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把“義”比做“詩和遠方”，那麼“中庸”更多的是“眼前的苟且”。人就這樣，現實和理想間總有不如意。能力有限，可能目前最合適的做法仍然有些不好看，但這些就是生活。以前鄉下孩子去城裡讀書，老師準備做家訪，父母估計也就張羅些農產品給老師，見過城裡生活的孩子可能覺得父母準備的東西上不得檯面還很土氣，可是這就是中庸的現實啊。能力之下做最合適的事，這就是中庸。雖然蠅營狗苟，但就是生活；沒有眼前的苟且，又哪裡來的詩和遠方？君子之道，闢如遠行，必自邇；闢如登高，必自卑。走路遠行不就是從近處開始，從腳下開始嗎？攀登高山不就是從山腳下開始，從腳下開始嗎？

一味嚷嚷著“詩和遠方”，丁點容不下“眼前的苟且”，只能說是眼高手低。你想要“山登絕頂我為峰”就必須知道且做到“闢如登高，必自卑”。吃得好鹽還得耐得鹹。不忘初心、誠貫始終，或可有成；這條路順不順不好說，但必然辛苦啊。量力而行，即不過度，亦不不及，就是中庸；至於成功，貴在堅持。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至於捨生取義？生與義不可得兼的情況很少，南宋與蒙元的崖山海戰算一例，數十萬官兵百姓跳海殉節。有比如明成祖奪建文帝政權，那些死於靖難之役的大臣。又比如抗日戰爭中的那些先烈。

有些局是必死之局，很難判斷崖山海戰中百姓跳海殉國如何？但是這局面展示南宋最後的血氣的同時又夾雜一絲本就有的怯弱。自殺都敢去做，為什麼不戰呢？死且不懼，何懼與之一爭啊？

文天祥說得不假“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老人家是被抓了，沒地逃了。投降與死之間，唯死一途，因為他已然成了一個象徵，一個象徵朝廷、大臣意志的象徵。他的死身不由己，勢之所逼。但是如果有個小吏和他一起，一樣的機會，估計文天祥會讓小吏活下去。一個小吏投降無礙大局、一位丞相投降影響重大，官者，保民；吏者，做事。活著才能於黑暗之時，做事。其實那樣的情況，死了反倒爽快，活著才需要更大的勇氣。活著才有希望，那種情況活著需要面對更多的誤解和怨恨吧。若是大義者，迎來了勝利，死生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歸屬吧。

“朝聞道夕死可矣”，人最怕的不是自知“在劫難逃”，而是怕即使死了依舊是“混沌一片”，迷茫、混亂中不聞道，不知“道在何方”才是最大的恐懼。道即眀，且不用擔憂，那麼又有什麼好怕的呢？死乃生之必，不找死、亦不怕死，如此而已。

捨生取義？若是捨生就能取得義，若是身死就可知大道，死且死矣。但是，若義是這麼好求得，世間多半人何苦“苦苦營生”啊。年輕人不明白有些“忍辱負重”，明白已非少年。人非文丞相，大勢之下非死不可；但是能活著，卻不要做那崖山殉國的百姓，活著未必就沒有希望啊！

至於明末“水太涼”那位？崇禎皇帝一句“文臣皆可殺”就夠了；名利之徒罷了，臨難想著不是自己當做的事（事百姓），卻是跳湖，跳湖卻嫌水太涼？最後反倒投降做了貳臣。臨難，全百姓生死事大，個人名節是小；如果選了個人名節，那麼個人名節事大，自己生死事小。選大義，不是苟且偷生，而是活著把事做全了，向死而生；選小義，那就慷慨赴死吧；不要道義了？可以學學錢謙益！大義不得就小義，小義不忍不如婦孺啊。

除非大義爭而不得，個人才就小義慷慨赴死；不然為了“詩和遠方”，眼前的苟且還真不是事啊。對於趨義者，死是最後的抗爭了；但凡有一點其他可能，絕對不會赴死局，當然如果一死就能成事，有何必恤身？可惜，一死成事的人不多，相比於取義，其實不如說是爭義。死且不懼，何懼一爭；與死相比，活著才更需要勇氣和氣節。很多事，不是死出來的，而是活著爭出來的。

中庸不是不爭，而是用最合適的手段去爭。僅此而已，捨生是取義的手段，若是有比舍生更合適的手段，則中庸反對捨生取義；若是捨生成了唯一的合適，則中庸就是捨生取義。中庸、取義是讓人去爭，去合適的爭，不是讓人去死的，孟夫子若是知道“捨生取義”被人當成反中庸的論點，估計也只能苦笑了。

