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家和庾家

桓氏一族發跡於桓溫的父親桓彝，桓彝是譙郡龍亢(今安徽省懷遠縣西龍亢鎮北)人，最初在齊王司馬冏麾下任騎都尉，晉元帝時受封安東將軍，之後"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晉書》)。桓溫是桓彝之子，晉明帝的女婿，受到中書監何充的賞識，被封為荊州刺史、安西將軍。雖有皇親的光環照耀，但桓溫能有後來的地位，客觀上說，是靠真本事打下來的。其時，北方的後趙政權與西南的成漢結盟，對東晉形成半包圍之勢，兩害相權取其輕，滅掉成漢便成為東晉的首要目標，而完成這一任務的正是桓溫，桓溫也因此在朝中名聲大振，後來升至大司馬，長期執掌朝政大權。

　　桓溫的三次北伐，雖然最後都以失敗告終，卻在客觀上打出了東晉的威風。第一次，主要對手是氐族的前秦政權，一直打到霸上(長安以東)，北伐軍很受歡迎，"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晉書》)，但是由於後來糧草不濟，只得退兵;第二次，打敗姚氏的羌軍，收復了洛陽。但隨後便被剛剛興起的前燕慕容氏擊退。第三次，是與前燕慕容氏對峙，開始時勢不可擋，佔盡先機，最終在枋頭(今河南汲縣東北)一役，遭到前燕大將慕容垂的騎兵伏擊，鎩羽而歸。

　　桓溫有篡晉室自立的野心。攻滅成漢、三次北伐，都是在樹立自己的威信，撈取政治上的資本，為最終的篡立做著前期準備。"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世說新語》)的名言，便是出自桓溫之口。桓溫在有生之年雖沒能實現篡立的目標，卻奠定了家族不可動搖的地位。到了他的兒子桓玄時，終於起兵反叛，逼迫晉安帝禪位，於公元404年建立桓楚政權。桓楚政權被劉裕的北府軍打敗後，桓氏家族餘眾仍與晉室對抗多年。桓氏一族的反叛，也讓本就日趨沒落的東晉朝，變得更加搖搖欲墜，最終被劉宋所取代。

　　庾家

　　庾氏庾亮繼承了大權臣王導位置，庾亮死後他的弟弟庾冰接任大權臣的職務，庾冰的弟弟庾翼則把持東晉最重要的外鎮官員荊州刺史一職。

王謝是東晉時出現的兩個大家族，在東晉的門閥政治，一共有四大家族前前後後把持著東晉政權，代替皇權統治國家，除了王、謝還有桓、庾兩家。

西晉滅亡之後，大量士族南渡過江，東晉的司馬氏政權是由士族擁立起來，所以皇族的威嚴大大折扣，而門閥士族在國家政治中佔有支配地位，各大士族與司馬氏共天下。皇帝做為國家的精神統治，只負責祭祀，而國家的治理完全由大士族說了算。這是一種不正常的國家治理體系，隨著劉宋的建立，這種治理體系也走向了終點，成為了歷史。

東晉時期，與王、謝齊名的家族，不只兩個，算上王、謝，前後應有六大家族。

田餘慶先生所著的《東晉門閥政治》一書，是研究東晉政治演繹的經典之作，該書中涉及的家族就包括：琅邪王氏、高平郗氏、穎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

本文便以此書為參考，介紹一下這六大家族。

交融共生，共同創業——“王與馬，共天下”

先說琅琊王氏，田餘慶認為，王與馬的結合，開啟了東晉百年門閥政治的格局。

“王導以他所居司馬睿左右的關鍵地位，艱苦經營，始奠定東晉皇業和琅邪王氏家族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語。”

這裡的“共天下”，不再是指西漢以前的裂土分封關係，而是指在權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與一般君臣不同的關係。因而這種“共天下”，與分封制是不同的，是封建皇權制發展的一種特殊形態。

並且，這種現象的出現，“不是末世權寵禮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類不正常的情況”。

琅琊王氏的核心人物：王導，後世評價他為一代名相，並不認為他是權臣奸臣，不得不說是極為特殊的。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個人看法：這種共天下是一種歷史自然發展的結果，是符合社會狀態和規律的，順應了時代的需要。所以時人不以為非。

