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寧遠怎麼想的不重要，關鍵是胡宗憲是怎麼想的，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一、

看《大明王朝1566》會給人一種錯覺，那就是胡宗憲的所作所為，所有出發點都是為國為民，是大明朝的“媳婦”，兩頭受氣。

尤其是對待改稻為桑上面，他是堅決反對的，甚至不惜跟嚴黨決裂，但其實，並非完全如此！

雖然，鄭泌昌、何茂才指使馬寧遠毀堤淹田之事是瞞著胡宗憲進行的，但我們要用腳趾頭想一下，作為浙直總督，胡宗憲不會在各大重要衙門埋下眼線嗎？

有了這個推斷，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毀堤淹田始末，就會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覺，或許，我們都被胡宗憲給騙了！

我們看，胡宗憲請求延緩改稻為桑的奏摺是什麼時候發的？

是毀堤淹田之後，是死了幾千名百姓，又有幾十萬百姓無家可歸的前提下，而且請求延緩改稻為桑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倭寇在蠢蠢欲動。

有人說，不對，在毀堤淹田之前胡宗憲就上過一份奏摺，嘉靖帝沒有看直接給打回來了，這才有了毀堤淹田。

而這份奏摺講的並非延緩改稻為桑，而是借糧：

“所有的事我今天就給朝廷上奏疏，請朝廷督促鄰省給我們調糧，布政使衙門和按察使衙門現在立刻去向各米行催貸糧食。”

二、

而胡宗憲為什麼要上這份奏摺呢？

就是因為杭州知府馬寧遠縱馬踏苗，還抓了幾個以齊大柱為首的老百姓，迫使這群老百姓包圍了浙江總督府。老百姓包圍官府府邸，這不是小事，搞不好就會出現流血事件，甚至民變，所以胡宗憲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在這之前，胡宗憲其實一直在強推改稻為桑，只不過選擇的方式是委婉的，並非是特別激進的。

這項國策正月就已經制定了，到了四月份還沒有推行下去，因此，浙江的官員把新安江沿線的各個堰口都堵上了，就是製造乾旱，迫使老百姓改稻為桑。

不要講堵堰口的事，胡宗憲也不清楚，如果他不清楚，他也不會在老百姓包圍總督府後命令杭州知府馬寧遠：

“抓的人立刻放了，新安江各個堰口立刻放水灌溉秧苗。你帶著各縣知縣親自去辦。”

其實不僅堵堰口的事，胡宗憲一清二楚，縱馬踏苗之事也跟他脫離不開干係！

踏苗的兵士可不是臬司衙門的兵，這是正兒八經的騎兵部隊，是戚繼光用來對敵的軍隊。正常情況下，各地官府需要用兵時，都是調動各衙門的差役，或者是臬司衙門的兵。這就類似於先動用警察，再不行是武警，最後才是正規軍，這也不是隨便一個杭州知府就能調的。

三、

所以，在戚繼光趕過來要把軍隊帶走時，馬寧遠是不怕他的，而且至少多次強調，這個兵是有調令的，是部院調來的：

“戚繼光，兵是部院調給我的，你沒有權利帶走！”

在戚繼光不理會馬寧遠之後，馬寧遠馬上就反應過來，這個調令肯定是譚倫下給戚繼光的，於是又搬出了胡宗憲來壓戚繼光：

“戚繼光，你是部堂的人，我也是部堂的人，想反水，沒有好下場！”

由此可見，從馬寧遠的潛意識中，他跟戚繼光是同一陣營的，而且戚繼光的行為會導致胡宗憲的反感。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戚繼光並沒有理會馬寧遠，只講自己有調令，但就是不給馬寧遠看：

“有調令也用不著給你看，想知道，去上面問。”

如果戚繼光真有胡宗憲的調令，他必然會馬上掏出來，之所以沒掏出來，就是因為他是奉譚倫的命令前來調兵的。

所以，馬寧遠才會氣呼呼地押著幾個鬧事的百姓，要去找胡宗憲評理：

“回杭州，見到部堂大人再說！”