以中庸斷取義是正解，以取義斷中庸就不合適了。明白了中庸的含義，才會知道中庸是儒處事的準則，也是舍取標準。捨生取義不過是極端條件下關於中庸的論述罷了！要知道大義不輕眾生，除非非死不可，不然不會捨生取義，但是世上又有幾個非死不可的普通人？取義就取義，非捨生幹啥？有毛病。

捨生取義與中庸之道並不矛盾。為何如此說？其實，世人對“捨生取義”一詞有所誤解。

“捨生取義”一詞出自《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這裡所說的“捨生取義”，是表達的君子勇往直前、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是儒家“仁、智、勇”三達德的“勇”，是君子見義勇為的精神，而不是盲目為了“義氣”而捨棄生命的魯莽。

當然，在家國面臨災難的關鍵時刻，大丈夫也會為了正義慷慨赴難，縱然犧牲生命亦在所不惜。譬如，文丞相天祥，嶽元帥武穆……

捨生取義，是君子在實踐“仁政天下”、“義之所在”的豪情壯舉，是在天下之道面臨淪亡之時，是在“知不可為而為之”舉步維艱之刻，對“生”與“義”的抉擇，若是沒有這種“捨生取義”的精神，則難以達至“中庸之道”。

儒家之道，“仁、智、勇”三者，不可或缺，若是缺了“捨生取義”的“勇”，儒道亦非儒道，中庸亦非中庸。

知識分子有個問題，就是把儒家當作純粹的知識來研究，這犯了大忌。儒家所說之知，非見聞之知，而是德性之知，這需要體認，需要“實證”，比如《明儒學案》裡羅近溪學案那塊說的，僧人評價羅近溪已經滿了，其他人還需要見性。這個“滿”該如何理解？窮盡你思維，也不可能理解到。其次羅近溪說解攬方舟明目張膽大行其事有該如何理解？

中庸之道，不是古代人特有，也不是華人特有。

良知，人人本有，聖人有，凡夫也有，善人有，惡人亦有。所以說人人心中有仲尼，仲尼是聖人，聖人是良知，良知凡聖具有。

良知，即天理，即性即心，窮理盡性，說的聖人之事，是生而知之，是安而行之，生知安行。

但是做不到的話，就先體認，所以孟子說發現四端，擴而充之，就是誠意，就是義利之辯，是存心養性，需要也就是北宋理學說的主敬，持敬。

聖人之心，沖模無朕，永珍森然已具，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以已發未發無不是中，故而發而無不中節，是謂之和。何也，和者，中也。中庸者，中和也。已復其良知本體，其本然一體乃至善。

古今中外，無不具有良知，不待慮而知，無聲無臭，良知即中。

儒學的核心是以仁義來約束人內心的慾望。

捨生取義是把慾望、仁義的衝突推到極致的兩難境地來解說儒學的理念，這其實在孟子那裡屬於一種話術，但說的太好了，為全體華人所公認，那就成了華人的價值取向。

我們日常並不會經常遇到這樣極端的兩難，誰都想活，但儒學的作用就是讓你認識到有種活叫做苟活、叫做生不如死，還不如義之所在蹈死不顧、雖千萬人吾往矣！

這就是儒學的超越，讓我們認識到總有些東西比生命、比物質更高貴、更值得追求

日常生活中，有點良心、有個底線，不要不擇手段的一味追求物質利益就夠了

捨生取義，是孟軻老夫子提出來的：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

在人生出現選擇題，二者必居其一的情況下，孟軻老夫子強調要捨棄慾望乃至生命，去追求正義。

這難道是空洞虛偽的言辭嗎？顯然不是。

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捨生取義，前赴後繼，不怕犧牲的仁人志士是層出不窮的。

在民族危亡，國家生死存亡的時刻，挺身而出，救民水火的英雄人物不絕如縷，所以，這不是大話空話，這是真實的偉大的歷史事實。

為什麼大中國歷史上多災多難，卻保持了五千年的文明的連續而不中斷，是世界上唯一的連續的文明，種族文化一脈相承，原因很多，但其中價值觀中追求正義、愛國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所以，捨生取義是一種情懷，是浩然正氣，追求正義如同信仰一樣，堅韌不拔，捨生忘死。如新冠疫情中的逆行者，就是有這些的情懷。

中庸是什麼？中庸是儒家的倫理思想。中是中正、中和、不偏不倚；庸是平常、常道等。《論語》裡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是一種德性，最高的德性，就是你做事公正、不偏不倚、不極端，這已經是道德標準了。

中庸不止是最高道德，也是一種人立身之本、處事方法。所以要中庸，還是希望不要出現極端狀態，因為極端狀態不是常態。處理事情，要主動地迴歸到中庸，就恰到好處，不偏不倚；否則，物極必反，代價就大了。

