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者余英時先生說：“狹義的五四是指民國八年（1919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發生的學生愛國運動；廣義的五四則指在這一天前後若干年內所進行的一種文化運動或思想運動。這一文化或思想運動，其上限至少可以追溯至兩年以前（民國六年，1917）的文學革命，其下限則大抵可以民國十六年（1927年）的北伐為界。”所以我們可以說今年是廣義的五四運動一百週年，而且文學革命奠定了五四運動的精神指向，是叛逆的、革新的和青年的。

至於五四運動“精神導師”之一陳獨秀，晚年說過：把未實現目標和使命的五四運動時間下限延長到“至今”（1938年），也即是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五四精神體現在這種開放性上，它有一個開端，結局卻是無限可能。

當然，撇除人云亦云的五四定義以及宣傳濫調，對五四的反思早在二十年代就開始，魯迅1925年創作的小說《傷逝》、1923年的講演《娜拉出走後怎樣》就已經帶出，浪漫的五四想象背後的問題，如何行動、如何避免幻滅等。至於張愛玲1957年創作的《五四遺事》，更是極其刻薄地諷刺了五四一代革命的不徹底，也非常悲涼。

今天看五四，必須強調的是這是一場有文學精神背景的、理想主義者坐言起行的狂風驟雨，雖然後果有凌亂不堪的一面，但始終屬於一個偉大時代的高潮，這樣一個知識與行動的黃金時代，一百年後也未必可能追攀它的氣魄與輝煌。

1918年，一戰結束，華人歡呼若狂，政府宣佈放假三天。但巴黎和會上，列強約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利益。 中國代表團為害怕對失敗負責，向國內報告說：此次外交失敗，一是由於日本和英法諸國的密約，二者，1918年中國與日本政府“欣然同意”之山東換文。這個報告居然於1919年5月1日，刊登在北京的《中國時報》上，同時其他報章，還有在京外華人也傳出這個訊息。 這一訊息引發華人的極大憤慨，當時北大的學生領袖張國燾的回憶說：我們得出最後的結論，立刻能做的是組織北京的學生，舉行一次大遊行 。談到五四，“反帝”、“火燒趙家樓”似乎成了標誌，這其實是某些人為自己的“暴力革命”、“反帝”張目。事實上，”火燒趙家樓”是文明的五四的汙點，五四也不是被某些人醜化成的義和團大師兄！ 事實上，五四遊行之前，學生曾通知美英法三國公使館，三國均表示歡迎。隊伍到了東交民巷的西口，美國兵營軍官放行了，要讓隊伍透過美使館。但東交民巷捕房不同意，要求得到總統的批准。 此時，隊伍面對美使館，喊出的口號如下：