西晉是實行分封的，而分封的諸王一般都重視與封國內計程車人結交，甚至姻婭相聯，主臣相托。

究其本質，地方權力擴大，在相互競爭或謀求自保的驅使下，地方長官與當地士族合作，造成了世家大族的興起。

司馬睿之祖司馬伷於西晉平吳之前徙封琅邪王，其時琅邪國內最顯門第，當數臨沂王氏，也就是後來的琅琊王氏。司馬伷、司馬覲以及司馬睿三代相繼為琅邪王，與琅邪王氏家族交好聯姻，前後歷數十年之久。可以說這兩個家族早以成為一體，彼此交融了。

王氏兄弟與晉元帝司馬睿在述及王、馬關係時，總說是朋友之情、手足之誼。這樣長時間的交融共生，自然不會隨著東晉的建立而改變，“王與馬，共天下”的基礎正在於此。

士族為何在東晉政治中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其中有一個關鍵的原因：無論是司馬越還是司馬睿，他們都不是皇室正統，沒有合法的繼承權。所以他們的執政，必須依賴於士族的支援。

倘若東晉要集中皇權，打壓士族，那他們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和前提。並且他們為了獲得南方士族的支援，還必須站在民族的立場上，與北方胡族政權相抗。

綜上所述，東晉出現“共天下”局面，士族掌權，皇權衰落，放在其他時代可能是不合理、不正確的，放在這一時期就是合情合理，而且必須要這麼做的。

正因為東晉與門閥士族的合作，才使得這一政權維持了一個世紀之久，才保證了漢族政權沒有被北方胡族所消滅，其精神文化得以儲存。

我們後人，也不應該站在自我的立場上，或受意識形態影響，去無端的批評那個時代。

士族專兵與流民帥——郗氏家族崛起

士族專兵是東晉特有的現象。這種狀況的出現，一是因為皇權不振，二是由於東晉是流亡朝廷，自己在南方根基不穩，也無法控制大量北方流民，這些流民很容易就會被士族控制。

可以想見，東晉初立，危機四伏，各大有實力計程車族完全有取而代之的實力。王敦叛亂就是一例。在這個過程中起到力挽狂瀾作用的，是郗鑑。

明帝時，東晉的兵力狀況十分困難。

據田先生考證，“無兵可用，是東晉朝廷面臨的極大困難，解決的辦法只有一途，就是儘可能徵發流民。”

當時，統帥流民者多為熟悉流民情況，作戰經驗豐富的流民帥，他們大多數曾有在北方抗拒胡羯的歷史。他們所統的武裝力量長期相隨，帶有私兵性質。郗鑑本人就是流民帥之一。

面對王敦叛亂，郗鑑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決策，那就是與東晉朝廷合作。

作為流民帥的代表，太寧二年（324年），郗鑑與明帝密謀用流民帥的力量以對抗王敦。然而，流民是東晉唯一可用的兵力，又是朝廷不能完全信賴的兵力。

因此，東晉朝廷一般按照“流民帥原有的地位高低和兵力多寡，委之以太守、刺史、將軍之號，劃分大致的地盤，羈縻於長江之外，拒絕他們過江南來。對於已經到達或者將要到達長江的流民帥，東晉往往以軍事理由促其北返。”

個人認為，這種作法短期有利，而長期貽害。它雖然減輕了流民軍隊對東晉的威脅，但另一方面，也給了流民帥極大的自我發展空間，造成這些流民始終不能為朝廷所用。朝廷無兵，自然也就必須仰賴於士族，此後的淝水之戰也是如此。

不過，這只是我們後來者的分析，如果站在當事人的角度，他們的做法無可厚非。

郗鑑在平定王敦之亂中有功，更重要的是，他以徐州刺史之位據有京口，不斷經營之下，使得京口成為一大重鎮。

田先生概況京口的作用，主要有三點：即控制三吳、抵禦海盜、拱衛京師。如此，郗氏成為琅琊王氏之後又一大影響東晉政局的家族。

郗氏之興，力量的基礎是流民。郗鑑的此後的活動，也處處以流民為中心來展開。而他不求競逐，謙退自處，與東晉朝廷合作的態度，是東晉王朝能夠度過早期困境，安穩發展的一大關鍵。

門閥士族與東晉朝廷，本來就是合作共生，而不是對立的，這一時代“共天下”出現的合理性，也正在於此。

藉助對外作戰而興起——庾氏、桓氏與謝氏

東晉門閥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是士族專兵和皇權不振。

田餘慶認為，“士族專兵而又不允許一族獨佔兵權，皇權不振而又不允許任何其它士族取代司馬氏的地位”，這樣士族與皇權之間就形成了一種平衡。

正常情況下，不會出現一家獨大、左右政局的局面。如琅琊王氏、高平郗氏的出現，是因為王朝初立，根基不穩，特定的背景下需要有人出來力挽狂瀾。一旦東晉站穩了腳跟，這樣因時勢而興的家族便沒落下去了。

