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簡而言之，就是中國一個普通方言，在國家強制力的作用下，推廣普及為一種普遍性語言，成了如今的官方語。

語言不僅是人們交際的工具，更是文化傳承的載體。語言的多樣性是文化多元化的重要體現，而地域方言和民族語言的獨特性又體現出文化的唯一性。中國是個地域廣大的多民族國家，擁有豐富的語言資源，然而隨著地域方言與民族語言的流失，這些地域和民族所承載的獨特文化也一併流失。

方言和民語近年來的流失速度越來越快，流失的範圍也越來越廣，然而很多人卻沒有覺察到這一現象，或已然察覺卻並不予以重視。從歷史經驗中人們已總結出水土的流失必將導致土地的荒漠化，但人們尚未知曉方言和民語的流失同樣會造成文化的荒漠化。若此時我們還不正視愈加嚴重的語言流失，還不積極探索應對之策，真待到繁茂的文化森林變成荒涼的文化沙漠之時再來補救，為時晚矣。

語言流失的加劇與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等因素有著密切聯絡，其中政治因素的作用最為直接。古今中外，在某一政治權力的輻射範圍之內往往會使用一種較為通用的語言。這一語言在國家政權的影響之下會很快成為一種強勢語言而流行開來。而一旦這種語言變得過於強勢，則對其他語言的生存空間構成威脅，甚至造成弱勢語言消亡。

如今，普通話作為國內最為強勢的一種語言，它的普及和流行是否會對其他語言構成威脅呢？答案是肯定的，普通話的推廣普及是造成方言和民語流失的直接原因。陶寰則教授把普通話影響方言的原因總結為三點：一是普通話語音對於方言語音的滲透；二是普通話詞彙替換漢語方言原有詞彙；三是普通話使用領域壓縮了方言使用領域。用此理論延伸到民語流失上同樣具有借鑑之處。​國家推廣普通話目的是為了消除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語言隔閡與交流障礙，而並非是消滅方言和民語。然而普通話目前的強勁勢頭卻讓方言和民語難以自保，如何協調普通話與方言和民語之間的矛盾，如何保護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這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普通話的推廣與方言和民語的保護之間並不是對立的關係，普通話的推廣並非是為了消滅方言和民語，方言和民語的保護也不旨在抵制普通話。它們應該是“和而不同”的關係，相互包容的關係。只要給彼此一定的生存空間，找到彼此的平衡點，二者的矛盾是可以協調好的。

普通話經過國家數十年的推廣和普及，如今早已成為了華人交流的重要工具，這對促進地域交流和民族融合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與此同時，普通話的普及卻在無形中擠壓了方言和民語的生存空間。這不僅表現在對學校教學、公共媒體和公共場所使用普通話的硬性規定，而且還表現在年輕人在非公共場合使用普通話的頻率逐漸超過方言和民語，甚至是在家庭生活中對子女的普通話教育已然成為中小型城市的主流，並有向縣城鄉鎮延伸的趨勢。

普通話對方言和民語在使用空間上的擠壓要比語音滲透和詞彙替換表現的更為明顯。這不僅表現在使用場合的擴大化，也表現在使用群體的擴大化。如今，在中小型城市中，拋棄方言和民語而大範圍使用普通話的情形加劇，特別是在年輕一代身上的表徵更為明顯，80後和90後大多接受過不同程度的普通話教育，即使沒有受到較高教育的年輕人也在外出務工的過程中練就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話，這使得80後和90後這一代人的普通話水平遠遠超過了老一輩。在這群人返回本土之後便將普通話的交流價值流帶回了家鄉，在與人交流時總會無意識或是有意識使用普通話，尤其是在對子女的語言教育上非常熱衷於普通話的交流而完全脫離和拋棄了本土語言的教育。​家庭對兒童普通話教育的實質是將普通話作為第一語言對子女進行灌輸，使之成為子女的母語，成為子女的思維語言。這一行為無疑是要將方言和民語連根拔起，徹底消滅方言和民語的生存空間。如今在三線及以上城市，00後出生的人基本上都是用普通話進行交流，而不能或者不願使用方言。若如此發展下去，30年之後這些城市的方言將會退出人際交往的舞臺，60年以後這些方言或將不復存在。

黔東南苗族侗自治州作為一個少數民族聚居地，其語言資源和文化資源豐富多彩，而且無論是語言還是文化都還保持著原生態，這是其他地區無法比及的。黔東南剛好處於西南官話區與湘方言區的融合處，同時又存在著苗、侗、水語等少數民族語言。而當湘方言、西南官話、民族語言在歲月的長河中碰撞交融之後便最終造就了黔東南獨具特色的方言體系，如黎平話、凱里老街話、鎮遠話等黔東南方言單從語言研究而言就極具價值，更不用提苗、侗、水等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價值了。

語言不只是一種交流工具，它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是民族素質的組成部分，是民族獨立存在的最根本表徵，更是民族認同感和歸宿感的集中體現。如果把一個民族比喻成一棵樹的話，那麼語言則是這棵樹的枝葉，只有枝繁葉茂才能根深蒂固，反而言之，也只有根深蒂固才能枝繁葉茂。​如今在黔東南，很多少數民族青年不會說或不願說自己的民族語言，也有很多黔東南青年不會說或不願說自己的方言。這雖然與普通話壓縮方言和民語使用空間有直接關係，同時也與個人的從眾、自卑、懶惰等心理因素有關。不少人覺得方言和民語土氣落後，普通話很高大上；覺得說好普通話走遍天下都不怕了，故而沒有繼續使用或學習自己的母語。

當我耳邊的鄉音越來越淡薄，越來越微弱的時候我彷彿看到了那顆屹立在黔東南大山深處的千年古樹凋敝飄零的樹葉隨風搖曳。我真的好想站在樹下大聲吶喊，請保護我們的方言，請保護我們的民語。

地域的才是國家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黔東南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造就了黔東南獨具特色的人文資源，這既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根基，也是我們走向世界的橋樑。如果我們不好好珍惜這得天獨厚的資源，而讓它流失於歲月之河。那麼要不了多久，黔東南將不再是黔東南，它只是淪為中國的一個普普通通的、毫不起眼的地方。

我不是一個地方文化主義者，更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我提倡保護地方文化，保護民族文化，提倡保護我們的方言，保護我們的民語，然而怎樣來保護呢？

我不曉得，更不曉得拿什麼來拯救你，我的母語！

土話破壞，方言流失 ——拿什麼拯救你，我的母語

漢語/華語=國語即北京話‘普通話’ 首先它是首都-中國北京 八大方言 粵語 閩語 湘語 鄂語 魯語 晉語 川語 吳語

普通話前身是古代北方官員的官話，因為北京做過多朝首都，官話也就更接近北京話，今天南京方言不像其他蘇南地區，也因為南京做過多朝首都，有點接近官話。 “普通話”一詞，是朱文熊於1906年首次提出的，後來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話”的說法，並與茅盾就普通話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經“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和國語運動，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並鞏固下來。 新中國成立後，1955年舉行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張奚若在大會主題報告中說明：漢民族共同語早已存在，現在定名為普通話，需進一步規範，確定標準。“這種事實上已經逐漸形成的漢民族共同語是什麼呢？這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為簡便起見，這種民族共同語也可以就叫普通話。”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釋出的《

關於推廣

普通話的指示》中，對普通話的含義作了增補和完善，正式確定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普通話”一詞開始以明確的內涵被廣泛應用

普通話，簡而言之，就是中國一個普通方言，在國家強制力的作用下，推廣普及為一種普遍性語言，成了如今的官方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