大美國萬歲！

威大總統萬歲！

大中華民國萬歲！

世界永久和平萬歲！

再看看，當時的“憤青”們給美公使的”反帝”抗議書：貴國為維持正義人道 及世界永久和平而戰，煌煌宣言，及威爾遜總統幾次演說，吾人對之表無上之親愛與同情，吾國與貴國抱同一主義而戰，不得不望貴國之援助。吾人念貴我兩國素敦睦誼，為此直率陳詞，請求貴公使轉達此意於貴國政府，於和平會議，予吾中國以同情之援助。謹祝大美國萬歲，貴公使萬歲，大中華民國萬歲，世界永久和平萬歲！ 此時，中國軍警包圍入口處，強迫學生退後。學生感到十分懊惱——本來為國家爭權益，居然自己的政府還要來阻礙。真是有點裡外不是人。於是，隊伍中忽然有人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裡去！當時，據英國記者報導說：學生隊伍整齊地到達曹汝霖的住宅，十分配稱作文明國家的學生。但警察鎮壓的手段引起了遊行者的憤怒。因此他們才爆發出無羈的暴力行為。 學生來到曹府，要求曹親自出來解釋與日本密約的原因。但守衛警察喝令學生退後，學生大喊“賣國賊！”並向房子裡擲石頭。如此而已，正當大家要返校時，有五人忽然爬進院子，院內警察並沒有抵抗，聽任學生開門。 剛開始，學生以為曹陸章三個親日分子在客廳內秘談，不料沒有找到，就大聲喊：拖出曹汝霖，揍他一頓！學生遍尋現曹不到，便翻箱倒櫃找”賣國檔案”，同時打壞傢俱。但沒有驚動曹的父母，曹父卻控訴學生對其毆打，這顯然不是事實。 後來，曹府在混亂中起火。起火原因莫衷一是，有說是學生中少數激進分子點火的，也有認為是曹家為了陷害學生而縱火的，或者有說是曹家僕人為了趁亂搶劫而縱火，但當時新聞報導一般說“起火原因不明”。 此時，章宗祥、日本名記者中江醜吉（著名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之子）聽到起火，從地下室裡走出，由於章穿著外交官式的禮服，學生以為他就是曹汝霖。學生群毆章，章倒地，大家散去。後，章被送至日本醫院，身上受傷５６處。 從上述記載來看，五四學生並不是暴力黑幫，沒有“打砸搶”，沒有濫傷無辜，除了在曹家砸壞傢俱，毆打章宗祥以外，幾無汙點。“火燒趙家樓”的罪名，要扣在學生的頭上，是不能讓人信服的。 還要說明，當時警察態度還是相當溫和，“保持一種寬厚的中立”，只是受到上司幾次緊急命令之後，才被迫干涉學生。五四當日３２名學生被捕，其中有許德珩，即是今天“九三學社”的開山祖師。 4日夜，在總理家的官方會議上，保守集團要求封閉北京大學，嚴厲處置被捕學生。 ５月８日，總統向北京學生髮布”訓戒令”，要求學生好好學習。同日夜，北大校長蔡元培辭職，離開北京。５月１０日，北京審理３２名學生焚燒曹家，毆打章宗祥案。許德珩等人宣稱：自己與縱火，毆打無關，稱自己的遊行沒有得到“黑手”的指使，“完全出自良心的自由行動”。當時，多數華人認為這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而是一個道德和政治的問題，北京政府在沒有得到議會的授權下，就和日本簽訂秘密協約，從一開始就是違法的。 ５月１２日，北京中等以上學生威脅要全體到法庭和監獄去”投案”，迫於各種壓力，北京政府放棄審判學生。 ５月１３日，相對溫和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也去職。 ５月１８日，北京學生以”北京學生聯合會全體學生”名義，提出”罷課宣言”，同時上書徐總統，要求政府拒約巴黎和約，挽留蔡元培和傅增湘，懲辦曹章陸三人。與此同時，日本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三次提出抗議，要求鎮壓反日運動。 北京政府被學生罷課搞得左右為難。教育副總長袁希濤建議提議提早一月放假，安徽省主席呂調元建議，舉行一次“恩科”的“特別文官考試”，讓有抱負的學生到政府裡去。 遊行的同時，學生們分成若干小組推動華人購買國貨，他們義務為中國工業家及商人擔任推銷員，列舉出８０多家本國工廠和公司，可以製造代替通常從日本輸入的商品，並編寫成目錄，印刷數萬冊，向大家分發。”他們的行動非常集中而且緊張，不過都是相當有秩序而且和平地進行”。 6月起，北京政府加緊彈壓。6月2、3、4日，警察開始拘捕講演學生，至4日晚共拘1150名學生，不過沒有押在看守所，而是限制在北大法科院和理科院內。就在這逮捕學生的高潮中，多數學生表現出決心不屈，隨時入獄，他們揹著被褥上街。不過，警察也不錯，較同情學生，說：“我們當然支援你，可是，我們不要麻煩，請向前面移動一下吧。” 6月5日上海集體罷工和罷市。 起因是，6月2日，政府開始逮捕學生，上海學生代表要求謁見上海商界大佬，但因為當日是端午節，為公共假日，商人在大賺錢。所以商界領袖商定在3日開會討論。誰知，3日，淞滬警察廳宣佈禁止一切集會。商人和學生大譁。學生到處散發傳單說，控告上海官廳違反憲法，侵害人民的自由和權利。遂有6月5日的大罷工和罷市。 罷市從早上8點開始，所有商店停市，一個擁有153萬人口的大城市，竟然為了支援13000名罷課學生，而給一個示威的罷市控制了。 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說：好幾位演講的人強調：罷市不是排外運動——連日本包括在內。 當時在中國的美國哲學家，胡適的老師杜威也說：學生實際上已經做到把商人拉過來擁護他們，他們已經不再是孤立的了。幾乎沒有商人埋怨他們是被迫罷市的。除了專賣日貨的極少數中國商人的確曾經受到嚴重的經濟損失以外，排斥日貨，提倡國貨的掏運動，卻給中國商人帶來了暫時的“商業黃周”。 除了工人、店員參加罷工以外，這個運動還深入社會底層，連乞丐、小偷、妓女和歌女都參加罷工。後來，連郵局職員，警察和消防員也威脅要罷工。 按照有些人的邏輯，這下上海應該是“天下大亂”，“打砸搶”，“不可告人的目的”都出來了。可事實是，連童子軍和學生都出來幫助警察維持秩序，甚至流氓，盜匪，青紅幫的會員，也表示愛國，暗中幫助維持秩序。結果，一向犯罪率高如芝加哥、紐約的上海，在罷市7天裡，秩序良好，一點也沒有騷亂。 以上就是五四第二階段——上海罷市罷工的情況。 6月8日，北洋政府釋放了所有在押學生。 6月13日，總理錢能訓辭職。 6月28日，中國代表拒籤《巴黎和約》。 7月22日，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宣佈停止所有”學朝”。 9月20日，蔡元培恢復北大校長。 五四運動，到此圓滿結束。

