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人為君主設謀卻會觸及權臣的利益 在對立的狀態下誰夠狠才能活下去 沒有僥倖可言 吳起 商鞅 都是死於政變 法家人士面對的是很兇殘的敵人 從變法開始危險就開始伴隨他了 有增無減 直到一方滅亡 法家的人都是報定了必死的決心才去變法的 因為早就知道自己的結局了 那就是不管成功失敗都要付出鮮血 法家人士為了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不惜奉獻生命 這種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並不像某些人 明哲保身

正所謂“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而奉有餘”。先賢總結了幾千年的政治經驗，告訴我們，只有遵循天道，才可以富民強國，太平盛世才可以長久。

法家人物慾變法圖強，就得推行天道，這勢必要損害那些權貴的利益。他們的政治生涯必然是兇險異常！

談法家人物就不得不談商君，談到商君被車裂，高舉仁義道德大旗的道學家、儒學家們，把唇槍舌劍瘋狂投向商君，“分析”其被車裂的原因，得到的都是一些莫須有的誅心之說。為什麼他們不譴責譴責秦惠文王，和那些被商君斷了不勞而獲世襲享受之路的老氏族？

就因為秦朝滅亡了，就足以證明，秦帝國的統治是殘暴的。就因為商君被車裂了，就足以證明，商君的德行是刻薄的。同樣，就因為鴉片戰爭甲午海戰我們打輸了，就足以證明，中華文明是專制落後的。諸如此類，正所謂“存在即合理”，在這些“事實”面前，華人陷入了文化自卑的深淵！

在這黑暗無光的深淵裡，我的內心在一次次的考問，在一聲聲的吶喊！中國，你是否還是那山河浩蕩雄立東方的中國？中國，你是否還是那治平天下協和萬邦的中國？中國，你是否還是那萬古流傳生生不息的中國……？

歷史以來，一代代的儒生學子們（其實是權貴集團）總在呼喊，告戒，千萬不要變法，商君的下場就是前車之鑑。那有些愛追根問底的學生要是說：“商君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下場？”老師就說：“因為他刻薄寡恩冷酷無情，仁義不施沒有人性。因為他的法是暴法，不得人心……。”

人生的根本問題，就是生死問題。生是如此可貴，死是多麼可怕。對於每個人來說，死是天大的事，所以談商君者必談其死。似乎他的死，是證明其為人的失敗，其法治的不合理的最好證據。

在普通人眼裡死而不得正寢，就是人生的失敗。死是一個個人的問題，是與生完全相隔和對立的兩回事。試問，有幾個普通人，認認真真的思考過生死的問題？

中華先賢們早在數千年前，已深刻的思考過人的生死問題，莊子說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不光生死是一回事，萬物也是一回事，天人也是一回事。

事實上，商君之死和普通人之死並無區別，商君之死亦並不重要。因為他的知識還在，他的資訊還在，他的精神還在，他的功業還在！正如老子所講的：“死而不亡者，壽也。”華夏文明五千年，死而不亡者幾何？ 對於華人來說，偉大的商君死了，但他的法治還在。偉大的秦始皇大帝死了，甚至他的王朝也很快滅亡了，但他的制度還在，他的血脈與土地還在。

周秦之變是中國歷史五千年中，最偉大的一場變革，奠定了包括今天在內的秦以後的兩千多年的郡縣集權制政治模式，後世所有皇帝、領袖，再無力做本質上改變。這便是商君這個歷史上永遠不可磨滅的人物，存在過的意義。

法家政策得到貫徹實行的犧牲品而已！法家思想改變的是原有的政治制度或者是長期執行的政策，這些制度和政策代表的是既得利益集團，觸碰這些東西自然要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的反對和報復，既得利益集團利益受損，畢竟將矛頭只想大家的推行者，因為他們不敢對最高決策者君王發難，君王為了安撫受損利益集團，只能在政策推行完畢後，幹掉法家執行者，來平息反對派的不滿，這是大多數法家人物的宿命！

春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社會劇烈動盪與重大變革的重要時期。儒、墨、道、法四家針對現實社會都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主張。儒家的“以仁治國，克己復禮”，墨家的“兼愛非攻”，道家的“無為而治”，法家的“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

他們最大的悲劇在於他們倡行“法治”卻又最終“為法所治”。他們主張的“法治”缺乏了法治應有之義，法家“法治”的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但最直接的目的是維護帝王之治。他們主張的“法”是君主之下的法，將法異化為最高統治者手中的工具，這種“法治”實為帝王一人而左右，“法治”與帝王的賢愚緊緊相連，是帝王之法，於是貌似“法治”實則是“人治”。“人治”的隨意性最終決定了他們的悲劇命運。

法家思想以務實和積極入世的精神主張登上了歷史舞臺，它拋棄了“禮治”、“德治”，力主變法，實行以法治來構建新的社會政治經濟秩序，從而實現了國家的統一，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榮，國力的強盛。但與此形成鮮明而深刻的矛盾對比的是，一些著名的法家的代表人物卻都死於非命。

比如韓非子，秦國採用了韓非子的主張，得以兼併六國，成就霸業。韓非子因而聲望日隆，由此遭到秦國宰相、他的舊日同窗李斯嫉妒，被陷害下獄，最終死於秦國獄中。而李斯本人同樣作為法家代表，為秦始皇統一文字、度量衡做出貢獻，後來被趙高陷害，被腰斬於咸陽鬧市，並夷三族。在他們之前的商鞅的結局也不例外，

各個在位君主雖然大力支援法制，然此法制並非彼法制。當朝君主為了集權必然會借法制之名整治一些皇權、利益集團，這些集團沒有活路又會影響君主地位的動搖，所以君主用法制之名打壓完之後在卸磨殺驢。如此迴圈，直至集權制度達到巔峰。再用儒家思想統治。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輪迴就是這樣形成的。

法家人物死亡是那個時代的必然，也是當時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的進步。

由此可見，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是多美的美好，才是真正的法制時代。

所有不以百姓福祉為出發點的政策思想，不僅對人民嚴苛，最終是傷身害己，為政者還是要以“為人民服務”而不是“讓人民為我服務”為宗旨，才是大道。

法家在漢武帝以前是沒有這個稱呼的，他們屬於道家的法派，以老子為信仰核心，專心研究《道德經》，實際上是道家為主，儒家為輔的一種帝王之術，從這個意義來說，《道德經》也可以被稱之為《道儒經》。

現在所說的道家，實際上主要是道家道派，以黃帝為信仰核心，專心研究《道經》。

道家講究“負陰而抱陽”，習慣於暗處觀察及行事，講究默默無聞，講究陰謀詭計，講究低聲下氣，一直推崇的是道派的思想和價值觀，講究“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講究“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講究“飛鳥盡，良弓藏”，追求當“弓才”為己任，就像姜子牙，就像張子房，就像劉伯溫。

道家法派，也就是後來所謂法家，他們的命運為了貫徹“負陰而抱陽”原則，一般都講究“士為知己者死”，講究“狡兔死，走狗烹”，“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為了一時的榮光，身死族滅也無所謂，以追求當“狗才”為己任，就像漢景帝時期的“蒼鷹”郅都，就像漢武帝時期的張湯、主父偃、江充，就像武則天時期的來俊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