甚至在看到譚倫之後，馬寧遠還當著胡宗憲的面喊著，要抓譚倫：

“大人們都看清楚了，就是這個人夥同戚繼光乾的好事！”

所以，縱馬踏苗這事，跟胡宗憲絕對脫離不開干係，至少他是知情的，而且士兵也是他調給馬寧遠的。

四、

不僅如此，馬寧遠當著胡宗憲的面還說了這麼一句話：

“我們在前面賣命，別人在後面拆臺！乾脆說，朝廷改稻田為桑田的國策還要不要人幹？要這樣幹，我們可幹不了！”

眼看譚倫下不了臺了，胡宗憲才出來打馬虎眼，接下了這口鍋：

“是我叫戚繼光把兵帶走的。”

此話一出，大出馬寧遠的所料，他根本就想不明白的，改稻為桑如果改不好，首先受處分的就是胡宗憲，這也是後來他瞞著胡宗憲毀堤淹田的出發點。

胡宗憲也很清楚，改稻為桑如果完成不了，國庫的窟窿就補不上，嘉靖帝就會衝嚴黨發飆，到時候，嚴嵩、嚴世蕃、胡宗憲都跑不掉。

但胡宗憲又不能不考慮譚倫，譚倫是裕王派來的人，裕王是未來的皇帝，胡宗憲再傻，也不會以得罪裕王為代價完成業績。

所以，對他來說，如果能正常的改稻為桑，老百姓能自願改，那是最好的結果。顯然，這種結局並非是裕王等人希望看到的，譚倫就在浙江盯著，縱馬踏苗真的踢死了老百姓，譚倫的彈劾奏摺就夠胡宗憲吃一壺的。

所以，胡宗憲，既想完成改稻為桑的國策，又不能讓譚倫挑出毛病來，這樣一來，事情就非常難辦了。

事情難辦，不代表不能辦，胡宗憲清楚，自己不急，上面也會急，上面急了，事情就有轉機。

所以，不要覺得毀堤淹田這種事是瞞著胡宗憲乾的，浙江這地面，他可比嚴世蕃熟悉多了，嚴世蕃能想到的策略，他會想不到？

五、

馬寧遠作為胡宗憲忠實的下屬，思上級之所思，想上級之所想，愁上級之所愁。所以，他才會被鄭泌昌和何茂才，以及楊金水這麼一句簡單的話所矇住，豈不知，不過是他的見機行事罷了：

“忠上司認主子是你的長處，但是我問你，你聽胡部堂的，胡部堂聽誰的？還不是聽嚴閣老小閣老的？那麼你聽嚴閣老小閣老的，還能有錯？”

脫離了嚴黨，不認恩師，胡宗憲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他活不成。脫離了裕王這邊，胡宗憲也沒有好果子吃，先不說大明早晚是裕王的，單就譚倫這個眼線，他就對付不了。

而毀堤淹田這個策略，是可以成功進行改稻為桑的，缺德的地方是坑了老百姓，這一點胡宗憲也很清楚。

一方面田已經毀了，老百姓想種水稻也種不成，只能改桑田，造成既定事實。另一方面，胡宗憲是不知情的，而且還勇敢積極地賑災，在裕王這邊也獲得好感。

此舉是既能完成任務，又能不至於得罪人，這才是胡宗憲最想看到的結局，馬寧遠顯然也預測到了，所以才會說：

“部堂大人不再夾在裡面為難，屬下這顆人頭賠了也值。”

但胡宗憲要想達到目的，還有一難，那就是怎麼說服淳安和建德的百姓，做出犧牲？

因為新安江的水太大，九縣決口，一個地方堵不住，其餘地方也堵不住，唯一的辦法只有疏，但這樣做的後果是什麼呢？

就是淳安和建德會有人傷亡，很容易理解，水還是那麼多水，往九個縣流和往一個半縣流，每個縣的水量是不同的。或許田同時被毀，不至於死這麼多人，但受災的民眾會多一些，只開淳安和建德，則會淹死人。