爭論本身就是件促進思想與社會進步的大討論！今天站在世界的高度來解析《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產生的深遠影響很有必要。不要總是侷限於《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一面。而是應該結合當時中國積貧積弱的社會現狀理性看待"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這個口號的現實意義正是社會變革的需求！中國需要民主制度，全民文化教育的先行！中國需要從2000年的半原始農耕時代快速轉型進入工業化時代！《自強》正是《五四》運動的核心思想！

帝國主義對積貧極弱的大清帝國半殖民化，一戰結束後作為戰勝國的中華民國竟無力收回德國在山東青島的主權。而讓另一個列強日本接手殖民！恥辱讓中華民族覺醒！做為學生知識分子"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是最早覺悟的一代革命者！改革刻不容緩！北大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先驅！

今天我們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正是需要學習反思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經驗！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100多年來發展迅猛。雖經二戰敗北。但很快又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的經濟實體。今天雖然被我超越。但實際人均產值我們仍然落後其相當遙遠。（日本人口只佔中國十分之一）

講了很多還請大家仔細推敲我這番謬論是否有道理。相比日本《明治維新》我們今天似乎從《憲政》到全民教育方面都缺少了點什麼？是否應該補課呢？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歷史事件的“評價”，背後往往反映出評價者受自身時代影響而產生的問題意識和預設。

即以五四為例。一般而言，要評價一個歷史事件，首先要澄清這一歷史事件的定義與上下時限；可是對於何為“五四運動”，迄今卻眾說紛紜。狹義而言，各方當然都承認，“五四”一詞源於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上街抗議北洋政府未能在巴黎和會中圓滿解決山東問題一事。但是單單這一天的抗議，並不足以構成一場“運動”，需要將抗議的相關前後脈絡囊括進來，構成一個對“五四運動”的更廣義的定義。