此後興起的家族，多是藉助對外作戰，掌握軍隊和軍事重鎮而獲得舉足輕重的地位。

如潁川庾氏。庾亮兄弟輩的重要活動之一，是經營北伐。庾氏經營北伐的直接目的，不在於進行境外的軍事活動，而在於取得並牢固掌握襄陽。

庾亮、庾翼相繼以北伐為名，終於把襄陽區域的桓宣勢力排除，控制了江州以上全部地境，並一度遣軍入蜀。庾氏在上游所據領域之大，聲勢之顯，是前此王敦、陶侃諸人所不能及的。

在東晉歷史上，北伐本來是正義的口號，是時代的要求。但是在祖逖之後，倡言北伐者都是東晉權臣，在江左有很大的家族利益。他們倡言北伐，多是為了憑藉北伐影響江左政治形勢，增益個人威望和門戶權勢。

又如譙國桓氏。實際上桓氏所走的道路同庾氏相似，桓氏正是以庾氏在長江上游經營的的成果為基業興起的。

田餘慶認為，永和政局，是以中樞司馬昱、殷浩為一方，以上游方鎮桓溫為另一方的實力相持。“

司馬昱、殷浩的中樞秉權集團，基本上是一個名士清談集團，夙有盛名但並無經綸世務的才力”而“上游桓溫繼承了庾氏兄弟長期經營的局面，擁有荊、梁等八州廣大地區，又有以徐寧為刺史的江州作為與下游豫、揚之間的緩衝地帶，因而自成體系，獨立發展”。

這兩方相爭，藉以自重的主要手段，都是搶奪北伐旗幟，企圖在聲勢上壓倒對方，以圖鞏固自己在江左的地位，擴大自己的影響。而桓溫在這個過程中，取得了多次北伐的勝利，憑藉功勳和聲望，控制了權力中樞，取得了鬥爭的勝利。

至於陳郡謝氏。桓溫死後，謝安利用前秦軍壓境，朝廷需要文武良將的機會，舉兄謝奕之子謝玄為兗州刺史。

太元四年六月，君川之捷以後，謝玄又兼王蘊所領徐州，徐、兗復為一鎮。謝玄的北府兵就是在這裡組建的，有了這支北府兵，謝安在建康執政才有所憑藉。此後，在決定東晉生死存亡的淝水之戰，謝氏的軍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到這時，謝氏家族的勢力達到頂點。

縱觀這幾大家族，都因對外戰爭獲勝而使得勢力達到鼎盛，又皆因戰爭結束而失去作用，後因戰爭失敗而沒落。

東晉王朝在結束了早期的重重困難之後，抵禦外敵成了王朝的主要任務。因而誰掌握了北伐的旗幟，誰就掌握了整個政局。

但以戰爭為憑藉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戰爭總有短暫的結束，並且也總有戰敗的時候，所以以戰爭興、自然也容易因戰爭而亡。

依賴皇權扶植而興起——太原王氏

淝水之戰，是一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役。戰後，原本統一北方的前秦政權土崩瓦解，北方陷入混亂割據，再無暇南顧，而南方的東晉政權壓力驟減，再也無需時時擔心北方的入侵。

而這一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對於門閥士族來說，並不算一個好訊息。

東晉政府之所以始終仰賴於門閥士族，皆因士族掌握著軍隊，決定著國家的生死存亡。而現在東晉政權不再需要擔心北方的入侵，也就意味著再沒有一個家族可以憑藉對外戰爭而左右政局了。

值此背景，司馬皇室力圖振興皇權和相權，此時的太原王氏作為當政計程車族，已經沒有兵權以及足夠強勢的人物，所以只能依附而無力超越於皇帝（孝武帝）或相王（會稽王司馬道子）的權威而起作用。

“我們可以說，太原王氏居位的門閥政治，實際上是迴歸皇權政治的過渡的一步，是東晉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的終場。”