這要是讓淳安和建德的老百姓投票同意自己被淹，透過性幾乎為零，所以，那些可愛的大頭兵必須得死！

只有他們死了，胡宗憲才有理由跟其他鄉親們說，自己已經盡力了，實在堵不住了。也只有他們死了，胡宗憲才能下命令把這個口子再挖大，讓水流再大一點，以便保住其他幾個縣。

大明朝的老百姓，太容易感動了，人都是有良心的，見到士兵為了堵口子，命都沒了，也就接受了這個結局。

後面一系列的騷操作，都在表明，胡宗憲雖然沒有想過做傷天害理之事。但是其行為滋生了這種土壤，在他的地盤上出現這種事，也就順理成章了。

正所謂，神仙打仗，百姓遭殃，清流跟嚴黨鬥法，胡宗憲夾在中間誰也不想得罪，最終只能選擇得罪那群跳河士兵，得罪那群被淹老百姓了。

而馬寧遠，誰能保證，他不是胡宗憲的棄子呢？

既然選擇了當棋子，還能有什麼想法啊，任人擺佈罷了！

毀堤淹田是上面默許了的，胡宗憲是嚴嵩的學生，可以胡宗憲的性格他不會幹。再者就是譚倫偏偏又在胡宗憲身邊。用胡宗憲自己的話說，就是我本可以利用嚴嵩的關係慢慢辦，一年分為三年幹，這樣也不會逼反浙江百姓，事緩則圓，可譚倫一來，任誰都會認為這是黨爭。胡宗憲就必須站隊表名立場。

馬寧遠本來是個舉人，家裡人又都是老實巴交的舉人。如果不是胡宗憲提拔他、栽培他，他是做不到杭州知府這個位子的。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士為知己者死。馬寧遠是個認死理的人，為了報答胡宗憲的知遇之恩，他是願意犧牲掉自己的。

胡宗憲是浙直總督，改稻為桑自然是胡宗憲的責任。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改稻為桑國策的推行，都是馬寧遠頂在前面幹。比如他帶戚繼光的兵去踏老百姓的青苗。面對老百姓的反抗，他都是毫不畏懼的，甚至可以說他是豁出性命去幹這件差事。後來戚繼光要把他計程車兵帶走，馬寧遠這樣質問過戚繼光：

“戚繼光，我也是部堂（胡宗憲）的人。”“想反水，沒有好下場。”

後來，他還對身邊的官員這樣說過：“怕死了，怕死就把紗帽留下。你們走。”面對無數老百姓的質問，他依然無所畏懼。從這一點來看，馬寧遠還是不錯的。

胡宗憲上疏延緩改稻為桑，這使得嚴世蕃極為不滿。畢竟胡宗憲是浙直總督，他不嚴世蕃的帳，嚴世蕃是很難光明正大的做成這件事情的。所以為了強力推行改稻為桑的國策，嚴世蕃便趁著端午汛毀堤淹田，把浙江九個縣給淹了，這樣就可以賤買災民的田地。

當時，在浙江執行嚴世蕃這個主意的人主要是鄭必昌、何茂才。由於這個國策是嘉靖支援，司禮監的呂芳也是站在嚴黨這一邊的。織造局的楊金水也是積極的籌辦這件事情。

可是他們三個人都是聰明人。誰都知道明哲保身，所以他們自然得不會自己出面去幹這件事情。前面踏老百姓青苗雖然是馬寧遠乾的，但是極有可能也是他們幾個人的主意。另外，馬寧遠是杭州知府，他負責監修新安江大堤，毀堤淹田是不可能繞不過他的。

馬寧遠並非不知道毀堤淹田的後果，只是他被楊金水等人利用。畢竟胡宗憲是嚴黨的人，毀堤淹田又是嚴世蕃的意思。馬寧遠是想著自己替胡宗憲把這件事情給幹了。這樣能夠讓胡宗憲在嚴黨那裡過關。如果朝廷事後要追究責任，馬寧遠就犧牲自己，一個人把責任給擔了。

正如馬寧遠自己所說：

“部堂大人不再夾在裡面為難，屬下這顆人頭賠了也值。”

對此問題你有什麼不同的見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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