捨生取義，當然不是中庸，是一種極端狀態。但捨生取義有前提，有條件，就是為了正義才出現“取義”的情況。他似乎偏離了中庸，但他和中庸的目的是有一致性的，即為了正當、正派、正義。

當然，捨生取義之後，後來人不是就這樣偏向極端的另一邊，而是繼續地回到中庸的狀態，保持對公義、正義的初心。所以，捨生取義與中庸不衝突。

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只追逐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為此不擇手段，信奉叢林法則，是中庸嗎？不是，他們完全偏向另一邊了！這樣子極端化的狀態，如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必然有崩盤潰敗的到來。

而且，這些人是不會捨生取義的，這與他們的極端利己的信條是格格不入的。

講捨生取義和中庸，我們必須明白什麼是中庸，什麼是捨生取義。

首先我們要明確的是，中庸不是中間派，不是和稀泥，不是騎牆。中，是中國文化認為的最好狀態。中國古人將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稱為中原，氣候溫和、地勢平坦，不冷不熱、不高不低，認為其位於天下的中心。將自己的國家稱為中國。

聖人以中訓極。《大學》雲“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用其極者，中庸也。故《中庸》雲“極高明而道中庸”。

其次，所謂中庸，即擇善而固執之。就是找到準確的位置，然後堅守這樣的位置。子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很明顯，中就是兩端之中間。但這個“中”又不是一個固定的位置，子曰“君子而時中”，這就非常契合我們唯物主義的觀點了，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就是根據不同情況，環境，形勢而來講“中”。這樣的中庸非常非常難，子曰“中庸不可能也”。

捨生取義是中庸以下的選擇，古語之所謂“大中至正”者，心正也。《大學》之道，使人心正。故曰：正人先正心。儒學者，心學也。修身者，存其心，養其性也。

所以，當人真正做到中庸之時，生死只是一個抉擇，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而非生死。所以古代為什麼很多輕生死而重義，因為君子的中庸從來不是固定的，當我以一人之死解數人百人千人之死時，君子此時的中庸就是捨生。這是很難得的，卻也是最值得敬佩的。譬如，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這就是中庸下的捨生取義。

這是一個人生處事處世的態度問題。為此，需要弄明白“捨生取義”和“中庸之道”這兩個成語的意思，自然就會知道是否存在矛盾問題了。

捨生取義。它是儒家所推崇的，用於讚揚他人，為了正義事業，不怕犧牲，難能可貴的精神。

這種處世態度：當正義事業遭遇踐踏時，懷有正義感的人，不顧自己安危，敢於挺身而出，為正義事業而鬥爭。

這一成語出自《孟子·告子上》中：“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是褒義詞。它在用法上一是連動式；二是作主語、定語和謂語。

中庸之道。它出處《論語·庸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也是儒家學說。它所提倡的處世態度是折中主義。遇到矛盾，處理事情要不偏不倚，要做好，當好中間派。也就是說，中庸之道是和事佬。不過，中庸之道的這些做法，並不能說明它不含有正義思想。它在用法上多作主語或賓語。

透過以上“捨生取義”和“中庸之道”相比較，我們發現它們之間是矛盾的統一體。說它不矛盾：

首先，這兩個成語都來自於儒家學說，在思想上是一致的。

其次處世態度基本一致。都是為了主動解決問題而採取的不同態度和方式方法。

最後都強調是德為貴。“捨生取義”的“義”就是德，而“中庸之道”的“道”也是德。 “義與道”都是德，都是道德的意思，顯然這兩者並不矛盾。

說它有矛盾：

一是具有不同的處世原則。“捨生取義”在正義事業大是大非原則面前敢於“捨生取義”，而“中庸之道”卻避退三舍，採取調和的折中主義。

二是具有不同的方式方法。“捨生取義”在正義的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用捨生忘死，挺身而出的行為，來捍衛正義。而“中庸之道”卻不分時間地點場合矛盾的性質，一律採取調和的折中主義方式方法。

三是具有不同的衡量標準。“捨生取義”以“義”即正義來衡量矛盾的實質，果斷解決問題。而“中庸之道”以“道”即道德來衡量，造成誤判和沒必要的失誤與損失。

事實證明：“捨生取義”中的“捨生”，與“中庸之道”中的“中庸”，這兩者是矛盾的。“捨生”怎麼可以“中庸”呢？根本不現實。

經過以上分析，“中庸之道”只適用於平時人與事的矛盾調解，即使是敵我矛盾，也可以採取“中庸之道”態度來對待。但是，關鍵時刻，“中庸之道”只能給人和社會帶來災難，一點兒益處沒有。而“捨生取義”的正義行為，卻能起死回生，挽回損失，但在平時卻用不著。這說明“捨生取義”和“中庸之道”都具有其侷限性。如果，把這兩者相輔相成地融和在一起，其效果肯定會萬無一失，更加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