然而如何確定這場廣義的“運動”在時間上的起止點？出於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政治需要、不同時代背景、不同理論關切，便會對這個問題給出不同的回答。許多年來，官方提到“廣義五四運動”時，上限往往定在1915年：一方面，是年中日簽訂《二十一條》，埋下“山東問題”民憤的導火索（袁世凱政府並以簽約日為“國恥紀念日”），有利於將五四理解為以“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為主要訴求的“愛國運動”這種敘事；另一方面，1915年也是《新青年》創刊之年，對於試圖將五四運動等同於追求“德先生、賽先生”的“新文化運動”者來說，同樣是合乎邏輯的敘事起點。至於五四的時間下限，同樣眾說紛紜，有人認為迄於一個月後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和約上簽字、罷工罷市罷課達到目的而平息，也有人說迄於北伐，甚至更晚。

對比不同定義即可看出，定義其實已經包含了評價：五四的精神核心究竟是追求科學民主、文化革新，還是追求國家強盛、救亡圖存；其形態主要是一場思想運動，還是一場社會運動；若是社會運動，其主體階層是學生，還是工人與市民；“火燒趙家樓”是不是五四敘事中必不可少的關鍵環節；等等。

在這些問題上，由於長期以來的官方定調是“愛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重合的敘事，因此當八十年代“告別革命”思潮興起後，以及近年某些人“將愛國變成生意”的做法在知識界引起反彈後，一種流行的做法便是極力將這兩重敘事相分離，區分“兩個五四”（“作為革命運動的五四”相對於“作為啟蒙運動的五四”，或者“鼓吹愛國主義的五四”相對於“鼓吹民主科學的五四”）。這種區分對於澄清以往被刻意混沌化處理的歷史素材自然有其好處，但其對“兩個五四在當時的語境下可以在思想上或實踐中完全切割”的預設，本身也並非不可置疑。僅舉一例，前些年網路上頗為流行一時的“大漢奸梅思平年輕時是五四遊行領袖並帶頭火燒趙家樓”的說法，其生產與傳播正正反映出“歷史層累發生”背後的當代焦慮。

概而言之，“如何評價五四運動”固然是個大問題，但抽身而出，觀察不同時代不同立場的不同人如何回答“如何評價五四運動”，又是大問題背後的元問題。

是中華民族覺醒的一次激情燃燒，喪權辱國的黑暗在一百年前就已經被愛國的激情開刀！

一個民族在開始尋找

讓自己健康堅強的大道

“五四運動”其實就是一場榮耀

從那一天起無數故事就激勵著

無數的青春年少

五四運動是二十世紀初舊中國新文化新思想運動的一個爆發點，當時只是一場學生示威遊行抗議活動，可以說，是巴黎和會激起了中國民眾的愛國熱潮，點燃了中國青年的民族激情！你從羅家倫先生那篇一蹴而就的《學界宣告》就可以讀到：“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但不可以斷送；華人的頭顱可以殺戮但絕不可以低頭！”也正是羅家倫先生在遊行活動結束幾天後的一篇文章裡，首次提出並命名為“五四運動”，才有了今天的追思與紀念。

一個親歷者的一些看法——

1947年4月28日，在《燕京新聞·五四紀念特刊》上的《正視科學》一文中，社會學家潘光旦開門見山地寫道：

他認為，五四運動所追求的科學與民主兩大目標，不但沒有繼續下去，而且還走入了歧途。

科學偶像化

以科學為例，潘光旦在《正視科學》中寫道，所謂科學，至少應包含三個方面的努力：

第一是科學精神的培養，目的在於養成良好的人生態度與風格。

第二是科學研究的推進，這一方面是為了滿足研究者的好奇、求知，一方面是為了推動人類對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瞭解的增加。