但是在這一時期，不僅士族沒落了，皇族也並沒有出現足夠出類拔萃的人物。

十餘年瞬息變化的政局中，不論是皇帝、相王，或是權臣、藩鎮、士族，沒有一個人得以成為時局的重心。

百年門閥政治的格局破壞了，而皇權政治並沒有真正樹立起來。失去了北方的威脅，整個東晉竟也很快腐朽沒落下去。最終，他們反而被出身次等士族的劉裕所滅。

總結

魏晉士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一個社會階層。為何在之前、亦或之後的任何一個時代，都未能出現類似與此的階層呢？我在此做一點個人的分析。

先說秦以前，當時國家並不算統一，各諸侯封疆裂土，戰亂紛紛。而門閥士族的出現恰恰需要一個穩定的地域和政治環境，可以說那時並沒有合適的土壤使之生存。

到秦代，重法輕儒，重實輕虛，沒有文化氛圍，也就沒有養料。士人難以靠家學文化以達顯貴，更不可能代代相傳，成為望族。

而到了漢代，情況發生了變化。穩定的政治環境有了，儒學地位提升，文化氛圍也有了。更重要的是，國家對地方的控制還沒有那麼嚴密

無論是西漢初年的分封，或是東漢州牧的掌權，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都稱不上強力。這樣就給了地方士族發展的空間。他們大多憑藉與地方長官的合作，滲入政治權力內部，代代相因，形成大族。到魏晉，隨著皇權的急劇衰落，士族的地位便達到了最高點，皇權必須依賴於門閥士族的支援才得以存在。

魏晉之後，情況又發生了變化。穩定的政治環境和文化氛圍依然存在，但給士族發展的空間卻變得狹窄了。

首先是中央對地方控制的加強。此前不斷出現的分封現象，幾乎絕跡。地方長官再也無法掌控軍政大權，處處受到中央控制，宋、明以後尤其如此。

至於唐末的藩鎮割據及五代十國的出現，雖然地方權力甚大，但大多數是武人當政，對文化的破壞極大，士族自然也難以生存。

其次，是科舉制度的出現。這使得門閥士族壟斷政治權力的現象不復存在，這一點在宋代以後更為明顯，社會上無論何種階層，都可靠科舉以達顯貴。雖然士族憑藉著家學優勢，在這方面也很有優勢，但畢竟不像從前那般地位不可撼動了。

因而，魏晉以後，雖然土壤和養料都很充足，但栽培者也加強了自己的控制，不再任由它生長，同時各個階層都獲得了生長壯大的機會，也擠壓了它的生存空間。如魏晉那般可以和天子“共天下”計程車族，也就不能重現了。

田餘慶總結：東晉門閥政治，是中國古代皇權政治在特定條件下的變態，具有過渡性和暫時性。實在是很有見地的。

東晉時期有四大家族，他們的權利幾乎已經壟斷了整個朝廷，甚至是要大過皇權。這四大家族分別是王、謝、桓、庾四家，也是歷史上著名的門閥士族集團。

龍亢桓氏

龍亢(今河南永城市)桓氏是齊桓公的後裔，早期名人可以最熟到東漢初期的名儒、大臣桓榮，深得光武帝劉秀賞識。晉朝名臣桓彝是桓榮的後代，江左八達之一。桓彝在西晉時開始為官，永嘉之亂後，桓彝繼續效命東晉。在王敦之亂時，桓彝被晉明帝擢升為散騎常侍，開始參與朝廷的軍機大事，王敦之亂平定後，由於桓彝屢次立功，再次加官進爵。

東晉時期，桓氏最出名的人物，當屬桓彝的兒子桓溫和孫子桓玄。桓溫長相雄偉，氣度不凡，娶了晉明帝司馬紹將嫡長女司馬興男。成了駙馬，桓溫的仕途也逐步上升，出鎮荊州時，逐漸掌握了長江上游的兵權。當時在蜀地，有一個分割一方的政權——成漢，由巴氐族領袖李特所建。如今皇位傳至李勢，其荒淫無道，成漢一步步走向衰亡。桓溫看準了這個建功立業的機會，率軍討伐成漢。公元347年，桓溫兵至成都，李勢投降，成漢滅亡。桓溫攻滅成漢一戰，使得桓溫一戰成名，不容小覷。桓溫治下有八州之地，能夠自行招兵買馬，漸生不臣之心，為朝廷所忌憚。

