史詩構思《太陽》中可以清晰的看到，雖然並不成熟，但是胸懷廣大。

如果有一個更肥沃的思想土壤，讓海子度過那段最撕扯的時光，今年的他也才56歲，正值創作盛年，將會是世界級的偉大詩人。

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看似積極、明媚，實則是一個徹底絕望之人對世界的最後告別，但是當時並沒有人能觀照到這一點，他的圈子也沒有及時給與到精神層面的開導。這並非際遇的問題，實在是整個文化困境。

我們的文學專家們，至今也只會一味從現實需求的角度去解讀詩歌，而不能直面一位詩人的真實情感，我們的詩歌就永無出路，詩歌的被放逐、被忽視就理所應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