第三是科學技術的應用，即把已瞭解的事物中蘊含著的力量駕馭起來，使產生種種利用厚生的果實。

他認為，五四以來的科學提倡，犯了捨本逐末的毛病——

第二種努力有一些，但不多，離開了少數研究機關及大學校，便說不上；第三種努力比較多些，但也是說得多，做得少。最付闕如的還是第一種努力，也就是科學精神的養成——

他認為，五四運動的流弊之一，即是把科學偶像化。

他原本以為，隨著科學精神的普及，附屬於舊文化的種種偶像便不打自倒；他沒有料到，科學反而成了新偶像。他說，人們只是在假借科學之名——

國外每每稱稱五四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對此潘光旦不能認同——

他還說：

他認為，需要在中國重新倡導科學，把科學偶像化的趨勢“根本革除”。科學在中國重生後，應該是——

“失敗的一個鐵證”

當潘光旦開始反思五四流弊時，他的清華同學聞一多已在昆明被暗殺，他所在的民盟極力倡導的“第三條道路”也瀕於流產，近代中國的民主運動處於前未所有的低潮之中。

回顧五四以來的種種現象，如新舊之爭變為左右之爭，主義與主義之爭，革命與反革命之爭，風潮和運動一場接一場的出現，而人們嚮往中的那種受科學和民主精神沁潤的社會卻遲遲沒有端倪出現，這讓潘光旦極為痛心。

1945年5月，紀念五四運動26週年時，潘光旦即大聲疾呼，“五四”所倡導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不但沒有在中國成為現實，還變異為派別鬥爭之工具。

那一年，他在《一種精神兩種適用》一文中說，科學與民主，表面上是兩回事，是文明生活的兩個不同方面，但就基本精神而言是一回事，是一種精神運用的兩個方面。但不幸的是，“賽先生”誤入歧途，“德先生”也無從談起——

在反思科學、民主為何成空的同時，潘光旦一直傾心於自由教育，但是五四後新教育產生的種種結果卻每每使他憂慮不已。

五四以後，“研究教育”、“專門教育”、“技術教育”、“職業教育”、“國民教育”在中國盛行，可在潘光旦看看，在這些五花八門的名頭下的教育，實則就理、工、醫、農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訓練，就文、法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宣傳。他認為，這些都與自由教育背道而馳。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各級學校開設黨義課程；1938年，國民政府又明文規定，黨義“為當然必修科目”。任教於西南聯大的潘光旦發表《教育不是宣傳》駁斥這種做法，昆明版《中央日報》馬上發表社論，強調宣傳就是教育。潘光旦發表《再論宣傳不是教育》，進一步表達自己的意見——

潘光旦接著寫道，這種把教育變成宣傳，把教師變成宣傳家的方式——

“忘本的教育”

還有兩種教育表面上雖和宣傳沒有關係，但在潘光旦看來，實際上對宣傳卻有“為淵驅魚”的功用。他認為，它們是：

一是偏重識字的平民教育。

二是偏重專門技術的人才教育。

他說，人們從這兩種教育中獲取了知識，但並沒有獲取辨別能力——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呢？潘光旦分析說，新教育疏忽了最主要的一環。在他看來，教育應分為三個環節：

第一步是關於人的，認識自己。

第二步是鄉土教育，瞭解身邊環境。

第三步才是當今通行的教育，即學習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知識的專業教育。

他遺憾地看到，“新教育”的做法和以上這三個環節正好相反，第三步最受關注，第二步幾乎無人問津，第一步最受忽略。

他稱這種“新教育”為“忘本的教育”。

1936年，日軍的鐵蹄踏進華北，華人一盤散沙的特性表現得愈加明顯。潘光旦寫了一系列文章，反思這種局面的出現，其中有哪些是我們自身的問題。

在《國難與教育的懺悔》一文中，潘光旦怒斥新教育對不起青年，對不起國家，而——

自清末以來，落後的中國極力強調學習先進的知識，在教育方面長期荒廢了培養和造就人格的宗旨。潘光旦認為，這不是“為人”的教育，這種教育帶給青年的流放、膠執、消沉和澌滅尤其使他痛心——