公元350年，苻健建立前秦，桓溫打算率軍北伐。第一次北伐，戰績平平，而第二次，一舉收復了洛陽，使得桓溫在朝廷中的聲望再一次拔高，足以左右朝廷的決定。但是第三次北伐，大敗而歸，威望大減，但還是在朝廷中有著絕對的地位。桓溫的權勢一步步加重，甚至可以廢立皇帝，他當初的北伐，也可能是為了日後的篡位做好準備。桓溫後來病重，又不敢遺臭萬年，始終不敢下定篡位的決心。他想要加九錫，卻一直受制於王坦之和謝安的勢力，至死不能如願。

桓溫侄子桓玄接替了桓溫的職位，並進一步集權，總攬朝綱。公元403年，桓玄封楚王，加九錫，不久後便逼晉帝禪位給他，改國號為“楚”。不久，以劉裕為首的數名將領，起兵勤王，討伐桓楚。桓玄大敗而逃，不久戰死，桓楚政權在桓氏手中苟延殘喘，終在公元410年，桓石綏被殺，桓楚政權滅亡。

潁川庾氏

潁川(今河南省禹州市)庾氏，相比於其他三個家族影響要稍微弱點，主要活躍在東晉時期，在南北朝後便迅速衰敗。庾氏最早起勢於魏晉時期，但是沒有像其他三個家族那樣有赫赫有名的人物。東晉時期，庾氏最有名的人物當屬權臣庾亮。

司馬睿還為琅琊王時，庾亮便被司馬睿召為西曹掾，頗受器重。後來，王敦之亂，庾亮站在皇室這邊，被拜為左衛將軍，和諸將一起抵禦王敦的部將錢鳳。王敦之亂平定後，論功行賞時，庾亮為人清正，對於所賜官爵皆不受，被司馬睿欣賞。由於司馬睿要制衡琅琊王氏的勢力，便逐漸提拔一些其他的勢力，庾亮也成為被重用的物件，但還不是朝廷中的核心骨。讓他變成權臣的，是得力於他的妹妹庾文君。晉元帝司馬睿聽聞庾文君賢良淑德，便選她為長子司馬紹的太子妃。王敦掌控朝政時，司馬睿形同傀儡，鬱鬱而終，司馬紹繼位，庾文君被冊封為皇后。司馬紹年少有為，平定了王敦之亂，但英年早逝，年僅五歲的晉成帝司馬衍被推上皇位，皇太后庾文君臨朝聽政，王導作為肱骨之臣，選為輔政大臣理所應當，而庾亮也能選為輔政大臣，多半是靠他的皇太后妹妹。

庾亮上位後，自然和王導之間有些明爭暗鬥，加上妹妹的支援，潁川庾氏的勢力略佔上風。由於堅持徵召平亂有功的蘇峻入朝，導致了蘇峻之亂，但成帝並沒有因此怪罪於他。庾亮引咎決定退出權勢中心，出鎮蕪湖。庾亮多次平定叛亂有功，被朝廷嘉獎，而長江等地的重鎮，皆為庾亮所控制。後趙皇帝石勒去世後，庾亮不顧朝廷經歷了王敦、蘇峻之亂，應當休養生息，強行北伐，最終導致失敗，第二年鬱鬱而終。庾亮的兩個弟弟庾冰和庾翼接替了庾亮的職位，庾氏的實力也開始達到最頂峰。庾翼也以北伐為己任，但最終也以失敗而告終，庾氏北伐的計劃徹底告終。由於庾氏家族後繼沒有很有才能的人，隨著庾冰和庾翼相繼去世後，潁川庾氏的家族勢力也逐漸衰弱。

還有庾氏和桓氏

說起東晉四大家族“王謝庾桓 ”還得從東晉的門閥政治說起：

門閥政治是指士族與皇權的共治，是一種在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嚴格意義上的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江左的東晉時期，此前的孫吳不是，後此的南朝，也不是，至於北方並沒有出現過門閥政治。

偏安江左建東晉是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的產物，而江左政權依賴於士族，這是門閥制度發展的結果。

琅琊王氏王導，王敦兄弟與司馬氏共天下開創了東晉門閥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政權模式，維持了一個世紀之久。

潁州庾氏，居琅琊王氏和譙國桓氏之間，起承先啟後的作用。庾氏家族經歷了三件大事：一、以外治內，制約王導遙控朝廷；二、與王允之激烈爭奪江州；三、驅逼桓宣，兼併桓宣部，取得襄陽。從客觀作用說來，鞏固了琅琊王氏首創的門閥政治。

譙國桓氏以桓溫為代表，桓溫多次北伐，增進了個人實力和威望，導致其野心膨脹，想篡東晉皇權，後世對其褒貶不一。覬覦皇位而又謹慎行事的桓溫，終於不逞其志，抑鬱而死。

陳郡謝氏以謝安為代表，謝安憑藉家族勢力和拒抗桓溫的機緣，得以任綜將相，又以淝水之戰的卓越功勳，使謝氏家族地位於孝武帝太元間進入士族的最高層，此後謝氏權勢受制於會稽王司馬道子，謝安、謝玄被解兵權，旋即相繼去世，但其家族地位卻鞏固在一個極限水平上，一直延伸至南朝之末為止。

庾家差一些，庾家主要是文臣，

在治理文職是，培養派系，有些建樹。

對歷史推動 沒有太大作用。

重要恆家

恆溫為代表，建立，南北朝的基礎與延續。

其子，稱帝，對於漢政權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恆家，以恆溫之父，建立的集團為根基。

以後取的軍權，加九錫，但未能稱帝。

恆溫還是北方氐族的入侵，有一定的對抗。

對當時，漢文化，有促進作用。

不可低估。

劉禹錫有詩言：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雖是懷古，憑弔東晉時南京的繁華鼎盛，表達今非昔比的滄桑鉅變，但也寫出了王謝兩家在東晉時期無與倫比的超凡地位。事實上，東晉時期的大家族門閥共有四個，他們彼此之間相互聯姻，成為了掌控軍政大權的實際領導者。

琅琊王氏，其始祖在周朝時是周桓王之子，本為姬姓，因驅逐赤狄有功被賜姓王姓，後在戰國時期出現了名震天下的大將王翦。秦朝覆滅後，王翦的曾孫王元一脈遷到了山東琅琊。等到西漢漢昭帝時，琅琊王氏之中，王吉官至博士諫大夫。至此，其後代世代為官，開創了琅琊王氏顯貴的先河。

伴隨著五胡亂華和西晉的覆滅，司馬氏的政權岌岌可危。出生於琅琊郡臨沂縣的王導，趁此時機擁立了好友司馬睿登基，建立東晉，史稱晉元帝。東晉建立後，王導先被拜為驃騎大將軍，封武岡侯，儀同三司，後又進位司空，擁假節之權，領中書監。同時，王導的堂兄王敦任大將軍，封漢安侯，掌控著長江中上游的軍隊，統轄州郡，自收賦稅，形成了“王與馬，共天下”的態勢，這也是琅琊王氏最為輝煌的時期。

陳留謝氏，出自陳郡陽夏。“王謝風流滿晉書”，在東晉時期，能與琅琊王氏相比肩的，唯有陳留謝氏。相比於琅琊王氏，陳留謝氏雖然起步較晚，但是發展卻很快。

謝氏一門直到謝尚，謝萬出仕後，家族才開始興旺，至謝安任相，謝玄組建了北府兵，且北府兵在淝水之戰中立下大功後，謝家的權勢達到了頂峰，以至於六朝之後，世間多以王謝並稱。

譙郡桓氏，發跡於桓彝。桓彝最初在齊王司馬囧的麾下任職，晉元帝時才受封，名顯朝廷。桓彝之子桓溫更是晉明帝的女婿，且除了擁有皇親國戚的光環外，還擁有過硬的真本領。

公元346年，桓溫出兵伐蜀，消滅了成漢政權，解除了東晉處於半包圍狀態的不利局面。此後，桓溫更在十多年的時間裡先後領導了三次大規模的北伐作戰，雖然都以失敗告終，但卻打出了東晉的威風。

不過桓溫的功勳雖大，意圖反叛自立的野心卻也更大。雖然桓溫本人的篡逆之舉被謝安等人阻止於無形，但是桓溫的兒子桓玄還是起兵反叛了，建立了桓楚政權。

潁川庾氏，興起於魏晉之間，在西晉時期就享譽盛名。東晉建立後，潁川庾氏更是文學家輩出，創作成果斐然。不過，與其他三大家族相比，庾氏一族主要任職都在文職上，其家族地位更多的也是依賴於治理文職和文學成就而存在。

在東晉四大家族中，潁川庾氏屬於影響最小，實力最弱的一方。且在庾亮北伐一敗，憂鬱憤恨而終，庾翼北伐再拜，染病而亡後，潁川庾氏的門第開始了迅速的衰落，成為了東晉四大家族中第一個退出歷史舞臺的門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