在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有人與潘光旦看到了同樣的問題，教育界興起一陣“重新教育”之說，想要在下一代人身上“挽回一些造化”，但已為時太晚。在一片喧囂之中，教育，向著潘光旦所批判的方向，疾馳而去。

今天是五四青年節，是紀念學生愛國運動設立的。筆者也想發表一下獨立思考的意見。

那是北洋時代，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雖然是戰勝國，但因為是弱國。巴黎和會談判要把戰敗國德國在青島的利益轉給日本，當時的中國政府也想拒絕，但國家貧弱。當時政府就有意將訊息走漏出來，學生們率先遊行反對，社會各界響應，因此拒絕成功。西方人相信民主，老百姓全反對，他們也就認為決定是正義的。

可是這個事，對於中日兩國是有影響的。我們說，中國歷史上，北方少數民族屢次南下，原因就是中土富饒，周邊蠻荒，日本人的初衷也是如此。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強大，周邊弱小，他們投鼠忌器。就好比人體的免疫力強大，周圍的病菌拿你沒辦法，一旦免疫力下降，病菌就很容易入侵。

日本近代的擴張，是在西方人殖民運動的大背景下，日本人沒有安全感。他因為害怕，擴張的動機更迫切。甲午戰爭後，日本全面超過中國，磨刀霍霍。那個時候中國的策略，應該是小心應對。

日俄戰爭前，搖搖欲墜的清政府和日本定了協議:日本趕跑俄國，東北的開發交給日本。後來，日本勉強獲勝，付出人力物力，然清政府滅亡，新政權不承認前政府的協定，包括後來日本想接收青島，全沒有實現。日本政府必然惱羞成怒，也就是後來炸死張作霖，佔領東北，以及後來的八年抗戰。也就是說，當時我們已經是弱國和強國打交道，一味用強蠻幹，不動大腦，必然會遭到打擊，這就是筆者對五四運動的看法。

        同樣，鴉片戰爭的背景和中日戰爭差不多。中英貿易，和明朝與葡萄牙，西班牙的貿易一樣，中國佔便宜。因為我們有強大的農業，吃飯便宜，勞動力成本也便宜，商品自然質優價廉，西方人的智力勞動能力落後，貿易自然吃虧。可英華人和當年的西班牙不同，西班牙葡萄牙的軍隊不如大明，所以貿易的結果是，西班牙把搶來的金銀都送到中國，換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中國賺了大頭，西方人無可奈何。後來英國軍事力量已經超過清朝，貿易總赤字，他就想到鴉片。華人那個時候自己也生產鴉片銷售，只是中國產的不如英華人的好，這樣英華人是賺了，清朝不幹了，大家都想賺錢，誰都不想賠錢。如果我是林則徐，我會找英華人談判，鴉片我不要，我買你軍火，這樣雙方都滿意。西方人當然是有錢就賺了。等華人的軍隊強大了，對方也就拿你沒辦法了。可惜，林則徐的辦法簡單粗暴，英華人決定發動戰爭。

         我們詳細分析，還是我們自己的頭腦出了問題。輸了就要找到原因，改了就成。何必苦大仇深，對過去的事耿耿於懷，特別小家子氣。中國的文化，制度，其實沒有根本問題，稍微改進就可以，何必百年來反覆折騰，挺好的泱泱大國，好多東西都給搞亂了。

         學生們的愛國熱情要鼓勵，可是畢竟涉世不深，對世界觀，社會問題，看的很淺，靠他們覺悟，筆者不以為然。

什麼運動都有具體的背景，都會其侷限的一面。關鍵要看對歷史和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不可用今天的標準去衡量歷史事件，好比許多年以後對今天會有質疑的評價一樣。毫無疑問，五四運動還是具備先進性的。

一場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五四運動，喚醒了沉睡的中華民族，拉開了新民主義革命的序幕，其偉大意義，超越了那個.時代，激歷著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為了國家為了民族去奮鬥，去獻身。五四運動，中國青年心中的豐碑，永遠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